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大寨之游 　　 　　　　大寨我先后去过五次。 　　 　　　　头一次接触大寨，是看刘德怀写的关于大寨的小说。头一章写的是陈永贵在灾 　　荒年头如何去赶集卖馒头，别人多要钱，他还按过去的老价钱要，写得挺朴素。我 　　觉得有可取之处，就答应到大寨去，谈谈稿子，了解了解情况。 　　 　　　　这时候，“全国学大寨”的口号已经喊出来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学大寨运动 　　的规模。到了昔阳县，进了大寨村，却只让我们在村子周围草率绕了一圈，没和一 　　个农民谈成话。回到县里，见到一个宣传部的干事，大约是个知识分子吧。天已经 　　黑了，刚挑水回来，一身是汗。他说：现在县里正抗旱。陈水贵提的：“没有见过 　　的大旱，要没有见过地大干，来个没有见过的大变。”所以，全县干部、工人，不 　　 　　管干什么的，一律得跟农民一起，下地挑水浇田，而这里水太珍贵，挑一担水，一 　　般近的要十里，远的要二三十里。算二十里吧，挑一担水，来回数十里，能浇十棵 　　小苗。这样全体动员，一个人一天浇二十棵，要走八十里。这庄稼，是没法用使用 　　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计算的，简直是用人命换来的！这回我没去多看，也不想多看， 　　就走了。后来在县委招待所听别的客人说，要了解这里的事，只能找名记者宋莎荫， 　　主意都是他出的。 　　 　　　　第二次我又来取经，这回碰见了名人宋莎荫。他知道我们是出版社来的，果然 　　给了比较“优厚”的待遇。没有跟着参观大队进村，而由一位专门的讲解员陪同， 　　走得也慢点。不过，我们新看到的也还是差不多。看了“先治坡、后治窝”，看了 　　“苦人树、乐人树”，看了大寨展览馆，都是从报纸上找得到，背都背得下来的。 　　 　　　　所以，后来那几次，我本来没有兴趣再去了。那是没法子，身负“任务”，不 　　得不去。又屡次进村，屡次参观。听讲解。记得其中一次，参观了人造梯田，四个 　　农民连背带抬一块很大的石头，吭哧吭哧安在半坡地下，当然，这样的梯田很美观。 　　可是，田地由这样的人工修成，我不禁不直感到，四个人用一下午的工夫安上四块 　　石头，中国人的劳力真是比牛力马力还要低贱了！当然，他们这样苦干，对这种精 　　神应当佩服。可是当又一次进村，参观到刚建成的“人工下雨”时，我可不能不当 　　时就“哎哟”一声了。这下雨的方法、原来是在一块田的周围，安装了若干根自来 　　水管。好像公园里喷草地的水管一样，开关一开，管子喷出水雾。只是范围太小了， 　　只有一亩地大小。如果中国的田地都用这种方法来下雨，那中国非首先工业化到钢 　　铁比农田还要多才行。要不，哪里来这么多铁水管？ 　　 　　　　下午回到县城，已经不早了，我不想再去跟这里的县委宣传部打交道，就说： 　　“天不早了，人家也下班了，明天再说吧。”那位陪同的宣传部干事却说：“这你 　　不知道，昔阳的规矩和全国各地都不一样，这里的一切机关都没有上下班时间。早 　　晨睁眼上班，晚上上床下班。这是老陈说的，农民有什么上、下班？所以不论什么 　　时候到机关都有人，不信你看看。”他的话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真在晚饭以后 　　时间跑到县委宣传部去。果然灯火辉煌，虽然不是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人办公，反正 　　坐着几个。有正看报的，见我们过来，推开报纸就谈工作。不一会儿，还把宣传部 　　长陈明珠（陈水贵儿子）请了来和我见面。据他说，星期天也是这样，他们没有星 　　期天。 　　 　　　　这好不好？我不知道。也可能他们发动起了全体职工献身的积极性。但是，这 　　些人还是人。要他们不管家务，一切推给老婆，也许可以。但要他们不管孩子，不 　　休息一会儿，不买东西不上街，甚至不换衣服不洗澡，可就太难了。这不得不使人 　　做出坏的推测：弄不好，天天都是星期天。 　　 　　　　后来见到宋莎荫，他请我们吃饭。就在县委招待所里，里边有间小餐厅，平时 　　我们进不去的，他随口叫菜，随便叫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真正的主人。然后他把 　　县里准备培养的几个青年作者向我们介绍，他们不但要自己建设大寨，还要自己写 　　大寨。这几位未来的作家，每人分配了一个题目，文章还没有一个字，就这么跟编 　　辑联系上了。 　　 　　　　以后，大寨就成了我们编辑部的人常去的地方。我也再去过，并没看到太多新 　　东西，却是人越来越多，排场越来越大。我记得又一次去时，还看见穿藏族服装、 　　傣族服装的……真是全国东西南北的人，无不来此瞻仰，来听讲解员那无数次的重 　　复。我们也又看见一点新建设，即“人造平原”，把上回刚修好的梯田，又推平了， 　　让它“平”的面积稍大一点。 　　 　　　　宋莎荫也再次和我见面，这次显得熟多了。他跟我闲谈，谈老陈怎样一回山西 　　就到昔阳，谈老陈家里的事。老陈给儿子陈明珠找了个很朴素的媳妇，陈明珠不要， 　　要漂亮的。又谈到他们关于大寨的宣传计划。关于这，老陈说了：“是你当副总理 　　还是我当副总理？”显然这计划是宋莎荫提的。 　　 　　　　计划不是区区一本书了，是一套丛书，有大寨史、大寨英雄列传、昔阳学大寨 　　典型录、昔阳的英雄人物在山西各县……当时我不知怎样去完成这一大套任务，而 　　他说：“这是跟老陈商量好的，就要这样成套。你们可以各处采访，我们的作者也 　　要出去跑。”这时，这群年轻“作者”也已经在宾馆里出出进进，看样子已经脱产 　　写作了。我无法可想，只有含糊点头，说以后再详议。 　　 　　　　就在这以后不久，我最后一次来大寨，原因是大寨那批年轻作者的短篇稿子已 　　陆续交卷，但经我们的编辑看过后，认为实在无法出版，这下子惹起了陈明珠在全 　　国有关出版会议上愤怒的抗议，原来负责答应出这本书的编辑组长也不答应，而编 　　辑人员们跟这本书打了多次交道，谁也不愿再去昔阳了。没办法，只好由我出马， 　　带上—今从未去过昔阳的编辑杨匡满，另外还有我们出版社去编诗的、编舞的，也 　　都在昔阳。 　　 　　　　这次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人家的接待也十分隆重，让我们住进了新建成的 　　“大寨宾馆”。尤其使我受宠若惊的是，因为宾馆宾客如云，高级房间不够分配， 　　竟蒙宋莎荫特批，让我住进了这里为陈永贵特留的房间，引得我们社一群编辑都进 　　来参观，说：“这次你可受到了‘国宾’待遇了。”但是，陈副总理这个房间究竟 　　如何？按其设备来说，不过是一个普通宾馆的带套间的房间，尤其使人想不到的， 　　是室内那些铺在茶几上的、垫在高脚花盆上的台布，不但不是挑花网扣之类的纱巾， 　　连普通塑料布也不是，而是农村小女孩常穿的红地绿花点子花布！不仅此也，好像 　　怕台布滑下去，还在每个桌子角都用针线缝成个角角（也许是为了不必换洗？）， 　　台布变成了未完工的枕套，这个设备实在新奇。当然，这实在太土气，土气到任何 　　旅馆也不会这么办。我当时就想了，除了陈永贵，别人谁也不会搞这个摆设。在这 　　里，陈永贵让我们看了看他自己。 　　 　　　　然后就该我们分头下去“采风”了，诗歌组要搞一本《昔阳新歌谣》。这本最 　　容易，那时候村干部无人不会凑两句合辙押韵的，随便抄抄就是一本。编舞的那一 　　本就相当困难，说是什么民间歌舞要在昔阳会演，要专出一本昔阳创作的歌舞集。 　　这时候，音乐出版社已经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我虽然管不着人家的工作，却也算 　　挂名，我就跟她们下去观光了一次“采风”。地点是昔阳某村一个小学校，演员就 　　是小学大约四五年级的女学生。内容是我们小时候谁都学过的表演唱。农村女孩对 　　歌舞大约很难有机会接触，动作非常迟钝，配不上曲调。那位老编辑简直用尽平生 　　之力，像给大乐团、名舞蹈家记录作品一样，记曲谱，画舞步，就是为了要出这本 　　书。（后来还为了要出这么一本太麻烦的书，出版部说来不及，干不了，我不得不 　　帮着音乐编辑室，要一切让路，把这本大寨任务书硬安排了进去，抢印出来。） 　　 　　　　我个人的采风任务，是按照那些年轻“作家”的作品所列，挨村拜访这些模范 　　村。 　　 　　　　那是1975年，我和编辑杨匡满两人坐个小吉普车，到每村之后，都是跋山涉水， 　　尽力实地参观。但是可惜现在叫我怎么想那些村的特点，除了拼死挖土这一条之外， 　　再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挖掉了一个土岗，挖通了一条渠……都差不多。只记得各村 　　都向我们介绍，他们村原来的支部书记现在都到邻县当县委书记去了，模范的经验 　　要推广嘛，所以现在昔阳附近各县，已经全由昔阳人做主，包了。听了这话，我不 　　由得想到，这有点像殖民地政策，再过几年，昔阳的干部不愁出路，一个个出去走 　　马上任吧——但是，当然不能光这样挖苦人家，看不见他们真正受的苦。有一个现 　　任支部书记，在介绍完情况之后，曾偷偷地对我说过一句：“别的没有什么，就是 　　这两年干部的牺牲提起来有点瘆人。不管发大水、出沼气，不管什么要人命的事， 　　支部书记都得把心一横，头一个跳进去。死的是真不少！”他也算是提着脑袋在干 　　的，我不得不为之默然。 　　 　　　　参观学习任务完成之后，回到北京，那本书得出啊。别的过去跑过昔阳的编辑， 　　都冷眼看着新责任编辑杨匡满，他既然没有成见，那就看他怎样编这本书吧。等他 　　看完了，他却把稿子往我办公桌上一搁，说：“这怎么能出啊？是中学生的不高明 　　的作文嘛！”我苦笑了，说：“我早知道是这样，哪用得着细看？你去瞧着办，凑 　　合事吧。”于是他把稿子拿回。在我社出版部的书稿印数、发行范围单子上，有书 　　稿质量一栏，一般编辑对于看中的稿子，总是填个“优秀”，勉强一点的，填个 　　“中常”，杨匡满却在这一栏填上了“很差”两字。这是从来没有的。我也只能把 　　心一横，只当没看见，签上字发了出去。那些舞蹈诗歌的书，自然也都由各书的主 　　管副总编辑签字发出。 　　 　　　　但是这时我下了决心，这一次就凑合了，以后的《大寨丛书》可不敢再奉陪， 　　慢慢拖着办，走着瞧吧。我再也不想上昔阳去了。那个“国宾”别墅也不想住了。 　　 　　　　很快就到了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使人们都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悲 　　哀之中，后来又加上了深沉的愤怒。正在这时，我社的上级单位忽然来了通知，叫 　　我们去人参加大寨学习参观团，去人越多越好。许多人对于这次活动都不想理睬。 　　后来拉了一些人去了，他们大概本来以为周总理去世引起的波澜，很快就能过去， 　　所以循例参观了一通，就回来了。谁知天安门的诗歌和吊唁，这时正到高潮。全社 　　的人，大都在禁令之下偷偷跑去。天安门成了人们向往的中心。上级单位便又发通 　　知，大寨参观学习团要作详细的传达报告，占工作时间，叫全体同志去听。结果， 　　礼堂的位子大部分空着，因为人们不去。于是又上楼来叫，还是没几个去的。我安 　　坐不动。有一位来“掺沙子”的军代表（就是身穿军服，跑到我们这些文化单位来 　　当领导的军人，号称“沙子”。见毛主席关于林彪指示的文件），用手指着我说： 　　“身为党员，连党的号召都不响应，连大寨都不去学习！”我的愤怒已经塞满胸膛， 　　还说什么？这时我只淡淡一笑，说了一句：“我去过五次大寨了，比一趟参观知道 　　得多！”还有几个不去的党员，一言不发，怒目而视。他才没意思地走了。 　　 　　　　大寨，竟变成了反对周总理，抵制群众的一块招牌。在这种状况下，使人们听 　　见大寨当然齿冷。这怪谁？ 　　 　　　　我想：陈永贵原来大概是一个很好的朴素的农民，诚恳地想做好工作的农村干 　　部，但他并不是一个农业科学家，不是一个宣传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硬要他去 　　当这种角色，结果就演出了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剧。至于对他本人，则简直造 　　成了一场悲剧。 　　 　　　　至于借有利于己的机会登台出乖露丑的角色，那是无论什么年代都会有的，不 　　足深责。谁叫你听信他的出谋划策来？ 　　 　　　　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跟着那种丑角去 　　参观，甚至还随着帮腔，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这是干的什么？是不是 　　帮同祸国殃民？我们能够不再这么干了吗？我只希望自己在没有去见马克思之前， 　　能坚持这十分可怜的一条，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想想古人，好像该并不 　　很难做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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