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４日至２２日，市委召开各区局领导干部２８０人出席的工作会议。这是当年市委在彻底垮台之前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毛泽东、林彪的指示和陈伯达、周恩来的讲话，传达少奇、小平同志的问题（两人在中央工作会议都作了检讨）；听取与会人员的意见，市委作检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市委在这次会议上遭受“内外夹击”，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 　　 　　　　这次会议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由谁来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从１０月９日至２８日召开工作会议，陈伯达向会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报告，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这是陈伯达在“文革”开始以后达到的顶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都讲了话。天津市是由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和市委书记处书记胡昭衡出席会议。胡昭衡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受到批判以后，停职检查。原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之时，市委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童小鹏电话通知，点名让胡参加会议。胡来京后，周恩来曾找胡谈话，询问胡被揭发批判的情况，并要来胡的《老生常谈》看看，事后告诉胡说这本书没有什么大问题，要胡回津后坚持工作。中央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对天津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了批评，河北省委刘子厚作了检讨。会议期间，赵武成要我晚上赶到他开会的住所京西宾馆，当面和我讲了对市委检查的修改意见，连夜返回。赵武成回津后，患病住院，不能出席市委工作会议。由谁传达中央工作会议？赵武成坚持由当时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谷云亭传达。胡昭衡则坚持谷不能传达，应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他来传达。互相坚持中，１１月11日晚，市委机关某造反组织把胡昭衡从市委工作会议上（河北宾馆）“揪”走进行批判，责令他不许随便行动，不准参加会议，要随叫随到。胡为此写信向中央、华北局反映，李雪峰于１５日指示让胡工作，由他传达，并批评说这是“宗派情绪”。胡又于１６日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市委的检查过不了关。中央“五·一六通知”指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记得人们在５月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就反思这个问题，可是谁也走不出这“三个很不”的怪圈。从“文革”以来，天津连续发生了“十六中事件”等等，市委对上受到中央、华北局的批评，对下受到造反组织的冲击，处于半瘫痪的状态。当时除党中央以外，地方党委的威信一落千丈。１１月９日，由参加会议的一个组发起串联各组，给中央上书。原信如下： 　　 　　　　“周总理：我们向您呼吁，请中央速派人来，主持天津的三级干部会议（注：实际是市委工作会议，可能人们习惯８月在河北宾馆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的名称）和领导天津的文化大革命。天津市委已经无能为力。 　　 　　　　天津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这些错误多是发生在十一中全会以后，在中央的严肃批评下，市委至今还未深刻检查，正确认识。 　　 　　　　市委的领导班子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万晓塘同志病故，赵武成同志住院，张淮三同志去京开会。书记处其他同志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只剩下谷云亭同志一人，会内会外难以支持，与当前形势很不适应。 　　 　　　　这次三级干部会议十分重要，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关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这次会议必须开好。但事实却与主席指示相反，从４日开会以来，松松垮垮，领导很不得力。特此紧急呼吁，恳请迅速答复！ 　　 　　　　天津市三级干部会议全体同志” 　　 　　　　这封信上送后，在会议期间，中央、华北局派华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解学恭来津。后来得知，当时中央已决定调其来津工作。１９６６年国庆节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解学恭见到毛主席。毛泽东告诉解，中央已决定调他到天津工作，让他找总理。解学恭后来面见总理，总理口授任命书，解作了记录，总理当场审定后签了字。中央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日才正式发了电文：天津改直辖市，任命解学恭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闫达开为第二书记。当时总理并未和解多谈，只是说陈伯达对天津了解多，要解找陈伯达谈谈。当时解学恭秘密来津曾分别找胡昭衡、谷云亭谈话。在２２日会议结束之前，解学恭找谷云亭、胡昭衡谈了结束会议的一些意见。我当时在场作了记录。大意是，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革命；要彻底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不能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解还要求胡昭衡也在结束会上讲讲。这样，在会议上传达了解学恭的讲话精神，胡昭衡和谷云亭分别讲了话，就草草结束了。 　　 　　　　记得胡昭衡曾在小范围内向市委领导层传达，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向与会的领导干部交底，叮嘱人们：“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两个多月以后，上海掀起了一月夺权风暴。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８日，天津市委彻底垮台，全国各省市也无一幸免。 　　 　　 原载<今晚报> 2006年11月27日

浏览：2249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9/2/19 15:2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