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走树厂 　　陈英贤 　　 我1965年清流一中初中毕业，由于家庭成份问题牵连，没被高中录取（我的成绩在班上是前三名，但家庭成份不好的，除了录取极个别做做样子外，其余几乎是一刀切，都未予录取），只好回乡（清流县余朋公社蛟坑大队第八生产队）务农。当时我才十五、六岁，个子小、体力弱，参加生产队劳动，什么都要从头学，全劳力若是一天评10 分，我只有5分，全劳力挑一担谷子110斤，我只能挑60斤，是个半劳力。经过四、五年的磨练，我已身强力壮，梨田、插秧等各项农活均已熟练撑握， 是个标准的全劳力，工分自然也是按全劳力所得，一天10分了。可是我所在的生产队在年终结算分配时，每个工分值都是徘徊在0，04—0，045元（属中等水平，有的生产队高的可达0，06—0，07元，低的生产队 才0，02—0，03元），一天才4毛 多钱，一个全劳力包括双抡（插秧、夏收）加班加点，一年的工分总值不会超过160元，当时生产队分配给农户的稻谷粮食是每百斤9，5元，一个人口分配的粮食（含地瓜、黄豆等）才300多斤，我一家7口人，我是主劳力，含家中辅助劳力工分在内，一年的总工分值仍不够买粮食，这叫超支户（其实1分钱也没借），像我这种全年工分值不够买粮食的超支户还很多，超支款若是没缴给生产队，生产队就把相应部份的粮食扣住，那时的粮食非常宝贵，青黄不接时，几乎每家都不同程度地缺粮，所以超支户要千方百计要把超支款缴清，买回分配的粮食。那年头，没有自由副业可搞，如谁在田间地头种上经济作物，那就是搞资本主义，不仅要没收，还要挨批斗。家中没有其他收入，只能把养了一年的猪和鸡鸭等全部卖掉，拿去抵超支款。为了摆脱超支困境，我曾想了不少办法和各种努力，可是都不见效。 　　 1973年，余朋公社成立了“余朋公社林场”，组织全乡由各生产队抽调劳力统一集中搞木头（我们余朋公社木材资源丰富，盛产木材）。林场搞木头个人收入比生产队出工要高三倍以上，林场出工一天要是能得10分，就可以赚9元钱左右交给生产队，生产队则付给30分，林场还按实际出勤天数10 天加1天（来去林场的误工），另外林场再抽按工资的10%补贴给出勤者做伙食费，大概一天可得0，8—0，9元左右，这样在林场出勤一天能得10分者，包括林场的伙食补贴在内，等于生产队出勤五天的所得。但是林场干活每天要干10个钟头以上的重体力劳动，不但很苦很累，而且很危险。过去农村曾流传着一句告诫为人父母的话：好子莫走厂（指木头厂），好男莫当兵。据上年纪的老人说；解放前的木头厂都是一些流氓浪子才去做工，而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大家互不团结，勾心斗角，巴不得互相搞伤人，搞伤一个人大家就停工，就说老板的菩萨不灵，不但要老板付工资，还要吃老板的大餐（酒肉加餐），此外木头厂规矩很多，要是谁不小心说错话，违犯了规矩，全厂人不出工，要违犯规矩者请客开工资。由于搞木头本身就是危险系数较高，再加上人为的因素，工伤事故频繁发生，故有“好子不走厂”的说法。一般生活不是实在过不去的人，是不会去走厂冒险的。 　　　　为了摆脱年年超支的困境，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走厂搞木头，其他已别无选择，于是我决定去林场试试，但那种100多人搞木头的大场面我连见都有没有见过，家人不同意我去，我权衡再三，还是执意要去，于是就跟着叔叔一起去了。想不到这一去，竞在林场干了十多年，直到1985年林场解散，才回来办企业。 　　　公社林场设在太山大队的水罗坪，离家约有40华里，我和叔叔等几个人挑着大米和行李足足跑了半天才到达水罗坪，水罗坪不是村庄，原来是个芹口国营伐木场下属的工区，工区有好几排土墙职工住房，还有学校，医疗室，食堂等。而公社林场只有几座用油毛毡盖的简易大工棚，住着来自本公社各个大队的100多树夫子（搞木头的人俗称树夫子）。林场场长陈昆辉（场长、副场长、出纳、会计等主要负责人都是公社直接任命的），蛟坑人，二年后，陈昆辉考干，调离林场，接任场长陈森发，也是蛟坑人。场长知道我是第一次进厂，就安排我跟着叔叔去开拖树路，我们搞的木头是十多米长的杉木，有很多是18米长，尾径20公分以上的造船桅杆材，一根木头就有一米多材积。木头从砍伐山场拖到公路旁边装车足有六华里远，由于木头长达18米，一般的路是拖不出来的，一路都是沿山坑架桥到公路傍的装车台为止，整个搞木头的全部过程就是架桥的技术含量最高，一般都要熟练的师傅头才掌握得下来。要把架桥的线路前面先辟开后，然后每隔4米远装一根横枕，每根横枕由三、四个木脚和驼子牢固地支撑着，如果是直线，横枕上平行地放两根杉木，两根杉木平行相隔1米宽，是专供左右两边拖木头的人行走的，在两根杉木上每隔1米多远横扎两根小杂木棍，小杂棍是用来承受木头的，要是遇上转弯的地方，则要用多根木头架起鱼翅形的桥，桥面上差不多每隔30公分就要扎上两根硬杂木棍，整个桥面宽达十五、六米。这样拖住的木头才能转弯过来。桥的高低由地势而定，桥低的地方沿着地面而去，高的地方则有20多米高，象不少我这样初入厂者，站在高桥上行走确实感到胆寒。下坡的桥叫流桥，坡度有的达60度，最长的流桥达100多米远，下雨天流桥很滑，拖着的木头又很滑，要是拖木头的人控制不住木头的溜滑速度，经常造成人仰马翻，不同程度的工伤就在所难免了。小木头一般有三、四挑就够了，而大桅杆材则要十多挑（20多人）才拖得动，需要十多挑的大木头转弯也是较危险，经常出事，比如说左转弯时，头四挑拼命往左拐，中间几挑就使劲往前拖，后面三、四挑则要和前四挑相呼应，使劲往右拐，要是配合不和谐默契，不是挑头的溜出桥外，就是挑尾的掉出桥外。据说旧社会搞木头的树夫子，就是利用帮派，头尾互相搞鬼，借用转弯的机会，故意把工友搞伤。搞木头其他的工序如砍伐、剥皮、溜山、出山等也还是很多危险，怪不得人们常说；搞木头是没有牙齿的老虎，一不小心，就会伤人。故此林场领导也经常开会强调一要团结 ，二要时刻注意安全，我们现在是新社会的林场，大家都要靠出勤赚工分吃饭，大家都要互相确保安全。安全问题一是开会经常有强调，二是自已时刻注意，提高警惕，习惯了也就觉得不太可怕了。当然过去木头厂的一些风俗习惯还是有留传下来的，而且还是挺严肃认真的，如早上从起床开始到山上动手干活以前，是不许乱说话的。炊事员天蒙蒙亮，叫大家起床，不能说起床，只能说“出巢”，吃饭叫“开宝”，草鞋叫“马子”，如果有谁违犯了，是会被人责怪的，要是那天凑巧有人受伤，那责怪就更严厉了。这些规矩虽然是带有唯心，封建的色彩，但还是老实遵守为好，以免触怒众人。我跟着叔叔开路和砍小木棍大概有七、八天，每天傍晚也和叔叔配挑拖木头回来，后来又跟着叔叔练习走桥（拖桐）十多天，由于我年轻力壮，手脚灵活，逐渐适应了林场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后来叔叔回家了，我就留在林场一直干到年底。那年年底林场评工分时，我被评到9分。林场评工分是非常认真，也是比较合理的，最高是10分，每降一个等级减0.5分，最低分才6分。10分者是全能的师傅，每一道工序都要带工掌握得下来，9.5分者技术程度相对略差一点，而9分和8.5分者属出大力的，其他以此类推，到6分者只属砍柴、送饭之类的了。那年我在林场出勤一天，生产队可得到8元左右，生产队全家总工分达一万多分，不仅摘掉了超支的帽子，而且破天荒地从生产队获得分红款150元左右，加上我在林场也非常节省，年终带回节余生活费80元，一共有200多元过年，给全家大小都添置了新衣服，购买了年货料，过了一个几年来都没有过的象样和舒心的年。 　　　　第二年，林场确定每个生产队收2名长年的固定名额，我所在的生产队认为我年轻力壮，已经适应了林场的艰苦环境，工分底分又不会低，是最合适的长期人选，为了解脱贫困，在当时来说，除了去搞木头，已别无出路，所以我自已也愿意去，从那年起一直到公社林场解散，我就每年都是林场的固定工人。第二年一进厂，我除了保持出大力和起带头作用以外，还处处留心向师傅们学习各种技术，并主动要求各种工序都去系统地参予锻炼和熟悉，从砍伐、剥皮、溜山，出山、开号、架桥、走桥、装车，整理桐口等所有工序我都认真学习，而且进步很快，第二年年底评分时，我被提升了一级，又过了两年，我终于被评到最高等级10分了。从我进厂的第二年起，我差不多每年可从林场拿回生活费120元左右，生产队分红最高时可分到300余元，从公开的帐目上看出，我家是全队收入最高的了。 　　公社林场是全公社各大小队主要的副业基地，每个生产队都有劳力在林场务工，每年年终结算时，林场把各生产队务工报酬直接转到各生产队，多的万把元，少的也有几千元，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各个生产队的分红价值，增加了全公社的农民收入。 　　在当年，不论是在生产队种田或是林场务工，我的初中毕业的学历都是最高的，由于那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这成份不好的子弟是记工员都没资格当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取消了农村的阶级成份，不再被受岐视，大家一视同仁，我才被启用，先后任林场的司务长、出纳、会计等职，直到1985年公社林场解散。同年我和几个好友合伙创办了“清流县余朋朝阳文体用品厂”，我在该厂任厂长27年，任余朋乡三厂党支部书记13年，直到2013年，因年龄原因，才退休。该厂今年已40周年，仍在正常运转，是清流县历时最长的企业。 　　2025年5月1日于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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