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说：“刘晋峰不能复辟” 　　　　 　　　　陈伯达为什么“恨”我?其实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如今能回忆起来的，大概有两件事我直接“得罪”了这位“中央首长”。 　　　　第一次是“四清”运动刚开始时，工作队要我介绍一下小站地区的基本情况，当时陈伯达也在座。我说，小站地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在农业生产上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农业上连年增产就说明了这一点。干部们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运动中的表现也是积极的，是有贡献的。当然，一部分党员干部也有缺点错误，但他们的问题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的工作成绩是主流，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我建议“四清”工作应当以通过运动对广大干部进行教育、引导为主，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可以进行批评，但不要以整人为目的，以整倒了多少人为成绩。我的这一番话等于无意中戳到了陈伯达的疼处，从他事后在小站地区“四清”工作中种种行为来看，他来小站地区抓“四清”工作试点的目的是为自己捞取资本，而在他心目中，整倒的干部越多，“挖”出来的“阶级敌人”越多，成绩才越显赫。我的讲话在无意中完全跟他唱了反调，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视我为眼中钉，把我当成了绊脚石，必欲拔除、踢开而后快。就在我这次介绍情况之后，陈伯达就向天津市委提出“撤刘晋峰的职、改组南郊区委”的建议。 　　　　第二次“得罪”陈伯达，是在对张凤琴问题的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对于张凤琴，当时(指“四清之初)从市里到区里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认为张凤琴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好同志，是一位称职能干的支部书记，正因如此，当初陈伯达到西右营视察的时候，我特意把张凤琴作为先进典型向陈伯达介绍，陈伯达听了我的介绍，才决定到张凤琴家里看一看。万没想到陈伯达只在张凤琴家呆了20分钟，就判定她“劳模不劳、贫农不贫”，回到市里就对市委书记万晓塘下命令：“撤张凤琴的职，如果不撤她就撤刘晋峰的职!” 　　　　“四清”工作队闻风而动，立即组织西右营村的社员群众揭发张凤琴的问题。而张凤琴坚持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可交代的，群众也表示揭发不出张凤琴的什么问题。工作陷入了僵局，陈伯达于4月初又来西右营，指使工作队强令群众揭发张凤琴的问题。天津市委不好公然违抗陈伯达的命令，只好召开市委会讨论撤销张凤琴职务的事。在会上，我再次为张凤琴申辩，我讲话的大意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认为撤张凤琴的职是不妥当的。当然，如果“四清”工作队今后发现了她有别的问题，则是另一回事。我的这个意见未被市委采纳，因为下达撤职命令的毕竟是中央首长陈伯达。最后，市委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决定撤掉张凤琴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这次市委会议，陈伯达也在场，此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等同志。 　　　　会后，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方纪和南郊区区委宣传部长陈喜荣起草了一个稿子，也就是关于撤掉张凤琴支部书记一职的决定通知书。4月25日，由工作队召集会议，意在把这个决定传达下去，陈伯达对我在市委会上的表态耿耿于怀，明知我不同意这个撤职决定，却偏偏强令我在会上宣布这个决定。按理，我应当照着稿念就是了，陈伯达纵然对我不满，至少他当时说不出什么来，因为他毕竟是实现了撤掉张凤琴职务的“愿望”。可是我始终认为，张凤琴根本就没什么问题，退一万步讲，就算她真的有问题，也还远远没弄清楚。一个童养媳，自幼吃尽了旧社会的苦，解放后一直跟着共产党，什么工作都是走在前头，党叫干啥就干啥，怎么干得好好的说撤职就给人家撤职呢?我心里不情愿，也不理解陈伯达为什么非要逼着市委做出这种决定。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干吗跟一个小小的村支书过不去呢?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我在宣布决定时就打了“折扣”，把“撤销……职务”说成是“暂时撤销……职务”。 　　　　我宣读这个决定时，陈伯达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如今想来，他大概就等着这一天呢，所以听得十分认真，听到我说“暂时撤职”，陈伯达立即大发雷霆，厉声责问：“刘晋峰你要干什么?撤职就是撤职，你为什么宣布暂时撤职?”我没有理他，转过头去默默地看着窗外，正是暮春时节，窗外是一片柳绿花红的勃勃生机，室内鸦雀无声，一派秋天的肃杀。陈伯达怒气未消，见我不理他，可能也不想降尊纡贵跟我当场争论，于是喋喋不休地又讲了一通话。我只顾想心事，陈伯达都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 　　　　我明白，坐在旁边的大名鼎鼎的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曾经当过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又是党内公认的大理论家。论地位、论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都没法跟他比。论权力，他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我只是一个区委书记，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我并不是吃了熊心豹胆故意跟这位“中央首长”对抗，以当时的情况而论，我更不可能那么早就看出他是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野心家、阴谋家。我之所以敢于这么做，主要因为当时我们党内的民主空气还没有被弄到“文革”中那样的紧张程度，下级党员干部对上级领导的意见至少在形式上还是允许存在分歧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还没有浓烈到完全封杀党内民主的程度。其次，凭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有权利就这样一个具体问题保留我的意见，并准备在事后同陈伯达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或是申诉。我对于如此草率地撤掉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始终是不能同意的，我当时甚至以为这是“四清”工作队在背后捣了鬼，蒙蔽欺骗了陈伯达。我当时本能地觉得，陈伯达多半是不太了解情况，日后他了解情况后，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我没有想到的是，像陈伯达这种地位、这种水平的高级干部，居然会因此而恨我入骨，以致数年之后还耿耿于怀。以今天的观念来看，抛开陈伯达的政治立场和险恶用心不谈，单单以“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也算不上一个好人，因为他太小心眼儿，太没有气度了。 　　　　多半是我的“阳奉阴违”的态度激怒了陈伯达，导致他在张凤琴问题的处理上含有故意报复我的心理成分。7月5日，陈伯达第五次去西右营，恶狠狠地说：“我赞成把区委的两个部长(指宣传部长陈喜荣和农村工作部部长于荫田)和公社书记拉到西右营来，和张凤琴一起交给群众斗争。有病不能走，拿担架抬也要抬来!”7月21日，陈伯达居然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在没有通知我们南郊区委的情况下就宣布开除张凤琴同志的党籍。 　　　　也许是因为个人恩怨(至少有这种因素在内)，也许是因为政治观点(陈伯达认为我头脑里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的不同，总之，陈伯达打定了主意，非要把我整垮不可。在亲手导演了“夺权”闹剧，亲手炮制了三个“反革命集团”之后，陈伯达强调：“反革命集团除了下边的根子之外，一般地讲，上边也有根子。正是由于上边的根子对这群反革命黑帮的包庇掩护，才使他们长期地存在下去。”他授意“四清”工作队，“要揪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之后乘胜追击，挖出他们上面的根子。” 　　　　陈伯达没有打过仗，可是在指挥这场“挖总根子”战役的过程中却十分懂得“迂回包抄、各个击破、扫清外围、最后发起总攻”的战术。三个“反革命”的头子都是劳模，都是我们南郊区委一手培养起来的典型。先进典型变成了“反革命集团”，则南郊区委难辞其咎；我是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委员会的书记，是“党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党委成员“烂掉”了，那么我这个区委书记也就肯定不是好人了。于是，按照陈伯达的部署，工作队将区委、公社一级的领导干部中与三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有较多联系的人一一列了出来，把正常的工作关系一律说成“黑帮”关系，然后按图索骥，一层一层像剥笋一样“挖上边的根子”。 　　　　南郊区区委宣传部长陈喜荣受区委的委派并经工作队同意，于1964年3月来到西右营村，协助中宣副部长周扬及市委领导王亢之、方纪等人开展“四清”工作，并被安排为北阐口公社“四清”分团领导小组成员。只因为有一次在领导小组会上，他讲到“张凤琴的问题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敌我问题，有缺点错误可以对她批评教育”，由此惹恼了陈伯达，他当场就说：“陈喜荣是在搞政变!”并立即命令陈喜荣回区委停职反省，后又将其揪到西右营村进行大会批斗。最后，陈喜荣被定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根子，罪名是“反对领导、破坏运动、保护坏人”。 　　　　区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于荫田，只因为1956年在西右营村蹲点搞经营管理的时候曾在张凤琴家住过，居然也被定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在上边的根子。原天津三区区委组织委员吴海亮也被陈伯达定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根子，理由是吴海亮“解放初期是天津县委驻西青党组织委员”，“是西右营乡韩玉昆、刘长江的入党介绍人”。而事实上，吴海亮从来没担任过西右营乡党委的组织委员，也根本不是韩玉昆、刘长江的入党介绍人。像这种一查档案就可以弄得清清楚楚的问题，在陈伯达的主观臆想下居然也成了“罪状”!区财贸办公室主任边华英，因为1958年“大跃进”期间曾与姜德玉一起搞过丰产田，便成了“姜德玉反革命集团”的支持者，被定为该“集团”上边的根子。此外还有区、社两级领导干部共11人，均被定为三个“反革命集团”在上边的根子。“根子”挖出来了，还要挖出“总根子”。“总根子”当然就是我了。 　　　　我被定为“总根子”的过程极其简单。在定三个“反革命集团”在上边的根子时，陈伯达说：“要把刘晋峰放上去。”工作队的人说：“已按您的意思把刘晋峰放上去了，但还没有填事实，不知怎么写。”陈伯达怒气冲冲地说：“不要事实!刘晋峰是南郊区委书记，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都是他培养的劳模、党员干部，这就是铁的事实，是罪证!”于是，我被宣布为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总根子，陈伯达强行命令天津市委：“必须撤刘晋峰的职，必须改组南郊区委!” 　　　　据实而论，当时天津市委对陈伯达这种横加干预、强迫命令的方式也是有看法、有抵触情绪的。可是，陈伯达的身分和权力摆在那儿，谁也不好公然违抗他的命令。记得在做出将我免职调离的决定之后，市委书记谷云亭和市农委主任贾林找我谈话，他们安慰我说：“晋峰同志是好同志，你先到杨柳青‘四清’分团十六街参加‘四清’当队员，改名叫刘涛。安心工作吧。”在当时著名的刘(晋峰)、陈(喜荣)、于(荫田)集团中，我虽然是“总头子”，但市委对我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保护，让我改了名字，继续为党工作。我当时觉得既愤懑又可笑，心想，我打日本、打老蒋的时候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今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这个革命几十年的共产党员怎么倒变成“地下工作者”了呢!市委顶着巨大的压力千方百计保护我，我听了很受感动，二话没说就到杨柳青“四清”分团去报到了。相比之下，我名下的“黑集团”的两个“副手”的境遇就惨多了：区委宣传部部长陈喜荣被撤职、开除党籍，送到天津市公安局青泊洼农场去劳动改造；农村工作部长于荫田被撤职、开除党籍，送北郊苗圃劳动改造。 　　　　挖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揪出了以我为首的“黑帮后台”，陈伯达觉得小站“四清”将要大功告成了。在他的督促下，“四清”各分团分别绘制了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和历史大事记各一份。这个图表中，最上面的“黑根子”自然非我莫属，以下是区、社、队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分明，网络密布。此外，又专门编造炮制了一个“张凤琴反革命集团”展览，在天津水上公园和北京天安门城楼后面的午门公开展览，为陈伯达在小站地区捞取的这点“政治资本”大造舆论、大事渲染。“四清”运动后期，工作团按照陈伯达的旨意写出了“四清”工作总结，总结出了夺权斗争中的所谓经验。总结写完之后，陈伯达带着戚本禹等人专程来到了天津，修改这份总结报告(陈伯达本人也曾亲笔修改数遍)。最后，他把王亢之和方纪等叫到他的驻地，他一边翻看着稿子一边说：“就是这样了吧，以你们天津市委的名义上报中央。”这个政治骗子就是如此厚颜无耻，他亲手炮制了这份给自己“增光添彩”的总结报告，却授意以天津市委的名义报告中央!1964年9月25日，天津市委向华北局及党中央上报了这份《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10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报告。 　　　　 　　　(本文作者刘晋峰，曾任天津市南郊区区委书记，天津市农委主任，副市长，市政协主席。文字经吴金良加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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