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又接到弟弟淳建文的信息，他还找到一篇记载，里面也提到爸爸在陕南游击时的活动和任职情况。和上两篇一样，仍然是把爸爸“淳润堂”的名字记载成“荀润堂”。中原部队整编时间不长，而“淳”字又很难认难记，能被记成发音相近的名字已经相当难得。为此，我和我的家人永远感激爸爸的战友和记载历史的人们。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国内战。为了保存实力，牵制敌军，中原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及第二纵队第十三旅、第十五旅四十五团、三五九旅和干部旅组成的北路突围部队，于7月中旬到达商洛地区，8月初与陕南游击队会师，创造了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宁陕属根据地组成部分。 　　 　　（一）中原军区和谈代表被害东江口 　　 　　早在中原突围之前，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三方组成的军调部就在汉口设有军调小组，就中原停战问题进行谈判。后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中断了和平谈判，迫使中原军区的和谈代表不得不随部队突围。 　　 　　国民党当局是挑起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但是他们玩弄两面派手法欺世盗名，在中原部队突围过程中，一面调兵遣将围追堵截，一面继续搞和平欺骗，不断派飞机投撒传单，要求中原部队派代表进行谈判。为了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表示中原军区的和谈诚意，王震在率部进至镇安县西部地区后，一面电告李先念等和中共中央，一面派随三五九旅突围的武汉军调部汉口第九小组上校参谋张文津(干部旅旅长)，偕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中原军区机关干部毛楚雄，前往西安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先后到达西安的军调部第三十二小组、第九小组联络并进行谈判。8月7日，张文津一行携带军调部第九小组的符号、旗帜、证件等，在新参军的镇安籍战士肖善义向导下，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经月河、黄金美沟、沙坪去西安参加谈判，当行至宁陕县东江口镇时，胡宗南部第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团长岑运应表面在盐店街南头魁星楼组织迎接，掩人耳目，暗中却将张文津等人无理扣押审汛，并向胡宗南请示处置办法。 　　 　　国民党当局本无和谈诚意。中原部队早在派出张文津一行为和谈代表之前，李先念就和中共中央联系，委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周子健代表李先念与第三十二小组和第九小组接触。8月6日的谈判中，当讨论到李先念部有关问题时，国民党代表卢济时横生枝节，无理发难，竟然高举竹椅欲对中共代表任士舜中校行凶，又强迫周子健立即退出。周子健在返回办事处途中又遭到特务围攻，文件及衣帽鞋袜等物被劫一空。设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很快以《西安谈判中原停战，中共代表遭特务凶殴》为题予以报道和揭露。故而，国民党当局表面虽然大造舆论，连连邀请中原部队派代表谈判，但实际上并不希望谈判代表真的出现在谈判桌前。 　　 　　中原部队和谈代表被扣后，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仍在南京、北平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延安《解放日报》以《蒋方阻我与第九小组联络，李先念将军代表被扣》为题，在头版对胡宗南的阴谋作了揭露。胡宗南一面矢口否认事实真相，一面却发出就地秘密处决和谈代表的密令。1946年8月10日，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和肖善义被秘密杀害于东江口。这一历史悬案直到1984年12月由湖北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和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会同宁陕县委调查清楚，报经李先念、王震审查，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张文津，1907年生，湖北省钟祥县洋梓镇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两次在延安抗大学习。先后担任鄂中特委领导下的应城抗敌自卫总队司令部参谋长兼第四支队队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独一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参谋长、第五师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抗大十分校第三支队支队长、鄂豫边区第一、第二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江汉军区副参谋长等职。 　　 　　吴祖贻，1914年生，河南开封市人，天津南开中学毕业。1935年曾参加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为骨干。1936年4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豫西特委青年部部长，中共鄂豫边区(也称豫鄂边区)党委常委、民运部部长等职。 　　 　　毛楚雄，1927年生，湖南韶山人。系毛泽覃的儿子，毛泽东的侄子。1945年参加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先后是教导团的战士、中原军区教导团战士。 　　 　　39年后，李先念同志在1985年《红旗》杂志第17期上发表了《向革命先烈学习，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的文章，对张文津等烈士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张文津“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是五师的重要领导骨干”，张文津、吴祖贻“对五师和鄂豫边区的创建和发展都作出了积极贡献”。文章指出：“张文津等三位同志在当时极端危险情况下，受党的派遣，深入虎穴，英勇不屈”，“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坚强不屈，大义凛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永远值得纪念”。 　　 　　（二）三五九旅途经宁陕县 　　 　　王震率第三五九旅、干部旅组成的右翼部队突破国民党鲍鱼岭防线之后，疾速向陕南西部行进。7月27日，中央军委向王震通报了李先念等所率部队已分为七股就地打游击，不再西进的情况，指示第三五九旅或北渡丹江，在商县、洛南、卢氏地区分散打游击，或经山阳北部向西在柞水、镇安、宁陕等县分散打游击。李先念等亦于此日电报中央，建议三五九旅立即趁国民党军之封锁尚未最后完成之机，迅速转至山阳、商县以西地区，然后以团或营为单位分散游击，以求解决吃饭、穿鞋、睡觉等问题。并建议王震率少数武装到武华山、小北山一带与巩德芳部会合，共同布置豫鄂陕地区游击战争。 　　 　　王震接到中央指示和李先念等的建议后，即率右翼部队北进。7月28日进抵商县黑山街安武村一线。在分散活动中，于8月2日攻占镇安县城。为迅速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王震主持，在镇安县商会召开了三五九旅团以上军事、政治领导干部会议，研究在镇安、宁陕、柞水地区分散游击，坚持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问题。会上旅长郭鹏分析了敌我态势，王恩茂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原局的指示。经过认真讨论决定：第七一七团在柞水、蓝田、西安、户县、佛坪之间；第七一九团在镇安、旬阳、宁陕、汉中之间；第七一八团及旅直属队在其间山地分散活动。 　　 　　8月3日，敌一三五旅等重兵围追，三五九旅主动撤出镇安县城，按照会议决定，就地分散在镇安、柞水、宁陕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8月6日，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告王震并报中央：假使西面敌情不严重，三五九旅经休息后有体力能力继续前进，那么可以继续西进到达陕甘边地区后再看情况决定方针；假使西面敌情严重，加上部队疲劳，难以前进，那么即在镇(安)柞(水)宁(陕)地区分散休息，整顿部队，创造根据地。并告之十三旅各部决心在现地区分散，展开创造根据地的工作。 　　 　　但是，胡宗南唯恐第三五九旅立足该地，直接威胁到其大本营西安和陕南重镇汉中，遂令其整编第一师第一旅，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第六十一旅、第五十三旅、第一四四旅、第二十四旅等部共二十多个团的兵力，紧随追剿，将第三五九旅与中原军区机关及主力部队阻隔开来，并形成包抄之势。胡宗南还急调整编第十七师由甘肃平凉黑夜车运，前来参加堵击合围，企图将第三五九旅于秦岭山中一举歼灭。 　　 　　面对极其严峻的局面，王震当机立断，迅速将第七一八、七一九团合为一路，向西南进发，计划出宁陕县关口进至佛坪地区，摆脱四面云集之敌，向西发展，“以吸引胡宗南主力追击，减轻李先念同志那边的压力。”第七一七团为一路，由副旅长徐国贤率领，单独在秦岭山区活动，争取暂时就地立足，开展游击战争，以吸引和牵制敌人，配合主力行动。 　　 　　8月7日，三五九旅两路部队，由镇安县进入安康地区的宁陕县。王震所率第三五九旅七一八、七一九团和旅直机关取道宁陕县南部，挺进宁陕县泰山庙，经油坊沟翻石沟梁，8月8日到达贾营乡的董家坝时，从南面开进之敌先头部队第二十四旅第七十二团已进至第三五九旅前进方向的贾家营，依托两面山梁构筑阵地，封锁了道路。正午时分，第三五九旅开始发起攻击，激战到黄昏仍未能攻克敌之主要阵地。敌后续部队又源源而来。为了不给敌人从容布防、紧缩包围的时间，旋经石沟，翻女儿岩，走龙王西沟垴到狮子坝。当晚三五九旅在此迷失方向，当地农民向王震详细讲述了敌军布防情况，带领部队顺利沿白杨沟而下，黎明时到达汤坪河，击退了宁陕县保安大队的堵截，占领宁陕县汤贾乡公所，旅直属队三名战士牺牲于小沟口。 　　 　　8月9日，王震在宁陕县汤坪街致电中央和中原局李先念、任质斌：“三五九旅划分地区工作，因敌紧跟，分散行动后各团因人地生疏不便游击，三五九旅面对强大之敌围追堵截，战斗部队减员近半”。基于此种严峻局面和干部战士思想情绪状况，对三五九旅下一步的行动提出了“请中央考虑拖回边区”的设想。李先念等接到电报后，即在当日电报中央：“决心依中央精神，布置豫鄂陕边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并提议：“九旅拖得很苦，北归心切，该部略事休息后最好能进陕甘宁边区会师。”并提出：“如执行此着，事先必须中途架设桥梁。” 　　 　　8月10日，部队沿汤坪河而下，到达石泉县两河街，占领乡公所。在中共石泉工委隐藏下来的共产党员的配合下，解决了部队给养。时汶水河猛涨，不能徒涉，在当地六名船工的协助下，于11日拂晓，用两条小木船从扇子坡渡口顺利渡过汶水河，到达洋县。15日，第三五九旅主力在洋县华阳镇打退两路敌军后，继续西进。根据敌情严重，粮食匮乏，无法建立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王震请示中央同意，决定分左右纵队，北返延安。 　　 　　由副旅长徐国贤率领的第三五九旅七一七团，8月4日从镇安云盖寺出发，取道宁陕县北部挺进。由于七一七团离开主力部队单独行动，任务艰巨，要求全团保持高度机动灵活和集中统一，因敌尾追，只好边行军边整顿，8月6日到达月河陈家坡一线。部队前进的东川、东江口、旬阳坝三个方向都被敌人重兵堵住，敌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旅部住东江口。8月7日，部队到达黑山时，敌一个营与七一七团后卫营接触，部队按原计划向旬阳坝急进，突破敌一二三旅三六八团在旬阳坝的堵截，一夜急行军到达上两河。敌尾追而来，并咬住不放，被迫投入战斗，经三小时激战，击溃敌军，夜宿韭菜坪。战斗中，七一七团伤亡三人，三连连长张保山英勇牺牲。 　　 　　8月9日，七一七团翻越蚂蝗沟，到达新场街。遇敌八十四旅二五0团的阻击，激战两小时，顺月亮坪而下进入干沟。十日上午到达里槽沟大休息。由于部队十分疲劳，一听到休息，便纷纷躺在路边石板上，靠在树根或山崖边睡着了。这里荒山秃岭，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七一七团已连续三十四小时未曾吃饭。地里的包谷正在灌浆，只好啃包谷杆，挤点水充饥。吃了包谷杆，把钱放在地头，留下一张条子表示感谢。8月11日，七一七团翻过鸡公岭，原计划向西南出太山坝，因太山坝已被敌占领，只好从林口子通过。林口子位于宁陕县西北角，是汉中佛坪东部和宁陕西部地区进出关中的必经之地。刚翻鸡公岭,追敌一二三师已由里槽赶到,与我后尾二营激战,前面林口子之敌八十四旅二五一团已在此盘踞险要，封锁了前进道路。这时部队已经进在一条长约十里的深山沟中。这里两边悬崖绝壁，无法攀登。沟口两翼小山也已各被敌约一个排的兵力控制。前有阻击，后有追兵，只有坚决从林口子冲出去才有生路。副旅长徐国贤、团长刘海、政委贺振新等研究决定，组织两个排的兵力，向左右两个小山冲锋，掩护主力冲过去。任务交待后,部队开始向敌方运动,4挺重机枪猛烈射击,两个排朝沟口两边小山头勇猛冲杀过去,占领了林口子两翼山头，为全团杀出了一条通道，全团冲出沟口，向北转移，从敌人窝子里夺路前进，翻越秦岭，离开宁陕，进入周至、户县境内。此战，俘敌5人，缴获步枪5支，机枪1挺。七一七团牺牲一营教导员孙炳南、战斗英雄九连一排排长尹光普，特等投弹手、三营排长杨熙田等10余人(内有1女战士)。后由当地开明绅士彭旭初和彭卓然，自费请人安埋了烈士遗体。 　　 　　王震率部在完成战略牵制敌人的任务之后，在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接应下，一举打破胡宗南不惜血本重兵部暑的防线。8月30日，王震及郭鹏、王恩茂所率左纵队第七一八团、第七一九团胜利进入陕甘宁边区，于宁县与警三旅耿飙部会师。右纵队第七一七团，在副旅长徐国贤的带领下，也巧妙地于敌人封锁空隙中越过川陕公路，经过几天连续战斗，击溃敌人的追堵，旋经陇南、六盘山，从平凉以西突破西兰公路，最后从孟坝以北进入陕甘宁边区。9月8日与旅部及第七一八、七一九团会师于庆阳。 　　 　　(三)第五分区建立东江口中心县委 　　 　　中原局在建立与发展豫鄂陕边区第一、二、三、四分区的同时，已考虑到开辟根据地西部地区的工作。但由于三五九旅奉命打回陕甘宁边区后，一时难以再抽出部队去西部地区活动。而在此同时，在鄂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的南路突围部队遇到了另一种困难：鄂西北山大、人稀、民穷，实非容纳大兵团之地，秋收后群众粮食亦很困难，致使南路军约万人以上部队陷入饥饿之境。因此，中原局在接到鄂西北党委9月8日的情况报告和关于第十五旅到陕南归建的提议后，即复鄂西北党委和报告中央，指出“鄂西难以屯大兵，决将十五旅全部转移陕南、豫西发展。该旅出发愈快愈好。”10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完全同意以十五旅全部调陕南的决策。第十五旅共辖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三个团。其第四十五团已随北路突围部队第二纵队抵陕南，随南路突围的两个团共1300余人。该旅尤其是第四十三团许多团营连干部是1934年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途中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在陕南参加红七十四师的老战士。旅政委陈先瑞是原红七十四师师长，四十三团团长孙光是原鄂陕第五路游击师师长，曾在鄂豫陕边界坚持斗争长达两年又四个月之久。接到中原局和鄂西北区党委的命令后，旅部即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讨论归建的行动计划，决定：入陕行动对外保密，给部队动员时，只讲执行任务，并由孙光带一支精干的小部队先行出发，到汉水渡口侦察敌情，收集船只。部队经过两天准备，由湖北房县西北的大木厂出发，经竹山、竹溪，于9月12日进入白河县西南之柳树坪。13日抵达关庙河，休整三天，筹借军粮，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对保甲人员不捕不杀，教育他们保持中立，不与我军为敌。与此同时，中原军区南路突围部队一部于9月15日进至离白河县城二十华里的蒋家梁子，佯攻县城，以牵制敌军，掩护十五旅渡江。 　　 　　9月16日，小雨，十五旅由群众带路，经白河县西营、仓上，于18日下午抵达汉水冷水渡口，解除了冷水保公所的武装。部队在白河县胡大典等十二名船工的帮助下，利用邓可武、陈义胜等人的七条木船，从当天下午到19日早上全部渡过汉水，抵达汉水对岸的观亭子。经郧西县双牛铺，通过一、二、三天门，到达山阳县白马塘。 　　 　　这时，李先念根据中央军委“现柞水、镇安、佛坪、宁陕四县之间，广大地区没有正规军，只有保安队，如有可能可望派一个团到该区游击，建立根据地”的电示，即令第十五旅进入镇安县米粮川地区。第十五旅接到指令后，即向西进发，抵达镇安县米粮川、七里峡一带，与吴世安、曾广泰率领的第一分区部队会合。 　　 　　9月下旬，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统筹安排了根据地建设工作，决定第十五旅继续西进开辟第五分区，任命汤成功为中共第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王海山任军分区司令员，孙光任副司令员，寇惠民任参谋长，李庆柳任政治部主任。所辖部队改编为三个支队：第二支队支队长辛元林，政委李书全；第六支队支队长黄德魁，政委荀润堂；第九支队支队长刘昌熙，政委李震远。后又建立了机关支队，支队长陈永寿。活动区域为西安、柞水、镇安、旬阳之线(线上属第一军分区)以西，汉水以北，陇海路以南，川陕公路以东的广大地区。第五分区领导机关组建后，立即分析形势，研究了进抵宁陕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以东江口为中心“建立宁佛、镇柞地区武装及政权”的工作计划。同时派人与长(安)柞(水)工委联系，以便相互配合。 　　 　　10月上旬，王海山等率领第五分区部队经山阳、镇安仁河口、安康县马坪、宁陕县铁炉坝，直指宁陕县东江口。10月15日深夜，四十三团三营奉孙光团长的命令，包围了国民党旬江乡公所，16日拂晓发起攻击一举全歼乡公所和一个保安中队，俘敌20余人，摧毁碉堡10余座，缴获步枪17支，子弹2900余发，手榴弹10枚，电话机1部及稻谷1914包，打开了第五分区的工作局面。文建武和汪锋，即向中央军委和西北局发电，王海山部已占东江口，并报告缴获情况和行动任务。 　　 　　10月17日，十五旅主力到达江口，在东江口小学操场召开群众大会，第五地委在此宣布成立中共东江口中心县委、东江口中心县政府。李震远(十五旅供给部政委)任县委书记，陈任远、刘昌煦、王心田、姚春亭为委员。陈任远(五分区办事处主任)兼任县长。以十五旅四十四团1个连为基础，组建游击大队，原第十五旅第四十四团参谋长刘昌煦任游击大队长。中心县委、县政府成立后，即在宁陕、镇安、柞水、佛坪、长安、户县、周至等地开展活动，遭到国民党正规军大规模的进攻，县委、县政府于10月22日撤离东江口。 　　 　　东江口中心县委、县政府撤离后，豫鄂陕边区第五分区率领各部继续在安康、商洛边境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宁陕等地人民积极支援解放战争，四亩地、柴家关、新场、五龙、两河、皇冠、汤坪、丰富、江口地区的广大群众，在食宿供给、保护伤病员和掩护掉队指战员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第五分区和东江口中心县的建立，开辟了豫鄂陕边区的西部地区。牵制了数倍于已的国民党军，使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扩大与发展。 　　 　　（四）粉碎敌人的“清剿”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特别是给正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造成了直接威胁。从8月下旬开始，国民党从洋县、鄂西等地调来五个正规旅九个团，配合四十一个保安团，共5万以上的兵力，从9月上旬开始对鄂豫陕边区进行“清剿”。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清剿”，中原局于9月1日发出了《关于反“清剿”的部署》，并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根据中央批准的反“清剿”作战方针和指导思想，各分区广泛出击，积极主动的开展反“清剿”斗争。 　　 　　第十五旅的迅速入陕，更是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清剿”部署。第五分区建立后，直至豫鄂陕边区西部宁陕等地，威胁陕西省西安之南大门，胡宗南调集重兵予以围堵，驻扎宁陕县境内的国民党军，在关口、四亩地、汤坪、泰山庙、火地塘、柴家关、林口子、沙沟、枣儿岭等集镇、交通要道、卡口设递补哨(所)以堵截我解放军。同时实行惨无人道的恐怖政策，大肆抢掠烧杀，在柴家关地区大搞坚壁清野，撤村并户，封锁交通，欲困解放军于死地。对解放军驻扎和经过的地区，实行“清剿”，妄图将革命根据地一块一块吃掉。面对绝对优势之敌的划区“清剿”，第五分区改变原定以东江口为中心，在宁、镇、柞地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部队分散游击，以保存力量，牵制敌人，配合兄弟分区建立根据地。10月下旬，五分区将部队改编为3、6、9支队(又称5l、52、53支队)，并划分了各支队的活动范围，孙光率第3支队到东江口以东的镇安、柞水地区活动；黄德魁率领的6支队往西到宁陕、佛坪、周至、洋县一带活动；李震远、刘昌熙率9支队在东江口附近地区活动。此外，王海山、汤成功率分区机关和警卫连在宁陕、镇安、柞水之间活动，并且与长柞工委和一分区取得联络。各支队分开活动不久，由于敌情严重，小部队活动日益困难，分区机关与3支队合并，6支队与9支队合并。6、9支队合并后，在分区副司令员和支队长黄德魁的率领下，驰骋于宁陕县的东江口、四亩地、柴家关、上两河、皇冠峪、旬阳坝、沙坪、太山庙等地，不断袭击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12月14日攻占两河街，摧毁两河乡公所，俘虏陕西省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杨濯。同月在贾家营与宁陕警察局、保安大队进行了一次战斗，击退了敌人。在东江口以南的大堰沟截获敌军一个连运往石泉、汉阴的军需物资。五分区机关和3支队合并后，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并多次突出敌人的重围并予敌以打击。12月底，部队在镇安县栗扎坪宿营时被包围，分区和支队领导指挥部队从一条山梁上打开缺口，毙敌30余人，突出了包围圈。在这次战斗中，原15旅保卫科长张炳文，身先士卒，英勇牺牲。张炳文，原名张成彦，宁陕县江口街人。1935年3月发起组织江口“神团”，1936年4月和宋登贤一起率部参加红七十四师。1937年6月入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保卫股长、保卫科长。中原部队突围后，随15旅机关行动。1947年1月，镇郧旬支队西进，到安康、宁陕活动，随后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后返山阳，牵制了大量敌人。 　　 　　中原突围北路部队创建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从1946年8月至1947年3月，在宁陕坚持斗争8个多月，不仅开辟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敌后游击战场，发挥了巨大的牵制作用，而且为后来宁陕彻底解放打下了基础。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变化，194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北渡黄河到晋南休整。1947年3月，豫鄂陕边区一、五分区党政军组织随之撤销。 　　 　　（五）宁陕人民尽力支持中原突围部队 　　 　　中原解放军突围部队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在宁陕占领两座区公所和部分乡公所，给“清剿”的敌正规军及地方保安部队以沉重打击，牵制了敌几个整编旅的兵力。在东江口建立了县级党政军组织机构，广泛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带领人民群众开展解放斗争。在太山庙、铁炉坝、龙王沟、贾家营、狮子坝、四亩地、柴家关、新场、上两河、皇冠峪、五龙、东江口、丰富、黄金、竹山等地农户房屋、庙宇的墙壁上书写了许多标语。主要内容有：“反对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进攻抗战有功的新四军、八路军！”“本党本军竭诚愿与各界人士合作，共同反对内战，坚持和平！”“欢迎地方公务人员、开明绅士与本军合作，共建和平民主新中国！”等。因而，使处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宁陕人民看到了光明前途，点燃了心中的希望之光。 　　 　　在广泛宣传的同时，中原解放军在宁陕期间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地方绅士和国民党地方公务人员多方联络，以争取其与我保持善意的中立。即使对地方反动武装，也尽可能采取先礼后兵，督促其少干或不干坏事。宁陕一些开明绅士、地方公务人员，在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有的弃暗投明，有的保持中立不与我为敌，还有的掩护伤病员，出钱出粮，做了不少对革命有益的事。 　　 　　中原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对宁陕人民影响很深。部队千里到宁陕，给养十分困难，他们除袭击敌军仓库，乡公所等解决部分给养外，大部分是在当地买粮借粮。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中原局“不使基本群众承担任何负担，并使地方富户的负担尽量合理公平”的指示。所需粮物，有钱付钱，无钱打借条。宁陕县上两河秀才村、五龙等地群众，将部队借粮食条据，作为怀念人民解放军的纪念物，长期保存下来。 　　 　　由于中原解放军与宁陕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部队所到之处，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留下许多感人的故事。 　　 　　1946年8月9日，大雨如注，伸手不见五指，359旅主力部队在宁陕狮子坝迷失方向，当地农民向王震司令员详细讲述了敌军布防情况，带领部队顺利通过宁陕和石泉之间的敌人防线。359旅717团在宁陕林口子、柴家关、太山坝一带突围，不少战士掉队，均由当地群众掩护、带路，大部分赶上了部队。农民郑良臣抢救1名年仅17岁的伤员，经过悉心治疗，伤愈归队。国民党乡保人员封了他的门，抢走了l石2斗稻谷。泰山坝村农妇李华春将负伤掉队战士李吉亭背回家调治，当敌人实行坚壁清野时，又将李吉亭转移到山洞，婆媳二人轮流陪伴护理，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又将李吉亭认作侄儿，面对敌人的枪口，冒着杀头的危险，变卖家产，忍受磨难，保住了李吉亭奄奄一息的生命。柴家关泰山坝农民王志礼给三五九旅掉队战士做饭吃、烧水喝，1947年1月1日，国民党宁陕县县长潘和笙和国民党八十五旅旅长王景渊到泰山坝召开大会，以“私通共匪”的罪名，将王志礼的妻子当场枪杀，又把王志礼绑到渡船口杀害，并掠去全部家产，锁住房门，将三间茅房和王志礼八岁女孩一同放火烧掉，全家3口人被害。地下党员黄朝褆(时任县参议员)和汤坪乡乡长张乐天(原为共产党员，后与组织失去联系)也掩护了三五九旅掉队和负伤的战士。据统计，宁陕人民和地下党共掩护三五九旅掉队战士119人。王震同志回忆说：“当时敌众我寡，战斗频繁，虽然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保甲组织，但是广大贫下中农，是同情和帮助解放军的，许多伤病员战士干部，因为人民群众的掩护归了队。”林口子战斗中，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一营教导员孙炳南等10余人牺牲。当地开明士绅彭旭初和彭卓然自费请人安埋了烈士遗体。 　　 　　宁陕北部山区群众生产本来就很苦，生产粮食中洋芋占三分之二，而苞谷占三分之一，群众生活全靠背柴驮枋糊口，而国民党24纵队等部，还要强迫卖木炭。高丰乡第五保保长在给县长的报告中写道：“现时全保民众将农产品荒弃旷野，不能收获，周日是背负木炭，未有一日之暇。全保众黎均皆未保，领取迁移证件，逃避他处，乞讨度日。”尽管群众生活很困难，但支援“老红军”却是千方百计。1946年12月，孙光率9支队来到猴子坪。孙光和蔡子鲁(时任营长)由汪本善安排在猴子坪小腰竹沟黄龙茂家屋后树林中的草棚里，部队分散隐蔽在周围各个山沟的群众家里或树林、岩洞里。当时，已是数九寒天，部队仍穿着6月突围时的单衣，急需解决过冬棉衣问题。汪本善一面发动群众捐布捐棉花，一面组织群众没收了当地6家富户的布匹和棉花，同时派人赴西安采购。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采购回大量布匹和棉花，加上群众捐献和没收富户的布匹、棉花，动员全乡六七十名妇女日夜赶制了部队所需的过冬棉衣。为了解决部队吃饭问题，丰富乡的群众将自己不多的粮食拿出来供给部队，仅北沟、猴子坪、河口等村，部队给群众打的粮食借条就有50多石。在丰富乡广大群众的支援下，这支部队在这里坚持游击战30多天。终于和其他坚持斗争的部队一起胜利完成牵制敌人，掩护野战部队东进豫西，北渡黄河的重要任务。1947年4月，部队离开时，孙光和蔡子鲁还将一部电台和一架望远镜交给黄龙茂保藏。黄龙茂将其藏在后山石岩中，1949年解放后蔡子鲁才将电台取走。 　　 　　十五旅四十四团团长黄德魁后来回忆说：“我们那时候很困难，没有地图，没有电台，上级的情况得不到，在大山里东南西北到处钻，敌人不敢钻的我们钻，敌人不能去的地方我们去。那里群众很好，给我们搞粮食吃，给我们吃腊肉，掩护伤病员，真正体现了军爱民，民拥军。我们吃群众的东西打条子。群众给我们带路，哪里没有敌人就到哪里去，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规律。我们避开敌人的正规部队，找机会袭击一下保安队。我们在敌占区搞粮食、布匹、弹药，活动了三四个月。地方和部队的一批干部一直跟着我们，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保存了有生力量，牵制了敌人，在战略上配合了全国各战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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