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 　　 　　 　　 　　北仑区地方志系列丛书之三——《北仑人物（上）》与大家见面了。“人物”是每部志书的重点和难点，古今修志均视为重中之重。编纂“人物志”力求达到观点正确、资料真实、褒贬得当、个性鲜明等要求。所以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搜集第一手资料并进行认真的疏理、甄别；文字必须简练、准确、流畅。总之，难度很大。 　　 　　限于区方志办编辑人员的精力、水平和时间，自知撰写的“人物”与志书要求尚有不少差距，所以把初步整理的内容形成试写本，先在区内小范围分发，旨在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以便修改成为正稿，融入《北仑区志》之中。 　　 　　北仑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我们通过努力已初步搜集到350余位北仑籍各界著名人士的基本资料。本书入选的仅是其中的60位，分为“党政军干部”（副省、副军级以上）、“革命烈士”、“科技精英”、“文化群星”、“实业名人”、“民国将领”及“其他人物”七类，按生卒年月（烈士按牺牲年月）先后顺序排列。 　　 　　为了让读者对这60位名人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在编写体例上除先有“人物简介”外，特选发表在各级报刊中有关介绍该人物的特写文章（有几位人物一时找不到），作为附记，编入书中，以供读者参阅。在此谨向有关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本书篇幅较大（约30余万字），在选录、编写、打印、校对和编辑过程中，难免出现诸多失误之处，谨请有关名人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5年6月 　　 　　 　　北 仑 人 物 　　 　　 　　(上) 　　 　　目录 　　[文化群星] 　　 　　 鲁彦（1902～1944） 　　 　　原名王锡成、返我，后改名忘我，又名衡，笔名鲁彦，大碶王隘村人。早年先后就读于养正国民学校、灵山高等小学，后家贫辍学。16岁时到上海三菱洋行当学徒，并在夜校就读。五四运动后，赴北京，参加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工读互助团。其间，在北大中文系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并跟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学习世界语，先后加入文学研究会和世界语学会。1923年，任爱罗先珂助教。次年初，赴长沙协均中学任教，不久返回北京，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1926年再赴长沙，任教于长沙第一女师范。1927年5月底至武汉，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28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宣传部任世界语翻译，不久因如实报道“五卅惨案”被撤职，次年夏到上海，与丁玲、胡也频为邻，以写作为生。继至厦门大学任教，同时为厦门《民国日报》编辑副刊。1932年，携妻去莆田涵江中学任教，其间曾返乡。1934年去陕西合阳、西安等地中学任教。1935年回沪，接受鲁迅指导帮助，他十分敬仰鲁迅，鲁迅也亲切地称其为“吾家彦弟”。《灯》和《柚子》被鲁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抗战期间，举家内迁，在长沙为田汉主持的《抗战日报》编辑副刊。不久应郭沫若之邀去武汉，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并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9年10月去桂林，先后担任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主席、桂林高中教师、文化供应社编辑。1942年初，创办大型文学月刊《文艺杂志》，任主编。1944年8月因贫病交加，病逝于桂林医院，葬七星岩后。周恩来闻讯致电吊唁，并托人转送抚恤金万元。鲁彦一生坚持“文艺为人生，文艺为社会” 创作和翻译出版大约30种集子，尤以短篇小说及散文闻名。其短篇小说集《柚子》、《黄金》、《伤兵旅馆》、《我们的喇叭》、《童年的悲哀》，散文集《驴子和骡子》、《旅人的心》，长篇小说《野火》（又名《愤怒的乡村》）等，描绘农村生活，极富乡土气息，被鲁迅称为“乡土文学”作家。 　　 　　附记：鲁彦生平和创作简述 　　 　　覃英 　　 　　童年·故乡·学徒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三十日（此为阴历——责任编辑注），鲁彦诞生在镇海县大碶镇杨家桥村（今王隘村）。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原名王（锡成），又名王衡，还曾用“返我”、“忘我”作为别名。 　　 　　鲁彦的祖父是农民，父亲王宗海从小当商店学徒，以后便在宁波、扬州等地的商号里做店员，终年在外奔波，只能在岁尾时回家过个新年。鲁彦没有兄弟，一姐早嫁，一妹夭亡。平日里家中只有他和母亲。 　　 　　 鲁彦的母亲是个贤慧、勤劳的农村妇女。虽家境贫寒，在鲁彦7岁时，父母还是挣扎着送他读书。开始入私塾，到十二三岁时，因不堪“封建师道”的束缚，他逃离私塾，进了大碶灵山小学。后来鲁彦在《我们的学校》一文里，曾描述了在这所学校的学习生活，并称赞该校校长是个“开明而慈祥的教育家”。他在这里开始萌发了求知的欲望，憧憬着未来的人生道路。 　　 　　镇海县气候温和，堪称鱼米之乡。当地的人出外谋生或经商的不少。因此当鲁彦17岁时，在灵山小学高小还未毕业，父亲就托人把他介绍到上海一家洋行当学徒，从此鲁彦离开了故乡。 　　 　　开始独立谋生的鲁彦更加急切地寻求继续学习的门径。这时的心情，正如他在《旅人的心》中所述：“第一次远离故乡，跋涉山水，去探问另一个憧憬着的世界，勇往地肩起了人所应负的担子。我的血在沸腾着，我的心是平静的，平静中满含着欢乐。我坚定地相信将有一个光明的伟大的未来。” 　　 　　 　　工读·憧憬 　　 　　“五四”运动震撼全国，新文化运动正方兴未艾，蓬勃发展。当时有志青年无不意气风发，向往着“科学与民主”的前景；而这时的鲁彦却仍然是个学徒，他不能安于现状。他在一整天的繁重劳动后，晚上便到环球补习夜校去学习。在潮流的推动下，他要飞腾，他向往着“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当他听说蔡孑民、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著名人士在北京创建了勤工俭学组织“工读互助团”时，便主动写信联系要求入团。傅彬然在《忆鲁彦》一文中说：“大约民国九年（1920）1月间，团里接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署名王返我，说是个洋行里的小伙计，觉得那样的生活太没意思……非离开那儿不可。他渴望着能够容许他入团，来过那理想的快乐生活。语句带着浓厚的感情，大家看了很感动。经团员一致通过，立即写信去邀他来。……进团以后，他把原来“返我”这名字改为“忘我”。 这位从‘返我’改做‘忘我’的朋友就是后来的鲁彦。” 　　 　　鲁彦接到“工读互助团”的复信，没有告知父母亲便毅然北上，从而摆脱 父辈们靠经商谋生的老路去追求更广阔的人生道路。 　　 　　鲁彦到北京时还不满20岁，在“工读互助团”里，他一面为洗衣店、饭店做杂役以维持生活，一面去北京大学文学系当旁听生。 　　 　　鲁彦从小爱好音乐，十二三岁时受到家乡青年雇工阿成哥的影响。他在《童年的悲哀》中曾叙述：“我的灵魂向音乐飞去。我需要音乐，我想象阿成哥握住我的手似的握住音乐。”但是当时北大没有音乐系，他不能旁听音乐课程。促使他学文学的更直接的原因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已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运动。而北大中文系有鲁迅这样的新文学先驱者在教课，因此鲁彦一开始就旁听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和“文学评论”等课程。同时鲁彦还加入了北大世界语学习班，努力跟随着鲁迅的友人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学习世界语。但鲁彦始终没有放弃音乐，业余时间还学弹琵琶，吹笙，拉胡琴和小提琴。他在做杂役之外，努力吸收文学的、艺术的多方面的知识。 　　 　　 　　笔耕·探索 　　 　　1920～1923年，鲁彦受到中国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影响和熏陶，开始文学创作并翻译用世界语写的东、北欧国家的文学作品。1922年秋，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鲁彦翻译的《好与坏》、《投降者》。四天后《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予以转载。1923年鲁彦创作的第一篇作品《秋夜》在《东方杂志》发表，这是鲁彦文学生涯的开始。 　　 　　可是就在这时候，命运开始捉弄他：“工读互助团”解散了，他不能继续在“北大”旁听。为了谋生和创业，他和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到苏北赣榆县境内一个小镇上创办了一所平民小学。不到半年，当地豪绅认为他们思想过激，将他们驱逐出境。他又回到北京，担任爱罗先珂的世界语助教，课余仍勤奋地创作和翻译。 　　 　　鲁彦热爱东北欧国家的文学，并通过世界语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他在他翻译的《世界短篇小说集》序言中写道：这一集内所收集的计16篇，除俄国的以外，都是版图很小的国家或弱小受压迫的民族的作品。作家的名字对中国的读者都很生疏。……但他们一样的有生活、有人民、有文字、有痛苦与快乐，有呻吟与叫号，有科学与文学，无论如何弱小的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灵魂。或者说，正因他们弱小，受压迫，被损害，他们的灵魂愈加沉痛，愈加悲哀，而从这里所发出的呼声比大国的急切、真挚、伟大，文艺正是从灵魂中发出来的呼声，我因此特别爱弱小民族的文艺。” 　　 　　但是鲁彦的创作却深深扎根于生育他的故乡，作品大部分取材于故乡的风土人情，表现了他对故乡的深切怀念。《童年的悲哀》、《菊英的出嫁》、《鼠牙》、《乡下》、《愤怒的乡村》以及许多散文，其中主要人物和情节都逼真地反映了故乡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命运，尤其描述了农民在地主兼商人的压迫、剥削下的苦难生活，所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称鲁彦和许钦文等人的文学作品为“乡土文学” 。 　　 　　鲁彦在北京期间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和“世界语学会” ，结识了许多作家和世界语爱好者。 　　 　　 　　漂泊·奋斗 　　 　　1923年冬，爱罗先珂回国去了，鲁彦结束了世界语教职与友人回到湖南长沙，先后在协均中学、平民大学教授语文和音乐，和汪静之、赵景深等同事。这时正值长沙陷入军阀混战，人民遭受屠杀镇压的局面。他的短篇小说《柚子》便反映了那时的一个侧面，闪露着对现实的不满。 　　 　　1925年夏，鲁彦回到阔别八年的家乡。凋敝的农村和农民们的痛苦挣扎，使他深深地怀念童年；更加对现实不满。这年秋天他又一次回到北京，仍去世界语学校教课，业余时间勤奋地创作和翻译。就在这时，短篇小说集《柚子》和《犹太小说集》出版了。 　　 　　这期间，鲁彦和正在北京大学旁听的冯雪峰以及刚到北京的巴金相识并成为挚友。 　　 　　1926年5月，鲁彦又到上海，他特地去拜访鲁迅并向他请教。鲁迅将《呐喊》集赠送给他并为其所译《敏捷的读者》写了《附记》，在《附记》中亲切地称他为“吾家彦弟”。 　　 　　这时巴金、索非、陈瑛等正在主编上海世界语协会出版的《绿光杂志》，鲁彦也参加了。但他没有在上海久住，到秋天他又到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在那里和陈子展、周令钊等同事。 　　 　　1927年初夏，鲁彦应聘去武汉编辑《民国日报》副刊。由于政局不稳，他不久便辞职返回上海。 　　 　　1928年春，鲁彦应作家荆有麟之约到南京国民政府国际宣传科任职，他担任用世界语向东北欧诸国通讯。1929年5月3日济南发生“蔡公时惨案”，鲁彦如实宣传日本侵华行径，揭露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因而被撤职。随后国民党又通过反动文人王平陵等诱迫他去书报检查机关任职，鲁彦拒不接受，仍返回上海。 　　 　　当时上海以鲁迅为首的作家如冯雪峰、柔石、巴金、丁玲、胡也频、艾芜、沈从文、黄源等都在反文化围剿的旗帜下准备联合起来进行抗争，同时也出现文艺阵容的分化。刚到上海的鲁彦便和冯雪峰去看望隐居在北四川路的鲁迅。由于长期远离上海，鲁彦思想上仍是彷徨于个人奋斗的小圈子里，因而没有参加文艺界的论争。这时因失业和发表作品受限制，他要为谋生，为探索而继续漂泊。 　　 　　鲁彦自从离开家乡后，从没有在一个地方定居过三年以上。他既不是寻找动乱中的世外桃源，也不是为了遨游山水。主要是生活迫使他漂泊不定，同时也是为了探索人生和了解社会。 　　 　　1930年初夏，鲁彦赴福建省，初在厦门大学和集美中学教课，和吴文祺同事，随后他在鼓浪屿担任华侨办的《民钟日报》副刊编辑。 　　 　　这时巴金、吴朗西、丽尼等来到福建泉州。鲁彦应巴金等之邀，于1931年春和同在厦门教书的周贻白一道去泉州，在黎明中学教书。这时巴金等一些文化界友人正在开展世界语学习活动并编辑世界语刊物—《绿星》。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追随着他们学习世界语，研讨社会问题。巴金不久回上海，黎明中学闹学潮被解散，鲁彦和丽尼等也先后离开了泉州。 　　 　　1932年春，鲁彦独自到莆田县涵江中学教课，业余从事创作，写了不少关于福建风土习俗的小说、散文，如《兴化大炮》、《岔路》、《安舍》等。但他感到寂寞，他思念故乡的亲人和上海的友人。 　　 　　冬末鲁彦乘船回到镇海家乡，在家过了春节，住了将近三个月。他看到了家乡的残破，更深入地了解了农民的悲惨境遇，对正在觉醒的青年农民寄予了新的希望。他酝酿着写一部长篇小说反映这个现实，这就是《野火》、《春草》、《疾风》三部曲。 　　 　　1933年初夏鲁彦父亲逝世，他陪同母亲回到上海，初在立达学园教课，不久辞去。他渴望能摆脱生活的困厄，专心致志创作，但稿费不能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于是1934年他又去陕西合阳、西安等地教书。 　　 　　1935年冬鲁彦从西安回上海，他计划安家以便于开展他的创作和翻译，他不愿再奔波了。于是在梵皇渡路（当时的越界筑路区）租下一幢楼房，和茅盾、黎烈文、孙师毅等邻近；这时巴金也在上海，他们便经常见面。 　　 　　5月中旬冯雪峰从延安回到上海，与鲁彦时常来往，并一道去探望在病中的鲁迅。 　　 　　鲁彦专心致志地写长篇《野火》，陆续在《文学季刊》发表，同时翻译波兰作家普鲁士的长篇历史小说《法老》（这是被列入世界语文库的集子）。他的短篇小说集《雀鼠集》也出版了。还发表了不少散文。 　　 　　鲁彦刚刚踏上人生的旅途便受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同时又直接受到鲁迅和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启示以及弱小民族文学的感染，因而直觉地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他奔走于祖国的南方和北方，在繁华的都市和偏僻的城镇勾留。在困苦的生活中，进行着顽强的探索。他在总结自己的创作时曾提到：“我的创作不多的原因，第一当然是自己缺乏才能，写不出来；此外是忙于生活……而最后则是想多体验生活。我的作品虽然是这样的难产，待写成了不久之后，我又常常不满意起来。我总觉得我的现实生活的体验还不够还没有深刻的透彻进去。”（《关于我的创作》）“我常常觉得创作是件难事，要写得好必须有相当的艺术修养，而现实生活的深入尤为重要。……倘能摆脱眼前的生活，我还想再求生活的充实。……而这过程，也许直到我永久搁笔的时候，方能算是完毕。”（小说集《屋顶下》序言） 　　 　　 　　苦难的岁月 　　 　　鲁彦在奋笔创作《野火》的过程中迎来了1936年。这是中华民族遭受严酷压迫和侵略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虎视眈眈，步步进逼，全面入侵的战祸迫在眉睫；而蒋介石集团仍然继续两个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 。这时鲁彦积极地投身于鲁迅为首的反文化围剿的旗帜下，他在鲁迅发起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了名。同时通过冯雪峰的介绍，了解了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延安——革命圣地的情况。他的创作思想也有了新的跃进。 　　 　　伟大的鲁迅逝世了，鲁彦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发表了《活在人类的心灵里》的悼念文章（收入《忆鲁迅》集中）。这时他更加勤奋地创作，《李妈》、《一只拖鞋》、《乡下》和《野火》等陆续发表。“八·一三”事变后，鲁彦和许多文化界人士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 　　 　　1937年冬鲁彦离开上海和家人一起到长沙。过了年，田汉、廖沫沙等创办《抗战日报》，邀鲁彦编辑副刊，主要是宣传抗战救国，提倡文艺大众化。当时茅盾、张天翼、柳湜、黄源、朱雯、罗洪、夏衍、钱君匋等先后到长沙,接着郭沫若、周立波等也来了，当时长沙成了文化界活动的中心。1938年夏郭沫若、田汉等应周恩来副主席之召去武汉政治部三厅任职。郭沫若便邀约在长沙的一批文化界人士，包括鲁彦在内去武汉。《抗战日报》副刊便由周立波接编，鲁彦在武汉政治部三厅宣传科工作，同时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写了《炮火下的孩子》、《我们的小喇叭》和《伤兵旅店》、《千家村》等作品，愤怒揭露日寇暴行，热情歌颂抗战英雄。 　　 　　1940年夏秋之间，武汉政府撤退，一部分文化界人士去重庆；一部分去桂林。鲁彦和张志让、覃必陶等同去桂林。初在胡愈之主办的“文化供应社”任编辑。随后艾芜、穆木天和彭慧、舒群、周钢鸣、曾敏之、黄新波等先后来到，便组织了“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鲁彦一度被推选为分会主席。他抽空创作长篇小说二部《春草》，在《广西日报》副刊《漓水》发表，该副刊由陈芦荻主编。 　　 　　1941年夏，桂林经常遭敌机轰炸，鲁彦带家人到柳州附近的柳庆师范教书。由于多年奔波和劳累，经不起当地瘴气的感染而病倒了，只得返回桂林就医。 　　 　　1942年初夏，巴金、邵荃麟、葛琴等到桂林后，便和“分会”理事艾芜等商定筹办《文艺杂志》，借以宣传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的政治主张，公推鲁彦主编。该刊由生活书店的分店——三户书店出版发行。鲁彦带病坚持编务，使该刊成为抗战时期影响较大、销售较广的文艺期刊之一。 　　 　　积劳成疾的鲁彦，到1943年5月卧床不起了。这时，在“上饶集中营”久经缧绁的冯雪峰突然来访，叙述了他被迫害和死里逃生的经过。两人激动不已，相互慰勉。冯雪峰此来是周恩来副主席知他已被营救出狱，要他去重庆的。他路过桂林住在邵荃麟家，因而得知鲁彦患病不起的情况。当时冯雪峰与邵荃麟商议准备要鲁彦一同去重庆，但遗憾的是鲁彦已无力同去见周副主席了。冯雪峰只得将《野火》原稿带去，准备在重庆设法出版，并竭力劝说鲁彦暂时放弃《文艺杂志》的编务。鲁彦接受了冯、邵的劝告，便在1944年春去湖南茶陵县郊休养，将《文艺杂志》交给王西彦、端木蕻良等继续办下去。在茶陵期间，鲁彦得到安静的休养，病情好转，同时接到冯雪峰来信，告知《野火》已由韩侍桁联系出版并寄来了稿费，鲁彦感到欣慰。 　　 　　这时，鲁彦正打算在茶陵定居一段时期，将《春草》写完付印，但是战火蔓延到了茶陵。 　　 　　 　　赍志以殁 　　 　　1944年上半年，日军发动第三战场的第二战役，从江西进攻湖南，茶陵首当其冲。五月中茶陵开始疏散，鲁彦所住的茶陵中学停学解散。鲁彦和家人在此原无亲属，只得重返桂林。在兵荒马乱的途中，鲁彦病情转剧，幸得到茶陵中学两个学生的扶持；还得到开明书店陆善涛等的资助，于7月初到达桂林。这时桂林也在疏散，文化界人士多去柳州。邵荃麟、周钢鸣、曾敏之等陆续回到桂林，关怀病危抢救中的鲁彦，但送进医院不到半月，鲁彦终于8月20日逝世。经过欧阳予倩、邵荃麟、陈芦荻、曾敏之等筹备，柳州及桂林的作家和文化界200余人为鲁彦治丧，欧阳予倩主持追悼会，邵荃麟致悼词。 　　 　　悼词中说：“鲁彦先生是善良正直的人，因为正直，所以敢于正视现实。……无论在他初期或后期的作品中，他所创造的形象差不多都是在历史重负下挣扎的苦恼的生灵，而又于泪光中闪现着一丝笑影，在黯淡里透露出一点阳光。显然对人生一直寄予着不渝的希望。而他之所以选择‘弱小民族’特别是东欧的作品，拿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也无非是为了想借此来照出我们这东方古老大国的落后。……他当然不能忍受一个无声的中国横在他的周围。……只有关心人民，关心祖国者，在窒息一切的重压下感到无可如何，这才有了那种千万人民共同感受着的大苦恼。这么样，鲁彦终于是抵不过黑暗势力的逼迫，苦恼死了。……”（这篇悼词发表于当时《桂林日报》） 　　 　　鲁彦只活了44岁。正当他加入全国民众共同战斗的行列，为挽救祖国危亡而奋笔创作、艰苦编辑时，却无力摆脱贫病，赍志以殁。 　　 　　鲁彦在他20年的文学创作、翻译中留下了不少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就是鲁彦“生活的痕迹”。（文中可能有记忆不确切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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