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2年1月26日中午，与病魔搏斗了近16个年头的妈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1986年4月间，妈妈刚刚离休，在一次作协会议发言之时突发脑溢血，抢救过来后就再也未能摆脱病榻。可是，就算在医学史上，她也已经创造了若干个奇迹。 　　 　　　　她是左脑出血，部位很不好且面积很大，协和医院的大夫当时就要我们料理后事，还说一般情况下必死无疑，就算能活也永远失去思考、说话和行走功能。而妈妈不仅能活过来，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居然恢复到能说话、扶着助行器走路，甚至还能写作，出版了近30万字的作品，这在患脑溢血的病人群体中是绝无仅有的。1994年11月，她第三次发作脑拴塞，第4次住进协和医院。当时CD片子上已经分不出正常部位与病灶的界限，大夫说整个脑子全不行了，是弥漫性的脑拴塞，至此，她再也没能下床。囚禁在病榻上的妈妈险象丛生，历经多次危难，特别是1997年几次心力衰竭后居然又转危为安。多少比她年轻、病程短，身体素质好的协和病友都先她而去，而她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其间整整7年零2个月。就连协和的医护人员都禁不住赞叹她的生命力的确与众不同。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如此病弱的妈妈居然带着气管口腔插管度过了15天，创造了协和医院病人使用气管插管时间最长的纪录。 　　 　　　　生命危在旦夕的妈妈在最后18天里仍有些许意识，在她清醒的时候还努力地向我表达着她的所思所想----一个自知行将逝去的老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历史的回顾，这也不能不堪称奇迹。 　　 　　　　妈妈最后死于循环系统导致的呼吸的彻底衰竭。1月26日，她的动力泵——心脏终于疲累到再也无力支持全身血液运转的地步，仅在4个小时之内，帮助她心脏起博的多巴胺的浓度就加到了第一天抢救的20倍。值班的小刘大夫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竭力为她做人工呼吸，但是终究没有回天之力。 　　 　　　　1月8日晨，医院来紧急电话，那天我忙着赶所里交代的紧急任务到凌晨2点多钟才躺下，几乎没怎么睡着就爬起来赶往医院，得知一小时前妈妈突然血压骤然下降，从166/68降到80/40，急呼大夫，查对光反射已经消失，急用多巴胺升压才缓解过来。我赶到病房不过5分多钟，特护小孙忽然神色紧张地站到妈妈床前，一手压紧扣在妈妈口鼻处的氧气罩，一手调大氧气瓶的出氧量，眼睛死盯着测试仪器的血氧指标，并连声叫值班护士赶紧呼大夫，韦老快不行了。我懵懵懂懂还不知怎么回事，小孙告诉我血氧指标骤然间从97迅速下跌到60，是呼吸衰竭的表现。只见血氧指标还在下掉，51，47，43，39。。。妈妈好像睡过去一样，呼吸越来越微弱。值班的关大夫呼哧带喘地跑进病房，迅速作了诊断，紧接着主治医生万大夫也赶来了。7、8个医护人员迅速推来麻醉机，将粗大的气管直对妈妈的喉咙，用手压皮球鼓气的方式向妈妈肺里打气。血压、血氧指标一溜上升，几秒钟就升到高压207，血氧100，大家这才松了口气。事后关大夫对我说，再晚两分钟人就没救了。从东单跑到王府井(协和新院到老院)他用了不到5分钟。 　　 　　　　在一个多小时内，妈妈两次走进鬼门关，又被拖了回来。当我亲眼见到这一切，不能不衷心感激协和的医护人员。这以后，医生详细地向我讲解妈妈所有的险境，让我能够理解和配合所有治疗措施。我们互相鼓励着，尽一切努力做到没有遗憾。 　　 　　　　8日抢救过后，由于刚刚注入了呼吸兴奋剂，妈妈圆睁着眼睛，凝望着天花板。我想到大夫们常说妈妈没有反应，就把前一天作协来人带给妈妈的作家协会名誉委员的证书举到妈妈的眼前。只见妈妈的眼球迅速地转动，眼光从左到右的睃巡着那几行字，过一会儿喉咙里滚出轰隆的声响。我急忙问特护，妈妈怎么了？特护答可能不舒服。可是又过了一会儿，她喉咙里又滚出声音，接连三次。我明白了，她是想说话。但是，从1998年下半年以来，她已经逐渐丧失了说话的能力，连一个字音都咬不清了。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琢磨，妈妈当时想对我说什么呢？昨天我翻出她病后在1987年要我纪录的遗嘱，其中谈到一个人不能工作就不必活在世上，我已经到了不能工作的时候了。再联想到94年11月她入院以后，曾经多次讲过她活得不像人样子……我终于懂了，她是想说：我已经是个废人了，还要什么名誉，还活着干什么？ 　　 　　　　9日，医院要求我签字为妈妈切气管，告诉我这是为了解决她因肺部感染吸痰不宜导致的呼吸衰竭问题。以往妈妈抢救时我都坚持了不切气管，可是这一次不比寻常。她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的险境----几乎每分每秒都有生命危险。怎么办呢？我坐在妈妈身旁凝视着她，好像她的生命就攒在我的手心里，看着看着，我的眼泪涌出来了，我赶紧奔出病房，奔出医院，呜咽着在大街上疾走。到中午了，我早饭还没吃，但是一点都不觉得饿。走进医院旁边的面点煌，要了一碗粥，眼泪扑簌簌地落到粥碗里。 　　 　　　　下午，在我咨询了卓有经验的老大夫后，再次走进医院找到主治大夫，说明我愿意签字。因为妈妈还有意识，她的生命不仅对我也对其他人有益。我告诉关大夫一位与妈妈同辈的老人曾对我说过的话：“一定要保护好妈妈，因为她不仅仅是你的妈妈。” 　　 　　　　10日到11日，妈妈又历经两次抢救，血压血氧波动很大，在短短的几分钟里能有一倍之差。 　　 　　　　医院通过会诊发现妈妈长期带氧气罩二氧化碳储留量过大是导致血氧低的一个原因，加上肺部底部的痰无法吸出，反复感染导致血氧低、呼吸衰竭。为解决这两方面问题，11日夜，医院给妈妈做了气管口腔插管，并告诉我这是切开气管的前奏，一般插管2-3天就得切开。 　　 　　　　12日上午到医院，看到妈妈的嘴巴里插了一根很粗的管子，管子周围用胶布缠绕着，两条胶布头一左一右分开贴在腮帮上作固定。妈妈就像吞异物吞到一半被卡住一样，必须永远张着嘴，我听得见她那不是从鼻孔而是从联接着口腔插管的呼吸机里一呼一吸的声音。 　　 　　　　13日到14日，妈妈的病情仍然不稳定，而且发烧到38度4，不过吸痰显然容易的得多了。 　　 　　　　15日夜里，妈妈突然出现全身抽搐，用了大剂量的镇定药后全身的大抽动停止了，可是面部仍旧抽搐不止。大夫怀疑妈妈的脑部又生成了新的拴塞，但是她全身都布满了管子，连翻身都唯恐会出生命危险，无法推出病房照CT确诊。医院紧急会诊，制定了新的治疗方案。 　　 　　　　16日上午，我一直在妈妈病房里，随着她几乎每秒一次的面部抽动，我的心也跟着一下下抽紧。可是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中午特护去食堂吃饭，我望着妈妈微睁着的眼睛，心想我再来试试她的意识。就再次把作协的名誉委员证书举出来给她看。见她没有反应，就又拿出一本清华校友通讯给她看。她的眼光似乎在书的封面停留了一下。可是这书的字迹太小了，她的脸部又止不住地抽搐，怎么可能看得见呢？我在抽屉里发现一本她的老同学，日籍华人张宗植送给她的一本图片画册，就翻给她看。先是挑冷色的，蓝色的河流，青黛的山峰，然后是暖色的，金色的沙漠，黄色的丘陵，她显然比看前两样东西注意得多了。忽然，我想到红色，对，试试红色。我翻遍了画册，找到一幅象征性最强的图片——一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喷薄欲出，端着给她看，又歪着脑袋观察她的反应。呀，妈妈的面部一下子生动起来了，尽管还在抽搐不止，可是她的眼睛快速地地眨动着，眼光明显地扫在那张图片上，嘴巴撅起来，使得插在她嘴里的管子也晃动了。紧接着，她那原本干涩的眼眶湿润了，眼角旁出现了一点亮晶晶的液体。我唯恐我的发现不正确，就让她休息一会儿，再把不同的图片编组有意识地端给她看。最后我断定，她见了红色就激动，尤其是那幅红日出现在东方，而对其他图片的意识没有差别。 　　 　　　　我一下子兴奋了，以自己的脸依偎着她的面颊，很郑重地亲吻着她的额头，在她还有点听觉的左耳边大声嚷：妈妈，好妈妈，你真行，你要坚持住，我要妈妈活着。嚷着嚷着，我呜咽起来……没过一会儿，妈妈的脸部抽动突然加剧。我立刻觉得不对，我让妈妈激动了，会不会使得她的病情更加重？我赶紧把画册合上，收到抽屉里，就在这当口，妈妈的脸部抽动停止了。我连忙叫特护小孙快看，她也高兴起来，韦老不抽了，一看表，12点零3分。下午，我把我的发现告诉大夫，即我断定妈妈还有意识，我们要好好救她。 　　 　　　　17日，我在妈妈病房里呆了整整一天。我把带来的手提电脑装在妈妈病房里滑动小饭桌上，又打开了电脑录制的音乐----阿根廷你为什么哭泣，让乐声随着我的工作一直飘荡在病房中。 　　 　　　　这一天的下午，妈妈的病情明显地较前平稳得多了。特护说，你妈真给你面子，我说，不是，可能是音乐让她平静。妈妈的耳朵早就聋了，只有右耳还保持一点点听力，话语信息已经很难单独接受，任何事情只有我用大字写在纸上，她先看到再讲给她听才能明确地知道。不过，这给了我一个启示：音乐的频率不同于话语，它像流水，这种无间断的乐段信息可能最容易被妈妈听到。 　　 　　　　18日，我再次带着手提电脑到医院，而且还带来了小录音机和电池。我在三楼病房休息室里接通电脑，选取了茉莉花、交换舞伴、友谊地久天长等几支估计妈妈年轻时听过的曲子进行转录。由于我不会将不同的曲子连缀成一体，就只好一支支地点着曲名录制，结果整整录了一上午。中午饭也顾不得吃，我将小录音机放在距离她右耳边三寸的地方，按下按键，随着乐声的响起，专注地观察她的表情。先放梁祝，她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接着是茉莉花，她的眉毛动了动，也没有很明显的变化，接下来是交换舞伴和友谊地久天长这一组四十年代的外国音乐，音乐开始时她的头动了一下，睁开眼睛望望我又闭上，以后就好像沉浸进去了一样，面部没有任何微小的变动，只见先是左眼角后是右眼角，慢慢地渗出一点晶莹的液体。我伏在她耳边大声说：妈妈，这是魂断蓝桥的插曲，女儿为你录的。她睁开眼睛注视着我，接着向天花板望去。。她的眼眶红了，眼球像在润泽的湖泊里那样自由地眨动着………我相信她懂了我的意思，不管是听见了还是猜到了。我一下子喜出望外，马上告诉特护如何不间断地放给她听。 　　 　　　　19日，周六，特护告知，这两天妈妈的各项生命指标都较前平稳。下午4点，我再次在她耳边放录音，发现她仍然在与昨日相同的地方有感觉。我懂了，这些乐曲流进了妈妈的心里，勾起了她对往昔的回忆。那么，如果给她听毕业歌、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等等，她一定能够听懂。我振奋起来了，决定立即为妈妈找她年轻时代的歌曲。我几乎小跑着进了王府井外文书店，先到录音带柜台又到光盘室，告诉他们我要找什么。一个热心的售货员得知我的来意，为我忙碌起来。我在书店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这个小伙子的帮助下满载而归，一下子买了300多块钱的光盘和录音带。到家已经8点半过了，我顾不上吃饭，打开电脑开始一个个地听、比较和选择，然后试录，再听，最后决定录制。当我将两盘录音带共210分钟全部灌满时，已经时20日早晨3点40分了。 　　 　　　　20日，我10点钟赶到医院，立即播放第一盘共120分钟的抗战歌曲，我站在床前和她一起听，当毕业歌、五月的鲜花响起来时，她睁大眼睛，激动地一个劲儿地看着我，好像忘了嘴里还插着管子，下巴动起来像是要对我说话。接着，她脸上的表情随着歌曲而转换着，听松花江上、告别南洋、长城谣、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等等，她眼里噙满泪水；听打回老家去、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她的精神非常振奋，好像血管里正鼓荡着与那音乐同样的旋律；二月里来的第一个乐段刚刚响起，她几乎像是要从床上一跃而起，脸上显露出病榻多年几乎从未有过的欣喜的表情；延安颂那悠长的乐声中，她先是脸部动了一下，眼皮乍了一下，接着就仿佛陷入沉思，比起听某些乐段面部表情显得相对平静。整整一个多小时，我们母女二人就这样面对面地对视着，两人眼里都噙着泪水。在这样的时刻，我相信我真正接近了妈妈的灵魂，我相信，妈妈一定懂得我没有说出来的话，也一定懂得我的心。这一天，我一直是在精神亢奋中度过的，仿佛我自己就处在妈妈的那个年代。妈妈呀，您什么也不用说了，在那样的年代里，我要是您，也会选择与您同样的道路。 　　 　　　　21日到22日，特护轮番地给她放抗战歌曲和四十年代的乐曲，当然还有歌唱祖国、我的祖国、在那遥远的地方，以及我选择的舒曼、肖邦、海顿的名曲。22日晚我下班以后，和一位她曾经见过的我的老同学去看她，我们又陪着她听了我选择的抗战歌曲和世界名曲，一直到晚上九点多钟。她的面部表情丰富极了，有时皱眉有时长叹有时撅嘴，有时睁着清澈的眼睛天真地望着我们，有时又显出痛苦的表情。我催我的老同学快回家吃饭，她却望着老太太高兴地笑出来，实在舍不得走。连夜班特护都说韦老今天的精神是近些日子以来最好的。 　　 　　　　23日，上午11点到医院，我再放给她我选择的乐曲，她闭着眼睛，听到乐声勉强睁开，不一会儿又闭上，特护说打过鲁米那，她可能要休息了。 　　 　　　　妈妈插管的时间太长了，插管的头几天她不断咬这根管子，咬破了舌头，口腔出血，我眼见着特护从她嘴里不断掏出凝结成条索状的血块。血停止以后她的舌头尖又出现了一厘米见方的溃疡面，脸被胶布绷着，整个脸都变形了，左颊在换胶布时皮肤破了，渗出了液体……见她这么痛苦，我曾多次要求拔管，但是拔管就必须切开气管直接呼吸机。我一再说同意切气管哪怕就是为了减轻她的痛苦，可是大夫讲如果她缺乏自主呼吸手术期间危险太大。尽管自9日以来我已经为切气管的事签了4次字，可是只得等待她在药物的帮助下恢复自主呼吸。 　　 　　　　23日完全停了治疗她癫间的新药，她开始有自主呼吸了，但是精神反而没有昨天好。 　　 　　　　主治大夫告诉我，院长主持了会诊，已经决定下周一就是28日为她做气管切开术。 　　 　　　　24日到25日，妈妈的自主呼吸加强了，可是循环系统的状况越来越坏，为了保持血压不要太低，医护人员开始几乎每时每刻盯着仪器调整多巴胺含量。 　　 　　　　妈妈在痛苦中捱着，我们都无奈地等待着她自身再次出现奇迹。 　　 　　　　25日，我开了一天的会，晚上又到人民大学徐禾老师的家里吊唁，10点半才打的回家。路上打电话给特护，得知妈妈不太好，就马上要到医院，这是已经11点了，被特护阻止。 　　 　　　　26日，一清早出门，打算下午到医院。中午12点5分医院急呼，12点25分赶到医院，妈妈在12点33分病逝。我含着眼泪用她喜欢的歌曲送她远行。 　　 　　　　我相信，妈妈最后要说的话都在我们的对视中告诉我了：她不后悔她年轻时代的选择，她要我用自己的心去思考和生活。 　　 　　作者：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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