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彦的乡土小说探析 　　作者：沈斯亨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出版时间】 1984年第5期 更新时间：2006-3-30 　　 　　 　　现代著名作家鲁彦的小说，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地方色彩。他的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最为人所瞩目。如果对他的这部分小说创作作一番考察和研究，那就不难发现，鲁彦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起，直到40年代初期止，他的不同体裁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乡土文学作品，纵贯于他各个时期的创作中间，并以它的题材和内容方面的发展变化而呈现独特的面貌，区别于其他乡土文学的作者。从鲁彦的整个小说创作来看，他的一个仅有的中篇《乡下》和长篇《野火》，固然直接取材于乡土，就是在构成他创作主体的九本短篇小说集1，以及尚未收入集子的短篇中间，乡土小说也占了相当的比重，成为他创作的一个主要方面而据有重要地位。鲁彦乡土小说的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下面依照时间顺序试作一些评析。 　　 　　 　　 　　 　　 　　 　　 　　 　　一 　　 　　鲁彦创作乡土小说的第一个阶段是在20年代中期，这正是属于我国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期间文学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被人称之为乡土文学的崛起。30年代中鲁迅所写的一篇序言曾用了这一概念，他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2。鲁迅还指出，这些乡土文学的作者被生活所驱逐而离开故乡，侨居异地；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而非作者所写的文章；他们是在“五四”运动落潮期间，文苑荒凉之际崭露头角的。作品大抵都是隐现着乡愁，回忆和怀恋着故乡的事物。这就概括了最初的乡土文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揭示了乡土作品的特征。 　　 　　如果追本溯源，那就不能不认为，鲁迅是我国乡土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早期在北京所写的《孔乙已》、《风波》和《故乡》等杰作，取材于他的故乡绍兴一带的农村和市镇生活，描绘了一幅幅迷人的风景画和风俗画，非常富于浙东的地方特色，它们堪称是乡土文学中难以企及的丰碑式作品。鲁迅这些写于“五四”前后的短篇与其他篇章一起，由于思想的深邃，社会历史内涵的丰富，以及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成为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已远远越出了一般乡土文学的范畴，所以人们并未将鲁迅归入乡土文学家之列。在20年代初期和中期，活跃于文坛上的乡土文学作者，有徐玉诺、潘训、彭家煌、许杰、黎锦明、蹇先艾、许钦文、王任叔、冯文炳、台静农诸人。他们怀恋着故乡，谛视着人生，用现实主义手法揭露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和千百年来的陈规陋习所带给农民的种种祸害，抨击旧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思想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对于被压迫、被损害的劳动者的不幸则寄以深切的同情，这是早期乡土文学作品经常涉及的重要内容。 　　 　　从早期乡土文学作家选择的题材、刻画的人物到表现的主题来看，有这样几点很可注意：第一，他们大都为生活所迫而离开故乡，流落异地，在北京求学或就业，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对比中产生强烈的感受，越发觉得故乡的沉滞、闭塞和落后而形诸创作。第二，这些入世未深的青年作者，有不少人的家乡陷入战乱之中，于是以惦念和怀旧的心理回忆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乡土生活，描写家乡的衰败、农村的萧条和人间的惨剧，伤感、愤懑和苦闷之情不时流露于笔端。第三，当这些青年作者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特别是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感染和熏陶之后，对乡土生活的描绘，着力渲染故乡的风俗人情，以展现中国农村的古老，农民的不幸及其意识的落后，揭示社会的不合理。这些就构成了20年代初期和中期乡土文学的共同点，鲁彦的乡土小说也表现了这些特点。 　　 　　鲁彦的小说，有些一看即知写的是宁波地方的风土人情和习俗时尚；也有一些将独特的地方色彩天然浑成而又错落有致地流布于字里行间，从作品的总体中融会成一种乡土的特色。下面以《桥上》摹写的一幅颇具特色的生活画面为例说明之： 　　 　　轧轧轧轧…… 　　 　　伊新叔觉得自己的两腿在战果了。轧米船明明又到了河南桥这边，薛家村的村头。他虽然站在河北桥桥上，到村头还有半里路，他的眼前却已经有无数的黑圈滚来，……他看见了那只在黑圈迷漫中的大船。 　　 　　然后，作者接续上文写道： 　　 　　他这昌祥南货店……刚在河北桥桥头第一家，街的上头，来往的人无论是陆路水路，坐在柜台里都看得很清楚。 　　 　　桥头即是街的上头，而从桥上到村头不过相距半里路，轧米船就停在村头的河边。这是一幅多么典型的江南水乡图景!鲁彦写的就是浙东城乡交接地区，或者说江南农村小市镇的景象，那里的木板桥和轧米船不时出现于鲁彦的笔下，成为当地自然风光中不可或缺的背景，真实而又独特，乡土气味浓厚。鲁彦的乡土文学作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展现社会生活画卷的。 　　 　　鲁彦早期乡土小说以富于故事性的情节，大多描写乡村小有产者的生活命运的变迁及其相应的人生态度。《许是不至于罢》围绕着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战争引起社会动荡的风波，剖示土财主王阿虞为保住自己的财产而采取虚伪狡诈的处世态度和阴暗的内心世界，以及周围人们的冷漠与利己心理。《阿卓呆子》通过阿卓将巨额遗产挥霍殆尽变成呆子、由受人恭维趋奉到任人欺罔玩侮的历程，谴责现实的丑恶，揭露金钱使人堕落，扭曲人类灵魂的罪恶。《自立》暴露财产和金钱如何使兄弟阋墙，反目成仇，鞭挞反动官吏乘机从中渔利的卑鄙无耻，嘲讽人情的虚伪和冷酷。这几篇作品以带有民间传说性质的娓娓叙事和对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腻刻画，来反映客观的现实生活，表明自己的爱憎；但也有的作品虽也扎根于社会现实，却以抒写主观感受为主，具有较强的抒情色彩，《柚子》3便是这样的作品。它把湖南军阀之间的纷争攻伐、滥杀无辜，群众争相围观杀人的愚钝麻木交织起来描写，再现了畸形社会生活的一角，流露了作者愤懑的心情。它们勾勒出了黑暗社会的鬼脸，展示了人生的苦难，刻画了乡民愚蒙麻木的心灵，还在一定程度上体观了反封建的时代情绪。与此相关，鲁彦在写作这些作品时固然不乏怀旧的情愫，但更表达了他较为矛盾复杂的思想状态：《柚子》中一方面以嘲讽和揶揄的笔调，怀着忿忿之情批判极端混乱的现实，另一方面却又玩世不恭；在同时期写的一些随笔中，面对陷于战乱之中的人民，一方面亟想拯世救人，另一方面终因无力解脱人民的苦难而表现为深切的焦灼和郁闷；一方面不满现实而想改变现实，另一方面却因讨厌世界上到处是野蛮和恶浊而想逃避现实。鲁彦憎恶现实而又无法找到出路的矛盾，正是时代苦闷的一种表观，只是比别人显得突出，更带有他个人的特点罢了。 　　 　　鲁彦早期乡土小说侧重于描绘诸如结婚、宴请、造屋、冥婚等多种民间习俗，展现了非常富于地方特色的各种风俗画面，就是具有抒情色彩的作品《柚子》，也是落笔于看杀头的野蛮民俗。《菊英的出嫁》所展示的“冥婚”的仪式片断，细致生动而又使人具体可感，成为人们常常赞赏的浙东农村的最具特色的风俗画面。 　　 　　风俗画的摹写往往成为现实主义作品中独特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许多文学巨匠，常常借助于描绘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的风俗画面，提供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展现人物的性格，表现人物的心理，作为反映一定社会生活的有力手段，使作品洋溢着生活气息，以达到真实的效果。但各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由于构成其内容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乃至心理素质的不同，因而在民族的生活方式、世态习俗方面亦各相异。在20年代的旧中国农村，还存在着封建宗法思想统治造成的闭塞，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活的保守，各地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导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加上多民族聚居地域的辽阔，交通的不便等因素形成各地特异的风俗习惯，这在当时各个乡土文学作家的笔下得到生动的再现。然而，风土习俗的刻绘只有与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描写联系起来，能够展示人物的历史命运、表现社会生活的特定内容时作品才能具有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才具有生命力。 　　 　　鲁彦对于冥婚这种相沿已久的习俗的铺叙，正是与表现当时的农村面貌相联系，从而触及到某种历史的底蕴。作者先着力描写菊英的母亲怎样思念女儿，为女儿的定亲与出嫁而怎样多方操心，直到出现送亲的仪仗方才点明，这讲究排场的婚礼原来是冥婚。真实与幻想相交织，巧妙而别致的写法加强了这样一种效果：孩童夭逝之后还像活人那样会长大和要婚配，这本来是农村中一种原始的信仰，却用严肃而隆重的方式和礼仪来表达，益发显得荒谬可笑，但它却在旧中国农村中普遍地存在着。冥婚的仪式自是荒诞不经，却又把深挚的母爱倾注其间；这种母爱自然是真实的存在，却又想在虚幻的境界中寻找慰藉，因而是一种带有畸形性质的母爱。作者抓住了农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侧面，通过迷信习俗的方式来表现母性之爱。读者从这独特的社会民俗风情画幅中，不能不惊叹：乡民思想的愚昧无知有多么严重，原始的信仰和传统的观念是如何支配着农村生活，古老的中国社会又是怎样落后于时代的步伐! 　　 　　“五四”之后不久崛起的乡土文学，作者高扬“为人生”的旗帜，从生活出发，以各自熟悉的故乡生活和社会事件为题材从事创作，采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探讨苦难的人生，暴露社会的诸多弊端，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赞美他们正直善良的美好心灵，抨击主宰这一社会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们以各自故乡的特定环境为背景，所写的特异的民情风俗、时尚礼仪和心理气质，使作品呈现出迷人的地方色彩，散发着浓烈的生活气息，加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这就不仅把20年代初、中期的文坛“装点得颇为热闹”，而且表明，“创作是在向多方面发展了。题材的范围是扩大得多了”，作家的视线也开始“移转到广大的社会的动态”4方面来。同时，在1921年前后反映农村生活数量不多的作品，除了鲁迅和叶绍钧之外，一般都存在着“描写劳动者生活的作品显然和劳动者的实际生活不符”，以及“只见‘自然美’，不见农家苦”5的脱离实际的概念化弊病，而乡土文学的勃兴，有力地矫正了这种流行的弊病，从而在反映农村实际生活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但也应该承认，这些乡土文学作者毕竟涉世未深，并不了解社会矛盾的本质，也未深入实际接触革命斗争，除了彭家煌的《今昔》、台静农的《蚯蚓们》等作品也曾写到了农民的反抗斗争之外，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写的贫苦农民、工匠、学徒和店员等下层人物中间，开始起来挣脱身上的镣铐，走向新的生活，因而作品的开掘就缺乏深度。由此派生出的另一点是，他们的作品往往含有一种压抑低沉而又忧伤苦闷的情调，缺乏理想的光彩，这正是当时反抗现实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不少作家所特有的，这也是方生未死的时代所表现的矛盾状态。总之，这一时期乡土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创作方法、作品的基本倾向及其特点和缺陷，在鲁彦早期的乡土小说创作中是同样存在着的。 　　 　　鲁彦乡土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是始于20年代的末期，终于30年代的中期，亦即相当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鲁彦从新的角度进行创作，表现了新的内容，使他这时期的乡土小说产生了新的特点。 　　 　　 　　 　　 　　 　　 　　 　　 　　 二 　　 　　鲁彦创作上的这种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此伏彼起地展开，农村生活发生激剧变动。很多作家的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左翼作家就直接以农民运动为题材，再现农民的革命斗争。鲁彦虽则未能一开始就与左翼作家采取同一步调，但也感受到了社会生活，尤其是古老的农村在发生大变动的气息。在主观上，鲁彦在进入创作短篇集《黄金》和《童年的悲哀》时期，由于生活态度“倾向于体验一切坏的恶的一面”6，创作思想着重转向对社会的批判，小说的面貌随之一变。他已不像前一时期那样集中描绘乡土风俗，渲染令人窒息的沉滞不前的农村社会氛围，而是着眼于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的演变，引起社会生活以及人的命运与心理状态的变化。 　　 　　作为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鲁彦对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较为敏锐。他及时把握住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与滋长这一点，着重在经济方面深入挖掘，描写一些乡村小有产者的生活遭际，表现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其实，这在鲁彦的早期作品如《自立》、《阿卓呆子》中已显露端倪，但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才对此作了集中的剖析。 　　 　　代表作《黄金》的主人公如史伯伯，是宁波乡间因年老而退职的小职员，仅仅因为儿子未能在岁尾按时寄钱接济，在邻里乡亲间顿时谣诼蠭起，如史伯伯一家随之而受尽诽谤和欺凌，轻蔑和奚落。作者以冷峻的笔触，透过反复的人情世态的多层次描绘，展现如史伯伯周围人们的尔虞我诈，冷酷虚伪，及其卑微琐屑的灵魂，批判阴沉黯淡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鄙俗风气，以及他们的势利观念得以滋生繁衍的社会。其所以如此，诚如茅盾所指出的，“正是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这些人“成了危疑扰乱的被物质欲支配着的人物”。7这正表明，在封建宗法思想统治的社会里受到了资本主义物质的和思想的侵蚀，这种资本主义因素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才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对这个社会而言，显然并非是它所原有的。《黄金》对于20年代末旧中国人与人之间畸形关系的描写，不由使人想起这样的名言。资本的统治“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8这就是作品中所揭示的世情浇薄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黄金》的写法侧重于暴露和鞭挞恶浊不堪的世态人心，而《桥上》通过小商人伊新叔的破产，反映浙东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伊新叔是开南货店的老板，他的对手林吉康是拥有雄厚资金的商业资本家，双方只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伊新叔便债台高筑，最后竟至无法在家乡存身而不得不远走他方。 　　 　　伊新叔的悲惨结局并非偶然。他长期培植的良好人缘敌不过金钱的力量；他经商所恪守的信用和道德仍不能使自己逃脱破产的厄运。伊新叔狭隘的头脑和陈旧的眼光，使他不理解自己竞争失败的原因，还不断心存徼幸。作者通过严密地描写伊新叔的心理和行动，揭示现实生活和人物命运发展的内在严峻逻辑。伊新叔的必然破产显然是因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方式进一步渗透到宁波乡间，大鱼吃小鱼的资本主义竞争法则在那里决定和支配着工商业者的命运。比之如史伯伯生活的时期，由于竞争和吞并的加剧，类似伊新叔这种人的处境也每况愈下，结局也更为凄惨，更遑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究竟何以为生了，从而真实地再现了30年代前半期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生活面貌。像《黄金》和《桥上》之所以成为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品，正在于“它们感受到的是某一历史时刻种种瞬息即逝的情绪和思潮”，9发人深思。 　　 　　《屋顶下》并不像《黄金》和《桥上》那样去直接表现社会生活，而只是描写了一对婆媳之间的矛盾，终至关系破裂的家庭悲剧。这一起婆媳冲突并不是一般“妇姑勃谿”式的家庭纠纷，亦非两个时代交替之际代表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而是自有其起因与发展逻辑的。本德婆婆一人于艰难竭蹶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空手撑起了一份家产。她希望由她一生辛苦创业的家庭能维持下去，甚至更加好起来，成为她生活的惟一目标。新过门的媳妇阿芝婶诚实忠厚，吃苦耐劳，孝敬婆婆，她们本是彼此配合、和睦相处的，都把维护自己的家庭作为生活的出发点。谁知事情的发展竟那样出人意外，却又合乎情理。婆媳之间由互相体贴到产生误会，发生龃龉，存在隔阂直至破裂。作者并未归之于一方特别悭吝，一方挥霍无度的不同秉性的矛盾。发生冲突的原因固然由于本德婆婆的偏执、愚暗和悖于事理，以及婆媳之间的隔膜，但却另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那时社会好比布满暗礁而又风急浪高的茫茫大海，饱经忧患、历尽坎坷的本德婆婆，深知“当家犹如把舵”，稍不留神，航船便会触礁翻沉。尽管她总是小心谨慎，忧心忡忡，但到头来面对的却是百物昂贵、通货膨胀的危局，在强烈的经济冲击下面，社会状况急剧恶化，本德婆婆更感朝不保夕，为维系她一生苦熬苦撑得来的薄产，误把媳妇孝顺自己的一番好意当作恶意，认定不谙世务的媳妇是在贪嘴和败家，于是孕育着矛盾，爆发了争吵，发展到在同一个屋顶下分开生活直至离散，这才是造成这场悲剧的真正原因。 　　 　　不论是世态人情的浇薄，或是小商人的破产，还是婆媳之间关系的演变，都要受金钱的制约，都要以经济为转移。这里还需要提到鲁彦的另一篇作品《小小的心》，它虽不属于乡土小说之列，但所描写的宁波的小孩被拐卖到厦门和南洋，沦为小奴隶的命运，其遭遇比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给如史伯伯、伊新叔和本德婆婆带来的不幸却更为凄惨。这种人口买卖与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的奴隶贸易在性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现代作家中，以浙江故乡生活为题材的大不乏人，他们在描写的具体地域上大致相当或颇接近，但在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上却因人而异。茅盾曾经对比鲁彦和鲁迅的作品说：“后者是本色的老中国的儿女，而前者多少已经感受着外来工业文明的波动。”“有一些本色中国人的天经地义的人生观念，曾是强烈的表现在鲁迅乡村生活描写里的，我们在王鲁彦的作品里就看见已经褪落了”。10这种人物色味的差异，大致是由于作家写作和作品反映生活的时期不同。鲁迅早期创作所写的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这一段时间的浑浊社会现实，在此期间生活着的“老中国的儿女”，其灵魂深处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而鲁彦写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的小说，虽也表现了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对人们的荼毒，但更着力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社会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所引起的变化，这是紧接着鲁迅之后反映浙东地区发生的新变化，而在鲁迅小说中是找不到的。从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及其影响入手，剖析江南城乡交接地带社会面貌的历史性变化，是鲁彦这个时期的乡土小说的一个贡献。 　　 　　 　　 　　 　　 　　 　　 　　 　　三 　　 　　 鲁彦在抗战前一年发表了《乡下》和《野火》11，直到40年代初期，是他写作乡土小说的第三个阶段。这时他乡土小说的创作内容作了更新，其标志是以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生活为题材，将时代风云汇于笔端，表现沉滞的农村响起了革命的惊雷。古老的民族在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焕发了青春的生机。 　　 　　 由于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革命形势的发展，左翼文坛或倾向于左翼的作家中间涌现了一大批乡土小说，例如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丘东平的《通讯员》、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和叶紫的《丰收》，等等，既有正面的描写，也有采取侧面虚写的方式，再现了广袤国土上，农民进行的自发暴动和在党的领导之下的壮烈革命场面。始终关注着农民命运的鲁彦，接踵于左翼作家之后，也创作了《乡下》和《野火》这样以新的题材展现农村生活及其斗争的作品。 　　 　　 中篇《乡下》着重揭示以阿毛为代表的贫苦农民，遭到了各种天灾人祸的袭击，其中最厉害的莫过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毁坏了农村原来的自然经济；国民党各级政权的层层压榨和剥削，导致农民陷入赤贫的绝境。无论是刚强而要反抗的阿毛，还是主张凡事忍让的阿毛的好友三品，这两个性格和处世哲学不同的人物，都遭到反动统治者的毒手，作者以此来揭露国民党政权的凶残暴虐。 　　 　　然而，《乡下》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譬如，阿毛的反抗虽然激烈，由于作者过于强调个人之间的恩怨、个人报仇雪恨的情绪和方式，无意间冲淡了阶级对抗的性质，更不可能指明农民的出路究竟何在。但鲁彦既批判了三品那种以忍让为立身之本的人生哲学，又赞许阿毛的敢于反抗(这在他的作品中是未有过的)而否定他的反抗方式，这种处理是应予肯定的。 　　 　　比《乡下》只晚四个月发表的《野火》，是鲁彦在返回家乡，了解农村生活后酝酿了三年之久的产物。鲁彦这个惟一的长篇描写了青年农民华生为代表的被压迫农民，不堪忍受国民党政权的残暴统治，发起了一次轰轰烈烈的起义，首次表现农村中两个敌对阶级之间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和较量；摒弃了以前对旧社会的个人反抗，以及那种零星的单枪匹马的斗争方式，转而采用较为有组织的斗争手段，肯定集体的斗争力量；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尤其是以农民内部两种思想的交锋，一贯主张忍让苟活的葛生在最后起而戟指骂天，显示他思想有所醒悟，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说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的觉醒；塑造的正面人物华生比起以前的农民形象有明显的进步，反面人物也写得较为成功。鲁彦用巨大的篇幅描写农民自发的暴力反抗在当时也并不多见，这正表明鲁彦的乡土小说乃至整个创作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 　　 　　诚然，鲁彦还不理解30年代农民革命的性质及其正确的斗争道路，作品中就不可能去描写先进政党严密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作用，这场斗争的领导只能是几个意气相投者的结合，在形象塑造上不如反面人物真实生动。此外，华生的恋爱方式有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使用具有知识分子特点的语言，等等，都是鲁彦生活和思想的局限所造成。但鲁彦毕竟耳闻目睹了农村中严酷的阶级对立和斗争的事实，又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乡土小说创作的基本倾向与左翼文学反映时代的步调是相合拍的。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鲁彦乡土小说大力表观人民群众面临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危境，起而与外来侵略者作反抗和斗争，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 　　 　　《陈老奶》所写的是一个平凡的劳动妇女，在战乱中经受了失子的悲恸和生活的磨难，在世事蜩螗、民族多难的局面下，为了后代和民族的生存，坚毅有为，默默承受一切苦难而不动摇，直至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鲁彦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塑造陈老奶这一形象，既具有中华民族纯朴勤俭、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又在严酷的民族斗争的陶冶和熔铸下，形成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自信力量，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进取精神，这也就是被鲁迅称作为“民魂”的内在品格，“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12陈老奶代表千千万万谱写历史篇章的劳动人民，她就是这种民魂的体现者。略后于《陈老奶》发表的《千家村》，是以沦陷区农村群众自卫抗敌作题材，展现他们为保卫家园而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作品。篇中的主人公秋光，日夜思念着经历了三次战乱的乡亲，终于回到他阔别十余年之久的故乡。他亲睹了敌寇给乡亲们带来的巨大灾难：有给鬼子吓疯的，有家破人亡的，千家村残破不堪，面目全非，但他们还在村头日夜站岗放哨，严密戒备，对远退的敌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鲁彦在《千家村》中的描写是意味深长的，这时他笔下的农民已不再是杀人场上麻木的看客，也不再是被外部力量包括超自然力量支配的任人播弄者，更不再扮演生活中的悲剧角色。千家村农民所受的蹂躏，只不过是残暴成性、无恶不作的敌寇所犯罪行的极小部分，千家村沉浸入凄凉而悲惨的颤栗图景，正是广大沦陷区人民受苦受难的缩影。但千家村的农民不但没有被敌人的暴行所吓倒，反而组织起来开展坚韧的斗争，变得坚强而自信。其中所体现的中国人民酷爱自由、反对外来侵略的宝贵传统，以及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反抗精神，蕴含着社会的典型意义，闪耀着时代的光彩。 　　 　　总起来说，这一时期随着社会上革命和斗争形势的高涨，鲁彦的思想能不断跟上时代的步伐，视野随之开阔。作品的内容也就跟着时代而一起前进，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自然也毋庸讳言，他的以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为题材的乡土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平衡的，有的可说是他创作中的优秀篇章，有的思想意义很强，而在艺术上不太成功。但都具有较为宽广的社会内容和鲜明的时代色彩则是一致的，比之以前的乡土小说，应该说是前进了一步。 　　 　　 　　 　　 　　 　　 　　 　　 四 　　 　　茅盾在谈到乡土文学创作的时候曾经指出，它不仅要有“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而且“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这必须“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13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给予人们。这就概括了乡土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指明乡土文学的作者要有从生活实际出发的人生态度，遵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反映社会生活的某种本质，从而对改变社会人生发生积极的作用。 　　 　　鲁彦乡土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也跟他的创作一样，是在不断的追求和开拓中形成和发展的。鲁彦曾经说过：“我常常觉得创作是件难事，要写得好必须有相当的艺术修养，而实生活的深人尤为重要。”14这可以说是鲁彦从事包括乡土小说在内的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这段话是在他已经取得一定创作成就之后说的，但他仍然表示：“我还想再求实生活的充实。现在所写的只能当做尝试与学习看。”15鲁彦这种要深入生活搞好创作的意愿，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根本精神，以“五四”为起点的新文学，正是在与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密切联系中形成自己鲜明的倾向和宝贵的传统。鲁彦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永不自满的求新精神。促使他的作品不断有所进步。他在早期乡土小说创作阶段，不时被热情所驱遣，以直率的文笔，富于诗意的语句撰写作品；以抒情性的笔触，细致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穿插着奇特的想象和变幻的手法，表达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使反映现实的作品呈现浪漫主义色彩。但因不时间以教训和议论，夹杂着诅咒与讥嘲，显得热情奔放有余，而含蓄深沉则不足，这是生活和思想基础以及艺术造诣不够深厚所致。尔后由于生活面和视野的开阔，冷静地观察和思考着人生，在作品中把主观感情融入客观的描写和剖析之中，侧重于发掘平凡生活的社会内涵，注意塑造人物的表现技巧，鲁彦的创作风貌才为之一变，他的乡土小说也形成自己的特色。但一直在进行孤独寂寞的奋斗，追求着光明的未来，却又无法突破现实的黑暗，使一些作品笼罩着一种忧郁感伤的情调，缺乏希望的闪光。随着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以及左翼文学及其思潮的影响，鲁彦也不能不受时代的感召。特别是抗日战争搅动了整个社会，形势急剧变化，斗争激烈紧张，鲁彦自觉参加抗战，生活和思想有了新的内容，作品立意是在反抗，辞意深长，色调宽阔明朗，意趣奋发昂扬，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对所写的具有革命性变革的社会事件，已能揭示生活的某种内在实质及其发展趋势，反映时代的历史动向，这种特点就越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而接近于革命的现实主义，从而构成了鲁彦乡土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发展的基本特点。 　　 　　注释 　　 　　1鲁彦先后结成集子出版的九本短篇小说集是：《柚子》、《黄金》、《童年的悲哀》、《小小的心》、《屋顶下》、《雀鼠集》、《河边》、《伤兵旅馆》和《我们的喇叭》。 　　 　　2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3此篇虽不是取材于作者的故乡，但却描写了看杀头的地方习俗，故似可归入乡土文学作品一类。 　　 　　4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5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1921年8月10日。 　　 　　6鲁彦：《关于我的创作》。 　　 　　7 10茅盾：《王鲁彦论》，《小说月报》第19卷第l号，1928年1月10日。 　　 　　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9沃罗夫斯基：《论文学》，第54贞。 　　 　　11在1936年6月1日《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开始连载，后因故而中止刊登。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愤怒的乡村》。 　　 　　12鲁迅：《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 　　 　　13茅盾：《关于乡土文学》，《文学》第6卷第2号，1936年2月1日。 　　 　　1415鲁彦：《屋顶下·自序》。 　　 　　 　　 　　 　　 　　 　　 　　 　　 　　 　　【原载】 《文学评论》 　　【出版时间】 1984年第5期[对话网-Dialognet 文章ID:11230 页面生成时间：200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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