1933年春，日军进犯华北，迫近顺义、香河、通县，平津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中共中央洞察形势，即派刚刚从法国回国的杨秀峰赶赴北平，做华北文化知识界上层人士的工作，领导抗日运动，到中国大学任教。 　　　　我的父亲何其巩，“五四”运动时担任安徽学生联合会会长，领导学运。1921年加入冯玉祥将军领导的西北军，后任秘书长，向往苏联革命，曾两次赴苏政治考察。1928年任北平第一任市长。1933年被蒋介石委任为北平政整会秘书长，但此时北平的当权者何应钦、黄郛、王克敏等都是亲日派，唯何其巩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吉鸿昌联系紧密。何其巩憎恶蒋介石、何应钦破坏冯玉祥抗日、消除异己的做法，愤而辞去政整会秘书长一职，离开政界，接受华北大学董事会聘请，入掌华北大学，后又担任中国大学常务董事。 　　　　杨秀峰是五四运动的先行者，1930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抵平后很快和一些进步学者取得了联系。何其巩和五四运动时期的前辈李达、吴承仕、许德珩及张东荪、罗隆基等进步人士，响应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接受杨秀峰的提议，积极投身学生爱国民主行动中，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全面抗战预作准备。 　　　　 　　　　一、 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大学是1912年孙中山先生为反对袁世凯反动统治，培养革命人才所创办。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在中国大学拥有雄厚的力量，李达、黄松龄、吴承仕、杨秀峰、齐燕铭、张友渔、吕振羽，还有陈伯达化名陈志梅等一大批党员教授都在中大执教。他们不仅在课堂上宣讲革命理论，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亲身参加和指导学生们的各种社会活动，播撒革命火种。中国大学在学生中建立了党支部，有50多名共产党员和100多名党的外围组织“民族先锋队”队员，有“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和民先总队的负责人董毓华、白乙化、李兆麟、黄诚、段君毅、任仲夷、杨易辰、余修等，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学校。时任中国大学校长的王正廷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不能到校履职，代执校政的祁大鹏，顽固坚持破坏学生抗日运动的立场。1936年9月，中国大学爆发革命学潮，中大学生会、党支部报经中共北平市委同意组织了“驱祁迎何”运动。由于全校爱国师生的支持和董事会的信任，何其巩出任中国大学代理校长，后转为校长。 　　　　何其巩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中大党支部和何其巩研究，因何校长与冀察军政负责人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同为西北军冯玉祥将军旧部，关系深厚，于是由何校长和学生会出面邀请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等到中大视察。学生会张贴“拥护宋委员长领导抗日”、“拥护廿九军”等以示欢迎。宋哲元在逸仙堂发表讲话，号召同学们“勿忘国耻、自强不息”，博得同学们的热烈掌声。次日，平津各报都登载何其巩入主中长，宋哲元等冀察政要莅临祝贺讲话的消息。从此“中国大学就像北平学生运动的根据地一样，姚依林同志领导的北平学生联合会、民先总队、华北各界救国会、东北抗日救国会等进步组织都搬到中大来了”。到中大参加抗日活动的人们络绎不绝，夜晚中大教室、办公室灯火通明，中大革命学潮的胜利把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中大蓬勃的抗日局面引起了反动分子的惊恐，1937年初，王正廷、祁大鹏策划逮捕了中大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黄诚、史立德等五名同学，关押在冀察政委会军法处，不久国民党当局命北平市长将中大五生秘密解往南京。2月初，宋哲元回山东老家过年，农历正月初二何其巩赶到乐陵说服宋哲元，讨回宋的手令，黄诚等五同学被释出狱。 　　　　1936年以来，日军除对华北加紧军事侵略，还在武装保护下疯狂进行走私活动，贿赂海关、收买税收人员、逃避关税，进行经济掠夺；又通过买办，廉价套购棉花、粮食、烟叶、油料，并低价倾销日本工业品和大量毒品，严重破坏中国国民经济，损害了民族工商业者利益，也严重影响着冀察当局财政收入。日军在热河广种鸦片，由日商包销，在北平市内开设“大烟馆”、“白面馆”，一时间，大烟鬼、白面客流窜街头，抢掠盗窃，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市民人人自危。在何其巩校长的支持下，杨秀峰主持北平各界救国会在中国大学召开扩大会议反对走私。到会代表50余人：北平商会会长邹荃荪和同业公会代表20余人，北平各界救国会和教联的代表杨秀峰、许德珩、张申府，妇女界刘清扬，学联史立德，新闻界罗隆基、窦子洪，工人代表是长辛店铁路工会秦其武，东北救亡总会北平负责人于毅夫，梨园公会侯喜瑞和会长杨小楼的代表刘砚芳及三友实业社驻平代表等。会议的组织接待都是中大学生会负责，由杨秀峰和商会邹会长主持。会议讨论决定，各界联合起来，广泛宣传，号召民众以实际行动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服用国货”运动，打击日军的走私活动；并委托北平商会、北平学联进行筹备事宜。商会会长提出，北平举行偌大行动，应将各界意见面陈秦市长。会议遂公推邹会长和学联代表去市政府面陈北平各界的意见，结果会谈取得了成功。接着，北平商会在开明戏院召开一个20余个同业公会的代表大会，到会千余人。杨秀峰应邀参加大会并讲话祝贺，大家一致拥护北平各界救国会的倡议，纷纷表示支持反对日军走私活动和服用国货的主张。至此，“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工商业界也进一步结合起来。 　　　　根据中共党组织坚决反对日军走私活动的指示，北平各界救国会和北平学联在中国大学举行了服用国货、声讨日军走私活动的动员大会，与会各校和工商业界代表千余人。会后，各校进行深入宣传，纺织业还专门出了一种名为“抗日呢”的面料，一时风靡市场，深受群众欢迎。许多女同学也脱下旗袍、西装衣裙，穿着土布制作的工人服，以实际行动响应各界救国会的倡议。 　　　　1937年5月，中大政经学会丛书《论集体研究》出版，该书由黄松龄作序，何其巩题写书名。最后一篇研究大纲题目为《日本侵略问题》，文章开头即指出，“九一八”事变不是离间历史的因果关系，而孤立的、偶然的发生的，故为彻底了解中日问题起见，不能不进一步溯及“九一八”以前的史实。将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日本侵略中国的阶段、日本侵略中国之现阶段、日本侵略中国的将来等列为六大标题，冀从历史、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多方面因素剖析研讨。在中国应对策略则提出“坠入经济提携的圈套而投降”或“建立联合战线以抗战”二者必取其一。大纲最后提出“日本侵略中国与世界大战”重大命题。这本书的出版意在引起全国民众的警觉，受到北平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标志着中国大学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阵地，做好了坚持全面抗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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