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痛何如哉！韦君宜先生把她的回忆录定名为《思痛录》，便已标明了书中所忆的特定内容。一切已经过去的事情，统统都归入了历史。而历史之所以还与人们有用，就因为它记录了先前的成功，也记录了先前的失败。这成功与失败，都可以昭示民族的未来――就在于后人如何看待与利用那段历史的经验。 　　 　　我们这个民族，实在是十分宽厚的民族。人死了，就不肯再说他生前的过失，所以墓志铭之类，即使出自大手笔，也多是谀墓之辞。当然，也有例外，皇上要是同谁结下了梁子，是焚尸扬灰之后还要著之竹帛，让他永世不得犯案的。朱元璋的编《昭示奸党录》、《逆臣录》，爱新觉罗·弘历的要为钱谦益之流立《贰臣传》，都是这个意思。但普通人还是以为宽厚为德。殊不知，宽厚的结果使奸臣得以遁形，使良善失去警觉，反倒令悲剧一再重演，最终受害的仍是忠厚善良的人。 　　 　　韦君宜先生要长我一辈，她所忆及的抢救运动，便是我未曾经历过的。晓得这次运动，已经是‘文革’的后期，那是因为我的一些之辈，直到那时才肯讲述一点他们当年的这一类经历。 　　 　　我的一位姑妈在南京读大学时，因为参加“一二·九”运动被开除了学籍，于是到北京当了旁听生，又因为要爱国抗日，卢沟桥事变后，便辗转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后来，又托人带信，把我二姑也接去，说是革命抗日，奔向光明。因为家累太重，父亲说，“你们去为国，我来为家”，独自一人带着年迈的父母，年少的弟妹，年幼的子女逃难，从此同两位姑妈失去了联系。祖母每天烧三炷香，我以为是她的迷信，及至解放后她不再烧香了，才懂得那三炷香不过是她深藏心底的对亲人的祝福，而这些事，照例是不会同小孩子说的。 　　 　　解放了，家人团聚，其乐融融。大姑妈天性乐观，整天笑呵呵的。有时候同我们这些孩子讲一些延安的事情，也都是毛主席如何英明呀，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怎么热闹呀，教我们唱的歌也都是歌颂领袖和党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她到延安不久，就被社会部无端怀疑为特务而关押了六七年之久。她的革命经历，竟有一半是坐牢的经历。我的二姑是接到大姑的信后 ‘奔向光明’的。但她到了延安受到的第一个打击，就是动员她奔向光明的姐姐，竟被当作特务关押于黑暗的囹圄，不能再见面了。她心脏病的根子就是那时候种下的。大姑得到甑别时，已是一九四三年了，一同甑别的还有一大批冤案的受害者。一个热血青年，为了抗日奔赴延安，非但不能抗日，反而缧绁入狱，这是何等的痛苦。但是，一经甑别，毛主席在大会上来了一个敬礼、道歉，便多年的冤屈丢到了九天云外，心中毫无芥蒂，全心为党为国，这又是何等的胸怀。二姑和二姑丈都是经历了所谓“抢救运动”的。白天黑夜地轮番“抢救”，就像车轮战似的审讯，目标就是要你承认是派进来的特务，而且要编造失足的经过。受不了了，承认了，编造了，就抢救过来了，马上就有一顿“优待饭”吃。不肯自污，如我二姑丈那样一直挺下来的，所受的罪就可想而知了。但是，他们都以宽容的心原谅了这一切。在抢救运动中，没听说查出了几个货真价实的特务，但冤屈好人，戮害革命力量，作下了许多罪孽的人，如康生之流，也没有人去同他算这笔帐。读韦君宜的《思痛录》，因为遭际的相同，使我想起了自己的亲人，也更证实了这样的噩运，绝非少数几个人的悲剧。 　　 　　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真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党、对党的领袖、信仰的主义，忠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宁可自己吃苦、遭打击、受冤枉，甚至抛头颅、洒热血，也不愿让党、领袖、主义受到一丝一星的损害。因此，对于革命过程中出现过的种种错误乃至罪恶，只要有可能损及他们钟爱的一切，便缄口不言，像是保守重要的机密。他们也真心地相信这样的错误乃至罪恶只要认识了，就再也不会重犯。这样的忠诚，曾经造就了一个无瑕无疵的党，无瑕无疵的领袖，但也掩盖了革命过程中实实在在存在过的恶，和曾经作恶多端的人。我曾想，如果在我们读过的党史中，有过苏区肃反、延安抢救运动的详细记载和总结，如果康生之流当年以革命的名义残害同志的恶性能公之于众、引以为戒，那么，“文革”中的怀疑一切、打到一切的思潮，能否在青年中如此风行？康生之流还能不能重操故伎，指这为特务、那个为叛徒，肆无忌惮地残害无辜？四位老帅、两位副总理的所谓“大脑怀仁堂”，一条“罪状”就是所谓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其实不过是重提旧事，希望记取“抢救运动”的教训，哪里是要否定整风的成绩。但是当年的错误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年青人哪里知道，所以一听有人要翻整风的案，便炮打火烧，闹得人妖颠倒，而康生之流，也就有了机会摇身一变，成了过去正确、现在正确、永远正确的“康老”了。 　　 　　《思痛录》从第二节起，就是讲解放后的事了。因为都是近事，所以见闻亲切。然而，对于下一代，只怕也很隔膜了。偶尔电影、电视中出现几个“文革”的镜头，我的孩子只觉得好笑，却没有身历者的沉痛，对于我们曾经饱尝苦果的那套文化专制主义，他们也没有什么切肤之痛。那种断章取义的定狱，无中生有的栽赃，公报私仇的卑劣，蛮不讲理的霸道，他们更是很少亲身的体验，不会像我们那样敏感，那样厌恶。如果这一套东西换一个面目重现，我想他们未必能够分辨，或许他们也会像我们当初那样，把“文革”当作一场真正的革命来欢迎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谈论“文革”似乎成了一个禁区。我并不记得的有过这样的指示。相反，倒是有过彻底否定“文革”的决定。对一次应当彻底否定的“革命”，对一次折腾了十年、曾把中国引到崩溃边缘的荒谬绝伦的运动，怎么会成为谈论的禁区呢？对待我们党的错误，对待我们国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曲折，我们这一代应当比上一代有更加坦然的心态。错误既然已经犯下了，重要的问题便是牢牢地记取，不仅是这一代，而且妖世世代代不再重犯。历史的经验之所以可贵。全在于它能令后人知所趋避。我十分尊敬包括我亲人在内的老一辈革命者。他们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他们对自己理想、信念的忠贞，都使我至今深深地感动。但是，他们对于错误、对于历史，所取的态度，却不能令我折服。或许，他们身处尖锐的敌我斗争中，生怕暴露了错误会被敌人利用吧：或许他们以为只须把成功的经验代代相传而没有必要把错误的教训也当作遗产让后辈加以承继吧。他们的愿望绝对是善良的，是纯洁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这善良、纯洁的愿望遇到了奸恶而不知改悔的野心家呢？“文革”中许多所谓“叛徒”、“特务”的材料，正是源于当初那场“抢救运动”啊！当初康生之流逼供信的“收获”，现在又成了他手中的“武器”了。历史是不能任意图改的，也是无需图改的。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的尊敬，就在于他们对真理的坦荡精神。不贪功，不隐过，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在经过了“文革”的那场浩劫之后，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名义，企图阻止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我都对他的动机存疑。因为教训泰国惨痛了。 　　 　　正是基于这点认识，我喜欢韦君宜先生的这部回忆录。其实，她并未处在漩涡的中心，她所看到的也只是很小的一角。但她已深感这些事情之可怕，深感应当让后代知道其中的教训，知道在前进的道路上应当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她的这种对党、对国家、对后代的责任感，也正是他们那一代人最令我钦敬的精神。读她的书，我被深深感动了。 　　 　　原载于香港《大公报》1998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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