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嘉锡先生和我都是1915年10月出生的，1934年他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便留系任助教，我则毕业于厦门同文中学，亦留校任教，教的是初中化学和高中化学实验。由于我的化学知识有限而求知欲望颇高，乃常到厦大向中学五年同班同学且极为亲密友爱的陈国珍讨教，他当时正在化学系攻读，因此我和卢先生也就相识了，从而也向他请教，他总是深入浅出地说上几句，便正中我要问的问题中心，还常引发我很愿意而高兴地自找资料，这对我当时的和其后42年的教学生涯，影响很大！ 　　　　陈国珍是卢老心爱而极亲近的学生，爱屋及乌，他对我也很好。记得1936年他和我同在福州东湖，参加全省中学教师暑期讲习班，都属化学教师中队（卢先生在大同中学兼教化学）。同期受训而接触过的有陈炳勋（29届化学）、郭东炳（36届算学）、吴佩莹（31届化学）、陈允敦（后在长汀时期厦大任教）、王庆元（泉州培源中学校长协和大学）、庄吉甫（鼓浪屿英华中学教师，厦大庄文潮师令弟）等，但卢先生却多和我在一起，我们常在晚饭后就寝前，到操场或宿舍前闲谈，我趁机会请教过许多有关化学的问题，同时也领悟到一些做学问的方法，感染着他那忠诚、勤敏、友爱的气质，相处只是一个暑假，影响我的人生却不小。 　　　　那年卢先生北上参加庚子赔款留英考试后回来，对国珍和我说，考试内容并不深奥，只是范围广、题目多，要边看边答，才能及时完卷，几乎没有停笔思索的片刻，示意我俩做学问要广阔、要熟练，以后与其他方面学问，就容易融会贯通等语。国珍于1938年毕业厦大，48年赴英深造，51年春获Ph.D.学位，回国任教，参与核试，任海洋局副局长，教学、著作，享誉一时，学术功绩，深广宏伟，而我则一事无成，愧对故人，然卢先生之为学、做人、任事之风范，是我不断自我惕励之准则，亦为我经常向学生、晚辈施教之教材，此亦卢老对我之影响。 　　　　卢先生于1937年离厦北上，转往英国留学，国珍送行回来对我说“卢先生交代我讲‘叫厚沂着去读大学’”。他这一句亲切而肯定的厦门话，当时冲击到我的心灵深处，影响我的一生。由于我对中学学业，胜任顺遂，留校执教，也胜任顺遂，所以认为勤苦自学，也会有成，何须必进大学，古今中外，不少成功成名的人物，都未受过大学教育。这肤浅的自信，令我一直没有升学的念头，现在听他——我所敬佩的——远行前唯一嘱咐，觉得必有道理，于是联想到中学同班同学：陈国珍、沈祖馨（化学）、曾呈发（化学）、林汝昌（生物）、王汉珍（法律）、叶鸿恩（法律，现为马来西亚校友会顾问）、何伯吹（后转学广西大学）、洪应法（肄业，现居台湾），都进了厦大，还有进其他大学的，这才改变了我以前肤浅的想法而决心要进大学。孰料不旋踵，全国抗战爆发，38年5月，日寇侵占厦门，我不愿作顺民，即日只身前往香港，父母弟妹，随后亦到，乃在规模颇大，校誉亦佳之导群中学任教，一年后当小学部主任兼中学部训育主任，亦胜任顺遂，且须顾家计，自无升学可能，但仍作升学准备。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我全家宁作难民，不作顺民，便于42年2月，间关迁往福建战时省会永安，暑假迳往长汀，在国珍家食宿，以准备厦大入学试，幸获录取，距我高中毕业已八年矣，当时我对国珍说“可惜卢先生远在国外，不能把我进入大学、不负他当年嘱咐的讯息告知他！”国珍也认为卢先生的嘱咐影响我很大。 　　　　早在1946年初夏汪德耀校长给我助教聘书，着即到漳州设站，襄助母校复员转运事宜，并有意命我（念教育的）到注册组工作，因战后张忠豫组长，拟离厦返乡，但八月间厦门双十中学董事会向厦大表示将复校，拟聘我当校长，当时汪校长在南京公干，校务由教务长陈朝璧老师代理，故未便作主，而我也想留在母校服务，以尽回馈之责，同时也想多读些书。及汪校长返厦，双十正副董事长（副董事长张圣才先生，现居厦门，年98岁）到校面商，一时未能决定，卢先生和国珍均认为以我情况而言，应当到双十服务，汪校长也认为有校友在本地出任中学校长，也是件好事。我于是决定离厦大往双十，其实卢先生——我所敬佩的——对我的决定，极具影响力。 　　　　国珍在1948年获得英国文化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奖学金（时庚款留学停办）前往伦敦大学深造，事前一年嘱我也去申请，我申请时所附两封推荐书，其一便是卢先生所写的，内容翔实中肯，称誉得体，况有14年亦师亦友的关系，加以其本人的学术背景和地位，这推荐书对我之被选，当然起了很大作用。于是我在1949年夏，前往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进修两年（与国珍同住），这影响我其后人生路向很大，卢老与有力焉！ 　　　　我在1951年8月离伦敦到香港，立即与国珍联系，他说已把我问候卢老及报告近况向卢老说过，还说卢老知我别后14年之情况，极为高兴。不料转瞬间，国情丕变，日甚一日，国内外音间断绝二十多年，我对他俩的怀念和挂虑，无时或己，甚至自我在香港教育司署服务到秩满退休，而于1976年移居美国之后，还是不断地渴念他俩、忧虑他俩。终于天从人愿，78年祖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生机日盛，国际交往日繁，卢老在十多年间，曾到美国访问多次，为拓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而奔走，凡到纽约，必通知我，记得有一次约了黄奕聪（50届化学）、黄以淳（52届电机）、黄峨（53届机械）、郑立谋（77届生物）、陶树人（49届化学）、陈至德（47届化学）等多位校友在华埠午餐畅晤。另一次约了曾呈发（39届化学）、葛文勋（46届机电）、欧阳谧（44届机电）、陈人信（45届会计）、杨国贤（49届化学）等约20人（间有陪伴者）在我家中，高谈今昔事，大尝自助餐。另一次在华埠酒楼晚宴，约到欧阳、景昭、至德、树人等十多位校友及亲朋与卢老欢聚，筵开六席，宾主尽欢。另有一次因彼此事忙，时间未能配合而不曾见面，只在电话中交谈，此外每次相见，都畅谈国情、关心校友和重温50多年前旧情，同感快慰。 　　　　上述在我家中约20人的聚会，值得略加叙述。该日（84/11/10）上午我和梅卿到酒店见卢老，畅谈片刻，并及校友们情况，便带了他要换洗的底衫裤和袜子，回家来洗。下午由小儿驾车到总领馆接卢老到我家，当交还洗净底衫裤时，发觉袜子少了一只，“害我赔了”一双新的给他，就当作礼物吧，但远不如吴师摩（48届化学）知卢老当时缺少底裤而送他半打，且是很费劲才买到最大码的，卢老还说不够宽松。他对校友就是那么亲切如家人。当日卢老对我个人说，应该组织美国校友会，我回答说，近数年来，黄开禄老师（当时住宾州，现住加州）多次请校友到他家聚会，都要我发起组织校友会，我深知此事要花很多时间和心力，因为美国地大人忙，校友不知星散何方，要比在国内一省或一市要组成校友会，困难得多，所以我一直不敢发动。卢老乃分析情况，略谈办法，并提及卅多年前同在厦门校友总会工作的事来鼓励我，其实当年他是总会理事长，国珍在母校任教，为总会做了很多事，而我在双十服务，又非总会理事，所以只是投过一篇《母校与我》而已，这次他郑重地要我组织校友会，我给他——我所敬佩的——的真情所感动，就改变了多年的想法而愿意帮忙这事。当日在大家欢谈时，卢老简略示意美国应有校友会，众人便同声赞成，本校友会就是这样成立的，这也算是受了卢老的影响吧？ 　　　　上述在华埠酒家的晚宴，亦应略加叙述。先从1992年我和梅卿在北京出席厦大校友和双十旧生的联合欢聚事说起，这事钮济昌（46届机电，现居北京）在第17期美洲《校友通讯》上说，（在这）“卢嘉锡老师与梅卿夫座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七七大寿的庆祝会上，卢老师和厚沂这两位老寿星，各自发表精彩的讲话和妙趣横生的对话，博得五十多位与会者满堂喝彩，有人比之侯宝林还侯宝林，姜昆还姜昆，具有超侯超昆的才艺”。当时卢老的讲话，有一段大约是“85年10月我到纽约，厚沂派车接我到华埠酒家晚饭，进到大厅，只见来宾不少，多位校友前来握手问好，坐定后，看见厅壁上高挂着大红寿字，心想厚沂怎会知道我生日，又何必如此铺张庆祝。直到开席后，看见有些亲友先后来向厚沂祝寿，才知道是厚沂的子女婿媳为他七十双寿而宴亲友，我才说出自己也是这时候的生日，大家欢然盘算起来，巧的是同年同月同日！”他这段有趣的自嘲讲话，使会众狂笑不已。卢老总是这样亲切、风趣、幽默，令人无限温馨和敬爱！ 　　　　卢老还有令人感激和敬仰的一面，在1948/49年林南洲（46届机电，漳州校友会顾问）被捕入狱，卢老约我（时在双十）和另一位人士（记不起是谁）同到各处奔走营救，我只是被动地跟着他走，卢老却是积极地行动，他全不顾虑到自己会受牵连、惹麻烦而全力营救校友。还有，当国珍51年自英国回母校任教，不久遭受批判，说他并没有得到Ph.D.，是撒谎报假，卢老就挺身出来解释英国制度，国珍确是已算获得Ph.D.，他不怕犯众怒而仗义执言，这种大无畏的勇毅精神，能不令人敬仰？！ 　　　　卢老还有令人感动和敬佩的一面，1996年10月我回母校参加本46届级友重聚，卢老刚从北京前来出席母校医学院成立典礼，他见到我时说，“这次几乎不能来，因为痔疮大发作，极为严重，医生不允许远行，最后经医生再三检查，才准动身，你要知道，我这屁股很值钱呢！”说完大笑，我虽也陪着苦笑，可心里十分难过，因为从他眼神、眉间、脚步，知道他身子正忍受着病痛苦楚的煎熬。他这种遇困难、遭打击之时，而能乐观、有勇气去完成任务的精神，从而更坚忍迈进，再创新绩，是何等伟大！这件小事，可说是卢老一生的缩影，完美品格的写照，真值得我们敬佩！ 　　　　我和卢老一生接触多次，令我感到痛苦难忘的是1999年8月在深圳的见面。当时我们在出席母校召开的恳谈会。那次大约有14位校友获得安排到他那戒备森严的顶楼套房见面，大家见他神情略差，精神不集中，各人都激动而肃穆地逐一和他握手，报上姓名，卢老总是带笑点头回应，几乎全不认识是谁，可记得我，还说“国珍不在了，你知道吗？见过蔡先生（指启瑞先生）和嵩岳（指其长子，曾就读双十）吗？”即使其后有些三两位一组，分别向他问好、交谈，他都说：“记不起来了！”我没有前去和他谈话，只站在远处对面，好让多些校友和他接触，看校友们那亲切、关怀、敬爱的情景，令我非常感动！后来林祖赓前校长陪他坐在四人座小沙发上休息，他还勉力地说话，可没以前的冲劲，也没中心，只是几次重复地说“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他看见我站在对面，就招手叫我坐在他旁边，梅卿也跟上去坐（邱若樵为我们拍的合照，非常珍贵！）卢老对我说“我近来记性在退步，什么都记不起来”。我说“哪里的话，您刚才不是把国珍他们的事，说得很明白？刚才和校友们交谈，不也很清楚？您跟以前是一样的！”我是想恢复他的信心，加强他的意志，可他总是不断用右手轻敲头部说“不行，不行！”那时我口虽硬，内心却痛苦万分。临别大家都心情沉重，默然各自回房。当时我思潮起伏，深夜不能入睡，独坐乱想：卢老幼年时是神童，中学时是高材生，大学、留学时是优异生，中英贯通，科学造极，成就超人，对党国建树良多，此皆国人所共睹，且享誉国际，真是一位睿智奇才；今日何以智昏才尽，如此无奈？！老病的自然规律，何等无情而残酷！！大会之日，卢老在台下第一排中间呆坐着，不能致词，多位重要人物前来向他问好，他只微笑点头而已，十分无奈。会终我望着警卫护着他慢步离场，心里非常痛苦，索性独坐场角，尽情把昨日痛苦的心事，全想出来，和今日感受的难过心情痛痛快快地揉合起来，彻底地忍痛回忆一番，这样可稍舒解心中的痛苦。这种痛苦的经验，时常偶尔发生，直至今年六月四日他逝世之当日，获知噩耗，沉痛更深，追忆更苦，事后写下三句联，以志哀思： 　　 　　　　忆昔相交相知六十七载亦师亦友 　　　　悲今愁肠愁绪几千百转难解难分 　　　　仰君献谋献策亿兆万言为国为民

原文2001年 发表于厦大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  浏览：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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