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的这篇短文纪念爸爸和他在红四方面军九军的战友们 --- 淳建国 　　 　　 　　 　　 　　 　　 　　-----从西路军问题的争论成果中得到的启发 　　 　　 　　 　　 　　从1936年10月9日一、二、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到1937年3月14日，红四方面军主力9军、30军和红一方面军5军团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浴血苦战，左冲右突，最终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路军失利，后又演化成敏感的西路军问题。在我军的历史上，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主力受到重创和成建制的败战，其记录并不鲜见，如，此前的历次武装起义、湘江战役和此后的皖南事变、中原突围、金门之战、朝鲜战场上的180师等，都遭受过严重损失。但都没有西路军失败的那样惨痛，影响那样深远，争论那样激烈和持久。 　　围绕西路军的失利，始终都在争论着一个问题，即：谁发出了西征的命令并对失利负责。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史料被发掘出来，西路军奉中革军委之命西征已被证实，并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而对失利的责任问题，则仍然见仁见智。 　　本人只是对这一问题感兴趣，但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研究的资格，完全是个外行。既不占有史料，也没有进行过考证。仅仅是通过阅读不同观点的文章，包括其中引述的历史文电，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并不断地再认识。因此，并不打算介入争论，也不接受指责，同时也不准备反驳。本文不援引任何资料，仅谈认识。 　　 　　应该把西路军西征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研究 　　 　　西路军西征不是孤立的事件，不能只作为一次战役来看待，不能仅将之与此前的“另立中央”事件相联系，并简单地归结为一个独立的分期，就是说，不能仅把“另立中央”事件作为西路军西征的背景。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地这样分期，都会不可避免的陷入无休止的争论。 　　西路军西征是全国红军主力被迫总体向西战略大转移的延续。包括此前不久的“北上”与“南下”之争在内，都是在不约而同向西战略大转移的总趋势下进行的。至于为何只能向西，属常识性问题，不再赘述。自各路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到整个战略转移结束，应该是一个完整分期。这应该是西路军西征的大背景，也就是说，西征决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个大背景的制约。无论是中革军委领导人，还是四方面军领导人，是不可能脱离这个大背景和总趋势去思考战略方向和制定战役计划的。到达陕北的红军主力发动的东征战役，其结局证明了中央设想的再次向南战略大转移（而不是“北上抗日”）的不可行。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等诸条件下，没有可能扭转总的向西发展的战略趋势。此时所说的西路军的“西征”，与中央领导红军主力继续进行的“北上”，在概念上不是并列的，其外延是不同的，前者要小于后者，并无可比性，不应当混淆。即是说，两者之间没有正确与错误的问题。只是“西安事变”扭转了战略西移这一趋势，而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历史已经证明，除张、杨外，任何人都没能预见。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红军的战略转移毫无疑问还将会继续，而当时的态势表明，战略转移方向不允许有其他选择，而只能是继续向西。 　　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红军或部分红军主力实际上阶段性地向西转移，以取得武器军需。“打通国际路线，对我有援助”成为部队西征的动员口号。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利弊，中革军委领导人和四方面军领导人都曾有过各自的见解，但此时正处于特殊时期，共产国际的认可，是决定性的。更何况指示的内容是迫切需要的武器援助，这当然符合正处于生死关头的红军的最大利益。此时，无论是中革军委领导人还是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问题上是完全自愿和积极的，不管援助来自哪个方向，都会去打通这条“国际路线”。而这条“国际路线”要求，红军或部分红军的征战方向，只能是向西。 　　中革军委领导人和四方面军领导人在西征问题的认识上是基本相同和重合的。由于各自所站高度不同，因此对西征的具体发起时机和西征所应达成的战役目，在认识上的确有差异，但在应否西征的问题上，则是基本一致的。仅以红30军西渡黄河是否奉令在先，来判断西征到底是奉命还是私自擅进，进而断定西征决策究竟出自于谁，并应对失利负责，似有推卸、诿过之嫌。因为红30军执行的是中革军委制订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而对于这一作战计划，四方面军领导人也是完全拥护的，并机断执行了。西路军西征，是整个红军当时所处的持续数年并不断恶化的环境、条件的情况使然，是党和红军一再寻找时机再图恢复的符合实际的选择结果。 　　西征的决策和西路军的失利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大可研究，但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西征决策本身而言，不应该受到责难，也不应该存在责任问题。说西征决策必然导致此后的西路军全军失利，难有说服力。 　　 　　西路军失利的诸多原因 　　 　　徐向前元帅的分析是最具权威性的。说它权威，不仅是指元帅是亲历者和战场最高指挥者之一，更是指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冷静地还原历史、客观地揭示过去、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和勇于承担责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分析既有利于澄清这段重要史实，更可告慰西路军两万多英勇将士。 　　西路军失利的原因是多样的、复杂的，一定要在四方面军领导者中的某人与中革军委领导人中间找出一个全部责任的承担者，是不符合历史原貌的，也是不公正的。失利的责任只能从造成失利的原因所起的实际作用及其程度来确认。 　　战役计划的致命缺陷。预期的战役目的，即西路军受领的任务有两个：“打通国际路线”，同时，要用更多的时间创建新的根据地。在红军以往的战役部署中，同时下达这两个任务并不矛盾，且是中国红军武装斗争的特点。但执行战役计划的西路军很快发现，西路军所处的特殊作战地域和恶劣的人文环境，决定了创建新根据地是一个无法达成的任务。战役计划制定者显然不了解或严重低估了西征战场的特殊情况，是套用了在中原地区的作战和建立政权的经验。 　　战役指挥者和战场指挥者对完成两个任务各有侧重。中革军委显然更重视完成创建新根据地的任务，似为可能出现的全局进一步恶化预做准备。西路军则更急于以最小的损失“打通国际路线”。但是，这两种侧重并不对等。 　　战役执行过程中，战役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内在变化。根据急剧变化的国内政治军事形势，中革军委实际上放弃了原战役目的，改而一再发挥西路军对全局的“策应”作用，希图达到调动河东敌人的目的，以打破强敌围攻。但“二马”有别于中央军和中原腹地亲蒋军阀，其损失大小，并不会为蒋所心动；西路军征战之地几近荒蛮，得失与否亦不会对蒋实际统辖区域造成危害。在“西安事变”后，蒋氏军事指挥系统各怀鬼胎一国三公。因此，原在各根据地和长征途中运用自如的以假示敌的“策应”作用，在此时并未奏效，而原战役目的也均告落空。致西路军陷入困境，且越陷越深。 　　战役指挥者低估了与“二马”的特殊作战形式及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二马”的军力、战力，不能只以人枪数量计。其世代盘踞边塞，政治上充分利用民族隔阂，作战上充分发挥骑兵效能，统治方式独具一格。红军以装备简陋、无后方支撑、无群众支援的步兵集团与无边旷野上的骑兵集团作不停顿的攻防战，以短击长，不可能有胜算。已经习惯使用的游击战、运动战的一般原则，在这里不再适用，统战亦力不能及。战役指挥脱离了战场实际，对败战结局也未能预料。 　　战场指挥者在“东返”问题上放弃行使战场机断处置权。在“西安事变”已经发生、正在和平解决、中革军委屡有“东返”指示的前提下，在西路军已无力西进并已处于存亡在即的紧急关头，在即使牺牲全体西路军也对全局并无助益之时，战场指挥者应根据战场形势，对中革军委作出的就地“固守”的指示，果断行使机断处置权，对“固守”作扩大解释，毅然回师，膨胀“固守”地域，向东扩大回旋范围，进而摆脱困境。因为显而易见，只有在西路军存在的条件下，执行“固守”的指示才有可能。这种机断处置有先例可循，在原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展过程中都曾使用过。事实上，除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弃守外，其他各个根据地红军的离开原地向西战略转移，都应该看做是机断处置的结果。 　　西路军失利的具体原因当然还有很多，笔者的认识做不到全面和深刻，只把自认为是主要的罗列出来--------对西路军失利的责任，应当分担。 　　 　　路线之争对西路军西征的影响和遗痛 　　 　　西路军西征真是“悲壮的历程”。红9军和红30军曾是四方面军功勋卓著的拳头部队；一方面军红5军团的宁都起义曾给蒋氏阵营强烈震撼，长征中始终担任后卫，历经磨难。如时空易位，受挫于蒋氏中央军尚无遗憾，然竟毁于非战之地，败于“马贼”之手，殊为痛心！虽然如此，西路军英勇无畏的红军精神亦将永垂史册。 　　在探询西征失利责任之外，也无法回避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 　　张某“另立中央”事件对西征战役和战场指挥发生着滞后影响。由于中国革命的自身特点，原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都是在中央和中革军委原则指导下，由各中央分局直接领导和相对独立地发展壮大起来的。官兵的组成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地域性，觉悟和视野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加之政治委员享有最终决定权。这就使张某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拒绝中央和中革军委统一、直接指挥，以军迫党，分裂红军，私立中央，实现个人野心有机可乘。张某私立中央已是最高形式的反党行为，是不可宽恕的。而张某在一、四两军混编，统归中革军委指挥后，竟还能以红军总部名义号令四方面军数万官兵走上南下绝路，不能不引起中央的警惕。四方面军领导人尽管是依指挥系统奉命行事，但终致党性蒙尘。 　　西征战役发起之初，张某参与指挥，有借题挟私之意，招致中央指责。西路军战场指挥者在陷入困境之时连电中央，要求将原属四方面军的4军、31军归建增援，不仅军事上情同画饼，政治上更不合时宜。最后终于引发中革军委严词申斥，与过去的（当是指“南下”）政治错误相联系。这些因素的存在，无疑对战役和战场指挥都发生着不利的影响。 　　路线之争虽已结束，但思想和组织方面的问题尚未解决，对干部政治上、组织上的考察仍处于过程之中，并与西征相伴随。自共产国际代表回国后，路线之争立见分晓，张某的主张几无市场，影响有限。而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宁会师，实际上宣告了张某“南下”错误路线的破产和终结。四方面军再次北上的行动表明，其领导者和高级干部认识到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开始与张某划清政治界线。虽然如此，思想压力可想而知。而中央对“另立”事件尚无暇追究，对干部进行组织考察当在情理之中。在酝酿组织援西军时提出改造西路军的动议，决非偶然，反映出中央对西路军主要领导成员在组织方面的考虑。这显然与路线之争有着紧密联系。将之与对西路军的战役指挥完全割裂，是不符合实际的。 　　将西路军失利归于张某路线，影响了对西路军西征战役的客观评价。路线之争之后，我军的军事指挥权即由总部上收至军委，全权掌握，未再更易。这对于将我军严格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有着特殊重要意义。在西路军西征战役中，张某在红军总部的军事指挥权已非“南下”时可比，有名无实，类同传达，逞私不易，何谈路线。西路军始终是在接受中革军委的直接指挥，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军事指挥失策，违反了战争规律。 　　将西路军失利解释为张某路线的终局，并反推西征决策也是错误的且系张某所为，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长期以来，它影响了我军对自身发展历程的正确认识，影响了党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当然也影响了与西路军西征有关的生者和逝者。 　　 　　 　　 　　在我军武装夺取政权的漫长历史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局部的失利是不可避免的，军事指挥失误也是随处可见的。正是在鲜血和牺牲的基础上，才成就了我军的军事原则，才涌现出新型的军事指挥天才，也才最终有了人民军队的所向披靡。失利的战例与成功的战例一样，都是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这丝毫无损于我军的荣誉，无损于我军统帅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对历史和前人是不能苛责的，尤其是对我们的红军先辈和他们（也是我们）的领袖不能苛责。回顾历史，就象是遥望巨人，谈论西路军这段历史，也只会使我们感受到革命历程的曲折和艰辛，体会到革命成果来之不易。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誓死如归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与日月同辉。 　　 　　2006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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