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这个纪念日,大概对于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学生出身的人,都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它永远让我们想起自己的青春。现在中国的青年们,常常爱说他们的青春时代才算最幸福、最有意义的;当然,当年的我们在享受幸福这方面完全不能和他们来比,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为我的青年时代抱憾过,因为,我们这一代并没有白白度过自己的青春。“一二·九”,这就是那放光的时代的名字。 “一二·九”那一年,我正二十岁,是北京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学生。“一二·九”运动以前,我也曾读过几本谈革命的书,但是,老实说,真实的革命对于我是相当遥远的。我们多半是每天上上课、喝喝咖啡、谈谈天,过着一种典型的当时大学生的生活。清华大学在北京(当时叫北平)西郊外二十多公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我国的东北好几年了,正在向北京一带步步逼进,国民党政府不肯对日抵抗,并且宣布谁提到抗日就要被杀头。这些事情自然时常引起我们的愤慨,但是,我们实在是不大懂得自己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力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正式提出了“冀察特殊化”的要求,要把华北正式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连国民党的官员和党部都要被赶走,国民党政府竟然件件照办,对日妥协,完全是一副没骨头的样子。这实在使有血气的中国人都再也不能忍受了。于是,我们全北京市的学生在十二月九日举行了一次请愿,十二月十六日又举行了示威。在街上大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当时请愿和示威的情景是非常动人的。没人敢喊的口号喊出来了,没人敢打的旗帜打出来了。我们和卖国政府派来镇压的军警格斗,以赤手空拳对抗军警的大刀和水龙头,街上许多市民看见我们的队伍就留着泪鼓掌。 当时有些报纸和有些上层知识分子认为这次运动就止于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表示了一次民意,是各国大学里都有的所谓“学生政治活动”。学生一离开学校,活动就会停止。游行示威一结束,运动也就没有了。 但是,当队伍走在街上的时候,大家看见市民对我们那样激动地鼓着掌,我们就明白了,我们今天的举动不是一件平常的举动,这是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在望着的事情。立刻感到自己身上已经落下了巨大的责任。 游行示威只是一个开端,游行示威以后,这一支革命的青年队伍就逐渐组织起来了。我们组织了宣传团到农村里去,与农民接触;我们组织了读书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我们组织了露营,学习军事知识,学习游击战争;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成立了一个革命的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支先锋队从北京的少数学校发展到多数学校,发展到全国,一直发展到工厂农村里,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伍。——这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组织。我们许多本来是不懂得政治的学生,经过“一二·九”,变成了党的战士。 我永远不能忘记参加农村扩大宣传团第一次下乡时,大家那种严肃的献身心情;不能忘记在宣传团会议上,学联代表董毓华同志那高举右手神气飞扬的讲演,最后意味悠然地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作结。我也永远不能忘记深夜在学生宿舍里举行的那些秘密会议,不能忘记被捕的同学从监狱里出来时,高唱着“囚徒颂”出席欢迎会的那神情。从“一二·九”到抗日战争开始时,作为学生运动,我们整整坚持了一年半,不停息地工作了一年半。在这中间,我懂得了,自己在学校里所参加的活动可决不是什么“school politics”,我们所干的革命不是什么年轻大学生随便谈谈的革命,这是认真的,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得从这学生宿舍里的活动开始,就献上自己的一生! 抗日战争爆发了。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学生组织起来,分成几路越过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线,到山区去组织抗日武装,参加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工作。也有的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开辟党的工作。从此我们不再是学生了。但是,我每当想起“一二·九”以来在学生运动中间的生活和斗争,还总觉得那么亲切。觉得那是我今天生活的开始。就像有一位同学描述的“我觉得咱们这些人到革命队伍,就像是大家手挽着手,从‘一二·九’的示威队伍中涌过来的!” 在纪念“一二·九”五周年的时候,刘少奇主席曾在延安讲过一段话。他说:“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一二·九’的学生一定要以主人的姿态,骄傲地唱着歌曲回到北平去的。”不错,在一九四九年,我们许多“一二·九”的学生都作为党的干部、军队的指挥员,随着解放大军开进了北京城。北京已为人民所有,也就是为我们所有,“一二·九”运动这才算是开花结实了。 *本文是在整理母亲手稿中发现的,没有写作年月(她从来没有这习惯)。只能从稿纸的格式、纸张的质量推测,可能写于解放初期,即在青年团工作的时期。是否发表过也不得而知。但从这篇手稿历经文革仍保存完好来看,母亲是很珍惜这篇短文的。现将其打印出来,供研究者参考。杨团,2002年2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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