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称韦君宜同志为伯母，说来话长。 　　我是北京十五中的一九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于一九六八年八月被分配到北京矿务局房山标矿局党井下挖煤矿工。出自于对工人阶级的了解和学习的愿望，我利用工作之余，到老矿工家里， 访问了几十名苦大仇深的老矿工，交了许多忘年交的矿工朋友，记了一本又一本的访问记录。由于生活的积累，我产生了想写一本京西煤矿工人革命、建设和生活为体裁的小说， 并开始构思和纂写部分章节。与此同时，我被马列主义理论强烈地吸引着，一本接一本地反复读着《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资本论》、《毛泽东选集》等马列主义著作。并且，经常利用学习的事件给矿工们读马列主义的原著，矿工们很爱听，还经常主动地找我说：“再讲几段。”几位老矿工说：“小李子又挖煤，又给矿井讲马列，还写点文艺作品，为咱矿工说话，路子走得正，将来非过好了不可。” 　　四年的矿工生活结束了，我于一九七二年调到了门头沟区文教局工作，本职工作是看传达室，在其他工人请病假的情况下，我愉快地兼干着烧锅炉、冬天生七个大炉子、扫院子等工作，同时，晚上搞文学创作和读文学及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半年之后，我调到了文教局的文化组以工代干当上了干部，分管门头沟区的文学创作工作。由于本人搞创作及工作的需要，我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孟新禄取得了联系。孟新禄同志把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领导韦君宜同志引见给我。当时，早已久仰韦君宜同志的大名，知道她是老干部、著名作家和有威的社领导。当时，我作为只有二十多岁的刚刚上任不久的基层干部能见到韦君宜同志这样的大干部，感到既荣幸又紧张，坐在社长办公室里的沙发上，胸口怦怦直跳。韦君宜同志很平易近人，她肯定了我的四年煤矿工人的生活的积累，称赞了我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长期的学习和研究；同时，指导我说：要写出深刻的文学作品，必须多读中外文学名著，并把人民文学出版社心突出的中外名著介绍给我，使我当时大开眼界。同时，也使我走上了学习搞文学创作的正路。没想到的是，韦君宜同志当时要交给我们一项任务，问我：能不能组织门头沟区爱好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同志，评估一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的长篇小说稿子，以次作为征求读者意见的一种方式。我当时听了以后，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通过阅读和分析别人的作品，以吸取别的成败经验教训，并可以提高评论水平。于是，我当即表示，我愿意接受这一任务，并回去以后请示有关领导。回到门头沟区后，有关领导很赞同这种作法，我又召开了门头沟区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的骨干会议，大家感到自己水平低，心里没底，但都愿意很认真、很负责地读读别人的作品、写写读后感，以供出版社和作者参考。 　　真没想到，待大家把几部长篇小说的稿子读完之后，韦君宜同志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一起来到门头沟区认真听取对每一部长篇小说稿的意见。对书稿中的人物、主题、情节、细节都一一作了记录。还边听边讲解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应具备的特点。记得当时韦君宜同志讲道：除了艺术标准之外，还应该注意把握好政治标准；不要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俗套，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各条战线上英雄人物。韦君宜同志还结合小说稿中的人物说：塑造好知识分子的光辉电影形象，就很有意义。当时，韦君宜同志的这些话，对大家，包括我本人，都很有启发。可以说，她引导业余作家们走上了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的正路。现在回想起来，韦君宜同志的讲话，贯彻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回想起来，在当时，她启发大家：文学艺术工作要为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做出贡献。 　　大家很喜欢听韦君宜同志的独到的见解，也很喜欢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庶、孟新禄、许显卿、徐光等编辑的丰富的审稿经验，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很喜欢听门头沟区的文艺骨干们阅稿后的意见，渐渐地，工作上的联系不断加强，友谊也在不断地加深。以后，大家还同韦君宜、李曙光、孟伟哉等领导以及《人到中年》的谌荣及其他许多著名作家参观过位于门头沟区的名胜风景潭柘寺和戍台寺；同李庶、孟新禄、李曙光等同志到门头沟的深山区斋堂、诸（？）水等地体验生活，到志峰农社林凯家做客。这些活动，都得到了身为社领导的韦君宜同志的支持。在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们的交往中，听说韦君宜同志的爱人杨述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我抱着崇敬的心情想拜访他，并把此想法告诉了韦君宜。她热情地欢迎我到她家去做客，但也告诉我：“老杨正在生病。”我来到位于贡院西街的她家一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身为中共北京市委员宣传部长的杨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的冲击后，患严重的脑血栓，经住院治疗后，还在家养病。但病得很重，连语言都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儿子杨都都，虽然是一表人材的一米八高的大个子，但在动乱中因受到父母的牵连而被挂牌子游街，以致神经受到严重的刺激。家中除了有一个跟随多年的保姆做饭外，家务工作主要由女儿杨团、女婿李久源、儿子杨菲菲料理。在交谈中得知，在医生给杨述同志开的中药方中，全蝎等中药在市内买不到。我回门头沟后，很快将所缺中药购回。家里人感谢我，不但如数付款，还请我吃饭。我有时也将门头沟的土特产核桃、蜂蜜等带去，她家除了感谢之外，也非付款不可。在此期间，我在《北京日报》发表过《万花山下》，在门头沟区的《百花山报》发表过《采蜜时节》、《奖金》等短篇小说。也得到了韦君宜及家人的鼓励。因为多年以来我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爱好，一九七九年，我想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于光远导师的研究生。此想法得到了韦君宜、杨团等家人的赞同，同时，韦君宜同志还专门写信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列所所长于光远同志，把我的情况同于光远同志作了介绍，说给我安排当工人、秘书、科研人员，都能胜任。这是通过几年的了解，对我的很高的评价。这件事，韦君宜和杨团都亲口告诉过我。以后，我通过参加研究生的考试和复试，于一九七九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先是担任中国马列著作研究会（会长是于光远）的秘书，编辑《马列著作研究会通信》，以后调到研究室作科研人员。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已近三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出版过《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研究》等专著及论文，获得了我国理论界的好评，并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员，兼任中国马哲史学会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理事。回想起来，在这近三十年中，我遇到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多次向韦君宜、杨团、李久源请教，求得指导。可以说，杨述、韦君宜、杨团、李久源等同志，在我前半生的旅途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到她家时，由衷地称杨述同志为伯父，称韦君宜同志为伯母。在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杨述同志病重期间，我曾夜间守护在他身边，在八宝山最后一个同他吻别。在韦君宜同志生病住院期间，我几次在杨团的带领下去看望，有时女儿李慧雁也跟我一同前往。伯母病重多年，她的逝世，我虽然近期多有预感，但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杨都都告诉我说“我妈死了”的噩耗，我五雷轰顶，心碎欲裂。在八宝山的大告别室，我挥泪向伯母——韦君宜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向她的家人杨团、李九源、杨都都、杨菲菲等握手慰问。 　　回到家中，我挥泪读着《悼念韦君宜》的材料。韦君宜的女儿杨团写的《音乐中远行——记妈妈生命弥留的最后18天》尤为感人。我看到了孝女杨团陪伴亲爱的妈妈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度过的最后18天，看到了医生、护士对德高望重的韦君宜同志的全力抢救，看到了伯母在极端痛苦中对生命的解脱……这又使我回想到，在韦君宜同志逝世后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的大告别室举行的数万人的追悼会，乔石、宋平等领导同志送了花圈，文化部的部长王蒙等许多领导同志参加了追悼会。中宣部、全国文联、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送了花圈和挽联，数百名生前好友参加了追悼会。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作家、编辑出版家韦君宜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感人之身。 　　我又情不自禁地打电话，向杨团等家人表示“节哀”的慰问。并从杨团的哽咽的语言中得知：“妈妈的骨灰准备安葬，已联系好了！”我说：“我以后每年都要去扫墓！” 　　 　　2002年2月26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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