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若琳 　　 　　　　在当年北京西四牌南边 的丰盛胡同里有个不起眼的小胡同——三道栅栏。这个小胡同属于北京人说的那种死胡同，后来也不知为什么改名叫南玉带胡同了。当时我家住在这个胡同里的41号院内，另外还有个42号，除此以外，这个死胡同既没有别的号，也不通别处，十分僻静，我正是从这座小院开始了我的革命历程。 　　　　抗战前夕，我家曾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活动点，到北京解放前夕，党组织曾在我家院里创办《解放三日刊》，后被砸毁。它随着北京的革命历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岁月。 　　　　1933年，我父亲阮慕韩从日本留学回国，接受了马列主义，参国了北平地下党，从 此与地主家庭彻底决裂，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北平政法大学、天津法商学院的教授，实际上是在为党做上层知识分子的工作。我小的时候，常见杨秀峰、张友渔、南汉宸、黄松龄等叔叔、伯伯，还有韩幽桐、孙文淑阿姨出入这个小院，他们和父亲一起共商抗日统一战线的大计，我则是睁着好奇的眼睛望着这一切。那时妈妈带着我们姊弟七人，她既要维系一家的生计，教育我们，同时还肩负掩护地下党活动的重任。到我长大以后，妈妈才告诉我，所以要买这个小院，就是因为它地处盲肠式的死胡同内，只有两户人家，便于地下党活动。 　　　　这个小院几经风雨。父亲在这个院里被捕入狱，是妈妈多方设法营救才取保释放，未被解入南京。北平地下党还曾在这个院里组织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我的大姐若珊也是从这个院走向社会，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奔向抗日根据地的。小院还掩护过许多革命同志。记得日本人占领北平前夕，国民党的第一监狱关押了许多政治犯，他们当中许多将被解往南京，生死难卜。这时父亲已转移到抗日根据地，只有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在家里。妈妈冒着极大的风险，把七个大学生保了出来，住在我们家里，又从我们家送往平西游击队。其中有个活跃的学生叫阮务德，至今我仍记得他的模样，听说后来在平西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日本人进北平以后，城里一片恐怖。父亲和姐姐先后离家，家里愈发显得凄凉。学校里来了日本教官，满街都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标语，三民主义不准讲了，要唱日本国歌。家里经常要对付日本人的搜查。为了隐蔽下来，妈妈让我把鲁迅、蒋光赤、胡也频甚至庐隐、郁达夫等30年代进步作家的书投入火焰中，怕纸灰飞起来被人发现，我一页一页地烧，泪水、汗水在火光中滴落。妈妈说，新书念不成了，读点古书吧！她给我讲《诗经》、唐诗、宋词、《古文观止》。当读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时，妈妈哭了，我也哭了。冬天上学路上看到冻饿死在街头的尸体，夏天看到满脸横肉、凶神恶煞的日本兵，国难家仇使我早早地成熟起来，13岁的我内心充满了悲愤与忧愁，我要离开这黑暗的城市，去找父亲，去找姐姐，去抗日，决不当亡国奴！ 　　 　　走出小院 　　 　　　　这一天真的来到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寒假里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妹妹去北海滑冰。蓝天映着白塔，寒冰泛着银光。我们一会儿滑8字，一会儿滑S字，忘却了心中的忧愁。中午回家一进门，妈妈严肃地对我说：“你爸爸来信了，要接你们到根据地去读书，我看你和小武去吧，你们俩身体好，小武整天要打小日本，别再惹出事来。你们明天就动身，赶紧准备吧。”天天想要走，可真的要走了，我反而哭了。我舍不得妈妈。我这一走，家里只剩下小弟弟、小妹妹，谁能帮妈妈分忧解愁呢？妈妈说：“咱们都在北京，万一暴露了，全家被日本人抓去，不如走出去几个好。”妈妈为我准备了简单的行装，给我爸爸带了香烟和钢笔。妈妈嘱咐我：“你爸爸一去五年了，抗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胜利，你爸爸一点不会照顾自己生活，告诉他，有合适的再找一个，妈妈不会怪他的。”我知道我的父母是一对情深义笃的恩爱夫妻，在那国破家亡的年代，他们数年分隔两地，抛亲别爱，音信难通。对妈妈的话，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这一夜，望着清凉如水的月光，稀疏摇曳的藤萝，想到我即将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小院，泪湿透了枕巾。第二天，一家人谁也吃不下饭，傍晚时分，交通员李叔叔来接我们，我和弟弟坐上黄包车，出了小院胡同。暮色中，妈妈伫立在街口目送我们。我不敢回头，眼泪模糊了视线。从此我告别了黑暗中的城市和小院，开始了新的征程。 　　 　　走向延安 　　 　　　　我第一次坐上火车离开北平。李叔叔说：“如果碰上人查问就说是去姥姥家。”一夜过后，我们在一个小站下了车，到了平山县境。这里是一片沃野平原的游击区。刚到村口，一群身穿黑布棉袄，头包着白手巾的冀中姑娘跑来迎接我们。她们个个健壮结实，白天生产，晚上到敌人碉堡前喊话、唱歌。她们还带我去看村里四通八达的地道，教我打霸王鞭，唱“二小放牛郎。”眼前这全新的世界和身边可敬可爱的姑娘们使我忘掉了离家的忧愁。在这里，李叔叔变成了崔叔叔，他就是后来的卫生部长崔月犁。又过了些日子，李叔叔带我到了阜平城南庄，晋察冀边区的首府。我见到了城工部刘仁伯伯，他告诉我：“你父亲已到延安去了，你先到参议会住一段吧！”他问我：“知道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吗？送本书给你，要好好学习。”这样，我住到参议会副议长阎力宣伯伯家里。阎伯伯是一位爱国的长者，一家三代投向抗日政府。老奶奶和大嫂子待我如同亲人。参议会的陈一凡、郎涛南、齐一飞叔叔给我讲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的道理（共产党、国民党、无党派三方合作组成新政府），给我讲解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这些父亲的老战友在一起，我和弟弟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开春时节，叔叔们说边区要开始扫反荡了，组织上决定送我们去延安读书，去见父亲。 　　　　初春三月，我们出发了。我们这支队伍中年岁最大的参议会的议员高持真先生，他已60多岁。队中还有阎力宣先生的寡媳姚锦玉，她在“反扫荡”中为逃避日本兵曾舍身跳崖未死；另外，还有八个孩子，最小的是8岁的陈小燕和她的12岁的哥哥陈小平。在我们这支队伍里，最年富力强的要算高老的警卫员崔一夫了。我们都换上了庄户人家的黑布棉袄，我和弟弟只背了一床薄棉被。但是妈妈带给爸爸的东西我都好好地打进了背包里。阜平城南庄的老乡送给我的枣子、枣面，鼓鼓囊囊的塞在挎包里，我们这支队伍就这样出发上路了！现在想来，我们这群老老小小的人怎么能徒步走完2500里路去延安呢？我永远不会忘记晋察冀边区地下交通站的同志们，他们是护送我们的小刘叔叔、老范伯伯。他们披着羊皮袄，扛着三八枪，一直保护着我们，为我们开路。开始行军每天不过走60多里路，这对于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来说，已经是很艰难了。小刘叔叔很风趣，一路上他总对我说：“延安是小莫斯科，我想去都不批准，你们还不快跑！”当我们经过李勇大摆地雷阵的王快庄时，他有声有色地讲着地雷阵的故事，还唱道： 　　　　“地雷开了花， 　　　　把鬼子炸个大马趴， 　　　　爬、爬、爬……” 　　　　在他的歌声笑语中，我们的脚步加快了。从阜平穿过繁峙、苛岚、五寨、岚县、五台这些晋西北最贫瘠的地区时，我看到老乡们吃糠咽菜，一路上柿树叶、杨树叶、榆树叶、灰灰菜、起麻菜都掺在糠里、高梁面里吃。过去，我对吃糠没有体会，吃到嘴里才知道是像沙子一样难以下咽，而那些树叶又非常苦涩。没吃的，还缺水，为了合理分配井水，村里的井口都上了锁，家家户户还要积雨水、雪水来吃。每天用的一小 盆水，除了做饭、喝水、洗锅刷碗之外，几乎是不洗脸、不嗽口、不洗衣服，人们的生活维持在最低水平。长这么大，我才亲眼看见、亲身体验到农民生活的艰难。我含泪思索，就是这样的人民在支撑着抗日根据地，支撑着抗日战争。生活这样苦，这里的大娘大嫂还把节省下来的一点点黄豆炒熟了放在我们的口袋里送我们上路。 　　　　我们爬山越岭，过同蒲路，过滹沱河，急行军跑100多里路过封锁线。四面都有日本人的碉堡时，我们只好夜行军，趴在坟头上躲开探照灯的强烈照射，在敌人的眼皮下跑过铁道，有时累得走不动了，我就把背上的小背包扔掉，那个小刘叔叔就不作声地把背包捡起来挑在枪尖上。到了宿营地，他又笑着问我：“还要不要了？”我哭笑不得地打开背包，铺上被子，给他做个鬼脸，俩人都开怀大笑一场。过滹沱河的时候，弟弟的脚磨起泡，化了脓。三月份的河水，冰水交融，冰凉刺骨。警卫员大崔背上弟弟，我则在齐腰深的冰水中 跋涉，上岸后冷风一吹，棉裤变成冰棍贴在腿上，我真想哭。老范伯伯是个不苟言笑，严肃沉稳的人，他说：“腊月里我送你爸爸过河到延安，那时候比现在还冷呢！那真是个能吃苦的好老头！”范伯伯的话使我更加想念父亲，向往延安，不觉地加快了脚步。同行的几个淘气的男孩子，年纪小，却有用不完的精力。一到宿营地，他们就在炕上翻跟头，竖蜻蜓，你打我，我打你，不知道累，也不知道愁。 　　　　走到兴县，过了黄河，算是真正到了解放区了，我们别提多高兴了，可是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一个多月的小刘叔叔，老范伯伯要返回去了。他们的任务就是这样往返不断地护送了一批又一批过路的同志。过封锁线时遇到敌人，他们必须掩护别人，牺牲自己。我来到根据地，最先接触到的最好最好的人就是他们。多少年来，我常常想起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许他们还在，也许牺牲了。每每想起他们那无私无畏的精神，我就增加了克服困难的力量，我永远不会忘记是他们把我送上了革命征途！ 　　　　过了黄河，到了陕甘宁边区，我们沿着葭县、神木、米脂、绥德、清涧、延川、延长走向延安。领路的是大崔。解放区没有了碉堡和封锁线，每天走个六七十里路，说说笑笑，早出发、晚宿营，比较轻松。又走了一个来月，终于望得见延安的宝塔了！我们一齐躺在延河滩上，好像再也走不动了。大崔说：“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到了延安去吃晚饭，我们爬起来飞奔，黄昏时来到了兰家坪招待所见到了我阔别多年的爸爸。他再不是当年教授的样子了，矮矮的个子，穿一身粗布衣服，满脸胡子茬。见到我和弟弟，他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喃喃自语：“都长这么大了，都长这么大了！”我把妈妈带给他的东西送到他手里，爸爸说：“你妈妈是咱们家革命的有功之臣啊！长大了要好好孝顺你妈妈。”听到爸爸的肺腑之言，妈妈嘱咐我的那些话，我怎么也说不出口来了。 　　 　　在延安 　　 　　　　组织上安排我和弟弟去上学，先到了边区师范，后又到了延安中学。学习生活是艰苦的，每天纺线、种地、背炭，吃饭和挑水都要爬几里路的山坡，我长在北京，不知道生产之艰难，在和同学们的共同生产中，我懂得了劳动的伟大。我们一起爬上山岭刨土豆，唱着： 　　　　“土溜溜的蚂蚱，满呀嘛满地爬，举起了那个镢头，唉呀来把洋芋刨。一镢头那下去，翻过来瞧一瞧，这么大的个儿，哎哟你说妙不妙！” 　　　　我们一起纺线线，唱着： 　　　　“纺车转的嗡呀嗡的响，唉呀响的，哎呀转的，转了一个响……” 　　　　我们比赛谁纺的线最多，谁干的活最快。我们这些学生每年不仅不要国家补贴，而且还要上交一石二斗粮食，这也是响应边区自给自足的号召啊！ 　　　　我们的学习生活也是艰苦的，边区子弟文化低，他们写字就用一张纸沾上米汤来写，写完晾干抖掉再写。我们也没课本、没纸。大家在一起学习《实践论》、《矛盾论》，讨论抗日战争的形势，也讲语文、数学。我们最高兴的是和鲁迅艺术学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扭秧歌，排演节目。过年时给老乡拜年，老乡把我们让到炕上，拿出白馍给我们吃，他们从心眼儿里心疼这些抛家别舍来到山沟沟里的娃娃们。 　　　　有时候我真想念妈妈。夜晚，搬上小板凳坐在窑洞门口，望着满天星斗，心里想：“妈妈，您这会儿也在北平望星星吗？您知道您的女儿在这遥远的窑洞门前想您吗？” 　　　　那年冬天，陶端予教学法，也可以说是一种小先生教学法，在陕北普遍推广。边区全面开展扫盲运动我作为北平师大女附中的学生，算是有文化的了。我响应学校号召到离延安九十里路的甘泉县去扫盲。我和同学陶萍一路，小毛驴给我俩拉着行李，走了一天才到甘泉县城。我留在了甘泉县城关镇。每天我可忙了，早上到完小去教课，中午办娃娃识字班，下午上门去教妇女识字，晚上又给民兵识字班上课。还给城关镇办了一块黑板报，宣讲卫生常识。我的教学方法是独特的。我借了一个窑洞办娃娃识字班，动员来的都是一些上不了学的女娃娃，她们背着弟弟妹妹来上学。我在炕上放了一个炭火盆，火盆里烤着红枣、土豆。大的识字，小的吃枣，吃土豆，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安生生地上一堂课。下午，我包上粉笔，一户一户给婆姨们教字，从认边区人民币开始，到在缸上写个缸字，米里写个米字，一天教一个字。夜晚在油灯下教民兵识字班，这些男子汉写起了来笨手笨脚，然而却是一笔一画认认真真的。从早到晚，我小小的身影活动在这小镇里，老乡们都说：“来了个北平的娃娃老师！”我教的学生几乎都比我年龄大，他们真心实意待我好，常常把家里的油糕、蒸馍、果子、梨送到我屋里来。老乡们说：“这娃惶的，不大大就一个人在外头，娘、老子不知咋惦记呢！”我在这里的老乡们的一片热切关怀下，干了一年多才回到延安。 　　　　不久，“八一五”抗战胜利了。我随干部团到了东北，参加反奸清算、土地改革。解放战争胜利了，我又随南下工作团到江西参加土改、互助合作。 　　　　40多年的革命生涯，我始终忘不了延安的革命传统和延安作风。延安的生活告诉了我，什么是群众观念、劳动观念、阶级观念，使我在风风雨雨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能够分辨是非，做一个无愧于人民的人。延安作风使我一生受用无穷。现在我已年近花甲，我将永远保持延安的革命传统，直到走完我人生的路程！ 　　 　　 　　　　阮若琳（1929年— ）女，曾用名袁若琳、仲新、钟艺、延安中学三班学生。曾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一级编审。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全委委员。拍摄有《话说长江》、《红楼梦》等多部电视片，著作有《十人论集》、《电视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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