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起儿时父亲在世时..... 　　 王莉莎(现代作家王鲁彦之女) 　　金色的秋天，在故乡浙江北仑新区召开父亲文学作品研讨会，省市有关领导和全国各地专家学者认真深入地讨论着; 我的思绪随着研讨会回到了我的童年：那苦难的却又有快乐的童年！ 　　父亲出生在宁波北仑(原镇海)大 碶镇的店员之家，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又在灵山学校读高小，为抗议乡绅开除了新思想的教师，与一些同学毅然退学；十六七岁到上海谋生，当小伙计，晚上在补习学校学习。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李大钊、蔡元培创办了工读互助团，鲁迅在北大开文学讲座，他即赴京参加工读团，一边打工、一边在北大旁听鲁迅的文学课，俄国盲诗人爱罗先诃办起了世界语讲习班，开发全球文化交流的语言，父亲参加学习,后任助教，从此开始了他翻译、创作的道路，二十一岁发表作品至四十四岁逝世，一生的翻译、创作（散文、短篇、长篇）约一百五十万字，被誉为现代乡土文学的重要代表。父亲文学作品中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他生存的时代环境紧密相连，这情结随着他漂泊不定的生活而发展，同时对国家民族危难的忧患意识，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对普通人民的人性、人道主义的激情。我们的幼年，是在动荡、贫困之中渡过，辗转在上海、福建、湖南、陕西、江苏、广西一带，靠父母教书维持生活，朋友和学生围绕在家中，虽然很穷，但快活。父亲性格纯朴、真挚、刚正不阿，从不向愚昧和专制低头，他又有着浪漫主义的气质，喜欢音乐，自学拉胡琴、弹曼陀铃、吹口琴，有时他吹我们唱，还喜欢天文，为了看星星，买了一个小望远镜，晚上躺在地上或爬上屋顶看，全然忘了这个月的薪水全没了；我出生时，没钱交费，竟在秋末当掉了棉袍接我出院；如有人请他吃饭，他必带上我们，妈妈说这不大好吧，他说请我就可以请我的孩子，于是手牵一个，肩上架一个，后面跟一个，我们高兴的饱餐了一顿……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生活更为困顿，父亲开始患病(小手术刀口感染结核菌,五年就由肠,肺,喉头结核到全身结核而不治,那时没有特效药)，不得已送我们去湖南攸县宋庆龄办的保育院（王西彦夫人当院长），那时我约七八岁，爱哭的我非常想家，决定写一封信，可好多字不会写，又没地址，又怕挨骂，偷偷写了一封信，压在床褥下，结果还是给发现了；那时我就想长大做文人，像父亲那样，可以写好多好多字的书！ 我们兄妹几个曾几度入儿童保育院，生疥疮，长虱子、饿肚子是常事，只要有机会，父母就接回家.他对儿女的情感,在他给王西彦的最后一封信(1943.10.16)里有表述:"儿女过于稚弱,今忽远离,恍如弃之,心中愧恨,梦魂难安."他是因我们先在攸县而去到相邻的茶陵的.把我们都接回了家,全家又有了欢乐,也才有了一起逃难.我们每每想到父亲这几句话,就潸然难忍.这时的父亲已常躺在床上，妈妈教书，我带弟弟、做家务。病中的父亲教我削竹针织毛衣，教我们去池塘边挖蚯蚓钓青蛙，剥下皮来蒙在竹筒上当鼓打，还说如有弦可以做把胡琴了；还教我和哥哥捉柳蚕抽丝做钓鱼线，父亲喜欢钓鱼，却不吃的。这时的他，是否又想起了他自已的故乡的“阿成哥”和童年钓鱼虾的愉悦？呵！故乡早已论陷，音讯全无，可故乡童年的记忆，留在他的作品中，他多么希望我们的童年也快乐着。这些片片碎碎的小事，永远留在我们少不更事的心里，是永远快乐的。当战火逼进，我们捲入大撤退的洪流：躲警报、逃难。记得在衡阳车站，他的学生带我和哥哥挤上了另外一节货车，和前面父母的车脱了钩分开了，我们大哭大叫，待车停下来，我们即在人山人海的车站寻找父母，突然看见父亲躺在一家小店门外的竹椅上，我们欢叫着跑过去，他抱着我高兴地流泪了，沙哑的说：“我以为再见不到你们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抗战时期的桂林，是文化精英聚集的地方，父亲抱病主编大型刊物“文艺杂志”，母亲做发行兼编辑校对.战火逼近时，他已病重，有朋友劝他留在敌后偏僻边远地区养病,但他不愿脱离抗战主体.硬是挤上最后一班汽车,在已开始有意破坏的公路上从茶陵出来辗转去桂林.这一路"逃难"一言难尽的折磨,不仅衣物丢弃,他的手稿(其中有尚未出版的长篇"野火"二部和译著"法老")也被烧毁.他自己到桂林时真是"一息尚存"了.眼见不能全家撤离，就叫我和大弟去丹江朋友家寄住，三弟已先在丹江；临别时，父亲拉着我的手，削瘦的脸上淌满了泪水，微弱的说：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和大弟走出门外，觉得自已已是一个孤儿；看着七岁的大弟，又觉得自已是一个大人了。不久，有人带来消息,父亲已去世了！待到母亲来到丹江，桂林已沦陷，因为在柳州躲警报，母亲抱着小弟在动乱中被挤跌落在铁轨上，待人救起住院一周，铁路不通了。于是，我们经榕江而向贵阳走，三弟只有五岁左右，无奈暂仍被收留在丹江。我们走进荒芜之地，走旱路，乘小舟、过险滩，经苗区，到了贵阳，与寄住在“开明书店”的哥哥会合，翻过六盘山到了重庆，落脚在抗敌文协的张家花园，后母亲去江津、白沙教书，我们又两次进过保育院，直到抗战结束，才陆续回到江南，母亲在湖州、杭州教书并参加地下党；十五岁左右，我进了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习画，大弟进了国立音专少年班，后也到育才音乐组。直到全国解放，母亲才告诉我们当年父亲逝世的情况：因为没有钱，母亲再三求助之下也不能留医，而父亲执意不让她求情，后住进一所疗养院，临终时骨瘦如柴，母亲坐在床边，已然没了眼泪。父亲死时，当时桂林的文化界人士包括已撤离闻讯又回来约二百人参加追悼会,并发起募捐埋葬.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父亲去世,托地下党冯雪峰送来一万元法币，并嘱"善抚遗孤"；父亲草葬在七星岩下，立了一个“作家王鲁彦之墓”的小碑…. 　　 解放后，母亲任上海新沪中学市三女中校长及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室主任；我参了军，后考入中央美院，大弟入中央音乐学院，哥哥公派留苏学工，55年接回了在丹江的如同孤儿的三弟，小弟考入北大，母亲开始整理编撰父亲遗著，陆续出版，57年反右前夕，全家人才第一次团聚。极左路线的执行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极点，母亲进牛栏、哥哥遭批斗、我下干校、小弟流放式的去了大西北，连我十二岁的女儿也给捲进去受管受训，父亲逝世三十多年，突然变成“反动文人”，也上了大字报,成了"用死人整活人"的”工具”。几十年来我们和父辈亲友曾一再寻找父亲的墓地，却再也找不到了。抄家、搬家，父亲的遗著也散失了不少，现在保存的一些版本，是当年在农场的三弟转移出去保存下来的.这场“大革命”后,受太多刺激的母亲常在睡梦中惊叫.我们曾希望她写点回忆录,她说写过几次难写下去，太痛苦了...直到逝世。 　　多少年了，我们兄弟姐妹心中珍藏着对父母亲的深沉怀念，随着社会急速变化，更加理解了父亲人格的魅力和他作品独特的价值。好的文化应是不会死亡的。 　　今天、今天！当研讨会上省宣传部领导宣布家乡要为父亲做三件事：出全集、立塑像、保护遗存时，我的心要跳出来了，我感到父亲、母亲回来了，如今的故乡不似当年又似当年，在经济大发展的时侯，迎来了文化建设的热潮，父亲的作品永远激励人们热爱自已的家乡、珍惜它、呵护它、发展它、建设它！！(2004年11月于广州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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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12/7 20: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