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及“北方救国会”的抗战历程 何嗣珌 论文　　1933年春，日军进犯华北，迫近顺义、香河、通县，平津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中共中央洞察形势，即派刚刚从法国回国的杨秀峰赶赴北平，做华北文化知识界上层人士的工作，领导抗日运动，到中国大学任教。 　　我的父亲何其巩，“五四”运动时担任安徽学生联合会会长，领导学运。1921年加入冯玉祥将军领导的西北军，后任秘书长，向往苏联革命，曾两次赴苏政治考察。1928年任北平第一任市长。1933年被蒋介石委任为北平政整会秘书长，但此时北平的当权者何应钦、黄郛、王克敏等都是亲日派，唯何其巩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吉鸿昌联系紧密。何其巩憎恶蒋介石、何应钦破坏冯玉祥抗日、消除异己的做法，愤而辞去政整会秘书长一职，离开政界，接受华北大学董事会聘请，入掌华北大学，后又担任中国大学常务董事。 　　杨秀峰是五四运动的先行者，1930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抵平后很快和一些进步学者取得了联系。何其巩和五四运动时期的前辈李达、吴承仕、许德珩及张东荪、罗隆基等进步人士，响应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接受杨秀峰的提议，积极投身学生爱国民主行动中，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全面抗战预作准备。 　　 　　一、 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大学是1912年孙中山先生为反对袁世凯反动统治，培养革命人才所创办。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在中国大学拥有雄厚的力量，李达、黄松龄、吴承仕、杨秀峰、齐燕铭、张友渔、吕振羽，还有陈伯达化名陈志梅等一大批党员教授都在中大执教。他们不仅在课堂上宣讲革命理论，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亲身参加和指导学生们的各种社会活动，播撒革命火种。中国大学在学生中建立了党支部，有50多名共产党员和100多名党的外围组织“民族先锋队”队员，有“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和民先总队的负责人董毓华、白乙化、李兆麟、黄诚、段君毅、任仲夷、杨易辰、余修等，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学校。时任中国大学校长的王正廷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不能到校履职，代执校政的祁大鹏，顽固坚持破坏学生抗日运动的立场。1936年9月，中国大学爆发革命学潮，中大学生会、党支部报经中共北平市委同意组织了“驱祁迎何”运动。由于全校爱国师生的支持和董事会的信任，何其巩出任中国大学代理校长，后转为校长。 　　何其巩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中大党支部和何其巩研究，因何校长与冀察军政负责人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同为西北军冯玉祥将军旧部，关系深厚，于是由何校长和学生会出面邀请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等到中大视察。学生会张贴“拥护宋委员长领导抗日”、“拥护廿九军”等以示欢迎。宋哲元在逸仙堂发表讲话，号召同学们“勿忘国耻、自强不息”，博得同学们的热烈掌声。次日，平津各报都登载何其巩入主中长，宋哲元等冀察政要莅临祝贺讲话的消息。从此“中国大学就像北平学生运动的根据地一样，姚依林同志领导的北平学生联合会、民先总队、华北各界救国会、东北抗日救国会等进步组织都搬到中大来了”。到中大参加抗日活动的人们络绎不绝，夜晚中大教室、办公室灯火通明，中大革命学潮的胜利把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中大蓬勃的抗日局面引起了反动分子的惊恐，1937年初，王正廷、祁大鹏策划逮捕了中大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黄诚、史立德等五名同学，关押在冀察政委会军法处，不久国民党当局命北平市长将中大五生秘密解往南京。2月初，宋哲元回山东老家过年，农历正月初二何其巩赶到乐陵说服宋哲元，讨回宋的手令，黄诚等五同学被释出狱。 　　1936年以来，日军除对华北加紧军事侵略，还在武装保护下疯狂进行走私活动，贿赂海关、收买税收人员、逃避关税，进行经济掠夺；又通过买办，廉价套购棉花、粮食、烟叶、油料，并低价倾销日本工业品和大量毒品，严重破坏中国国民经济，损害了民族工商业者利益，也严重影响着冀察当局财政收入。日军在热河广种鸦片，由日商包销，在北平市内开设“大烟馆”、“白面馆”，一时间，大烟鬼、白面客流窜街头，抢掠盗窃，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市民人人自危。在何其巩校长的支持下，杨秀峰主持北平各界救国会在中国大学召开扩大会议反对走私。到会代表50余人：北平商会会长邹荃荪和同业公会代表20余人，北平各界救国会和教联的代表杨秀峰、许德珩、张申府，妇女界刘清扬，学联史立德，新闻界罗隆基、窦子洪，工人代表是长辛店铁路工会秦其武，东北救亡总会北平负责人于毅夫，梨园公会侯喜瑞和会长杨小楼的代表刘砚芳及三友实业社驻平代表等。会议的组织接待都是中大学生会负责，由杨秀峰和商会邹会长主持。会议讨论决定，各界联合起来，广泛宣传，号召民众以实际行动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服用国货”运动，打击日军的走私活动；并委托北平商会、北平学联进行筹备事宜。商会会长提出，北平举行偌大行动，应将各界意见面陈秦市长。会议遂公推邹会长和学联代表去市政府面陈北平各界的意见，结果会谈取得了成功。接着，北平商会在开明戏院召开一个20余个同业公会的代表大会，到会千余人。杨秀峰应邀参加大会并讲话祝贺，大家一致拥护北平各界救国会的倡议，纷纷表示支持反对日军走私活动和服用国货的主张。至此，“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工商业界也进一步结合起来。 　　根据中共党组织坚决反对日军走私活动的指示，北平各界救国会和北平学联在中国大学举行了服用国货、声讨日军走私活动的动员大会，与会各校和工商业界代表千余人。会后，各校进行深入宣传，纺织业还专门出了一种名为“抗日呢”的面料，一时风靡市场，深受群众欢迎。许多女同学也脱下旗袍、西装衣裙，穿着土布制作的工人服，以实际行动响应各界救国会的倡议。 　　1937年5月，中大政经学会丛书《论集体研究》出版，该书由黄松龄作序，何其巩题写书名。最后一篇研究大纲题目为《日本侵略问题》，文章开头即指出，“九一八”事变不是离间历史的因果关系，而孤立的、偶然的发生的，故为彻底了解中日问题起见，不能不进一步溯及“九一八”以前的史实。将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日本侵略中国的阶段、日本侵略中国之现阶段、日本侵略中国的将来等列为六大标题，冀从历史、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多方面因素剖析研讨。在中国应对策略则提出“坠入经济提携的圈套而投降”或“建立联合战线以抗战”二者必取其一。大纲最后提出“日本侵略中国与世界大战”重大命题。这本书的出版意在引起全国民众的警觉，受到北平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标志着中国大学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阵地，做好了坚持全面抗战的准备。 　　 　　二、 在沦陷区战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就此开始。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开始安排北平的国立院校北大、清华和北师大等院校迁往内地。何其巩征得冯玉祥将军同意，拟将中国大学迁往山东泰安，作为培养华北青年的爱国教育基地，后因战事变化未果。 　　中共中央北方局通过杨秀峰向何其巩转达中共领导的意见，希望何先生留在敌占区为人民做工作，建议中国大学在北平继续办下去。何其巩毅然承担了坚持地下斗争的重任。此时，国民党教育部指定中国大学留在北平继续办学。“作造就陷区青年遣往内地之枢纽，并以掩护地下工作人员机关”。 　　中国大学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分路撤离北平，在杨秀峰、齐燕铭等同志率领下，一大批在中国大学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经过“一二·九”运动历练的优秀青年，奔赴各抗日战场。在后来的战斗中，白乙化等壮烈殉国，黄诚等牺牲在蒋介石反动派的屠刀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杨秀峰、全国政协秘书长齐燕铭、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易辰和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等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3年春，日军进犯华北，迫近顺义、香河、通县，平津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中共中央洞察形势，即派刚刚从法国回国的杨秀峰赶赴北平，做华北文化知识界上层人士的工作，领导抗日运动，到中国大学任教。 　　我的父亲何其巩，“五四”运动时担任安徽学生联合会会长，领导学运。1921年加入冯玉祥将军领导的西北军，后任秘书长，向往苏联革命，曾两次赴苏政治考察。1928年任北平第一任市长。1933年被蒋介石委任为北平政整会秘书长，但此时北平的当权者何应钦、黄郛、王克敏等都是亲日派，唯何其巩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吉鸿昌联系紧密。何其巩憎恶蒋介石、何应钦破坏冯玉祥抗日、消除异己的做法，愤而辞去政整会秘书长一职，离开政界，接受华北大学董事会聘请，入掌华北大学，后又担任中国大学常务董事。 　　杨秀峰是五四运动的先行者，1930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抵平后很快和一些进步学者取得了联系。何其巩和五四运动时期的前辈李达、吴承仕、许德珩及张东荪、罗隆基等进步人士，响应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接受杨秀峰的提议，积极投身学生爱国民主行动中，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全面抗战预作准备。 　　 　　一、 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大学是1912年孙中山先生为反对袁世凯反动统治，培养革命人才所创办。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在中国大学拥有雄厚的力量，李达、黄松龄、吴承仕、杨秀峰、齐燕铭、张友渔、吕振羽，还有陈伯达化名陈志梅等一大批党员教授都在中大执教。他们不仅在课堂上宣讲革命理论，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亲身参加和指导学生们的各种社会活动，播撒革命火种。中国大学在学生中建立了党支部，有50多名共产党员和100多名党的外围组织“民族先锋队”队员，有“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和民先总队的负责人董毓华、白乙化、李兆麟、黄诚、段君毅、任仲夷、杨易辰、余修等，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学校。时任中国大学校长的王正廷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不能到校履职，代执校政的祁大鹏，顽固坚持破坏学生抗日运动的立场。1936年9月，中国大学爆发革命学潮，中大学生会、党支部报经中共北平市委同意组织了“驱祁迎何”运动。由于全校爱国师生的支持和董事会的信任，何其巩出任中国大学代理校长，后转为校长。 　　何其巩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中大党支部和何其巩研究，因何校长与冀察军政负责人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同为西北军冯玉祥将军旧部，关系深厚，于是由何校长和学生会出面邀请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等到中大视察。学生会张贴“拥护宋委员长领导抗日”、“拥护廿九军”等以示欢迎。宋哲元在逸仙堂发表讲话，号召同学们“勿忘国耻、自强不息”，博得同学们的热烈掌声。次日，平津各报都登载何其巩入主中长，宋哲元等冀察政要莅临祝贺讲话的消息。从此“中国大学就像北平学生运动的根据地一样，姚依林同志领导的北平学生联合会、民先总队、华北各界救国会、东北抗日救国会等进步组织都搬到中大来了”。到中大参加抗日活动的人们络绎不绝，夜晚中大教室、办公室灯火通明，中大革命学潮的胜利把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中大蓬勃的抗日局面引起了反动分子的惊恐，1937年初，王正廷、祁大鹏策划逮捕了中大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黄诚、史立德等五名同学，关押在冀察政委会军法处，不久国民党当局命北平市长将中大五生秘密解往南京。2月初，宋哲元回山东老家过年，农历正月初二何其巩赶到乐陵说服宋哲元，讨回宋的手令，黄诚等五同学被释出狱。 　　1936年以来，日军除对华北加紧军事侵略，还在武装保护下疯狂进行走私活动，贿赂海关、收买税收人员、逃避关税，进行经济掠夺；又通过买办，廉价套购棉花、粮食、烟叶、油料，并低价倾销日本工业品和大量毒品，严重破坏中国国民经济，损害了民族工商业者利益，也严重影响着冀察当局财政收入。日军在热河广种鸦片，由日商包销，在北平市内开设“大烟馆”、“白面馆”，一时间，大烟鬼、白面客流窜街头，抢掠盗窃，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市民人人自危。在何其巩校长的支持下，杨秀峰主持北平各界救国会在中国大学召开扩大会议反对走私。到会代表50余人：北平商会会长邹荃荪和同业公会代表20余人，北平各界救国会和教联的代表杨秀峰、许德珩、张申府，妇女界刘清扬，学联史立德，新闻界罗隆基、窦子洪，工人代表是长辛店铁路工会秦其武，东北救亡总会北平负责人于毅夫，梨园公会侯喜瑞和会长杨小楼的代表刘砚芳及三友实业社驻平代表等。会议的组织接待都是中大学生会负责，由杨秀峰和商会邹会长主持。会议讨论决定，各界联合起来，广泛宣传，号召民众以实际行动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服用国货”运动，打击日军的走私活动；并委托北平商会、北平学联进行筹备事宜。商会会长提出，北平举行偌大行动，应将各界意见面陈秦市长。会议遂公推邹会长和学联代表去市政府面陈北平各界的意见，结果会谈取得了成功。接着，北平商会在开明戏院召开一个20余个同业公会的代表大会，到会千余人。杨秀峰应邀参加大会并讲话祝贺，大家一致拥护北平各界救国会的倡议，纷纷表示支持反对日军走私活动和服用国货的主张。至此，“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工商业界也进一步结合起来。 　　根据中共党组织坚决反对日军走私活动的指示，北平各界救国会和北平学联在中国大学举行了服用国货、声讨日军走私活动的动员大会，与会各校和工商业界代表千余人。会后，各校进行深入宣传，纺织业还专门出了一种名为“抗日呢”的面料，一时风靡市场，深受群众欢迎。许多女同学也脱下旗袍、西装衣裙，穿着土布制作的工人服，以实际行动响应各界救国会的倡议。 　　1937年5月，中大政经学会丛书《论集体研究》出版，该书由黄松龄作序，何其巩题写书名。最后一篇研究大纲题目为《日本侵略问题》，文章开头即指出，“九一八”事变不是离间历史的因果关系，而孤立的、偶然的发生的，故为彻底了解中日问题起见，不能不进一步溯及“九一八”以前的史实。将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日本侵略中国的阶段、日本侵略中国之现阶段、日本侵略中国的将来等列为六大标题，冀从历史、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多方面因素剖析研讨。在中国应对策略则提出“坠入经济提携的圈套而投降”或“建立联合战线以抗战”二者必取其一。大纲最后提出“日本侵略中国与世界大战”重大命题。这本书的出版意在引起全国民众的警觉，受到北平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标志着中国大学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阵地，做好了坚持全面抗战的准备。 　　 　　二、 在沦陷区战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就此开始。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开始安排北平的国立院校北大、清华和北师大等院校迁往内地。何其巩征得冯玉祥将军同意，拟将中国大学迁往山东泰安，作为培养华北青年的爱国教育基地，后因战事变化未果。 　　中共中央北方局通过杨秀峰向何其巩转达中共领导的意见，希望何先生留在敌占区为人民做工作，建议中国大学在北平继续办下去。何其巩毅然承担了坚持地下斗争的重任。此时，国民党教育部指定中国大学留在北平继续办学。“作造就陷区青年遣往内地之枢纽，并以掩护地下工作人员机关”。 　　中国大学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分路撤离北平，在杨秀峰、齐燕铭等同志率领下，一大批在中国大学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经过“一二·九”运动历练的优秀青年，奔赴各抗日战场。在后来的战斗中，白乙化等壮烈殉国，黄诚等牺牲在蒋介石反动派的屠刀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杨秀峰、全国政协秘书长齐燕铭、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易辰和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等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杨秀峰离平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张德懋长期留在北平坚持地下工作，作为地下党的联络员，与何其巩单线联系，何校长把他安排作中大图书馆主任，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建立了秘密通道，接受指示，传送情报。 　　北平沦陷时期，何其巩坚持“中国人的中国大学”拒绝日伪势力入侵，不受敌伪资助，日伪多次发难，皆被何其巩阻止。1937年9月6日，日本武官今井正夫下令将何其巩拘至兵营，恫吓备至，当天放回。 　　1938年初，中共中央从延安派王定南到北平主持北平联络局，与何其巩联系。按照中央的指示，由何其巩出面牵头组织“北方救国会”领导民主统一运动。这个秘密的情侦机构由中共党员、国民党员、国社党成员和无党派进步人士十余人组成。组织的核心是何其巩，张东荪（代表民盟）和王定南（代表中共），为常务理事。秘书长是北平联络局成员张德懋。“北方救国会”成立大会，到会十余人，会议起草了《驳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这个文件，由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交路透社发到伦敦广播。全世界都听到了来自日本占领区的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声音。彭德怀代表中共北方局亲笔写信给何其巩，表示对“北方救国会”的赞扬和感谢。 　　“北方救国会”以中国大学为工作基地，联合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组成统一阵线，为拒绝日伪政权的控制，保存和发展抗日民主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在华北伪政权的上层人物中，何其巩的故交旧识相当多，有的为了留一条后路，也乐于与何交往。何其巩能够广泛了解华北敌伪动向，及时通报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北平联络局作出惊人的贡献”，成为我党了解华北敌伪动态的一条重要渠道。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组织，当时在沦陷区对文化教育方面有一条政策原则：要尽力维护名流学者保持民族气节，不为日伪利用，不与日伪合作。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被武力停关，何其巩校长将一大批老一辈教授、专家、学者延揽安置在中国大学任教，靠低微的月薪维持清苦的生活，研究学问，为国育才。何其巩还想尽一切办法，说服社会名流、进步人士，以组织“笔会”等形式，资助齐白石、张大千等国画家维持生计，送米送面接济他们的生活，不使国宝落入敌寇之手。 　　沦陷时期，中国大学的抗日活动非常活跃，中大的很多教授不畏强暴，在课堂上宣讲革命道理，宣传爱国思想。著名抗日教授蓝公武，在课堂上大讲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大讲日本帝国主义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使学生们非常感动。在他的家里，还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组织的读书会，许多同学从这里同共产党取得联系，进入敌后解放区参加抗战。日本宪兵队曾七次逮捕蓝公武教授，用尽酷刑。由于他已经无法在北平立足，1945年夏，在何其巩的帮助下，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将蓝公武送往解放区。 　　1944年，“北方救国会”遭到破坏，4月5日清明节，日本宪兵队将何其巩拘捕入煤渣胡同监狱，因关联无数抗日案件，何自忖必死，便拒绝一切讯问，断然绝食5日。慑于何其巩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日方只得在中国大学校庆的前一天午后6时，将何释放。13日清晨，何其巩出席中国大学校庆大会，受到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 　　日本特务机关为监视何其巩的活动，在何家住宅对面设立“森冈洋行”，建四层小楼，从窗口监视何的行动。何其巩不为所惧，照样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抗战工作，行动更加缜密。 　　 　　三、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基地 　　 　　从1937年10月起，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领导中国大学的共产党员开展抗日工作，张德懋联系了万复、高炎等24名骨干和工作关系。1938年春，日伪政权相继在北平成立机构，万复等人打入日本侵略军在平的心脏，搜集到很多重要情报，送交中共军事指挥机关。万复打入日伪新民会总部机关，派中大经济系毕业生王汉民到内蒙建立蒙疆情报站，以皮货批发部为掩护，向中共大青山抗日部队提供敌人动态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情报是日军北进进攻苏联和出兵南洋的军事情报。他们所领导的其他成员，分别打入“庸报”、日本兴亚院调查所、日本特务组织“皇城事务所”、天津伪警察局等日伪重要部门；又通过社会关系拉出日伪机关的工作人员，向我们提供情报，他们搜集日伪政权的人事组织情况，主要汉奸之间的人事关系，侦察日军的军事行动。日伪发动较大军事行动时，万复等人都能及时把掌握的敌伪行动情报送往平西解放区。 　　1943年，八路军总部保卫部派中共党员白羽到中国大学工作，她和余琦及他们发展的学生党员，在中大组建了党支部，白羽任支部书记。他们以中国大学为活动阵地，宣传救国思想，推动师生进步活动，并打入了日伪广播电台，掌握敌情。 　　抗战期间，中共党组织多次派遣人员由解放区进入北平，大都以中国大学为掩护，如陆元帜、赵得寿和蓝公武的女儿徐华等。中国大学文学院讲师李泽人和两名学生进入晋察冀平西情报站工作。 　　北平沦陷后，北平民族先锋队坚持地下斗争。1937年秋，中国大学的共产党员赵元珠在中国大学和育英中学、五中的同学中发展成员，并联系外校的民先队员，重新建立了中大民先队。陶守文原是清华大学学生，1937年秋转学中大，1939年冬陶守文等6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经中大校长何其巩和6人家属保释方出狱，陶出狱后不久就病故。中大民先队成立后，队员们踊跃奔赴抗日根据地，谭奉先到平西根据地入伍，梁镇汶等许多同学奔赴了延安。 　　…… 　　在何其巩的领导下，中国大学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日军侵华心脏的重要活动基地。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夜，重庆方面突然通过电台广播，何其巩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平代表。同时，蒋介石又下令禁止八路军、新四军受降，不准释放共产党员。何其巩知道这是蒋介石鞭长莫及所施毒计，所谓“代表”只是个空头衔，遂分途与地下党同志研究如何举措。大家一致认为不能拒绝，而应为我所用，不给日伪分子以可乘之机。何其巩立即着手维持地方正常秩序，下令释放北平监狱关押的共产党员，监狱长抵制；何又亲自下了一道手令，由他负全责释放在押的全部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并组织进步人士入狱慰问，制造社会影响，监狱长只得执行。 　　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程子华副政委，边区政府主席宋邵文和社会部长许建国、城工部长刘仁，研究决定派赵明等四人为先遣小队去北平。许建国交待：“你拿着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晋荣臻的公函，用联络参谋的名义到北平去见何其巩、张东荪等人，争取他们配合我军进城受降和接管。”8月18日，赵明在叶笃义陪同下来见何其巩，何接见了赵明，接受了盖有聂荣臻司令员大印的亲笔公函，将北平当前的情况及蒋介石的计谋实情相告，表示尽力配合我军行动，并交给赵明一笔捐助城工部购买石印机的款子。接着，何其巩又接见了城工部代表张大中指派的联系人孟昭威，捐助了一笔款子。这时，蒋介石先是派美军将领琼斯到天津受降，又派空降部队抵达北平，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了受降仪式。10月，撤销了何其巩的“代表”名义，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营主任。 　　12月中旬，蒋介石来平，在圆恩寺蒋的下榻地召集二十余人开会。蒋介石质问何其巩为什么不服从命令释放共产党，拍着桌子向何要人。戴笠也对何其巩大加指责，何其巩争辩道：“八年苦战，大众需要和平民主，这些青年因为抗日而被捕，关押了这么多年，国家胜利了，为什么不把他们释放呢！” 　　从此，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集中力量打击何其巩。1946年10月，在国民党CC系统支持下，王正廷与中大右翼分子相配合勾窜入校，武力逼迫何其巩离开了中国大学。这样，中国大学为国民党右派所把持，成了北平有名的特务党棍、流氓打手汇集的大本营。 　　责任编辑张建安

原文2008-03-18 发表于中国论文网——管理学论文  浏览：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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