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农代表 　　?陈英贤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推行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治国方针，宣扬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强调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在此背景下，各类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斗争范围持续扩大。农村中，农民在田头地尾种点蔬菜、个人搞点副业创收，都被视为 “搞资本主义”，面临 “割资本主义尾巴” 的批判 —— 不仅收入会被没收，当事人还会遭到批斗。小问题由生产队批斗，大问题则交由大队（村）批斗，批斗会几乎成了常态。 　　? 　　为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确保批斗会有积极参与者，每个生产队都设立了一名贫农代表。贫农代表的选拔有明确标准：不仅要求旧社会出身贫寒，现时的生活也要保持贫困，以此确保 “立场坚定”，能积极参与各类批斗活动。 　　? 　　生产队的贫农代表：陈俊才 　　? 　　我所在的生产队，贫农代表名叫陈俊才，小名陈瑞德，他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自称 “八代穷”，也是当时全队最贫困的人家。尽管在大小批斗会上拥有充分的话语权，但在生产队的日常事务中，他几乎没有话语权，也没有职务工分补贴，加之不擅持家，家境贫困，常被人瞧不起。 　　? 　　不过，作为贫农代表，他能获得一些特殊照顾，政府每年年终会发放一些如棉衣、被单等照顾贫困户的物资，贫农代表是首要照顾对象。 　　那个年代粮食分配遵循 “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 的原则，粮食普遍短缺。青黄不接时，政府会调拨返销粮（也称回销粮），以每百斤 9.5 元的价格购买，分配时规定优先照顾贫农代表。陈俊才虽能优先获得返销粮指标，却没钱购买，只能靠 “卖青苗”（将夏粮收成后应分的口粮以低于市场价预售给队里的有钱人）筹钱。这种方式虽暂时缓解了缺粮困境，却导致第二年的粮食缺口更大，陷入恶性循环。 　　? 　　贫农代表的 “特权” 与时代荒诞 　　? 　　在那个年代，贫下中农是党在农村的依靠对象，贫农代表更是阶级斗争的 “中坚力量”，甚至犯了错也能将责任转嫁到 “成分不好” 的人身上。当时农村的 “四类分子” 及其子弟不仅遭受歧视，还常被栽赃陷害，沦为替罪羊。 　　? 　　比如同队的地主子弟陈忠才（土改时因未满十八岁未被评为地主分子，却被大队当作地主分子专政），批斗他成了家常便饭。一次，全队劳力在何子渊（地名）打塝，陈俊才在烧田边草时，因突然发风，不慎引发山火，虽经全队劳力奋力扑救，还是烧毁了邻村矶头村百余亩山林。烧了外村人的山，大队总要有所处理，于是当晚大队召开批斗会，却将陈忠才拉去批斗。干部们声称 “火烧山是阶级敌人蓄意破坏，是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表现”，陈忠才在批斗会上无法争辩，只能违心认罪，还被捆绑下跪折磨了两个多小时。不知情者，还以为火烧山是陈忠才故意所为。 　　? 　　贫困中的荒诞插曲 　　? 　　那个年代，除了少数干部，无论 “四类分子”， 还是贫下中农，大多生活贫困。陈俊才曾经历过一段令人捧腹又心酸的插曲： 　　? 　　一天，他连买盐的钱都没了，未经请假去离村三里远的毛竹山上砍了三根毛竹，打算抬到沙芜镇卖给一个叫胡须霸的篾匠换钱。当时全队人正在去沙芜的路边耘田，半晌后恰好看到陈俊才抬着毛竹经过。 　　?队长陈进龙当着众人的面说：“难怪陈俊才今天不出工，原来是搞资本主义去了。” 他让身旁一个有文化的人写张纸条给胡须霸，说明 “陈俊才是搞个人资本主义，毛竹款归生产队集体所有，暂不付钱”。陈俊才不识字，接过队长递来的 “信” 时还满心感激，觉得队长没批评他，一口答应会转交。结果卖完毛竹分文未得，下午懊丧地回来大骂队长作弄他，队长却斥责他：“你身为贫农代表，怎能带头搞资本主义？没批斗你就算给面子了，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陈俊才哑口无言 —— 因为他自己常上台批斗别人搞资本主义，如今算是 “以牙还牙”。他懊恼自己没读过书，否则怎会拿着 “不让付钱” 的信还浑然不知？此事后来成了队里人茶余饭后的笑料。 　　? 　　时代变迁中的命运转折 　　? 　　陈俊才作为贫农代表，虽在政治上享有 “优越感”，生活却极度贫困。直到推行农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靠勤耕细作才解决了温饱，生活逐渐好转。 　　? 　　这段经历不仅是陈俊才个人的缩影，更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生态：阶级斗争的狂热、贫困的普遍、个体命运的无奈，以及时代变革带来的转机。 　　2025年8月9日初稿于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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