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倾运动”是反谁 　　 　　　　有人说，1957年“反右倾运动”是中国建国初期上升的转折点，从此犯错误， 　　走下坡路。我倒觉得，尽管五七年打倒的人很多，错误很大，但还主要是整知识分 　　子。到“反右倾运动”，才真正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整垮了。 　　 　　　　“反右倾运动”是继承着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是由于那样在农村里胡作 　　非为，弄得人民挨饿，凡有眼睛的，下乡都看见了，回来免不了反映反映，结果把 　　反映的人都打成右倾，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后来把这个问题都归咎于彭德怀元帅， 　　其实，何止他一个人看到那些事。 　　 　　　　我是1959年从农村归来，又随即下放到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在长辛 　　店这年的后半年，我们已经从自己的餐桌上发现了问题。一开始，工厂还有小卖部、 　　食堂，后来就取消了。工厂对门的小饭馆，起初也还有肉菜，后来越变越差。夏天 　　杨述带孩子们到工厂来找我，过星期天，我还能请他们在厂外小饭馆吃饺子。可是 　　到了冬天，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长辛店稍稍好一丁点儿，我记得星期六回家 　　以前到街上买到一块熟牛肉和半个冬瓜带回家。家里的保姆和孩子们高兴异常，因 　　为在城里已经买不到这样并非高贵的食物了。 　　 　　　　我曾在1960年初回过一趟怀来乡村。我偕同邹获帆，一起回到我们曾全心全意 　　歌唱过的西榆林，接待我们的刘振声和高江云，正坐在大队办公室里算账。原来大 　　队统一核算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不能不分开。他们两个说：“真丧气，一家子到了 　　分家的程度，光景还能好得了？”我们去食堂，食堂已不开饭，炊事员也散了，各 　　人仍回自己家做饭。因为没法开饭了，开不起了。既曰食堂，总不能给人家开野菜 　　糊糊喝，要煮菜炒菜，要蒸干粮，办不到了！只见还是半新的白生生的大笼屉，丢 　　在过去的食堂里，满是尘土。然后我们又到猪场。这是过去我们大家苦心经营的集 　　体财富，先进单位。郭沫若亲自来题过诗的。凤子还在这里同猪合过影。张家口畜 　　牧学校师生用青贮发酵饲料喂猪，揭开盖一股酒香味。巴克夏猪喂得像牛一样大。 　　那时何等风光！而现在，猪正在大量死亡。人都没的吃，猪吃什么？猪场还没有解 　　散，猪场年轻干部高江贵正在屋里低头写检讨，他说：“要检查‘五风’，我们场 　　头一样五风就是大量死猪。”他其实弄不清上头所说的五风是什么。至于大炼钢铁 　　的那些废墟就根本不必谈了。 　　 　　　　这样情况，叫我回到城里怎能说好话呢？而且，城里情形也并不更好些。食物 　　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阶段，我们家每天吃的是 　　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这种生活，曾使过去在我娘家待过多 　　年的老保姆贵芳对我的孩子们感叹道：“唉！你们真命苦。这么小，吃这种东西！ 　　你们的妈小时吃的什么呀！”她这话作为“新旧对比”，那简直得说是反动。我岂 　　有不知？但是我却拿不出什么事实来反驳她，只得装作没听见。我的大女儿那时已 　　上小学，而且是先进生。她回家老来磨着我：“妈妈给我讲一个忆苦思甜吧。老师 　　叫回家来找家长讲。”可是我没法讲，我说：“妈妈家里从前不苦。” 　　 　　　　“不苦，你干吗革命呀？”小孩子也会提问。 　　 　　　　“我参加革命是因为民族苦。”我只能讲这种为孩子所不能理解的话。 　　 　　　　这时候，饭馆差不多都快关门了。孩子总嘴馋，有一次女儿缠着我：“妈妈带 　　我去吃饭馆。”杨述这人爱吃饭馆，以前常带他们去的，这时也没办法了。我看孩 　　子可怜，就答应：“好。”带着她，母女两人走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高级饭庄——新 　　侨饭店对外餐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在这种年代卖些什么，以为总还能吃到些好 　　的。可是跨进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饭放在柜台上，来就餐的人每人给盛一碗 　　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煮白薯加咸菜好一点，我就让小孩享受了一顿非同 　　寻常的蛋炒饭。 　　 　　　　农村城市都是这样。彭德怀元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了他的万言书的。他的 　　话许多人都在本机关里说过，而且并非由他“引诱”所致。因为他那万言书刚送上 　　去就被批判为反党夺权，一般干部根本看不到，从何引诱起？那个万言书，先是发 　　至省军级，作为党内的反面批判材料，后来大概才到了县团级。作家协会算是省级 　　机关，我是党员，级别高，因此才得以寓目。我看了，老实说，只觉先得我心，实 　　在不知有任何反党之处，夺权更说不上。但是，却从此掀起了反右倾运动，说凡是 　　像彭德怀那样说话的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凡是从农村回来讲农村情况不好的， 　　全是家庭属富农或富裕中农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家庭说话。这一下子，打击面就大 　　了。各单位拼命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论工农兵学商。这个矛盾中心是吃饭问题， 　　不是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因而说过话的人很多很多，不限知识分子。稍有不满的人， 　　全打了进去。 　　 　　　　长辛店机车厂打的是一位工人出身的总工程师李树森，人大代表。这个人原先 　　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青年铁路工人。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之后，他跟在苏联总工程 　　师身边，学文化，学技术，从而成长起来。他出身既好，又有技术，提拔又快，号 　　称“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可是，这一回却成了批判对象，成了“典型”。 　　根据是他的言论，他不过是说，咱们的工厂领导干部包括总工程师，目前这样工作 　　方法太不科学了。办公室里整天像骡马大会似的，这还能让人思考研究什么问题？ 　　他说人家苏联总工程师都是每天规定20分钟为接待群众时间，有什么问题按次序进 　　来，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其它时间是自己主动支配的……就这些话，就成了右倾 　　机会主义：否定群众路线，高高在上，一天只办20分钟的公。另外还加上一条，他 　　的思想已经变质到资产阶级方面，你看他身上一件体体面面的黑色呢大衣，哪一点 　　还像个工人阶级？……结果，下一次再开会，我就见他换穿了一件蓝布旧棉袄来。 　　 　　　　在那个批判会上，我也曾跟着发了一些类似“评论”的言论，例如说：“我们 　　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竟也会变质，资产阶级侵蚀真是太可怕了。”但实际上， 　　这个例子不是像大天白日一样的明白吗？这就是说，工人只能永远停留在愚昧无知 　　阶段，才叫保持阶级本色。如果你掌握知识了，知道科学了，想用科学方法来扭转 　　愚昧了，那你就算变了质，哪怕是从苏联学来的也不行！最标准的闭关锁国，故步 　　自封！这才是对国家的未来危害最大的“指导思想”。 　　 　　　　另一个我所知道的挨批典型，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通讯员冯振山。他是个农民出 　　身，在机关跑腿送信的一个粗人，绝非知识分子。那年他回了一趟家，返回北京机 　　关之后，不免向同事们讲了一些他目睹的家乡实际情况。无非是食堂散伙，人们挨 　　饿，大跃进造成了农村经济严重破坏之类的话。他级别低，文化也低，决不可能看 　　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同机关里那些犯错误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向来没有来往。但是他 　　说了这些话，他直言不讳，竟然由此变成右倾典型，开了他多少次的批判会！ 　　 　　　　我去怀来之后，也说过那种食堂散伙、铁厂关门的情况，也曾对大街墙上的一 　　个豆角大得像只船，一个孩子抱不动一个大南瓜等作品发表过“太夸张”的意见。 　　于是这时候就也成了“右倾”罪状。我原是中国作家协会出席中直机关党代表大会 　　的代表，这时因“右倾言论”而遭罢免。好在那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已经使我完全没 　　有心思去考虑这些了。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 　　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 　　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 　　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 　　吃，据说有蛋白质。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 　　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没有了肉，保姆张 　　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儿子 　　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 　　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 　　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 　　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 　　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 　　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号称高 　　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 　　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 　　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 　　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厅。这 　　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 　　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 　　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 　　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 　　老头肚子疼。”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 　　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张一弓后来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读后便觉真好。“文化大革命” 　　后，我家雇过一个原籍安徽合肥的保姆。她给我讲，她的姐姐就是饿死的。农村里 　　吃草根。有的人家连门都没有人关了，进去一看，一家人都死光了。那时她们村里 　　就出过一个干部，也是看老乡们饿得太苦，便自己做主开仓，把粮食分给老百姓吃 　　了。后来自然是要处分，不过好在大家保护他，说了说算完了，没有成为“犯人”。 　　那么，是真有李铜钟啊！这部作品是解放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作品，但是，如果在 　　发生这些事情的当时拿出来，作家非被枪毙不可。 　　 　　　　一切能进口人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 　　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 　　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 　　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毛泽东也明白了那样反右倾太不得人心，于是举行七千人大会。全国各省市县 　　乡级都来人，让大家说话。名之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 　　出气就是说明知到会的人心里都有一肚子气要出，就来出一出吧。算是大家出了气。 　　出够之后，中央来了个通知，把“反右倾运动”中的全部材料都从档案中抽出来， 　　一风吹，不算了。只是另发了个通知，说彭德怀元帅不在其内，他是有野心的，和 　　你们不同。又说他是想独裁，所以才在庐山会议上写出那个万言书。又说中央本来 　　是要在庐山会议上反“左”的，只因他上了这个万言书，才被迫而反右倾，等等等 　　等。 　　 　　　　大饥饿期间，有的干部像李铜钟，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会因他们而原谅共产党。 　　但是也有胡搞的。如前所述出了“李铜钟式干部”的安徽，在反右倾运动中是闹得 　　最凶的。曾希圣报上来的不断跃进的数字比谁都高，一亩十万斤即由安徽起。山西 　　李雪峰召开了一个“吃饭大会”，叫每个到会人只带二两米去，做“双蒸饭”给大 　　家吃，即先把干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吃完还问大家吃饱了没有，都说吃饱 　　了。这就叫吃饭大会，还推广经验。后来，我也是听杨述转告我北京市委刘仁的话， 　　他说：“双蒸饭，那还不就是稀饭？”真是一语破的。这种说老实话的高级干部， 　　无怪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惨死，会被斥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有些 　　顺风撒土的干部至今安然，尚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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