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26日，我的良师、编辑事业领路人韦君宜同志仙逝了！从追悼会上回来，君宜同志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眼前浮现！我是多么想对老师说点什么的！ 　　1950年，我调《中国青年》杂志社当编辑，就在君宜同志领导下工作。她是总编辑。 　　君宜同志风华正茂，才30出头。我那时更年轻些。首先碰到的是我应怎么称呼我们的“总编”。当年团中央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呼官衔，团中央正副书记为冯文彬、蒋南翔同志，上下、左右、大小工作人员都直呼“老冯”、“老蒋”，在正式场合，下面同志最多呼个“文彬同志”、“南翔同志”。老《中国青年》社的编辑、记者都称呼韦君宜同志为“小韦”。开始，我感到不习惯，至少应叫声“韦大姐”。当我随大家叫她“小韦”时，她也十分自然、亲切地点头答应了！ 　　 　　 （一） 　　由于当年我年轻气盛，也不只天高地厚，处理一些重要文稿时，请示她或她察觉后，对我有鼓励，也有批评，成了我从事新闻事业的引路人，即成为我一生工作中的“座右铭”。 　　我具体工作岗位在文艺组。组长江明同志，我是唯一的组员。 　　君宜同志常提醒我们：约请“老（革命）、名（人）、专（家）”写稿或处理他们的稿件时，要请示汇报，要慎之又慎。 　　我处理的第一篇文稿，侍从调转的萧枫同志手中接下来的，是著名作家、鲁迅先生好友胡风撰写的。题为《战斗英雄郭俊卿》。郭俊卿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女扮男装参军，随四野大军从东北打到中南，从战士提升班长，到排长，屡立战功，被评为全军战斗英雄。胡风同志的文章写得非常漂亮，主题抓得好，内容翔实，文笔生动，可读性强；但有些自然主义的倾向，过多地描绘了青春少女在成长过程中的“隐私”。我认为当时正处在革命战争年代末期、白废待兴的特殊岁月，号召千百万青年上前线和努力生产的关键时刻，要在一份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中国青年＞＞上刊载，必须作较大的修改，并标出了应作修改的地方。江明同志也有同感。经请示君宜同志，她赞许了我们的意见，并要我与作者谈，嘱咐我：“态度要诚恳，意见要坚持！” 　　当我向作者详尽地转达了编辑部的意见后，作者“炸庙了”！ 　　“看来你不懂文学！” 　　“文学的核心要写真实！” 　　我本着君宜同志的“十字” 原则，不管作者如何激昂，仍与他心平气和地一再磋商。作者似没商量的余地！我只得自作主张地把文稿放在作者的茶几上，向他告辞了！ 　　在回来的途中，我心里忐忑不安：“大作家的稿子就这样退了，行吗？” 　　回到编辑部，我马上向江明、君宜两位同志汇报，得到了他们的赞许！君宜同志说：“你作得对！作者坚持不改，你如拿回来就更不好处理了！” 　　我走后，胡风同志冷静地考虑了编辑部的意见，就按我们的意见作了修改，后又派人把稿子送来了。发表后，读者反映特好！收到了几千封读者来信，表示要向郭俊卿同志学习！ 　　在“十月革命节”35周年前，文艺组计划向郭沫若同志约稿，请郭老写一首歌颂十月革命的诗。我去约稿时，江明同志叫我去“给小韦打个招呼，问问她有什么要说的”。君宜同志还真给我叮咛了一番：“郭老是文艺界的老前辈，大学问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咱们小青年去约稿，要谦逊，要好好向郭老学习！” 　　稿，约得非常顺当。可郭老写来的诗，我读后犯愁了：诗的立意是好的！但从诗的意境，从诗的激情，从诗的语言来看，远非郭老的佳作！拟不采用。 　　“怎办？”经与江明同志研究，请示君宜同志：同意退稿。 　　“怎么退！真有点打怵！”君宜同志看透了我的心事，说：“先给郭老去个电话，探探口气。希望去拜访他，再当面相机行事！？如果郭老不悦，也可以拿回发表！因这与写郭俊卿的稿子不一样，只是个质量问题。” 　　我来到西四大院胡同郭老家。郭老在上屋台阶前等候我。一见面，就很坦然地说：“稿子带来了没有？不要发了！吟诗作文，像书法一样，都有败笔，这首诗，实乃我之败笔也！” 　　郭老给我让进书房坐定后，还说了不少鼓励我、赞赏《中国青年》杂志的话。随后他又问到社里的一些情况。叫我转告君宜同志，他说：“等我这次出国回来后，抽时间好好地给你们写几首诗。” 　　 　　 （二） 　　 　　这都是比较顺利的。但也碰到棘手的。 　　1952年，为纪念“一二·九” 运动17周年，经与江明同志研究，我去向志愿军铁道兵副司令员彭敏同志约稿。彭敏同志写了题为《和苏联专家在一起的时候》，8000余字，内容很丰富，也蛮感人的。只是文字晦涩，欧化句子多，有时一句长达38个字。本刊读者对象，是让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都能看懂！于是我提出此文要作文字加工。江明同志看过，也同意我的修改意见，改后君宜同志也签发了！排出大样后，我们有点不放心，就主动把大样送给彭敏同志校阅。 　　可作者一看，又“炸庙了”！ 　　“谁改的？” 　　“我们改的，主要是想让文字通俗点。” 　　“我看你们改的也别扭！懂吗？！这叫个人的文风！不要以编辑匠的语言去套人家的作品！” 　　此刻，我很尴尬，心有点忐忑不安，像犯了什么错误的孩子！ 　　“你们社长是谁？” 　　“杨述同志。” 　　“总编辑呢？” 　　“韦君宜同志。” 　　“好！你回去告诉杨述的老婆，我的文章不发了！大样就留在这里，请把我的原稿退回！” 　　这是我当编辑以来，碰到的最大的钉子！领导也跟着我沾包！受窘！我感到既惭愧，又委屈！ 　　回去一汇报，君宜同志直摇头：“昌沧！你给我捅了‘马蜂窝’！彭敏虽是搞工程建设的，但在延安时就是位有点名气的诗人！今后处理这类同志的文稿，你要注意：如咱们有什么想法，应先征求人家的意见，最好请他自己动手！你也冒失了一点！”君宜同志说：“马上采取措施：原稿全部恢复，重抄后再发排； 　　个别地方该改的，你也应作些改动！” 　　带着重排的大样，秘书长吴佩纶与我一道去“负荆请罪”这时，彭敏同志却邮地指着我说：“你走以后，我也想了一下：我为什么向一个年轻编辑发那么大的脾气！说话又那么粗鲁！我很后悔！你们当编辑的也有难处，向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文字是应该通俗些嘛！……” 　　毕竟是“老延安”，他接着唉了一声：“我这个老毛病真难改！”最后，他请我们转达向杨述、韦君宜二位的问候和歉意！“好在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 　　回来向君宜同志一说，君宜同志大度地坦然地笑了：“他就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脾气！” 　　 　　（三） 　　还有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是处理君宣同志自己写的文稿。一篇她撰写的题为《访苏散记》，我是责编。问题出在最后清样的最后一句话上！这个句式是个“否定之否定”，但我推敲了下，就信手在“否定之否定” 的后面，又加上了一个“否定”（不）。正好把原意弄反了！ 　　送厂付型前，君宜同志发现了！把我请到她的办公室。她虽不失平日长者的亲切，但从她眼神里发现今儿有点不寻常。她摊开清样，用手指着我改过的地方，开门见山地问：“这是你改的吗？” 　　“是！” 　　“为什么这样改？” 　　“我觉得您原来把意思说反了！” 　　“你仔细瞧瞧！到底是谁把意思弄反了！？” 　　我仔细一瞧，面红耳赤地说：“小韦！是我弄错了！” 　　“通过这个错，你暴露出了几个问题！”君宜同志把近视镜往上一推，说：“一是你还不明白编辑流程。经过组长、秘书长、总编辑审过的稿子，责编再也不能随意改；如果你发现有什么问题要改时，必须先请示，或在稿签上标明，引起有关领导注意，以便复审，分清责任，杜绝差错！ 　　“二是澄清一个观念。谁都不是圣人，难免出错。谁发现谁都可以改。我的文章也一样，发现了毛病，你们都可以改。但千万不要因我现在说了你，以后你发现了问题，也不提，更不改了。如果是这样，那咱们今大的谈话就失败了！ 　　“三是要改进工作作风。不仔细推敲人家的东西，连自己还未弄明白，就大笔一挥，那咋行呢！？我们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有其严肃性！每句话、每个字，都要对读者负贡，不能让它有差错！ 　　“四是咱们都要加强学习。一个优秀的编辑要有较广博的知识，力争做‘杂家’。你虽然学过法律，但你对逻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都运用不好！这咋行呢！” 　　君宜同志这一席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我一辈子受益。在我后来主持《中华武术》杂志工作时，常以此例与年轻的编辑、记者们共勉！ 　　 　　（四） 　　写到这儿，我自然地想起了君宜同志的爱人杨述同志。他是我的另一位领路人！ 　　1949年夏，我从上海调到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校址设在河北省良乡县。给我们主讲《社会发展史》的就是杨述同志。他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我们借住在老乡家，就在一个破庙里上课。找两块砖头一码就当凳子。杨述同志一身褪色的八路军干部服，站在土台子上，一个小方凳，放着一杯开水，一讲就是一天。这使我这个孤陋寡闻的占年顿开茅塞，使我这种朴素的革命思想和热情，上升到了理性认识！从而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了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说来也真有缘分。毕业后，我就积极地投入到《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行列。 　　杨述同志就是“我的领导的领导”了。 　　1950年 10月 27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了！社里委派我编《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及采写《任弼时同志的故事》。 　　那时我在采通科。第一篇故事写完后，由科长方群同志审改。应该说，这篇故事我没有写好。方群同志作了较大的修改，后送杨述同志审定。 　　电话铃响了，杨述同志叫我去一趟。 　　到了他那简陋的卧室兼办公室里，他端了一个小方凳，示意我在他的办公桌边坐下。我一眼就看到桌上放的正是我写的那篇稿子。红圈蓝勾的，简直像个“大花脸”。不由得我耳根发烧，坐在那儿好不自在。 　　“这是你来社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吧？！”我嗯了一声。 　　“不错嘛！！比我到延安后，第一次写文章强多了！” 　　是说笑话吗？不！杨述同志说得是那么自然，诚恳，亲切。 　　他把我的稿子往旁边一顺，接着谈了当时的情况：那是1935年“一二·九” 学生运动后，他离开了清华大学，在白区作了一个时期地下工作，后辗转地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被分配在《解放日报》社工作。社领导叫他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社论。他花了一周的时间，读了不少文件，查阅了不少资料，最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文章。他说：“文章交卷以后，经过报社各级领导的修改，只剩下了我的一句话！最后清样送党中央负责同志审阅时，连我的那句话也勾掉了！” 　　他指着我的稿子笑着说：“你的文章改动是大了一些，但还保留了不少。” 　　“我写的是小故事，哪能同您写的社论相比呢！” 　　我口里说，心里火烫烫的，眼里含着泪花。慈祥而谦逊的长者形象从我的心中油然升起，尽管当时他年纪也不大。我感到在他身边工作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我暗下决心要向他学习！ 　　随后，杨述同志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自己的文章不要怕人家改，人家改你的文章总是有道理的，要不人家费那个劲干什么！？文章是越改越好，要善于从人家的批改处学习！” 　　顿了一下，他问我：“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湖北人。”我点了点头。他又说：“我是苏北人。我们家乡有位秀才，逢人就说：‘大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我乡，我乡文章数我哥，我跟我哥改文章。’可惜，他一辈子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上！”杨述同志还说：“俄罗斯有句谚语：‘一个人是聪明的，大伙儿是英明的。’人贵有自知之明，天外还有天。要谦逊，‘满招损，谦受益’嘛！” 　　我怀着感激之情，接过他们改过的稿子。热泪也夺眶而出！ 　　现在哲人虽已远游，但他的千金箴言，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今我年近八旬，亦无时或忘！ 　　 　　（五） 　　在我得知君宜同志晚年患病时，我特地去探望她。她微笑地对我说：“你来看我，我真高兴！真正体现了咱们老战友的情谊！现在你对我毫无所求。咱们在五十年代初期，仅共过三年事。你还不忘我这个老太婆！难得！听说你工作得挺不错，第一批就评上了编审！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我真为你高兴！” 　　随后，君宜同志又感慨地说：“我退下来了，有些曾围着我前后左右转得最欢的人，倒很少来看我！可能他们认为我这个‘老太婆没用了’！” 　　我说：“我在您身边工作虽然只有三年，但我一直是尊您和杨述同志为良师、为领路人的！你们对我的言传身教，我永远是不会忘记的！今天我能在新闻出版工作中做出一点点的业绩，也与你们当年耐心、真诚、多方面的启发和教诲是分不开的！” 　　 　　 2002年2月26日于龙潭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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