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第十五章
韦君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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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
“四人帮”垮台了，十年的黑暗结束了。 严冬过去，寒风不再吹了，最后终于吹来了温暖的风，吹开了夭桃秾李。群众 为了这迟到的春天，在天安门前拍手欢歌，中国有救了。 多么好啊！青年说：把十年来的不公平、冤狱，把拿人不当人的思想和行为， 一下子清除吧。中年知识分子说：把解放以来，1957年以后，把人不当人的规章都 解除掉，让人们真的解放吧。还有人则想得更多更远：我们这个辛苦创建，身上还 带着不少旧痕的国家，要彻底变革，行吗…… 人们一面欢呼歌舞，一面没有从前那么天真、容易放心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碰见的第一件别扭的事，是诗人郭小川之死。 小川之死这件事本身还查不清楚——他好好地睡在招待所被窝里，怎么会被自 己抽剩的香烟头点着了自身而活活烧死？——只说我们这些刚刚得到“解放”消息， 还没有“安排”的文艺界朋友，听到了无不惊讶，痛心。应该追悼他呀！可是这时 候，既没有作家协会，也没有任何文艺团体（除了那些样板团）出面来召集追悼会， 奔走来奔走去都不成。后来听说办成了，凭通知到八宝山入场。我收到这么一张油 印的小条，问我们社其他与他熟悉的人，都说不知道。开会头一天，我接到冯牧一 个电话，说：“人家通知的范围非常小，只好这样，咱们分别口头通知大家，你也 通知一些人吧。”我说好。于是见人便讲，动员了一车。赶到八宝山一看，满满地 站着一院子人。不管是作家还是名人，全都站在院子里，我忙挤进里边休息室去看， 才知原来只开了一间第六休息室（按八宝山的规矩，一般要开六、七、八，三间， 给吊客休息，规格再高点的，增开一、二、三，三间）。今天如此，吊客只好都站 在院子里，在悲哀之上又加了气愤。 我听见站着的吊客们窃窃私议，今天的规格不知怎么样，据说特别高，由中央 主持……什么中央人物，当非文艺界所能够得上。等了一会儿，叫我们排队进去， 站好之后，奏哀乐，然后上去了主持并致悼词的人。我眯眼看了半天，既看不出是 哪位作家，更认不出是哪位首长。是一位三十几岁的妇女，手拿悼词，结结巴巴在 那里念。 谁呀！ 直到会散了，人们往出走了，我这才打听清楚，原来这位主持会的人，是中共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长辛店铁路工厂的一位女工。想必是造反成就极大，才能占 据这样的高位。但是她和郭小川有什么关系？和诗又有什么关系呢？“四人帮”垮 台了，她还在做她的官（不过，后来她下台了），她又着实与文艺及政治方面都联 不上，所以至今我也说不清这位为死去的小川做结论的女部长的名字。 如此对待文艺界对一位著名诗人的追悼，这就是“四人帮”刚垮台时对待我们 的姿态。这自然已经比开口就骂黑帮强了很多。但是，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依然 比别人矮一截。 许多还活着的人被放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问题还解决不了，有的去山东，有的 去山西。中央专案组还掌握大权，说一声“不解放”就不解放。 我到清华去看望老校长蒋南翔，结果只找到一间单人宿舍。门锁着，隔钥匙孔 看见两只满是泥的布鞋扔在地上。后来他算是解放了，却没有工作，住在万寿路招 待所。我又去了一趟，这次是事先电话联系好的，我和老同学魏东明同去。进屋一 看，一间空屋，四张床，住他一个人，就算优待了。到吃饭时候，他到食堂去打了 饭来，又说：“这里还有肉，我们烧了吃吧。”说着便取出一个塑料口袋。我一 看，竟是一个生的猪蹄子！问他哪里来，答曰是今早他自己到菜市场排队买的。真 亏了从来不会买菜、做饭的老蒋。现在三个人吃饭，只一个我多少知道点烹调，我 只能当仁不让。我就问：“你的锅呢？”他指指自己吃饭打菜用的小搪瓷饭盒。 “刀呢？”他取出一把削水果的小刀。“炉子呢？”他领我到里面盥洗间，那里有 一个小酒精炉。看了他这些炊具和那个大猪蹄，我不由得笑起来，你就是马上到饭 馆请大师傅，也做不出这个菜来。何况是我？但是老蒋盛情可感，我不能不动手。 于是我用那水果刀把猪蹄子稍微削下几丝，没有油，就加上打来的菜，放在搪瓷饭 盒里炒了一阵，火又太小，哪里炒得熟？我一边炒，他们二位一边蹲在旁边吹火。 这顿饭吃得实在狼狈，自然也别有风味。 临走我诉老蒋：“下回可别这样招待我们了。”下回，他自然也不敢这么办了。 这是我们的大学校长在“四人帮”初垮时的状况！当然，这在群众中间得算水平很 高的了。书呆子闹笑话，只可算作运动结束后茶余饭后的轶闻，说着玩的。真正运 动的尾声可没有这么轻松。 好些初得“解放”而无处安身的人，免不了东跑西走，看看朋友。记得有一回， 我刚下班回家，见老同学李昌和老同事王汉斌都在我们家里，他们都是还没安排工 作的。见面自然要打招呼，我说：“刚回来，忙啊！”李昌忽然笑着用手点着我说： “你啊，你现在是当权派，是忙哩。”我说：“那你们是什么？”杨述说：“我是 走资派兼叛徒，到现在帽子还没有摘哩。” 的确如此，许多人虽然已是人所共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头上那顶“帽子” 就是摘不下来。为了杨述的摘帽子问题，我找过当时新成立的中央，跑过中组部， 求见邓大姐，都没有办法。后来，甚至中组部新上来的同志已经跟我推心置腹到这 种程度：“他没有问题我们知道。可是，他和另外一位×××同志，是过去中央画 过圈子的，现在的中央专案组就不许我们推翻。这事怎么解决？我们得慢慢想办法。” 过去的“中央”（主要是“四人帮”）圈过圈子的人，就不许动，依然铁案如 山，只能慢慢想办法。我还在不停地奔走。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去求新组织 部长胡耀邦同志。”我认识他，但是我没好意思去求。再后来．又有人告诉我： “杨述和那位×××的事大约快了。胡耀邦对别人说了，对于这些事，他比当事人 还着急。”果然，对这些被圈过圈子而没有什么结论的人，逐渐松动了。我又听人 家说：“快了，中组部正在和他们顶。”我们等到1978年11月，杨述果然算是比较 快的“解放”了。 还有比他的“案子”更重得多的人：“三家村”、“四条汉子”、彭、罗、陆、 杨……这些经“御笔亲点”过，而人人都知道并没有什么罪的大罪人，也陆续获得 解放。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央专案组”竟被解散，这真是天大的事！当时轰动 九城，大门口排了长队的地方，不是像后来这样的百货公司、食品店，而是中央组 织部。各色各样受冤几十载的人写血书上告，城里传说着“胡青天”的故事。我的 一个老同事李兴华，早被划成右派，告过多少次状，不曾有过结果。这一回，他得 了癌症，把申诉书赶写出来，委托妻子去中组部门口排队。照理该是十分迫切的， 但是他却不，居然躺在家里和朋友聊聊文坛近况，自己还想写一点文章。对于交上 去的申诉书，他挺放心地说：“会有结果的。”果然，后来在他去世之前，接到了 平反的通知，使他得以安然瞑目。中央负责干部能得到党员群众这样的信任，在我 的经验中，是除抗日初期投奔革命那时之外，后来再也没见过的。 先是这些受冤的“右派”分子，后来平反到“胡风分子”，然后是“右倾机会 主义分子”，再然后是无根据的（“特嫌”，最后甚至到了死后也不得翻身的“地 主阶级孝子贤孙”。这种局面真是自从开国以来甚至开国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随 手给人扣帽子，搞运动，早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 能这样改变吗？一个出身定为“国民”，无资格在祖国之内自称“人民”的 人，也能获得“人民”的普通身份吗？人们将信将疑。就在我们出版社里，有好几 个从解放以来一直表现极好。要求入党的人，却外调十几年不能批准，只因为家庭 出身是地主。几本写得很好的小说，军代表不让出版，只因为作者的爸爸有“历史 问题”。好几家我们眼看着长大的孩子上不了重点中学，因为孩子爸爸的“结论” 没有做。连小孩们都说：“我念书有什么用？现在爸爸是纲，纲举目张，纲坏了目 怎么张嘛！”这些还稀奇吗？到了这时，我头脑才稍稍清醒，才觉悟到，原来我也 只是在出书这一点业务上，比军代表们稍微明白一点，其他，我的思想不也是一样 无知吗？首先得把人当人，然后才谈得到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开口说阶级， 怎样废除阶级？没大想过。” 这点“新思想”，我们还不习惯。 我开始想到了，我应该去认真看看这些年人们是怎样在生活的。特别是农民。 我曾遇见一件案子： 一个亲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农村造反派揪回农村去，打死了，罪名是地主 分子。而此人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弃土地从商，进入城市。他的现已五十多岁的 儿子。已经根本不认识那个农村的“家”了。他不是地主，其实很明白。而我们那 时奇怪的法律（或者是不成文法），凡属地主，就没有人权，犯有天然的死罪，而 打死他的人无罪。因此，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他家出头来打官司。还不敢堂堂 正正提出无故打死人命案，而只敢提出“成份”划错了，还向我打听，是否认识该 县老干部彭书记。请帮忙讲一讲。 中央下去了工作组，临走以前，我曾拜访过工作组长，请为清查。结果回来之 后，既未查出他确是地主的根据，也没有相反的任何资料，只是一句话：“当地县 委说。已经问过当地支部了，支部坚持不能改。”然后就是工作组长同志的一大串 苦经：下去就得先声明服从他们的领导，想当青天大老爷，难！ 我作为记者下去了一趟，去的就是这个县。正是农村开始改革的时候，我看到 了一个办法虽然有点乱，但是劲头很大的农村改革家，也听他毫无顾忌他讲了县里 好几个冤案，包括他本人处理的，明知张冠李戴冤枉了好人，他写了报告，而县里 硬不给平反的案子。于是我们谈得非常投契。他说：“来吧！多住一阵吧，多住一 阵你才知道我们这里的事多难办。”我也动了心，我觉得我需要下去认真地体验一 次生活。不是作家为写作去体验生活，而是作为党的干部（“干部”是这些年来真 实生活的主宰）去认真再生活一次，如同解放前下乡土改时一样。于是我去找中央 办公厅冯文彬同志，他是跟胡耀邦同志一起上台的。我要求下去当工作组员，首先 再体验一下我们这些年给老百姓戴帽子搞运动，究竟搞到了何等程度。我也是党员， 搞运动的也有我，现在我本人也吃过一回苦头了。在我的头脑开始清楚之后，我要 去看一看我们过去对人民干的事究竟是些什么，想想怎样才改得了这种习惯，如何 才能把这种对待老百姓的习惯翻过来。 冯文彬同志答应了我，而且说如有什么值得反映的情况，可以直接向他通气。 这个工作组是中央派的，系国务院各部出一二人组成，基本上是各部的处长。 我跟他们到了刚经过地震尚未恢复的唐山，有间房子住就是好的，但是地委还是对 我们极其客气，开会就称“汇报”，要听什么就把谈话对象叫来，而且说：“你们 要叫谁就叫谁。” 在我作为新闻记者来的那次，已经查清了那个成份案。连支部所属公社的公安 委员也说：“我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档案捣过来捣过去查了多少次，从来没听说 过有这么一个外逃地主，怪！”我还听说了一点这里县委彭书记的情况：农民，抗 日民兵出身，文化很低，却忠心耿耿地执行上边的一切指示。抗震中有功，登报成 了模范，现已升任了地委副专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暂不可过问该案，先去听听 别的案子。 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晚上就有老百姓来访，谈一些案子，其中谈得最多的是邻 县（就是我去过的那个县）的一个命案。一个种菜的农民因小菜窖被挖，用刀子自 杀了，闹得全村老百姓给他送葬。县里意见也不同，为此还撤了些干部。现在县里 说，这是“那时候执行政策执行得死一点，农民想不通，自己抹脖子死了。已经由 公家发了抚恤费了，还怎么样？”的确是不能再怎么样，他是自杀的，能叫谁给他 偿命？工作组也拿不出什么办法。 但是老百姓还是议论纷纷。有一天晚上，我在屋里听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聊这件 事，说那个农民苦是真苦，老婆在天津住院，交不上医药费，小孩才一岁多，全仗 这窖菜手艺挣点钱。彭书记一下去，下令各村菜窖全挖，谁留下就是资本主义尾巴。 那人跪下嗑头，最后掏出刀子来，说是砍菜先砍我。彭书记还是一个字：“砍！” 这么着，一个人，硬被逼死在菜窖跟前了。 这时，听见了更多的关于彭书记的轶事：他如何坐着个吉普车下乡，一看见一 群小孩用水桶浇菜，就下车来赶；如何在农村里召开“拔钉子会议”，各村汇报那 些种菜的“钉子”，一个个拔，到最后剩下这个持刀自刎的，当然非拔不可。说到 最后，这是中央下来的政策，彭书记执行了，你能把人家怎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听了原县委副书记和原县公安局局长的汇报。他们都挺委 屈，声明自己原来都很服从彭书记的领导，都是尽量按他的指示办的，但是事情实 在没有办法，当他们到村里时，话刚出口，已经被当地老百姓包围起来了，老百姓 不干呀！他们尽量解释，到菜主家去听人家哭，听本村支部书记诉苦，说他也活不 下去了，见不得那家人！死者的妻子在天津急死了，家里剩下一个瞎眼老太太和那 一岁半的孩子……真是没办法，他二位才在群众面前认了错，也没有干别的，可是 这两个干部都被撤下来了。公安局长说，彭书记升了地区副专员，我现在幸亏调到 了市里，不归地区管，要不，今天我也不敢来说这些话。原县委副书记现在穿一身 军装，很详细地把自己当年如何下乡照彭书记的意思开会，如何因为老百姓有意见 不能不调查，如何自己回去汇报，在县委会上提改正的意思，如何一次在县里好容 易说通了，自己去跟老百姓也说过了，可是二次又翻案……细讲了一遍，底下他就 不说该怎么办了，只说了一句：“关于彭副专员的事，我听地委的判断。” 显然，原副书记和原公安局长都有意见没有说出来。会散之后，我想了一想， 便拉着同来的一个编辑，一起到本地部队系统，去找那位县委副书记。 我们找到他家里。这位政委见我们来，已知道我们实际上是记者，非常高兴， 他自己倒茶，抓花生招待我们。重新细谈这个案子，他讲了他从乡下回县，如何突 然知道县里要开会批判他，说他包庇了资本主义道路，又如何在全县的广播大会上 批他，不通知他会议内容，而叫他去出席……没等他讲完，我已经知道，他所受的 这些委屈正是过去我们常受的，但是现在还要他受。帽子还在人家手里，还可以随 手扣下来。 他又对我讲了这位彭副专员是怎样当上模范的。地震了，他毫无办法，陈永贵 来视察，他拍胸辅表示全县自力更生，一点支援也不要。于是得到上级赏识…… 这些材料，我不能写进工作组的报告。农民为什么被逼自杀？不能写上由县委 书记负责。那个并非地主的人，被错划为地主而遭打死，也只能写他成份划错的冤 情。假如原来成份没有错，本来就是地主呢？其内含便是：打死人者无罪，被打死 活该。 我们的农村这些年就是这么过的。 我只能把我的记录稿不加抄录，卷成一卷，原件送到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同志那 里。那个被划错成份的，我还尊重其家属意见，没把被打死的情节附上。后来呢？ 后来结果比一般的上告户好。那户被逼死的已经从优抚恤。那户错划为地主的，后 来也纠正了，改为商人，没收的财产由公家退还。那位已经升任专员的彭书记，则 撤了职，不知是作为年纪大了退的呢，还是有什么犯错误的说明？反正就是不让他 干了，回家了。对这种干部，给这样的处理，实在已经算很难得了。真是过去没有 的做法，我知足了。 白死的人命，没法再追究，甚至无权再追究。我懂得了这一点。那个地委这样 处理，也有他们的道理，并非袒护彭书记。“如果都要追究起来，事情怎么办呢？ 一个地区的事，压下葫芦起来瓢，十几年前的冤案都拿出来翻腾，局面不整个儿都 乱啦？”这是过了几年之后，一位经常下去的纪检委员劝说启发我的话。她认为一 个记者这样做就是想把局面搞乱，有罪。她的话使我越想越觉得有理．同时越想我 越睡不着觉。 我们文艺界自己的扫尾工作，世并不容易呀。过去给我们戴的帽子，已经一顶 一顶取了下来，使我们突然感觉到了自己做人的资格，所有这些都是几十年未有的。 这一条的重要性，不是经历这几十年的人，不能体会。这是真正的歌颂。搞文艺的 人，要揭示这一点，要写出这一点的要求，出自内心。但是这点要求在中国却太天 真了，被说成要弄乱啦，造成工作困难啦，别有用心啦。这说明婪尾春风，善后工 作并不好办。 不是光说上级的决心如何如何，人群之中也有人改不了原来的习惯。我就亲身 碰到过一个写匿名信反对当时文艺的“解放”潮流的。实际那还完全说不上什么 “解放”，只是老老实实写了一点不那么太光明的阴暗面，例如《班主任》《大墙 下的红玉兰》之类。匿名信作者就认为这样不得了，认为这等于爱伦堡的“解冻”， 把光明的社会主义抹黑了。用匿名信转寄了来，说明这确是他的真实思想——他认 为的确应当只准歌颂光明，不准指出任何黑暗。只准“左”，向“左”转，不准向 别处走。不是别人强制他这样想，是他自己已经形成了一套思想，已经不习惯于做 一个平等自由的人，也不能以平等之心待人了。不过这还可以理解，可以等待他。 而眼前还有更近的人，也是成天讲文艺理论的“三性”，谈性解放之类，和别的时 髦人物一模一样，然而一旦听到上边一点消息，错会了意，马上就很熟练地拿出当 年造反派的全套把式，翻脸不认人。这就更使人不敢只把这些看作十年或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