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北省黄陂县李集大屋畈人，家是赤贫，地无一垄，只有三间破茅屋。我八岁就帮着家里拾柴、讨饭，十岁到十五岁给老财放牛、拉长工。1929年，家里佃了一石八斗田。 　　1930年，我们这里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种地主的佃田不用再出租子。从此，我先后参加了童子团和少先队。1932年2月，我没满十八岁，和几个湾子里的十几个青年瞒着家里，跑到八里外的河口镇，等到家里人闻讯追来时，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红安独立第一师。那时，经过打土豪、分田地，苏区的人民觉悟很高，苏维埃政府对红军家属还有优待。母亲他们见我们已经参加了红军，就没再说什么，改为话别送行。这一别就是十二年，直到1944年南下，才又见到讨饭度日的母亲，湾子里活着回去的，只有我一个人。 　　参加红军时，正是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那时的红军，外有敌人“围剿”，内有残酷的“肃反”，红军官兵作战时个个勇敢不怕死，在保卫苏维埃的斗争中，都想用鲜血和生命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不仅战斗力非常强，而且军容严整。每个战士除了枪支子弹，还都背着一把缠着红布的大刀，红帽徽、红领章，胳臂上系着红袖章，每个连队一杆红旗，打起仗来非常壮观。只有公认是不怕死的人，才能当上连队里的打旗兵（旗手），打旗兵牺牲的最多，可红军战士都想当打旗兵。我参军一个月就参加了战斗，跟在打旗兵后面冲锋，敌人一颗手榴弹甩下来，打旗兵没有躲，我也不晓得躲，打旗兵牺牲了，我也挂了彩。8月份，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与蒋介石中央军展开恶战，双方损失惨重，可敌人被打败了。我们师和少共国际团在古风岭同敌人激战，我又挂了彩。战后，独立一师编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我在三十四团二营营部当通讯员。 　　敌人第三次“围剿”被粉碎后，紧接着就开始了第四次“围剿”。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被迫退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西突围，开始了艰苦的西征。在鄂西的新集、枣阳一带，被尾随的敌人追上，同敌人进行了西征路上最凶险的一次战役。红军人饥马乏，四面被围，三十四团被调到前边开路，不顾伤亡拼死硬冲，突破重围。在次战斗伤亡很大，我也第三次挂彩。由于没有根据地，红军急于转移，对伤员发给银圆就地安置。这里不是根据地，谁也不愿意留下来，可是又没有办法。半夜里，我伤口疼得睡不着，忽然听到街上人喊马叫，知道部队在转移，就对其他彩号招呼了一声，跑了出去，跟上部队。我死也不想落在敌人手上。 　　12月，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四川。当时的四川，在刘湘、刘文辉、刘存厚、田颂尧、杨森等军阀的割据下，混战连年不断，工农民众深受压迫和剥削，红四方面军攻下南江、巴中，占领通江，在通江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1933年4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我们班副班长祝永同和二班通讯员闵家宽。当时党的活动和党员身份是不公开的，但从作战和平时表现上是能看得出的，发展党员也看作战时怕不怕死。 　　1933年秋，“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纠集一百四十多个团，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红军“收紧阵地”，节节抗击，以逸待劳，消耗敌人。1934年3月，我从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共青团巡视员被调到三营八连任政治指导员，全连四个排，连长是李仕华同志。4月下旬，东线部队当时在宣汉县的镇龙关一线坚守，抗击敌人的连续进攻。 在同敌人苦战了两天两夜后，我们连奉命固守距镇龙关十几里的一险隘。连长李仕华带领一个排去把守山口，我与副连长带领三个排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向敌人反击。敌人三个旅以猛烈的炮火和机枪做掩护，继续在全线进行猛攻。我们居高临下，虽然占有优势，但敌人的兵力多，蜂拥而上，附近的二营打得精疲力尽。我连立即接到向敌人反击的命令，在团重机枪的掩护下，向敌人扑去。敌人的机枪和炮火雨点般地向我们射击，子弹从耳边和头上嗖嗖飞过。前面的同志负伤倒下，后面的同志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一部分敌人动摇了，纷纷向山下溃逃，还有一部分敌人还在顽抗。我们冲上阵地，用大刀同敌人肉搏。我和十六岁的通讯员小许抱住敌人的一个大个子，我搂腰，他拽脚，把这个大个子搬倒在地，机灵的小许摸出手榴弹向这个大个子的脑袋砸去。这次战斗我连缴获了三挺机枪、四十多支步枪，俘虏了四十多个敌人。 敌人马上又开始了反扑。刚打下去一批，又冲上来一批。我们用手榴弹、枪托、石头，不顾一切地向敌人砸去，同敌人抱在一起滚打，没有一个人后退。混战了二十多分钟，敌人支撑不住了，又溃退下去。这时，刘营长带领七连增援的冲锋号吹响了，这也是在命令我连向敌人追击。全连大声喊杀向山下冲去。敌人狼狈逃窜，被赶下山谷，涉河逃跑了。 　　在追击敌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冲在前面，在抢敌人机枪的时候被打倒了。这次战斗，我连没有牺牲的，但有十七个人负伤，我是最重的。右手掌粉碎、右小膊桡骨粉碎、右上膊贯穿、右膊上段肱骨粉碎、右肩胛骨贯穿。当即血肉模糊，不省人事。在王坪后方总医院的“特别号”我才醒过来。“特别号”住的都是濒临死亡的伤员。我们团的沈副团长受伤后也住在这个医院，他发现我住在“特别号”，就对看护说“去，把‘小黄陂佬’抬到我屋子里来（小黄陂佬是我的外号）”。这才把我从“特别号”抬出来，和副团长住在一起。在副团长的关照和医护同志的救护下，我才脱离了危险。 　　这次负伤的上午，我已经负了一次伤，这次重伤是我六次负伤中的第五次，也是最重的一次。伤后化脓，看护换药时，要两个人架着我，脓血连同骨头渣子一起挤压出来。出院时头发都掉光了。我就带着伤过的雪山，三次过草地。那时没有什么好药，也没有整骨复位，全凭体质。骨头就按伤时的位置硬长上了，右手、右膊完全畸形残废。工作和生活都靠左手。 　　镇龙关战斗胜利后不久，军里召开了庆功大会，我正在住院没能参加。政治处彭主任到医院看望伤员，拿出七块银圆，对我说：“淳润堂同志，你被评上战斗英雄，这是给你的奖励。”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奖赏。我激动地对彭主任说：“我一定好好养伤，早点出院，继续参加战斗，消灭敌人！”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全面胜利后，于1934年11月在通江县毛裕镇召开了政工会议。有军、师、团政治部（处）主任和一部分营、连政工干部共一千多人参加，我作为后方医院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徐向前总指挥作了“关于粉碎刘湘六路围攻的总结”；讨论了政治工作要与军事密切结合的问题；提出了“粉碎川陕会剿”、“准备消灭刘湘之新进攻”等口号，向全军发出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号召，奖励了战斗中的模范部队和战斗英雄。这次会议对以后的部队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所在的七十三团受到了表彰，授予我们团的奖旗上锈着光彩夺目的五个大字-----“钢军守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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