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延安《中国青年》的新编辑 　　 　　在宜昌，省委钱瑛大姐决定送韦君宜去延安时亲切地对她说：“回延安就到家了。你会觉得心里好过些.。”韦君宜到重庆见到二叔谎称去昆明上学，要了一笔钱便于12月5日从女友王作民家动身，乘飞机去了成都。经过数日准备又启程，1939年元旦刚过，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便出现在她的眼前了。 　　 　　清华老同学原“民先”总队长时任中华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简称“青联”）副主任的李昌（雷骏随）接待了她，暂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自然一切都很新鲜，换上了棉布军装，买了皮带绑腿打扮成军人状摄影寄至香港二弟处转家中。时间不长，“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委”）宣传部长胡乔木，来到招待所跟她谈工作。“青委”正在筹备《中国青年》，要她留在“青委”做编辑。韦君宜自然乐意，这里有许多熟悉的“一二·九”运动的战友。于是她搬到了延安北门外大砭沟的“青委”所在地。没几天，便参加了“中央青委”的一个工作组，去安塞考察一周。队长李昌，支书李新。韦君宜去的是一区三乡，见到了乡长、乡青年俱乐部主任、妇救会主任、少先队队长等。短文《陕北农村一勺》生动地记叙了此行的所见所闻，勾勒出了陕北农村开辟工作初期真实的生活画面和农村干部纯朴的身影。很可惜，这篇文章没有继续写下去，我们所见的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农村青年工作干部”。 　　 　　回到延安不久，韦君宜复参加了由“中央青委”组织的“西北青年考察团”远行至晋西北。一行五人，团长丁琇，支书冯直，成员有武克仁、张方海。此行的目的是东渡黄河，前往刚刚开辟工作不久的晋西北，调研前方农村“青救会”、“妇救会”等革命组织的组建情况，并写成调查报告。从陕甘宁的延安到达晋西北首府兴县，不但要自负行囊徒步行二千余里，而且路途艰险，战争也还在进行，真是到了抗日战争的前沿了。他们日间行军，夜则宿于十八集团军的兵站，或住到百姓家。行军途中闻“三五八”旅“岚县之捷”韦君宜耐不住心中的激动，曾赋诗云：“两年流浪已堪惊，回首家山万里程。戎服更非慈母线，风霜改尽旧时容。悼亡渐痛双框竭，赴死何难一命轻。闻道将军新破虏，愿随旌旗指河东。”一路上，“访百姓、访农妇、居农家”，亲历发生在身边前线的战事，使韦君宜受到了艰险生活的锻炼。她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脂粉高跟鞋，高楼大厦之类思之若在云雾中矣。”（《八年行脚录》）一行抵达兴县时已是春季了。当年青救会主任康振义（方彦）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次他接见考察团一行四人时的情形，他印象中韦君宜身材单薄、个子矮矮，她能不远万里从大城市来到边区，颇觉此行不易。后来韦君宜第二次去晋西北时还曾与他共过事。 　　 　　从晋西北回到延安时已是秋八月了。这时《中国青年》已出版了几期，编辑部里只有她与丁浩川、杜绍西（杜书田）、肖平共四人。杜绍西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时任中国青年科科长，“青委”宣传部长胡乔木兼任着《中国青年》总编辑、中国青年社社长。在编辑部里除了组稿、发稿工作，韦君宜曾发表数篇文章。编辑业务也受到了较严格的训练。精神上也从悲痛中摆脱出来。“青委”机关同志间的平等关系，冯文彬、胡乔木领导干部放弃“小灶”待遇和大家一起吃大灶，一直使她很感念。 　　 　　从《中国青年》第1卷第8期起，韦君宜共发表六篇文章，除《陕北农村的一勺》，有三篇是工作杂谈：《那个村子工作好？》、《“手工业”与“机械工业”》、《壮丁队化到童子军化》；一篇论文《新娜拉走后怎样》（三八特辑）；一篇人物剪影《悼纪毓秀》，以上均署名韦君宜。六篇文章实属三类。韦君宜的“工作杂谈”是记述她半年多晋西北之行，自己对农村青年工作的实际考察体验，以及个人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以《壮丁队化和童子军化》为例，题目就体现了转变青年工作的一个生动提法，文章提出“青年半武装组织和其他一切青年工作一样，必须记得‘青年的任务在学习’这个原则。”本文的超前思想在于提出要“奠定百年大计”，“我们是要现在也要将来的。今日青年所学习的东西，便是将来要用以治理国家和支持社会的东西。”也就是说不仅要为打败敌人而且要为建设一个新中国而学习。这是很有眼力的。文章还提出了旧青年与新青年的区别，怎样才算一个新青年以及如何从一个旧青年发展成为一个新青年。她痛感“五四”以来农村青年仍和他们的上代毫无不同，“简直就没有青年时代！大多数的农村青年还是手捧旱烟袋，脚穿空出一寸多的匣子般的鞋，走路踢踢拖拖，蹲在炕头上谈谈家务事，一点不像青年！”她大声疾呼我们的青年半武装组织，“必须针对此点来下药石针砭。”为此要紧紧把握住这个“教育青年的组织”。韦君宜此类文章没有过多的说教，作者只是从自己敏锐的观察和切身感受中回答问题；此外作者还善于形象地勾勒出时代的印记，不是猎奇，而是通过富于典型的细节选择，引起人们的深思，读起来很有今日纪实文学的特点。 　　 　　来到延安一年许，韦君宜与延安中央“青委”组织部干部苏展参加了由“青委”举行的十对新人的集体婚礼，陈云同志当时兼“青委”书记主持了仪式。苏展原为北京河北美专的学生，“七·七”事变后奔赴根据地参加了中央“青委”的工作。 　　 　　抗战以后山西的抗日力量有很大发展。1939年冬阎锡山反目，动用军队摧残革命力量及抗日团体，史称“十二月事变”。当时晋西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比较分散，局势十分不利，根据中央保存实力集中巩固晋西北的指示，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林枫任区党委书记。为了加强晋西北的青年工作，中央“青委”决定先从组织部抽调苏展、冯直两名干部充实那里的领导班子。结婚半月余，苏、冯两人便衔命从延安出发奔向晋西北党委所在地兴县，在晋西“青委”里担任常委，筹备召开晋西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 　　 　　1940年夏7月，韦君宜受延安中国青年出版社委任，带着出版《中国青年》地方版（晋西版）的使命，从延安出发第二次奔赴西北，同行的还有冯直的爱人康琳。途中赶上黄河涨水，战事紧张，兴县丢失，遂在绥德停留。此间，韦君宜与清华同学“一二·九”运动的战友杨述不期而遇。（杨述当时的姓名欧阳正，笔名欧阳素，清华时叫杨德基）当时杨述担任着绥德师范的党总支书记。这段时间韦君宜曾在绥德师范开办的短训班讲过短时间的课，还给杨述主编的《陕北文化》写过稿。待兴县敌人退去，战事稍停，韦君宜与康琳又渡黄河奔向晋西。8月19日，在兴县召开了晋西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各县“青救”干部聚集一堂，气氛十分热烈。韦君宜和大家一起编会歌，出墙报，到处是歌声，就象回到了“一二·九”时代一样。大会通过颁布了《晋西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章》（草案），产生了晋西“青联”执委会，主席罗毅，组织部长周颖、宣传部长苏展，韦君宜为九人常委之一，在宣传部主要筹备出版《中国青年》晋西版的工作。此外，她还在贺龙兼校长的晋西青干校任课。此次奔赴晋西北环境更加恶劣，任务更艰巨 ，在敌人的扫荡和反扫荡残酷斗争中，经常夜行军，居处不定，饥饿与寒冷也不断袭击他们。方彦同志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已到了春节，天气很冷，没有取暖的条件，就用瓦盆什么的从废墟里捡回些烧成焦炭样的木屑，用来取暖。大家穿的是布里絮羊毛的冬衣，吃的是黑豆渣，都是平时的马料猪食。”此间，韦君宜写的《夫子庙拾炭记》（略作修改已发表在《诗刊》1982年第3期上），反映了敌人的疯狂扫荡造成的灾难，“我非竖子与村姑，也曾幼读圣贤书；夫子庙中拾木炭，未知夫子意何如；我思夫子神如在，也应痛哭邦家坏；圣愚人鬼尽难逃，夫子流离失覆盖；我今拾炭省军资，夫子也应笑许之；围炉烘手手渐暖，濡笔吟成拾炭诗。”（据韦君宜诗词手稿）这些饥寒交迫中的晋西北青年干部们，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照常开会，写材料，开展各项工作的。 　　 　　经过艰苦的筹备，由韦君宜主编的《中国青年》（晋西版）以中国青年晋西分社的名义于1940年11月1日出版。贺龙为创刊亲笔题词：“青年应该是革命的先锋队”，关向应和林枫也都亲自为刊物题词。韦君宜执笔的发刊词《和晋西青年朋友见面》只千余字，生动地写出了“晋西在灾难中”的变化，提出了办刊的宗旨：“这里没有什么高深研究。它将陪伴晋西广大青年，中下级干部，做一点科学知识的普及，下层工作经验的交流。反映大家生活，发表大家习作。有一分力，发一分光，希望大家多给它帮些忙，使它光辉似雪，就和那岢岚山上银辉的积雪一样。” 　　 　　《中国青年》（晋西版）为月刊，发行数额1500份以上，主要读者对象为各县青年干部、小学教师、高小初中学生。以及相当程度的区县军政干部。创刊号阵容较强，栏目也较多样。韦君宜编辑5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派黄照来接替了她的工作，共出版到二卷六期停刊）。 　　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余，韦君宜还动手写了不少文稿，主要有:《在晋西纪念鲁迅》（署名宜）、《怎样出群众墙报》（署名之初）、《我所见的续范亭》（署名蓝涛，以上第1卷的1期）；《谈谈封建观念》（署名韦君宜）、第3期；《火烧赵家楼—“五四”漫话》（署名韦君宜，第5期）。大多是普及性的通俗文章，提倡改写文学故事始于此时。论文《谈谈封建观念》是篇较好的思想启蒙文章，但文中最后认为“抗战成功以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决不再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也决不会有这许多的封建观念了。”认为社会制度改变便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这种认识在思想理论界是相当普遍的，是对中国革命的反封建任务的长期性和复扎性缺乏深刻清醒认识的反映，也是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性，党的理论战线对中国封建观念长期形成的思想模式、文化形态缺少应有批判的结果。我们不必苛求于韦君宜在当时条件下论文中的这一思想不足；但却要看到理论界这潜伏着的思想认识，在较长时期内，确也曾是中国思想文化战线的失误。 　　 　　《中国青年》晋西版的出现，它的价值，不在于刊物内容的高深和编辑者的水准。今天当我们拿起这些薄薄的纸张粗糙的刊物时，它像似向我们走来的一串历史脚印，它适应了在中国最偏僻最落后地区普及知识、启迪民智的需要；为一部分特殊的人群——战斗在最艰苦环境中文化较低的边区青年，提供了最起码的精神食粮。 　　 　　在离开晋西之前，韦君宜与苏展之间感情隔膜已难以愈合。1941年3月，苏展被派往山东抗日根据地，临别时在欢送的人群中他们握手相别。走前苏展给韦君宜留下一封信，这第一次婚姻便这样结束了。 　　 　　六.从陕甘宁到晋察冀、根据地新作 　　 　　1941年4月韦君宜从晋西北返回了延安，时值《中国青年》（延安版）已停刊，她被安排在延安青年干校执教。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不久又由丁玲主编开辟了“文艺副刊”专栏。晋西北的那段岁月依然萦绕于韦君宜的脑际，她萌发了创作的欲望。很快，她在根据地的第一个短篇《龙》便发表在这一年7月8日创刊不久的《解放日报》第二版上。 　　 　　《龙》（原题为《龙》—— 晋西北的民间传说））以传奇故事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大旱之年天上的龙并没有应验来解救 虔诚求雨的农民，人间的龙（贺龙）却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作品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根据地农民思想面貌发生的变化。短篇构思新颖，巧妙地将富于传奇色彩的传说故事与现实生活溶为一体，文学语言也独具匠心，给人以美的感受。《龙》是韦君宜的成名作，和丁玲、孙犁等名家代表作一起，被收入了由周扬1946年、1947年东北书店相继出版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中，全国解放后被编入了初中语文课本，又为各种版本的解放区创作选所选入。另一篇短篇《群众》发表于1942年8月2日出版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短篇以清新的笔调，写了三个从城市奔向根据地的女青年，在下乡做群众工作时，他们怎样用眼睛寻找群众，到终于认识了群众就在自己身边的一段故事。作品人物形象生动鲜活，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文学语言在自然中透出幽默，反映了知识女性到根据地后对生活的新鲜感受。两个短篇标志了韦君宜文学创作的新起点。在作品的创作倾向上，既表现了新的现实、新的生活感受，又与“一二·九”前后的创作有着一脉相承之处，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一定的浪漫主义气息。很可惜，这种创作势头不久便中断了，这很可能同不久发生的那场“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和工作环境的变化有关。 　　 　　1941年9月韦君宜与时任米脂中学党总支书记的杨述结成终身伴侣，完婚后即留米脂中学任语文教师。米脂是陕北的名城，为李自成故里，校址设在城外盘龙山，旧系魏忠贤生祠，后改为闯王家祠。在此执教不到一年，已经作了母亲的韦君宜与杨述被调到绥德地委。地委机关报《抗战报》作为地方性报纸，主要面向辖区的县区，已创刊多日。他们来后共计四名编辑记者，杨述任主编。韦与杨在《抗战报》上自然写了不少文章，现在我们见到的署名文章只有321期署名欧阳正《纪念本报生日，检讨今年本报》一文（头版），和韦君宜的《研究一下本报所登的劳动英雄的稿子》（二版）。同期还刊有宣传部长李生华的一篇《我们要保卫抗战报》，可见其火药味了，已是“抢救失足者”运动即将全面展开的时候了。 　　1942年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又发展为审干运动、“抢救失足者”。杨述、韦君宜都卷入这场运动中。武汉失陷前，杨述由组织安排转入四川，任川东组织部长兼“青委”书记，在重庆被捕，经周恩来保释出狱后来到了延安。此次“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也被打成了“红色政策”下的国民党特务。笔者有机会看到这段时间的《抗战报》，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所写的这场运动的过程、思想认识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绥德地区的这场“抢救”运动是五、六月间从绥德师范开始的，8月17 日召开全校大会，共开了九天，9月5日见报。这一天出版的322期《抗战报》头版头条大字竖排标题是：“救救孩子！救救青年！国民党特务机关罪恶滔天陷害青年无恶不作绥德学生控告国民党特务罪行”，其中许多小标题都是耸人听闻的，如“女特务第一条战线在床上”等……继之，绥德地区大会于9月13日亦开幕，袁专员致开幕词说:“今年上半年绥德师范有一百六十二个被国民党蒋介石陷害堕入泥坑的同学坦白了。”(见9月14 日《抗战报》第325期)，习书记总结十天大会，绥德各界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大会主席团及全体到会代表两千六百人同致《告失足同胞书》（见9月25日《抗战报》第332期），又，绥西各界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大会主席团到会代表一千五百人同上《致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电》（见10月23日《抗战报》第339期）。“米脂群众开展救人运动，一千余失足者爬出泥坑感谢共产党宽大政策。”（见《抗战报》第354期）在1944年元旦出版的第357期刊登的《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三年大事记》专稿，其中“除奸运动”一项写到：“八月四日延安县开大会……。绥德、陇东……各分区都进行了这个斗争，一直深入到乡村里。……我们本着党中央的宽大政策，挽救失足分子。” 　　 　　当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时，作为编辑记者，韦君宜一开始是“深信不疑的”，后来虽觉察出一些破绽出来，“但是我不敢否定这些编造，我还在每天为搜集这些‘材料’而奔跑。”（见《思痛录》第8页、第9页）直到这场“抢救”不断的扩大，引向“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引向“四川伪党”，引向了韦君宜所熟悉的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包括韩天石——“一二九运动中北京大学学生领袖”，韦君宜已经从震惊感到害怕了。毁家纾难的杨述也被诬蔑成执行国民党“打着红旗反红旗”政策的特务，被关押近了整风班。画家李又罘仅因为请了几天假到解放区的边缘地带去看望哥哥，也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到这时候韦君宜才懂得了这场运动“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她觉得这样怀疑他们实在是太冤枉了。 　　当时，韦君宜、杨述认为这不过是绥德的党在胡搞，延安绝不至于如此。杨述后来被从政风班里放出来，带着特务帽子从事抗战报编辑工作。他跑到延安去上诉，写信给毛主席，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是特务，请您调查”。但后来才知道，延安比绥德整得更厉害，他们多年相知的朋友许立群、李锐、魏东明、黄华……都被打进去了。杨述从延安告状回来，韦君宜的头一个女儿，因政治和生活环境的困苦已经失去了，自己也得了重病，又受到特务家属的侮辱式的待遇，遂写下了一首纪实的诗：“小院徐行曳衫破，风回犹似旧罗纨；十年豪气凭谁尽，補罅文章伏笑谈；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四三年审干后作》）在一首题为《家》的新诗中她还写到“家呀/让我再呼唤这一声！/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世界/人生/革命/学来好大个聪明！/如今/已变成无家的流民/夜晚寻不上宿头/让我弹一曲没弦的琴/你听/站在旷野里/呆望着/最远的星星”这些激愤之情反映了她在理想追求道路上的困惑、诚挚、执着的精神历程。 　　 　　1944年下半年，杨述给毛主席的申诉信也有了结果，党校副校长彭真同志找他谈了话，摘掉了特务帽子，调他们夫妇到中央党校工作，安排在校部教务处。审干运动翻天覆地闹了一场，最后的结局是全部打错了，全是假案。尽管这种行为如此荒唐，但是，由于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脱帽致了歉，致使这些怀着赤诚之心的革命知识青年全都原谅了。 　　 　　1945年抗战胜利，韦君宜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塞下忽传胜利声，八年苦战竟全功；下山歌笑光火跃，东去归程指日中；万里河山凭放手，千章织锦下名城；生还父老应犹健，子弟兵归唱大风。” 　　 　　八年的岁月对人生不算短，在喜悦之余，韦君宜也流露出了木兰归里的心情。然而没有多久，中国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临在了每个革命者的面前。韦君宜又投入到中国历史转折的大决战中。她被调到延安新华社口语广播部担任编辑。1946年3月国民党轰炸延安，新华社与《解放日报》合并为新华总社，部分撤离人员组成了战时编辑部，口语广播和英文广播很快投入工作，接替延安，开始向全国播音。韦君宜亲历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1947年春，廖承志率领总社，按照行军行列，随中央“工委”从陕甘宁边区瓦窑堡出发，东渡黄河经晋绥边区，横穿山西岚县、静乐等县，历时三、四个月进入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平山县境内，随着中央“工委”进行了一次战略大转移。9月13日在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韦君宜被派往参加了平山土改工作团，担任该县温塘区委员的工作。 　　 　　此间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了她在根据地创作的第三个短篇《三个朋友》，自10月2日起在《人民日报》（晋察冀版）转载了这个短篇。《三个朋友》描写的是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参加查租的故事。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描写了“我”与三个朋友——农民、农村绅士和知识分子之间，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的种种关系，着重表现了也是知识分子的“我”的思想感情深处所发生的变化。那点自己的天地情调，在与农民朋友刘金厚的接触中，“各种破东西就被他一层一层剥掉了”，知道了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自己的脚应该站在什么地方。这个短篇正如作者后来所谈，是从知识分子“诚心诚意接受思想改造那种真诚的感情出发写出来的。”短篇将根据地真实生动的生活画面与作品的思想倾向作了较好的结合，使它在解放区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和短篇《龙》一起作为韦君宜的代表作被选入了各种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中。从《龙》、《群众》到《三个朋友》，反映了作者小说创作倾向所发生的明显变化，即由偏于理想色彩转而着重表现在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和他们的政治思想面貌。短篇最后通过“我”表明只有农民朋友才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与农民朋友在一起“真是胜读十年书!”这种文字表述强化了作品的思想倾向，创作态度固然真诚，然而作为文学作品却是理念大于形象。而且对知识分子朋友作为农民朋友的陪衬人物，在描写上也存在着简单化的缺点，说明了作者在适应当时政治环境的同时，开始向模式化思维方式的倾斜。 　　 　　十年的战争环境中，韦君宜还用浅近的文言文写出了纪实性散文“三部曲”。第一篇是1938年流亡一年后在宜昌作《流浪记》，此篇已经轶失。据作者谈一直保存在身边，“文革”中抄家时被抄走，后来归还材料中不见了此件。第二篇《八年行脚录》写于“八·一五”光复之际，（全文收入散文集《海上繁华梦》，为未完成之作，实际只写至1942年到米脂后为止，发表时删去部分文字，文章以简练而富于文采的浅近文言，生动地记述描写了作者从武汉撤退到大后方，以及在根据地最初几年的足迹。文中特别用了较多的笔墨写出了在敌后所面临的饥饿和艰苦的战斗环境，看来不是那么豪情满怀，也没什么豪言壮语，但平凡与神圣本来就是革命者的本色，作者正是从这里着眼写出了一代革命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第三篇是写于1948年1月间的《还乡记》，主要记述作者在1947年底从解放区化装潜回北平家中治病的见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统区北平的衰败景象。三篇散文表现了韦君宜文言文的功底，写作风格从青春期的热情倾述转而记述描写自己亲历目睹的生活方方面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演进，具有较强的纪实性。此外在战争环境中韦君宜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诗词，上述所引及后来问世者如《夫子庙拾炭诗》、《离延安》等，只是其中的少数，此处不一一记述。 　　 　　1948年韦君宜与杨述参加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主要负责《中国青年》的复刊。1949年3月，他们所在单位随中央机关来到了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从此，韦君宜步入了她人生道路新的里程。 　　 　　——全文完 　　 　　 　　*作者宋彬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多年前即收集有关韦君宜的资料。现已完成韦君宜青少年时期一文的撰写。征得作者同意，该文给予韦君宜纪念馆以优先发表权，凡转载者，请注明转自韦君宜在线纪念馆(http://weijunyi.netp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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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2/20 22:3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