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彦四十年祭 　　 —— 鲁彦夫人覃英访问记 　　 　　　　§编者按：今年八月是“五四”时代老作家王鲁彦逝世四十周年。这位被鲁迅誉为“乡土作家”的文学成就早就引起海外文学史家研究的兴趣。现刊出此文，藉表哀思。§ 　　　　 　　“五四”以后，怀着一颗追求真理的赤子之心，鲁彦瞒着家里人跑到北京，加入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创办的工读互助团，一面刻苦自学，一面靠着给大学生们洗衣服、洗被子维持生活。后来他进了北大文学系当旁听生。他如饥似渴地吞着知识，吞着文化，吞着新的思想。他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从爱罗先珂学世界语。他勤奋好学，很快掌握了世界语，后来还当过爱罗先珂的世界语助教。鲁彦到北京后，七、八年间没有回家一次。正是在“五四”民主革命精神的鼓舞下，鲁彦拿起笔，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随着《秋夜》、《秋雨的诉苦》、《许是不至于罢》等作品陆续问世，鲁彦崭露头角，成了“五四”文化新军中比较突出的青年作家。他的作品引起了鲁迅的注意，鲁迅后来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对他这时期的创作给予肯定的评价，称他为“乡土文学的作家”。茅盾也很重视鲁彦的作品，后来也专门写了《王鲁彦论》，肯定他擅于描写乡村小有产者和农民生活的创作特色。鲁彦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加入了胡愈之等创办的世界语学会，他抱着文艺应该为人生、为社会的信念严肃认真地进行创作和翻译。 　　　　作品陆续发表了，但贫穷并没有撤退。为了谋生，一九二四年初鲁彦到湖南长沙，在协均中学任教，同事中有赵景深、汪馥泉等人。当时协均中学实行男女同校，很为封建卫道者所不容，学生收不满，经费又缺少，很快就办不下去了。鲁彦只教了一学期书，就和与他自由恋爱而结合了的协均中学学生谭昭一起离开长沙，经上海、杭州回到北京。 　　　　他在北京继续从事著译，写出了他早期的代表作《柚子》，对湖南军阀横行、杀人如麻的黑暗现实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同时，他开始得到鲁迅的指导和帮助。据《鲁迅日记》记载，鲁彦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首次拜访鲁迅，向鲁迅请教。鲁迅曾把《呐喊》送给鲁彦，并在为鲁彦译作《敏捷的译者》所写的“附记”中亲切地称他是“吾家彦弟”。 　　　　一九二六年，他又到长沙第一女子师范教书，与周世钊先生和陈子展等人同事。不久他重返北京。北伐战争爆发后，他向往革命，多次计划南下。一九二七年五月底，他应聘到武汉编辑《民国日报》副刊。一九二八年，他又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际部搞世界语翻译，负责编写对波兰、芬兰一等东、北欧国家的宣传小册子。但他对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满。当济南发生“蔡公时惨案”时，鲁彦在对外宣传中作了实事求是的报道，结果触怒了国民党政府而被撤职。后来国民党又引诱他到王平陵等人搞的书报检查机关工作，他不愿去干这种坏事，于一九二九年夏偷跑到上海。 　　　　我原来在长沙女师读书，但鲁彦来女师任教时我已在毕业班，所以并不认识。我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被捕，出狱后在长沙呆不下去，就到南京伪中央大学读中文系，这时才同鲁彦相识，他已与谭昭离婚。鲁彦从南京出走时，我又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在伪中央大学站不住脚，便相约到上海，在上海结婚。婚后我们打算去日本留学，当时任钧先我们一年到日本，来信约我们也去，后来因申请不到公费，日本之行只好作罢。 　　　　这样，我们就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一条弄堂里赁屋住了下来。很巧，丁玲和胡也频是我们的邻居，大家很快熟了起来。他们当时正在办《红黑》杂志。接着，我们又同巴金、沈从文、姚蓬子等文化人陆续结识。在上海这一阶段，我一度到刘海粟办的艺术学校学习音乐，鲁彦还是笔耕度日，继《柚子》之后，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小说集《黄金》。鲁彦这时的作品，思想更加冷峻深刻，艺术手法也渐趋成熟，这当然使人高兴。但是，贫穷仍然紧紧追随着我们。 　　　　一九三○年秋，由于生活所迫，我们从上海到了厦门。经巴金同志介绍，鲁彦为华侨办的厦门《民众日报》编副刊。同时在厦大兼课，教授中国文学。后来他又到集美教过短时期的书，他的好朋友吴文祺当时也在集美教书。鲁彦喜爱厦门的四季如春，风光旖旎，但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天灾人祸，却极为愤慨，他后来在《厦门印象记》中真实地记下了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感。 　　　　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我们又飘泊到泉州。鲁彦在泉州中学教书，我在华南女中教书。当时泉州聚集了不少文化人，如巴金同志、已故的翻译家丽尼，还有一些朝鲜革命者。巴金同志正在研究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还组织世界语学会，鲁彦欣然加入。朋友们时常聚会，交流思想，论文谈诗，是鲁彦一生中少有的快活日子。 　　　　一九三二年春末，生活又把我们带到福建莆田的韩江，两人一起在韩江中学教书维持生活。韩江中学的校长何尚友，到过美国留学，思想开明，热衷于开办学校，鲁彦曾把他写进散文《船中日记》中。鲁彦在课余，仍然致力于创作。《兴化大炮》所描写的风土人情就是从韩江取材的。他同学生们的感情也很好,离开韩江后师生之间还鱼雁频繁,直到抗战爆发。 　　　　韩江是个码头,水路直通上海。一九三二年十月,我们乘船去上海,途中在镇海老家留连二个月余。这时鲁彦的父亲从病重到去世, 鲁彦恰在身边。经过十多年的飘泊又回到故乡,故乡农村经济的凋敝,贫苦农民的悲惨命运,勾起了鲁彦的文思,长篇小说《野火》就是在这时开始酝酿的。 　　　　安葬父亲之后,我们奉母来到上海。鲁彦先在江湾立达学园任教, 因不足以维持生活, 不久就辞职,专事译著。他在《东方杂志》、《文艺月刊》等刊物上投稿，仍是勤奋地创作, 坚韧地翻译。贫穷和劳累, 使他的身体日益衰弱下来。 　　　　一九三四年初，他又远走陕西，先在郃阳县立中学任教，一个学期后到西安高中任教。我也在一九三五年春到西安，在三原女中教书。这时他的作品，大都发表在他朋友郭青杰编辑的《西京日报》副刊上，其中不少是诗，用笔名发表的。陕西的新生活开拓了鲁彦的眼界，他还写下了《西行杂记》、《关中琐记》等作品。 　　　　一九三五年底，我们重又回到上海，住在梵皇渡路，茅盾、黎烈文、孙师毅等人都住在附近，经常来往。第二年春夏之交, 我们见到了老朋友冯雪峰同志。他那时是党中央特派员，但仍然诚恳热情，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派头，当时上海文艺界正在开展两个口号的论争，鲁彦因为早就不在上海, 未加入左联，又长期埋头创作翻译，不写理论批评文字, 所以没有直接参加论争，但他在鲁迅先生发起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了名，鲁彦一直十分敬仰鲁迅，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鲁迅是他的导师, 事实也确是如此，从鲁彦许多作品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意境上，可以明显看出他受了鲁迅的影响。鲁迅病重时，鲁彦曾去探望；送葬时, 鲁彦是扶棺的八个人之一；追悼大会, 鲁彦始终在场；鲁彦沉痛悼念鲁迅的文章, 发表在《中流》上，题为《活在人类的心里》 　　　　这一阶段,是鲁彦创作上的旺盛时期。他发表了不少短篇和中篇，较优秀的有《屋顶下》、《岔路》、《李妈》、《乡下》等，但他的主要精力却用在创作他构思已久的长篇《野火》。他计划写出以浙江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三部曲：《野火》、《春草》和《疾风》,要在小说中暴露地主阶级的贪婪和凶残, 反映贫苦农民受难、不满、觉醒、反抗、直至斗争胜利的全过程, 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野火》出版后，得到了进步文界的好评，记得雪峰同志就专门撰文，认为这部小说无论在思想性上还是在艺术性上，都是鲁彦创作上的一个“突跃”，可惜的是，芦沟桥的炮声,打断了他继续写作《春草》的计划。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鲁彦曾到沪江大学教过一学期书。“八一三”以后，鲁彦离开上海,开始了新的流浪。十月份，到了醴陵。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后，鲁彦又来到长沙，住在桔子洲，为田汉同志主持的《抗战日报》编副刊。当时郭老和廖沫沙同志都在长沙。周恩来同志请郭老就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以后，鲁彦和刘季平等文化人又应郭老之邀到了武汉。《抗战日报》副刊就由周立波同志接编。鲁彦编副刊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他大力提倡文艺大众化，为宣传抗日救国做了不少工作。 　　　　到武汉以后，鲁彦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写下了《炮火下的孩子》、《伤兵旅馆》等揭露日寇暴行的作品。一九三九年十月，武汉撤退，鲁彦从武汉到桂林，在桂林高中任教。同时，他担任了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主席，并兼任文化供应社编辑，参加了《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编委会，为宣传抗日而四出奔走，积极工作，在此期间，鲁彦还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挤出晚上时间继续写作长篇小说《春草》，其中部分章节曾在《广西日报》副刊上连载。 　　到了一九四○年秋天，桂林经常遭到敌机轰炸，鲁彦的身体也更差了，我们就迁居柳州附近的丹江县，在柳庆师范教书糊口,次年夏天，鲁彦在那里染上瘴气，高热几十天不退，又无医无药，我们只得重返桂林，当时，巴金、艾芜、张天翼、黄新波等许多文化人都集中在桂林，大家深感应该办一个像样的刊物来宣传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巴金同志看到鲁彦有病在身，又拖着一堆孩子，实在是贫病交加，为我们的生活着想，他便主张由鲁彦编辑刊物，由我以三户书店的名义出面作发行人(实际上是生活书店发行)，大家共同支持。这就是后来于一九四二年初创刊的《文艺杂志》。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鲁彦以顽强的毅力，扶病组稿阅稿，许多工作都是一人苦撑，经常忙到深更半夜，我一面理家一面帮他编校。由于鲁彦始终不懈的努力和艾芜、张天翼、王西彦、端木蕻良等许多同志的帮助，《文艺杂志》居然时出时停，坚持了三个年头，成为抗战期间影响最大的文艺期刊之一。 　　　　不久，由于鲁彦抱病坚持编辑《文艺杂志》，他的痔疮又并发了，必须开刀治疗。这样，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就更为困难，主要靠我在成达师范微薄的薪水勉强维持。後来，鲁彦痔疮几次开刀未愈，再加出版事务上的一些纠纷，使他身心受到进一步的打击。为了改换环境，我们就到了茶陵，我在茶陵二中教书，生活稍为安定，鲁彦的身体也略有好转。谁知湘北战争突然爆发，日寇逼近茶陵，学校被迫疏散。在兵荒马乱中，幸得开明书店的路善涛先生相助，我们才二返桂林。一路上颠沛流离，受尽折磨。国家的破败，民族的危亡，亲历身受的苦难，再加一家老小啼饥号寒，使鲁彦的病情急剧加重。一九四四年七月回到桂林时，他已奄奄一息，不能起坐了。终于拖到八月二十日，病逝于桂林医院。他去世时开刀后的痔疮还未收口，肺部溃烂一直到喉头，令人惨不忍睹。 　　　　鲁彦病逝时，日军已开始进攻桂林，桂林文协早已疏散，作家们大都前往柳州。但为料理鲁彦后事，他们又冒着危险重聚桂林。邵荃麟、曾敏之、端木蕻良、司马文森等同志四出奔走，在报上刊登讣告，撰写悼文，发起募捐，救助遗孤。经过一番努力，文艺界的同志终于在四四年八月底的战火中为鲁彦举行了追悼会，记得参加者有二百多人，由邵荃麟同志致悼词。会后，桂林文协在七星岩买下墓地一方，为鲁彦营葬，墓碑上刻着：“作家王鲁彦之墓”。那浅葬的坟墓，背山面田，环境清幽。 　　　　也许由于几经战乱，解放以后我大儿子出差到桂林，去凭吊父亲墓时，已无法找到坟碑。不过我想，如果现在让我亲到桂林，我还是能找到鲁彦墓的旧址的。 　　　　得知鲁彦病逝，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十分关注，亲自发来唁电，安慰家属，叮嘱要“善抚遗孤”，并请冯雪峰同志转送我们抚恤费伪法币一万元。周恩来同志还亲自安排要都匀、昆明、贵阳等地负责护送文化人的招待站把我们接往重庆。周恩来同志对一个普通作家的家属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时隔三十五年，我仍怀着深深的感激！ 　　　　谈话已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她深有感触地告诉我们，鲁彦虽然没有能活着见到他所希望的新中国诞生，但是他的作品在解放后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重视。打倒“四人帮”以后，鲁彦作品又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他的代表作《柚子》、《黄金》等已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短篇小说选》；他的童话《小雀儿》等已收《“五四”以来优秀儿童文学选》；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将出版研究鲁彦作品的专著《王鲁彦论》。覃英同志本人也老当益壮，开手整理鲁彦遗著，打算在巴金同志的支持和协助下，编选一部较完备的《鲁彦选集》。他还想到北京、广州等地遍访旧友，核实材料，写一部翔实可靠的《鲁彦生平和创作》。最后，覃英同志一面和我们握手道别，一面意味深长地说：“一个作家不是属于他的家属的，而是属于整个社会，属于人民的。今天，我们终于能够对鲁彦这样为人民而创作的作家做出历史的公正的评价了，我感到高兴和欣慰” 的确，我们现在不是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光荣传统吗？鲁彦的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可以预料，鲁彦那一系列真实地反映现实和深刻地发掘人生意义的作品将赢得更多的读者，鲁彦作品的研究工作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刘增人陈子善记 　　 ——摘自1984年8月5日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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