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每个人都有过种种未曾实现的打算，尤其像我这种一会儿冒出一个主意的人。好听一点叫做白日梦、富于幻想，如此等等。但像我这种不过打算打算的人可能不多，大部分人都能致力于打算的实现。 　　 　　多少年前曾经打算为韦君宜先生写一部传记文学，尽管这不是我的专长。也说服了团团做我的“眼线”，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君宜先生那些值得后世记取的事物记录下来……但被先生拒绝。也许她有自己的考虑，我不便勉强，而且她那时还能走动，甚至还可以动手写点什么。 　　 　　待到她的脑血栓进一步恶化，我就不只一次地想起这个不曾实现的打算。 　　后来她的病情越发严重，甚至常年卧床不起，在几乎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的情况下，顽强地写出了《露沙的路》。与其说那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代人的反思。钦佩之余仍禁不住为它的意犹未尽而抱憾不已。 　　这当然不是作者的错。 　　时过境迁，我再不会生发为先生写一部传记文学的念头了，即便重新给我一个机会我也不会了。 　　就像自己曾经觉得欠了很多债，还偿的念头多年让我耿耿于怀，如今也不了。 　　对于一个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信仰的破灭，文字又有多少意义？ 　　团团给我的一封信中曾经说道：“……我当努力延续她的生命，我懂，她不仅是我的母亲，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人格高尚的人。” 　　再次大面积脑血拴后，君宜先生连喉节都瘫痪了，她不甘地努力发声、叫喊，可是团团只听清楚了两句：“一生事业就此完了！”和，“活着为了什么？” 　　有这两句话足够了，还用我来写什么传记文学！而谈人格又有多么的奢侈！ 　　不如将过去的日记，摘引几段。 　　 　　 　　一九八一年 五月二十八 星期四 　　 　　去看望君宜同志，谈起《沉重的翅膀》，她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向前看的作品，但同时也看到了现在和过去，不看现在和过去是无法向前看的。 　　有人曾怀疑你能否写这种题材，能不能发挥你的特点，而且工业题材过去有一个套子，看了使人头痛，没兴趣。 　　然而你写的各个人物都是人。把高级干部写活了，写得很好。过去很少有人把高级干部当做人来写，不是写得很好就是写得很坏。看得出你着力写了郑子云，他有思想，有主张，但不是完人。” 　　 　　 　　一九八一年 八月十七日 星期一 　　 　　听说S星期三要到君宜处去送一封信，请她转呈有关方面的领导人。 　　 　　韦说，“我一定要帮助S把事情办成，我们全家都非常同情他，我要对有关方面的人说，哪怕仅仅出于人道主义，也要帮助S把这件事情办了。” 　　又说，“那位同志对我说：‘我不怕当官的说什么，蒋南翔的案子，这个大姐、那个大姐都说过不让离，最后还不是离了吗？’”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君宜同志对团团说：S应该主动承担责任，为什么老让张洁替他在前面左右抵挡？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君宜同志对我说：“我要找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反应情况，那个办案人有倾向性，在调查中偏袒一方。 　　 　　 　　十月三日 星期五 　　 　　去看望君宜同志，她说：“明年要评选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我推荐了《沉重的翅膀》和《将军吟》，不过挑你作品毛病的还有一些人。” 　　又说：“S如果真想办成这件事，就不能只考虑他的面子，而不考虑你的面子、你受到的压力，以及这些压力对你事业造成的影响……别担心，我已经让我的一个亲戚，给S送了信，那孩子回信说，S的腿已经消肿，各项指标也恢复了正常，血压已达100，室壁瘤并不一定，他还说，十月份可能回北京参加政协会。 　　 　　 　　十月十一日 星期日 　　 　　韦请我到她那里去，对我说，“我决定把s叫回来承担责任，我觉得他是在玩弄你。” 　　我谢过她的好意，但不同意把S叫回来，他的病太重，无法承受这样大的压力。 　　 　　 　　十月十七日 星期六 　　 　　上午接到F的电话，说君宜找了冯牧，如实对冯牧谈了我和S的关系，与他研究如何才能保护我。我知韦是好意，可对我来说，保护住S才是首要的。 　　 　　冯牧很着急，说：“张洁是一个少有的、有才华的作家，政治、生活问题都压在她一个人头上，怎么受得了呢？她是不是可以做一点让步？有谁能和张洁说得上话呢？劝劝她吧。” 　　 　　据说冯牧急得直跺脚。可我怎么能为了保住这个作家的头衔、保住自己的才华出卖S？！如果那样做，我还算人吗？ 　　立刻给君宜同志打了电话，她很着急地对我说：“我外甥已经和S联系上了，S说，中宣部之所以调查《沉重的翅膀》，是因为某部告状，说你不但政治上有问题，在生活作风、男女关系上也有严重问题，你还是做个检查吧。今天早上，S让我外甥打了个长途电话给我让我转告你，他准备和你生死与共。” 　　晚上请朋友给S打了一个加急电报，让他无论如何不要回来，一切由我顶着。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晚上与君宜同志通电话，她说：“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打电话给国家出版局，命令《沉重的翅膀》停止印刷，如已印刷则不准发行，它有严重的错误：反对四个坚持，矛头指向‘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比如书中写道‘三十年来的基本建设经验基本是失败的……’我准备挽救局面，宁肯经济上受些损失，缓出、改版，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全部出掉，看他们还能如何。 　　我说：“但愿你良好的愿望可以实现，但对方恐怕不会善罢干休，某部已经将我状告中宣部干部局，此位部长一向极左……让他们批吧，我一个字的检查也不写。”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 　　 　　下午，君宜同志把我召去，问道：“你怎么在会上（中宣部文艺局召开的一个文学会议）说我对你说了什么，弄得人人打电话查询我，你再这样，我们大家都掉进酱缸里可就没办法了……” 　　她立刻打电话给荒煤，荒煤说我在会L连她的名字提都没提。 　　然后让我把《沉重的翅膀》上那些太尖锐的地方修改修改，我同意了。我说“照我的脾气就不改，但现在这本书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会影响一大批人，甚至我尊敬的一些领导，为了大我只好放弃小我。 　　她又说：“这样就可以堵住他们的嘴：已发的是初稿，定稿时改了。这让中央替我们说话时也好出来说话，不要使他们一点回旋的余地也没有……” 　　我对出版社因我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因纸型已经打好），政治上受到的压力而深感不安。 　　最后君宜同志又说：“小敏来电话说，他陪着S去了医院，S的心绞痛有点发作，但现在已经止住，S觉得医院还不错，愿意多住几天。” 　　 　　 　　十一月一日 星期日 　　 　　一早接韦家电话，说我昨天刚从他们家走，就有人查间韦对我说了什么，她说现在从各个角度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很多，我又在会上“点了火”，成为注意的焦点，叮嘱我说话一定谨慎，小心被人揪住小辫子，对方也很关心 那位部长一向极左，把不让出版书的责任推给了另一位副部长，并在中宣部对他进行围攻，闹得周扬同志工作不下去。 　　一定要小心。 　　 　　 　　一九八二年 　　 　　一月三日 星期日 　　 …… 　　 　　下午去韦家，他们告诉我S确诊为室壁瘤，说服我应该同意手术……他们全家为我祈祷上帝，不要让病魔夺去他。 　　 　　 　　 一月五日 星期三 　　 　　小敏在电话里说，四、五月间将有一个美国医生代表团到上海，里面有一位胸科手术专家……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从团团处得知，有人借口美国医生代表团中的那位胸外科专家级别低，只是旧金山市心血管学会会长，不是全美心脏学会会长，向上海有关方面提出：“这样一位级别的干部，手术出了问题，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实则是使S失去一个求生的机会，S知道这一消息后，情绪非常低落。 　　 　　君宜同志立刻派团团去找卫生部长，恰值部长外出，由副部长接待，但君宜同志与他不熟。据他说，有人打报告给卫生部，卫生部转呈国务院，国务院只好批准，不同意外国人给这样一位级别的干部手术。如果变更计划，还得由国务院重新审批。 　　 　　君宜同志又打电话给姚依林副总理，她对我说：“解放以后，我从来没有和这位老同学有过联系，这是第一次。”姚依林副总理马上请姚办给上海有关部门和S本人打了电话。可以说，君宜同志救了S一命，希望他永远不要忘记这一家人的救命之恩。 　　…… …… 　　 　　正是因为这一手术，为S抢到了十三年的时间。 　　 　　我是一个疏懒的人，君宜同志为我做过的一切，并没有全部被我记载下来，仅就以上片断，人们便可对她的为人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并不认为这是她对我情有独钟，她不过认准公正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应有标准，并为它的实现尽力而为。即便在大街上碰到一个素不相识、遭受不公正的人，她也会拔刀相助，不计回报。就我所知，这样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就不止一次。当然，我（包括S）是否值得她那理想的照耀，可以留待以后讨论。 　　对于这样一个施大恩于我的人，我良心却让狗吃了的没有过丝毫回报。 　　当年与她同在清华大学闹学潮的风头人物、同为数名与国民党谈判的小组成员，四九年后有人官至宰辅何论诗郎，而她的官是越做越小。但她志不在此，我从没见过像她对论资排辈的“排行榜”如此漠然的人，而且一门心思、绝无半点做戏的成分。 　　让她不断生出烦恼的一切，与这些是太不着边际了。我常常无奈地笑着，不知问谁地问道：她是当今这个世界上的人吗。 　　这个操蛋的生活充满多少陷阶和诱惑！它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即便英雄豪杰也难逃它的捉弄。眼见得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最后面目全非，和眼看着一个人渐渐的死亡、腐烂有什么区别？她却让这个操蛋的生活遭遇了“你不可改变我”。 　　无缘见到许多活生生的革命者，对革命者的解释也只能套用书本上的概念，如果能经得住我这种一板一眼、教条主义的检验，那一定是个无法注水的、或是缩水的，如此等等的革命者。 　　大学时代喜欢过一个文字游戏：马克恩和女儿的对话。诸如：你喜欢什么颜色？你最喜欢的歌曲等等，我大都忘记了，只记住了一句：你最喜欢的格言？马克恩回答说：怀疑一切。 　　这句话可能道出了革命者的精髓。君宜先生从没有停止过疑问，从到延安起而至现今，哪怕被这样地撂倒在病床上。前面说到她即便喉节已经瘫痪，还在不甘地发问：“一生事业就此完了！”“活着为了什么？” 　　春节期间去医院看望她，虽然她已不能说话、不能听，但尚可认字，我在纸上写了 　　“张洁感谢你”。那不仅仅是对她的感谢，也是对一种精神——一种精神的坚持的感谢。 　　如今，对人、对事她已没有多少反应，大多闭眼应对。但是看了我写的那几个字，她不停地眨着眼睛，喉节里发出断续的音节，很久不能平静。我想她明白了我的意思。 　　20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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