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假党员？” 　　 　　维护人按：父亲因身体不好，于1964年（50岁）退休，退休时属于个人私产的，还是那两只从北京带来的旧皮箱。但在文化革命的1968年夏天“清理阶级队伍”时，仍被毫无道理的残酷斗争。我那时只有15岁，亲身经历了被抄家、父亲被带走的过程。父亲平静地看着他们四处翻找，满地狼籍，从容不迫地吃完他那碗面条，然后被带走的情景，就象昨天发生的事情。直到1969年秋天，父亲和母亲一起回到家里。据母亲和一些同情父亲的老同志说，由于父亲的资历，那些人实在找不到斗争父亲的理由，就拿红四方面军是某个人领导的问题当借口；拿英勇的红九军1937年在河西走廊全军悲壮失利，而父亲为什么还活着为借口；拿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已经牺牲为借口，诬陷父亲是叛徒是假党员。叛徒问题搞清了，父亲没有随红九军西征，而是因伤编入红二方面军去的陕北。而党员问题却还需要证明。尚未证明时，外市有一高成份子弟在铁棍下腿被打折，屈打成招，“供出”父亲是“辽南反共救国军司令”，母亲是“军长”，复又陷入一起冤案中。父亲悲愤已极。文化革命后，组织上发还了一宗父亲亲笔“检查材料”，其中就有入党经过。 　　我曾多次试着询问父亲一些历史中的问题，也对他遭遇的不公正流露出些许不快。每逢此时，父亲就异常清醒，警惕地望着我，训斥我的疑惑。我从未从父亲的嘴里听到哪怕是一个字的对他所追随的党和领袖的不敬。父亲和我家周围的原红四方面军的伯伯、叔叔们一样，对党的忠诚至死不渝。 　　我也忘不了病中的父亲那凝思、压抑、痛苦、迷惘的神情。这些年，每逢看到这宗材料，眼前就浮现出那已经深深刻在我心底的一幕，那唯一的一次：父亲猛地站起来，冲向窗口，面对苍天，悲愤地呐喊：“同志们-----，你们知道吧------？”。。。。。。“我-是-假-党-员---------？” 　　 　　 　　 　　我是于1933年4月底在四川省通江县堰启场（镇）参加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我同排的祝永同和闵家宽。在我入党宣誓时，有营的姜政委（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参加。这时因部队中党员还不能公开，所以在我入党宣誓时就只有我们四个人。 　　时间是在晚饭后，在堰启场的后山坡的树林里，在一棵树上面还挂有马克思的画像，举行入党仪式后营政委还和我谈了话。他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什么人才能入党，入党以后更要起模范作用，要严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分配。打仗时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怕牺牲。平时要遵守群众纪律，宣传党的主张，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我入党时没有候补期，因为当时是工人、贫雇农出身、成份的人入党不要候补。 　　在入党前的一些活动的经过（大意）我记得填过两次表，两个介绍人和我谈过三次话。 　　1933年1月份，我从通江县县城伤好后，由团医务所出院回到营部（我原来就在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二营营部通讯排任通讯员）当时的营部是住在巴中城内。二月初，有一次营部的书记（文书）帮助我填了一张表，内容主要是我的出身、经历、家庭经济情况及社会关系。他并问了我一句，问我为什么要参加红军，是自愿参加的吗，其他的他就没有谈什么问题。填表后没有几天，全营就开到离巴中县城以西的（离城20几里）观音山前线接防。到了防区后，有一天下午晚饭后的游戏时间，由我们班的副班长祝永同和二班的通讯员闵家宽两人把我叫到外面，和我闲谈。其主要内容是，问我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以及出了鄂豫皖苏区到四川以后想不想家。还问我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和怎样参加红军的，红军和共产党好不好（主要是看我对党的认识），还问我参加了那些战斗，打仗时怕不怕，等等。他们两人在这次和我谈话时，我一点也没有察觉闲谈的意图。 　　2月底，我们部队在观音山打完仗后，就转移了阵地，即到了巴中县城以东的神坦溪地区。有一天打完仗后，在晚上点名时，他们两人又把我叫到外面的一个竹林边。这次他们问我说：你知道共产党吗？共产党是代表什么人的党？我当时答，红军不就是共产党？我已参加一年多了，共产党就是为穷人嘛。他们说：不对，红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打蒋介石的，红军内有共产党，共产党有党员。并说：共产党不光是领导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和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将来还要建设象现在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等等。他们当时和我谈的这些重要问题，我是一点也不懂的。以后他们在分别的和我闲谈中我才慢慢的知道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党了。 　　在3月中旬，在神坦溪打完最后一次战斗后，我们的部队又转移到堰启场。在部队没有转移的前几天，营部的书记（文书）帮我填了第二张表。在这次的表中，有问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项目。当时书记（文书）在填的时候问我：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我答的是：为打倒土豪分田地；为打蒋介石；为了社会主义。后他帮我说了一句，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是？我说：是。自这次填表以后，在入党宣誓以前，两个介绍人和我谈了一次话，这次他们对我说：你今后要好好的学习和工作。现在支部要吸收你入党了。但要很好的严守秘密，不要和别人讲，以后有什么事就找我们两个人就行了（指反映思想情况）。在这中间我患了一次伤寒病，把我送到通江县的苦草坝（镇）住了十几天的医院，出院后就是四月底。在一天晚饭后六点多钟时，由祝永同把我叫去举行入党仪式的。我入党后才知道，我们副班长是党的小组长。 　　我入党后参加了些什么活动。 　　在1933年以前，部队党支部的各种活动还没有公开，所以党小组集体活动也不多，主要是和小组长接触，汇报一天的工作和思想。小组会也开，但时间很短，内容主要是学习有关党的重要文件（如当时的干部必读文件）。我们小组是五个人，当时祝永同是小组长。叶某是我们的班长（现在我家里还有他的一张照片），肃金勾是通讯员，还有一个通讯员是二班的，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姓名。 　　我参加过两次支部大会。第一次反攻敌人到达巴中县平凉城的亚尔场，这是1933年的6月份。这次支部大会上，主要是营的姜政委总结了一下这次反攻胜利的意义，及党团员在几次战斗中所发挥的作用，表扬了一些人。同时规定了部队在这次休整训练中党支部的任务。第二次支部大会是在平凉城的黑石亚开的。这是1933年8月底，是营部副营长俞大轮动员，向敌人进攻的动员会（这时红军扩大了三倍，原红十二师扩编成红九军）。因这次进攻战役规模很大，党支部要保证战役的胜利。从这次支部大会后，在1933年10月初就将我调到团政治处任共青团巡视员去了。从这两次支部大会后，我才知道支部书记是营部文书，组织委员是闵家宽。 　　我的两个介绍人都牺牲了。 　　祝永同是在1933年10月底，在四川省宣汉县的上八庙战斗中牺牲的，和他同时牺牲的，有我原班里的肃金勾。 　　闵家宽是1935年的二月份，在进攻江油的战役中牺牲的。他当时是在红九军二十五师师部警卫排给师首长当警卫员（我是在后方总医院听说的）。 　　现能了解我入党的人，提供几个人的线索，请组织上参考： 　　1、叶某（现我家有他的照片，并有名）。当时他是我的班长，我入党的情况他知道。这个人现在还在。我们在1940年---1944年在延安时经常见面。他原是在延长县石油厂任厂长。1944年10月我随军南下时，在延安去看过他。当时我知道他在中央社会部工作。 　　 2、李仕华，1933年是我同排的一班班长。1934年3、4月，我和他在一个连工作，他是连长。我入党时他知道（党员虽然不公开，但互相之间都能看出来）。1940年---1941年，他是在延安抗大学习。在这个期间，我们见过几次面。他在抗大毕业后，是分配到山东敌后工作去了（我是右手残废，他是左手残废），现在要能找到叶某可能问到线索。 　　3、许劲彪。是原湖北省公路厅的厅长。1933年10月以后，我在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处工作时，他是在一营一连任指导员，我经常到他们连巡视工作，1934年4月份，我在八连任指导员，他还在一连。我和他都是在4月底的镇龙关反击战中一块负的伤（都是重伤）。5月份分到后方总医院后，我和他一直是住在一个房间，到1936年的1月份我们才分手。1945年---1947年，我们又在（新四军）中原五师十五旅工作，他在四十五团任政委，我在四十四团任政委。1950年---1951年，在汉口见过他。他知道我是党员，但我当时是怎样入党的他是不知道的。他能证明,团政治处的巡视员下连队巡视工作时，没有党员介绍信是不能参加支部大会的。 　　4、吴世安。是原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1932年的7月份---1933年的2月份，我从鄂豫皖到四川这段时间是跟他当通讯员（是当时通讯排的分工），他知道我。但他只知道我叫“黄陂佬”。1945年---1947年，他在（新四军）中原五师十三旅任旅长时，我们见过几次面。现在能通过他打听俞大轮的下落，因我入党时他知道，这时他是营的副营长。 　　现在我能够想起来的线索就是这些人，请组织做调查时参考。 　　 　　 　　 淳 润 堂 　　 　　1968年12月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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