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目录 全部文选 添加文选 添加目录
韦君宜在线纪念馆

烽火年华——韦君宜的青少年时期(上)

2/8/02 宋彬玉*

  一. 在“南开女中”成长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农历10月26日出生于北京,为家中长女。祖籍湖北建始。“君宜”是她1936年在《清华周刊》45卷第1期上发表《哀鲁迅》一文时首用的笔名,抗战后流亡到武汉参加湖北省委主办的黄安训练班时,将自己的姓名改为韦君宜。
  
  韦君宜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父魏仲衡早年留学日本,专修铁路,是孙中山手下一批年轻人之一,发表文章,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13年回国后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即今北方交通大学前身)任教,后到交通部任职,又派长春任铁路局长。参加修建吉长线、吉敦线两条铁路。韦君宜在北京叔叔家里读完小学二年级时去长春,入了当地的铁路子弟小学三年级。铁路局长魏仲衡很重视铁路子弟的教育,在长春车站附近办了一所扶轮小学和一所职业中学,从大城市北京等地延请名教师为学生开课。母亲司韵芬,为湖北沙市举人之女,婚前念私塾九年,在君宜与妹妹莲一上学前,便在家里叫她们背诵《琵琶行》、《阿房宫赋》等古典诗词以及新旧《三字经》等。这是一个不算守旧的家庭,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家里还为他们延请家庭教师教授英文、古文等课程,此间读了“四书”、“五经”等古籍。隔段时间,父母还带领她们去书店购书,以增长知识,培养学习兴趣。读到小学五年级时,为了提高学业水平,家长便把她和莲一一起送回北平,经考试韦君宜插班升入了北京实验小学(今师大附小的前身)六年级。1928年魏仲衡离职,不久在天津法租界定居下来。君宜与莲一也由北京到了天津先后考入南开女中。父亲也有了较多的时间亲自对她们施以教育,对长女尤其器重,非常关注她的发展,赞赏她的才华。后与人谈,她女儿的这支笔颇有《老残游记》的风格。
  
  天津南开女子中学的六年学习生活,使韦君宜一生受益匪浅,为她勤奋上进、憎恶旧制度、憧憬真善美的人生理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韦君宜曾写道:“在南开我度过了由孩子变成懂事的青年这一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南开除了教给我语文、数学、理化、史地这些基础知识之外,我觉得重要的是教我打开了眼界。”(《忆南开》)入学不久的一次校庆日,“南开新剧团”排演易卜生剧作《娜拉》,由大学部万家宝(曹禺)主演,使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外国名剧,在一个不满十一岁的女孩眼前展现了一个新的天地,从中呼吸到了时代的气息。“那时人家是大学部学生,可是我是初一小孩子,他当然不认识我,可是我这个小观众却对此戏印象极深。至今,在末幕换上深色衣群的娜拉站在台中央说:‘我原来是一个洋娃娃!’诀绝出走的模样儿,还留在我的脑际。”(《忆南开—为母校南开校请作》)
  
  南开校长张伯苓以教育改革为己任,派教师到美国、苏联学习,回来改革教学,设置新课程门类。“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民族危机已降临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校长虽不赞成共产党,却很爱国,对屈服日本十分不满,因此经常向学生灌输抗日思想。每年学校都举行“五七”、“五九”、“五三”、“五卅”纪念活动,在学校的运动会上组字“毋忘国耻”、“毋忘东北”,所有教室门上贴有“毋自馁,毋因循,多难足以兴邦“、”要沉着,要坚毅,立志必复失土”的对联。学校设置的《中国近百年史》、《东北地理》、《西洋近代史》等课程,以及“社会观察”到校外工厂、法院、监狱参观等活动,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韦君宜是一个敏感多思的女孩,这些校内外的活动,激发了她对民族前途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在少作《少年书愤》(1931)中她写到:“随身半载一薄书,日日读它又甚余,清夜摊开增我恨,终朝对尔欲何如。”
  
  高一时,一位激进的国文教师把当代左翼文学介绍给这些“关在教室里的女孩子们”。这段时间韦君宜阅读了不少三十年代的作家作品和苏俄文学作品,订阅了《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文学》等文学刊物。上海左翼作家的“热烈空气”,使她“简直着了迷”。这位国文教师还向学生们提出“女青年该看看章秋柳、孙午阳(注:为矛盾三部曲《蚀》中的人物形象)那样的认识那样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当然,不必那么浪漫。”韦君宜后来谈到,她是从这里才“划破鸿蒙”看到另一个世界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作品使中学生韦君宜萌发了对新的社会理想的向往与追求,对她日后从事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中时学校里还发生了解除进步教师和开除进步学生的事件。她虽然没有处于这场运动的中心,却倾向于被开除的教师和学生,使中学生的韦君宜看到斗争就发生在自己的周围。
  置身于中国大变革前奏中的韦君宜,在敏感着时代前进脚步的同时,还只是一个很知道用功的好学生。她的国文课和作文课尤其学得很出色,多次受到教师和学校的嘉奖。到了高年级,她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三的一位国文先生以讲中国诗史为线索,贯穿名家作品,从诗经、楚辞、古诗、汉魏乐府,一直讲到唐诗、宋词、元曲,中间还介绍《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作品,并且引导她们阅读有关的文献和研究著作。韦君宜很为这些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所迷恋。于是逛书店、选择参考书成了她一段时间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北京琉璃厂的那些售书者,以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个年少的女学生那种认真选购的神情。她们哪里知道这个女孩子当时正怀着想作一个学者的人生梦想呢。临近高中毕业时,她曾主动向老师交了一篇题为《论陶渊明》的毕业论文。
  
  韦君宜也从家中的藏书吸吮着文化、精神的营养。除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作品,她还看过不少的通俗作品,直到九十年代还能记得一大串。《再生缘》是她母亲经常读并推荐给她的一篇长篇弹词,上小学时就读过,上中学后仍很着迷,读了不止一遍。“这本约两百年前的妇女作品,使一个十六岁的我自觉到我是一个妇女,我将来要走的路是艰难的。”无独有偶,几十年后,曾任清华中文系教授的陈寅恪和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这两位大师,都曾为此书及其作者,付出过很大的热情。看来韦君宜这时更多的是从课内外的阅读中感悟人生、思索人生。
  
  韦君宜性格内向,是个感受敏锐、善于思考的学生。她似乎并没有想要成为一个作家,但她却知道怎样使用手中的笔“自抒胸臆”,为自己也为她人“请命”。高中临近毕业时,她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痛苦的经历。在河北省教育厅临时组织的一次中学毕业会考中,她的化学课因一分之差而得了不及格的成绩。而且在天津《大公报》连续两天将考试按及格生、一两科不及格生和三可以上不及格生的名单公开登载出来。魏蓁一的名字赫然列在一科不及格的第3名,下面括号为(南开,女,化学)。虽然官方注明“以上学生均发给报考升学证明书并准参加下届各该会考”,可对于一个自尊自强的女孩子来说,无异是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她无颜面对父母亲和师长同学,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但她觉得教育当局也太不讲理,于是她振作起来提笔给这份报纸写了一篇稿子,要求他们帮助中学生评评理。《大公报》还真帮助了中学生的忙,这篇短文很快在该报“会考问题特刊”栏登了出来,而且在社论中还引用了这个中学生的呼声,表示了赞同与支持。这篇散文体的说理文在层层说理中笔调委婉而犀利。文中开宗明义提出拖到一年后补考是很不合理的,而且“日子拖得越久,必致忘得越干净,大约拖来拖去。这张中学毕业证书永不会到手,也就只有‘死而后已’。”但是“教育厅难道竟是要我们过年年应考‘死而后已’的生活么?”文中转尔呼吁“把补考的日期挪近一些,趁我们为会考而预备的书还没全忘,再加紧念几星期,也许会一考及格免了这身上背的‘不及格学生’的牌子,这个成不成,我为我一个人请命,同时也代许多一、二科不及格的同学请命,愿教育厅注意及之。”当我们几十年后看了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短文时,只觉得作者聪敏过人、文思敏捷,在这个少年人身上蕴藏着一股对“不讲理” 的社会现实进行抗争的精神。
  
  二.“清华园”的峥嵘岁月
  
  1934年9月,韦君宜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三所高校同时录取,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她原是对文学很感兴趣的,但当她确定自己的攻读方向时,却选择了清华大学的哲学系,著名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等都执教于此。其中的思考,韦君宜后来曾谈到,是想“探讨一些更深刻的东西”,如同很多青年学子一样。她的志向是攀登学术研究的高峰。于是她成了清华十级新生中的唯一女生。系主任冯友兰把这批十来人的新生招到自己家中谈了话,着重介绍了哲学系的课业情况。
  
  清华女生宿舍静斋有一个很幽静的环境。宿舍后面环围着一带小丘,生长着密密的树丛,不远处一片湖水便是有名的“环池”,再远眺就是一带西山。宿舍前门面向一条南北走向的人行道,横过人行道是一条小溪环绕着的错落的树林连着宽阔的草坪。草坪的北部便是校园中心的大礼堂、图书馆和工字厅了。在这里韦君宜开始了大一的学习生活,依然十分用功,除了跑图书馆、阅览室,有时也坐在二楼的宿舍里看书、写作。深秋季节,静斋周围一片肃飒的景象,引动了她的诗情,便用新诗的形式抒发了自己的感受。并以《静眺》、《倚窗》为题投给了《清华周刊》(署名陶清)。两诗表达了诗作者对清华园秋景诗情诗意的主观感受,很有点现代派的诗味:“鸟声在东边鸣了西边又鸣,/树影成行,/已倒沉在水底。/礼堂里的琴波颤了起来,/谐和了水波的颤。/满地都静。/天有黄叶还恋着这一池残水,/横直综错,满地都亲吻遍。/……”(《静眺》)。用旧体诗来状物抒情也是韦君宜自幼的爱好,《清华园》(七绝)便是其中的一首:“夕晖一点透林明,坐听虫声共鸟鸣;敛黛西山初浴罢,云清雾薄晚妆成。”诗作者用拟人的手法把个清华园初夏黄昏描绘得如同写意画一般,风格清新、意境淡远,读起来也朗朗上口。和新诗相比较,韦君宜的旧体诗显得颇有功底,这可能得益于举人外祖父对她的指点。看来大学生韦君宜对“水木清华”的秀美景色很是陶醉,对这新的学习环境也颇自乐。如果从个人的前程来看,如此的才智、这样的一所学府,清华学子的她,俨尔不能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学者呢。
  
  然而大学生的她并没有只限于追求学业上进。她虽出身富有,生活优裕,却也感受着人间的不平,这是有诗为证的:“严冬十二月,晨起见严霜。北风寒裂骨,道上生白光,行人从远来,抱子倚严墙。三日已无食,一月更无裳。瑟缩败屋下,翘首盼春阳。何意急风雪,中夜袭我床。团雪弥前牖,朔风裂后窗。门枢向我欹,仰视屋无梁。抱子出门去,徘徊以彷徨。旁徨欲何时,哀哉路且长。……”(《少年习作》1934年),诗作者想象着抱字倚墙的这个中年妇女的贫寒现状,发出了“仰头盼楼上,明灯和蒙煌。我欲呼天问,渺不见穹苍。”的不平之鸣。诗中所勾勒的这副凄惨景象,是韦君宜朦胧的民主思想的写照,是她稚弱心灵闪现的一束火花。没有这些,怎么会有她后来的发展呢。
  
  “清华园”里地火在运行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形势已经逼近华北。1934年由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经宋庆龄等签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已经公布。这年冬天在清华校园有革命组织“现代座谈会”公开招收会员,一同考入清华的南开女中同学毛掬是这个组织的常委,便以“学术活动”的名义动员韦君宜参加。韦君宜被编在哲学组,学习《辩证唯物论教程》等书籍。不久清华发生了静斋逮捕革命学生的事件,毛掬亦被列入被捕名单,只是由于大家的掩护才得以逃脱。随之成立半年的“现代座谈会”亦遭解散。这段短短的经历,使韦君宜的学习和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35年春,经学生会选举中文系九级学生蒋南翔担任了第43卷《清华周刊》总编辑,“魏蓁一”被聘为该刊的“特约撰稿人”。在5月15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43卷第1期“清华论坛”刊出了韦君宜题为《理论能拉往事实么》的长篇哲学论文,署名陶清。这是我们所见到的韦君宜所发表的唯一的一篇哲学论文。论文本着“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对立的统一,实践在其中处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命题,阐述了“我们不能用理论拉住实践”,而应在实践中把握到“理论”从而“创造一个不能说是继续现状的新形势”,“现状必将由本质的转化而被一个更高级的新形态所替代了”。论文的思辨能力和逻辑分析,均显示出这位哲学系大一女生的才华。同时也反映了她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为我们了解此一时期韦君宜的思想发展,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在43卷《清华周刊》第2期和第5期的“书报评介”栏,韦君宜尚发表有两篇书评:《中国大学生日记》和《由一本书看到―――读〈革命哲学〉后》,均署名陶清。前者为万迪鸣所著日记体长篇小说,1934年出版,在当时学生中颇为流行。书评指出了这部作品‘“似曾是想由一粒砂子中,表现出大海的动态。这虽失败了,当那个小角落却描写得够活的。”而且“其中每个人都无聊卑鄙讨厌到了极处。我们讨厌他们,这‘讨厌’正是作者的成功!”但“这《中国大学生日记》并不能代表中国大学生生活的全面!作者忽略了这学生的另一面,只能绝望地告诉着,这是他最大的错误。读此书,这是不能忘记的……”。后一篇是针对蒋介石《革命哲学》一书,这书当时被指定为清华“读书竞进会”大学组第二本参考书。作者认为有必要帮助读者正确地认识这部著作。书评在指出其唯心论实质的同时,着重以嘲讽犀利的笔调分析了其反动本质所在,由此而“看出许多近来蓬蓬勃勃的运动的根芽”。诸如“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运动”、复古读经尊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僵尸的复活、新生活运动、节妇宴等大小事件“都可以由此找出根核来”。文章更进而论述了这个理论自己的根核,只就其思想文化本身来说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和“臭腐的封建势力携了手”。明敏的思考力,以及善于透过现象抓住实质,从而进行入情入理的分析,且行文酣畅,使书评很具有说服力。
  
  “现代座谈会”被解散后,青年学子那种“指点江山”的热烈气氛突然失去了它的组织力量,韦君宜的思想一时陷于苦闷的状态。她回忆这段时间自己的思想时写道:“我这个刚刚摸见一点点新世界影子的头脑里,实际还是模糊一片,真感到无路可走,苦闷得要死。”刚好学校放暑假,她决定跟己和日本左翼文化界朋友取得联系的毛掬,一起去日本“找光明的路”。同行的还有大妹莲一等共计四人。在日本东京,她一时被中国左翼文化人的活动所吸引,要求父亲同意她留在日本不回国了,但遭到家里的反对。她们认识的一位农学院教授也说,“爱国还得回去”。正在这时,清华进步同学中文系九级女生韦毓梅(孙兰)给她去信要她回校,告诉她下学期要在女同学里组织一个小组,开展革命活动。新生命的曙光闪现在她的眼前。
  
  1935年大二开学后,韦君宜参加的静斋小组是秘密的“社联”组织,同时也受清华大学“民族武装自卫会”的领导。参加的成员除了她与韦毓敏,还有外语系九级学生王作民,以及许榴芬、李立睿、鲁心贞一共六人。他们在地下党员蒋南翔的领导下秘密开会,读《中国大革命史》等革命书籍、进行“时事分析”、“工作检讨”、“自我批评”等项讨论。“静斋”不静,这个小组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团结了许多进步同学,成立同学会、开展时事问题讨论会、出版静斋壁报、成立流动图书馆,还率先组织了一个海燕歌咏团,唱《国际歌》、《毕业歌》等革命歌曲。韦君宜并且是他们中间的一枝“笔杆子”
  
  这时她与王作民同一寝食。给人的印象是:“性格内向,话不多,看不出和谁特别要好,喜欢什么人,穿着质地讲究,但并不特别打扮。爱好读书,会写文章,抱着书出门、上课、进饭厅,走起路来蹬蹬很快。对组织的活动十分热心,有时缺少经费,就跟她说:‘喂,小魏,把你的存折拿出来吧。’她总是十分乐意慷慨地解囊。”(据王作民1989年7月26日谈话记录,经本人审阅)
  
  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华北的局势更加动荡,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在筹备,日本浪人在天津制造事端,汉奸雇佣流氓在许多地方进行华北独立的请愿闹剧。为了动员和组织青年学生加入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这一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成立(全称“北平学生九国联合会”)。继之蒋南翔起草的《清华大学救国联合会告民众书》亦在《怒吼吧》上发表,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响亮口号。在清华大学的全体学生大会上,几经争论,终于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清华校园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十二月九日这一天,北平各大中学在“北平学联”的组织领导下,爆发了大规模的请愿游行。一周后,十二月十六日又举行了一次全市学生的抗日大示威。韦君宜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运动,她和静斋小组的人,不顾天寒地冻、艰难险阻,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游行示威中她写的对口词《老百姓》传单,散发给沿途的老百姓,以至多少年后,当年北方局领导人之一的彭真,都还记得这份传单和它的作者。
  
  为了巩固运动的成果和深入广大群众,1936年初“北平学联”组织了平津学生的“南下扩大宣传团”。清华、燕京等城外各校编为第三团,1月4日从西郊蓝靛厂徒步出发。沿路深入农家,宣传讲演,开展歌咏活动,动员当地青年参加革命组织。当第12天到达河北高碑店时,遭到了军警包围,几经周折终于被押上火车,到了西直门,站台上军警林立,全团步行了20余里始回各校。这悲愤的一幕更增强了他们的斗志,回校后的第二天便在燕京大学礼堂组织了自己的永久性团体“中国青年救国先锋团”,后来将三个团各自成立的这种组织统称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次下乡宣传对韦君宜的触动极深。通过革命实践,韦君宜对阶级、剥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自己出身的家庭有了更多的觉悟。
  
  南下宣传回校不久,她经蒋南翔介绍加入了共青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有段时间她几乎成了职业的革命者,参加市妇救会等工作后,她很少回校上课,以至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由于缺课超过了三分之一视为不及格,需要补考。
  从1934年秋冬参加“现代座谈会”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韦君宜的革命要求向前发展成为实际的革命行动,她对理想的追求有了明确的方向。在她为实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理想去献身时,当时流传的一支歌曲:“苏联本是共产国,自由平等新生活。人人都工作,嗳咳嗳咳哟,人人都工作。”(杨述《一二九漫语》)不能不在她的思想上打上一定的烙印。然而她是受到“五四”精神熏陶的青年,又由于她的个性气质、较高的文化素养,她在这条道路上表现出来的不懈追求的执着精神,便形成了她生命中最珍贵的情结。
  
  清华园内外逮捕和反逮捕的斗争相当激烈。在静斋发现了告密者的地形图,在校园里发生了“二二九”逮捕和反逮捕的斗争,参加游行示威的不少进步学生也有遭逮捕而被投入监狱的。其中北平十七中女学生郭清惨死狱中的事件引起了进步学生很大的震动。“北平学联”决定举行北平学生追悼郭清烈士大会以示对反动派的抗议。韦君宜奉命撰写的祭文,用毛笔写成大横幅悬挂在台上,祭文愤怒揭露了反动派破坏爱国运动、迫害进步青年的罪行,喊出了广大爱国学生的心声:“我们今后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凄凉。我们只有沉痛的愤恨,火一样的烈,海一样深的愤怒和仇恨。”
  
  做为“一二·九”运动中的笔杆子,韦君宜是出了名的。同室王作民回忆说:“我们静斋女生宿舍有个墙报,掌握在进步学生手中,君宜经常给墙报写稿,还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文章。那时看出来她是个作家的材料。”“她对生活感受深,观察细微,善于思索,加以书读得多,所以下笔成章。在一起的时候,看她似乎不经意,但通过她的笔,使人感到她看的、听的比谁都多,一件普通的事,由她的笔写出来,能从中看出深一层的东西,与众不同。”韦君宜在后来谈到自己作为“笔杆子”时是这样写的:“若说笔杆子强,别位笔杆子写论文写散文写诗成了气候,我这个笔杆子却专门赶任务。一会儿要公祭郭清同学,叫我来一篇祭文;一会儿出外宣传,需要通俗唱词,又让我来十二段孟姜女调‘正月里来正月正……’;有一个刊物上刊登出东北义勇军李红光的轶事,……于是由我动手改编成了一段鼓词‘李红光女英雄’印发出去,其实我连这红光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对此她总是“乐此不疲”的。除了写壁报、传单,韦君宜还为当时出版发行的许多小报像《民族解放》、《我们的生活》、《北平学生》等,写了不少稿子。编者争相向她求助,她也给予很多支持。如《北平学生》10期的“编余”就提到:“编者的春愁,是愁缺稿,愁印刷费贵,愁刊物发行不好。……稿件与钱,多亏陶清与李江两君,特此感谢。”由此可见一般了。(陶清为当时韦君宜的笔名)
  
  韦君宜的思想是激进的。1936年暑假她曾跑到山西去参加革命组织“牺盟会”。她对家里不支持她参加革命是不能容忍的。考上清华后,父母对她期望很高,希望她走毕业出国留学深造的路,但是国难当头,她走的却是另一条路。母亲总想用亲情、享受来改变她,然而家庭并没有改变她,她却影响了这个家庭。父亲留日的日本同学中有许多是当政的官员,东北沦陷后曾请他就任铁道部长一职,他坚决拒绝,与人说子女将来还要做人。日本入侵北平后,也有人劝他任伪职,他索性躲到上海租界,以经商为生计,来往于上海、北平之间。至于韦君宜的弟妹,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都陆续参加了革命,大弟留学美国,是解放后最早一批回国的人员。
  
  三.处女作《小坑》及早期散文等作品
  
  韦君宜的创作、编辑生涯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她手中的这枝笔同她对真理、对光明的执着追求精神和对美好社会理想的憧憬与探索,是密不可分的,是同她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的。写于此间的两篇散文《寄不出的信》和《告诉》(发表于1935年天津《庸报》和《大公报》)便表现了她在人生道路上执着追求和上下求索的精神历程。《寄》着重表现了她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渴望投身革命的炽热感情。“朝一锄,暮一锄,我不知掘了多少日子,费了多少劲,把自己的双眼逼成近视,末后竟出我不意的,在库的深处遇见了你。”“我隐约听见你在人间的另一角落叫我,想找你,却不知道怎么能打通从我这儿到你那里的一条路。假如我找着你了,无论那路上有多少砂石,多少荆棘,我也情愿去走。”《告诉》则侧重揭示了她在追求路上所出现的精神苦闷:她曾寻到一线光明,但“这点明白不但不曾帮助别人,就对我自己都没有一点改变。我照旧的念书、上课、思索、说话、发怔……没有半点不同地方,除去心里多了一点希望。”全文感情跌宕起伏,她苦闷、厌倦,想自杀,刚强的郭如鹤(《铁流》中的主人公)和他所属的人群,以及“天地间怎样伟大的事,伟大的感情”都想到了,这些虽然给她安慰信赖,但她觉得对自己仍然是无用的。于是发出了“我不愿意啊!我要告诉!”的呼声。两篇散文直抒胸臆、感情真挚、行文酣畅,显示了韦君宜散文创作的基本风貌。
  
  “一二·九”前后韦君宜尚发表两个短篇。处女作《小坑》刊于天津《国闻周报》,署名陶清。这个刊物刊载了许多像老舍的《月芽儿》这样的名家名片,韦君宜的处女作刊于此,自然令人瞩目。可惜由于作者本人觉得“幼稚”而未能收入后来的文集中。但是一个作家处女作的“幼稚”又往往具有其独特的魅力所在。短篇主要描写了两个知识女性,曼英充满了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她不要生活里的山峰和大沟,有了儿子贝贝,一心只想一家过美满的日子,梦想通过存款供儿子将来出国走走。可是刚刚沉浸的美梦便被打碎,曼英与丈夫双双被校长解雇,于是曼英痛切地说出“都完了”。他们的大学同学马小姐是一个充满理想与信念的活泼女性,看到了这一幕却说:“你说不要生活里的山峰和大沟,但是你看,这顶多是一个小坑,你受不了!”这带有劝慰和批评的话,暗示着丢掉了人生的理想,生活里没有了山峰和大沟,却有无数的小坑横在面前。短篇的成功在于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就是两个次要人物卖柴农夫和仆人刘妈也都写的跃然纸上。标志着韦君宜早期小说创作的可喜收获。约半月后,作者在天津《大公报》“文艺”栏上,又发表了她的第二个短篇《探监》,署名陶清。小说反映了在政治斗争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都是通过探监兄弟间一席谈话表现出来的。探监者为犯人养父之子,两人亲如手足,曾几何时养父从一个教师爬上了县长的位置,管辖着狱中犯人的生杀大权,但养子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却宁死不屈。
  
  1936年《清华周刊》45卷由中文系十级学生共产党员王瑶主持担任总编辑,韦君宜受聘任该刊“哲学栏”编辑,除了编辑每期关于哲学方面的大量稿件,仍然坚持笔耕不辍。时值鲁迅逝世,10月24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鲁迅追悼会,在11月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45卷第1期上,韦君宜发表了署名“君宜”的散文《哀鲁迅》。她在中学时代就阅读了鲁迅的不少杂文,经过一段斗争生活后她才觉得真正地理解了鲁迅。这是一篇优秀的散文,开篇便写道:“我觉得鲁迅不是从九万八千里的云间把光芒射下来的星,我觉得他是和我们一起生活着的朋友。”全文通过作者的切身感受,昭示着“鲁迅的名字将照透了昏黑的长夜,在光明的国土里永生”这样一个真理。文章字里行间饱含着一个革命青年对国事的忧虑,对未来的信念,相信光明正在人们的心头升起。散文仍然保持着热情呼唤的风格,但同时又涂上了一层沉郁睿智的色采,说明韦君宜正在走向成熟。“一二·九”一周年纪念之际,韦君宜在《清华周刊》第45 卷第7期发表了她的第三个短篇《第一道光》,署名蓁蓝。短篇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清华大学等院校参加“一二·九”的全过程。贯穿全篇的主要人物是苏文佐和苏月佐两兄妹。哥哥不关心政治,由于失恋的痛苦滑冰时跌伤了腿,住入了医院;妹妹与他存在思想分歧,经常抬杠说不到一处。但当苏文佐被卷入运动,在参加游行中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看见妹妹参加宣传工作的勇敢精神,他也带着受伤的腿参加了冲锋队,对妹妹也油然产生了亲切之感。在与警察扭打中,他的伤腿被踢而倒下昏迷过去。周围的同学亲切的关怀和热情的呼唤,使他感奋。他终于从孤独中摆脱出来,置身于火热斗争中,觉得自己的腿已不是要紧的了。苏文佐思想的变化以及作品中穿插的“常见男生追女生,又看电影又滑冰”的情景,是真实的,许多青年学生,不就是从这里迈出了人生坚实的步伐吗。
  
  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在参加学生救亡运动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中,韦君宜无论诗歌、散文、小说、书评,抑或杂记、通俗文体,写起来得心应手,显示了相当的创作潜力。这些早年作品,继承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坛直面现实人生的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使命感,虽是一朵朵小小的浪花,却以它独特的取材、独特的视角给当时的进步文化潮流带来了新的气息。同时作品所显示的一个女青年作者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和浪漫主义情怀,对了解作者的精神风貌和性格气质也具一定的意义。
  
  四.投身全民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1937年华北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一个全民抗日的形势正在形成。“北平学联”和“民先”总队一方面扩大“一二·九”运动的成果,团结广大的同学,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春游和夏令营等活动;同时也在进行着保卫平津的战斗准备,很多进步同学或赴抗日的第一线,或深入驻军二十九军兵营参加实弹演习。“清华”南迁的工作也在紧张的进行,一些贵重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已装箱由专人负责南运;同时校方也提前进行了大考随即放了暑假。“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5日日军占领了位于北平西郊的清华园,29日、30日平津相继失陷。韦君宜返回天津法租界的家中。不久,平津通车,一批又一批的同学到天津从海路经烟台乘船奔济南、石家庄,再疏散或北上或南下。韦君宜也尽力招呼着路过的同学,帮助购船票,同时也考虑自己怎样脱离这个家。家里迫于她与在燕京大学就读的大妹莲一的要求,又考虑到女儿的安全和学业前途,便答应了她们可以南下复学。8月20日这个难忘的日子,他们一行五人随着大批难民和流亡学生,从塘沽登上了到广州的太古公司“湖北号”轮船。家里自然做了精心的安排:到广州后经粤汉铁路直达汉口,时任国民党军委会行营参谋处长的二叔会来接她们,然后安排她们复学,并且在路上还有一位世交长辈护送着。韦君宜满口答应,心里却另有盘算。船行快到青岛时,她趁身体不适借口治病要紧,在妹妹等的帮助下终于摆脱了这位长辈的“护送”,在青岛下了船。他们加入到大批流亡学生的行列中。在济南、石家庄都设有“平津流亡同学会”,一路风尘,中途还在石家庄的伤兵医院参加短期的伤员服务工作。离家后,韦君宜曾作《别天津》(七律)一诗以明志:“斩断柔情怀壮心,木兰此去即从军;早因多难论高义,已到艰危敢爱身;如此山河非吾土,伤兹父老竟谁民;愿将一片胸头血,洒作神州万树春。”
  
  这一年的10月18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的战时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了复学报到工作。韦君宜姐妹到了汉口后,莲一入了武汉大学,韦君宜则去了长沙,在临时大学注册为“联大”文学院哲学心理教育系四年级学生,仍用的是魏蓁一的名字。校部设在圣经学院,女生暂住涵德女校。联合大学刚刚建立不久,报到后的学生们在街上遛弯,吃凉薯和米粉,回到住处对学校和个人前途不免发生议论。韦君宜像似一只离群的孤雁,很是苦闷,许多熟悉的面孔携手并肩的战友离散了;“民先”总部已撤至山西临汾;自己与党组织的关系也失掉了联系。她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选择,决定放弃学业去武汉找党的关系。当她在街上迎面遇见了系主任冯友兰先生时,向他表示了离开学校,找机会参加抗日的想法。先生听后沉吟片刻,也许是惋惜自己的得意门生的离去吧,但立即表示了对自己学生的支持:“好啊!现在正是你们为国家做点事的时候。”说完师生便握手道别。韦君宜从此也告别了“清华”,但她在这里留下的青春足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却永远铭刻在她年轻生命的里程碑上了,这时她刚满二十岁。
  
  1937年秋冬的武汉,抗日救亡的活动已活跃起来,这里不仅集中了从敌占区逃出来的流亡学生、从上海撤退下来的进步文化人和各种团体,而且也是党的长江局的所在地。湖北省委在遭破坏后也开始恢复了工作。韦君宜来到了武汉,暂时在武汉大学借读。
  年底,韦君宜通过武汉大学进步同学的关系,同大妹莲一参加了由湖北省委在黄安(今红安,土地革命时期的鄂豫皖苏区)七里坪举办的抗日青年训练班,这里也是新四军七里坪留守处的所在地。入训练班时她恢复了党的关系,将自己姓名改为韦君宜。训练班毕业分配时,莲一被分配到咸宁宣传队,省委组织部长钱瑛找韦君宜谈话,想留她在红色山区里搞宣传工作,但她表示希望到外面参加救亡运动。来到武汉后,她被分派到鄂西的襄阳城(今襄阳市),从事青年救亡工作,主要是开展湖北新建的革命组织“青年救亡会”的活动。襄阳为汉水流域的重镇,由于其地理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距武汉几百里,在抗战初期十分封闭,封建势力和土匪武装非常嚣张,工作环境很是恶劣。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活动,后来反动势力已经盯上了韦君宜等几个救亡工作者,开展工作已十分困难,不久省委又把她派到宜昌开辟工作。
  
  在宜昌,韦君宜的二叔有一幢房产,由四叔四婶看管着。韦君宜穿着新做的白纱旗袍,以侄小姐的身份作掩护,开始从事宜昌地区的建党工作。没想到,在这里同她接关系的却是“清华”的同学孙世实。孙是“清华”十一级中文系学生,曾任“北平学联”常委。省领导钱瑛亲自来此布置工作,这个家实际上就成了区工委的机关。在新组建的中共宜昌地区领导班子中,孙世实担任区工委书记,韦君宜和另外一个也是外面来的党员分别担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王作民从武汉去重庆路过宜昌下船去看过韦君宜,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是很大很深的院落,前面住着部队,君宜的办公地点在后面的一间房子里。我见到她时便说,有这么多军队把守,你很安全啊。”韦君宜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青春时光,她与孙世实在工作中由革命战友逐渐建立了恋爱关系,他们互相鼓励,约定待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后,携手回到清华继续学业。与孙世实的这段恋爱虽很暂短,但这次感情的升华却使韦君宜一生为之怀念不已,对自己的这位恋人她一直以爱人称呼。
  
  1938 年夏秋间,国民党下令解散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青年救国团”、“蚁社”三个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武汉的革命活动由热火朝天而被迫转入地下。由于工作需要,韦君宜和孙世实先后被调回武汉,负责恢复“民先”等革命组织,发动队员准备打游击。这时她又着上了布衣深入群众开展工作。
  
  韦君宜姐妹在武汉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早已传到了远在敌占区的北平家中。其实,自从她们姐妹到了武汉后,家里就没有间断给他们来信要她们回去看看,“将来可再出去,救国不能只靠宣传,你们回来,学有成就,定可偿救国夙愿。”在武汉的二叔一家以及在沙市的外祖父,及稍沾点边的亲戚,无不随处跟踪追寻。后来母亲带着父亲的亲笔信千里迢迢经香港也来到武汉,是来亲自督战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的女儿从救亡的前线拉回去。父亲的信写得十分情真意切,并以去美国自费留学相许。党组织知情后,特意给假让她处理好家庭问题。华美衣食、赴美留学,当然动摇不了她参加抗日救国的决心,她与妹妹莲一暗中相互配合,抵制了家庭的劝阻,终于从亲友的包围中摆脱了出来。
  
  这年10月武汉战火逼近,开始了大撤退。韦君宜与孙世实已决定撤退到宜昌后两人结婚,但很快这青春美梦破碎了。他们本来约定乘同一只船撤离的,孙世实临时为了照顾一位病号不能同船走了,韦君宜只好先走一步。在送她上船时仓促中两人未能谋面,孙世实留下一张纸条便匆匆离去。没想到这却成了两个恋人的永别。后来孙世实一行乘上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租用的“新升号”,启航不久武汉陷落,“新升号”遭遇敌机轰炸,为了搭救病号孙世实失掉自救机会而遇难。韦君宜与妹妹在沙市外祖父处停留两天,到宜昌后当她听到了这不幸的消息时晕了过去。日本侵略者夺取了她生命中最亲爱的人,使她经历了有生以来最惨痛的一幕,她几近于精神分裂。稍愈便提笔为文,一篇《牺牲者的自由》抒发了她在恋人牺牲后极度痛苦的感情,和从痛苦中挣扎出来要用自己的生命为死者也为同胞复仇的决心。这是生命中流淌出来的血写成的“自白”,堪称抗战文艺的一曲绝唱。悲痛欲绝的感情如江河之水奔腾而下,她哭了一场,擦干眼泪再哭一场,恨不能立即哭死,“疾痛则呼天”,甚至想自杀:“我想死的心正同他活着的时候我想同他一起的心一样强烈。”但是她是一个有坚强信念的女性,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终于站立起来,她捧着一颗流着血的心,喊出了自己发自肺腑的声音:
  在民族的献祭台前,有人走上来说:“我献出金钱”。有人说:“我献出珠宝”。
  有人说:“我献出笔墨”。有人说:“我献出劳力”。我将上台大声宣布:“我献
  出了我的爱人”!我总算倾其所有,使同献者再也没话可说了。我想退出,但
  是民族的神灵对我说:“不!你还有!”“我还有什么呢?”“你还有自己的生命”!
  
  这是何等真切的感情和语言!文稿发表在1939年1月7日在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第3卷第4期上。这时她已离开大后方由组织安排,奔向了敌后根据地。
  
  从流亡学生到党的地下工作者,韦君宜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的视野在不断地扩大,感受着抗日救亡第一线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仍然笔耕不辍,写了不少东西。现在我们所见的是她在襄阳工作期间投给《战时青年》的两篇文稿《中古风味的襄阳城》和《武汉附近的一个黑暗角落》。两文以真实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描绘了抗战初期内地社会的保守黑暗、地貌习俗,以及从事救亡工作的团友们在险恶环境中进行“拓荒”工作的精神风貌。在宜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正值流亡生活一年之际,韦君宜尚用浅近文言写成长文《流亡记》。还写了不少怀忆清华的旧体诗。多行诗《流亡宜昌忆清华》写于此时(已在1982年出版的《诗刊》第3期发表,该诗题为《流亡中忆清华》)。在《清华杂忆》一组短诗中(七绝六首、七律一首),其中有写春游风光的;写校园美景与学习生活的;写“一二·九”运动中战斗生活和抒发革命豪情的。现引三首以见一斑:“夜深风雪办公楼,亲持灯火话银钩;明朝此檄传天下,应有寒光射斗牛。”(七绝)“第一难忘离校时,翻天巨变那曾知;案头半饮红橙露,榻上犹遗白袷衣;三日将归观藕荷,一年岂意绝还期;天涯未可重相忆,北望烟云风满旗。”(七律)韦君宜的这些早年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有旧体诗的韵味而不拘泥,近于新诗的用语而不浅白,且意境隽永富于画面感,可以说自成一格了。诗词是韦君宜喜爱的一种文体,一生没有间断过。
  
  *作者宋彬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多年前即收集有关韦君宜的资料。现已完成韦君宜青少年时代部分的撰写。征得作者同意,该文给予韦君宜纪念馆以优先发表权,凡转载者,请注明转自韦君宜在线纪念馆(http://weijunyi.netpor.com)
  
 浏览:1445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2/20 22:24:40

新增文选
最新文选Top 20
杨团给远逝的母亲的一封信(收藏于2008/2/12 20:45:41
宋彬玉韦君宜的人生之路(收藏于2008/2/5 10:33:38
张 玲 霞漫 谈 韦 君 宜(收藏于2008/2/3 13:09:35
团团纪念我的母亲——韦君宜(收藏于2005/9/17 21:13:59
韦君宜鸿泥集(收藏于2005/5/17 22:14:32
北京新闻台阎明复参加杨述韦君宜墓碑落成纪念活动时的谈话(收藏于2003/10/2 22:40:26
思念杨述韦君宜墓碑落成纪念活动纪录(收藏于2003/10/2 21:46:46
yangtuan杨述韦君宜墓碑落成纪念活动(上)-9.30于凤凰山陵园(收藏于2003/10/1 22:48:20
张子中思痛后的醒悟(收藏于2002/10/8 23:28:27
帅好一个编辑对韦君宜的纪念(收藏于2002/9/19 20:46:46
1/2页 1 2 向后>>


访问排行Top 20
宋彬玉韦君宜的人生之路(访问4251次)
张 玲 霞漫 谈 韦 君 宜(访问4069次)
杨团我的父亲母亲与《思痛录》(访问3041次)
3/26/02盛禹九一个大写的人—— 怀念韦君宜(访问2871次)
北京新闻台阎明复参加杨述韦君宜墓碑落成纪念活动时的谈话(访问2637次)
3/7/02延安陷落忆延安(注)(访问2552次)
4/2/02刊发丁磐石噩耗传来以后(访问1966次)
思念韦君宜——一个终生怀抱理想的人(访问1963次)
韦君宜鸿泥集(访问1864次)
思念杨述韦君宜墓碑落成纪念活动纪录(访问1734次)
1/2页 1 2 向后>>
文选评论
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13/11/28 9:51:42
徐鼎銘文选评论(评论于2011/5/22 6:44:28
淮安日报徐鼎銘文选评论(评论于2011/5/21 21:37:09
顾毅文选评论(评论于2010/3/6 10:45:51
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09/11/12 14:34:52

注册|登录|帮助|快捷
Powered by Netor网同纪念,2000-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