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坑村六十年发展巨变 　　陈英贤 　　蛟坑（原蛟溪）村数百年来，村民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虽清贫却安宁。然而到了民国末年，政府腐败无能，兵荒马乱，土匪猖獗，村民终日惶惶不安。尤其是 1949 年遭受罗江波土匪的浩劫，灾情极为惨重。那年端午节前一天，全村人都在忙着准备过节，突然，200 余名土匪从沙芜方向窜来，冒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闽西义勇军独立大队”，匪首是连城坑仔堡人罗江波。土匪进村后驻扎了半个月，在此期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村里农户所有值钱的东西和粮食被洗劫一空，禽畜全被宰杀，不少房屋被烧毁。未逃脱的村民被当作勒索钱财的人质，有钱的需拿钱赎人，没钱赎的则被匪部带走，年轻男子沦为挑夫，妇女遭受淫辱。这让蛟溪村元气大伤，村民谈匪色变，陷入极度的恐惧与贫困之中。 　　 　　1950 年蛟溪解放，共产党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彻底根除匪患，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生产生活水平逐步提升。 　　 　　1958 年，全国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高举 “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 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全国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开办集体大食堂，全大队（村）的男女老少集中在大食堂吃饭，伙食虽一般，但能让人放开肚子吃饱。然而，当时一些人头脑发热，鼓吹 “少种、高产、多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虚报产量 “放卫星”，宣称亩产高达万斤粮，全国最高 “卫星” 甚至达到亩产 130343 斤，虚报浮夸之风登峰造极。1958 年 8 月，中央提出全民大炼钢铁，要超英赶美，实现当年生产 1070 万吨钢的目标。于是，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轰轰烈烈地开展土法炼钢运动，据说连宋庆龄副委员长家中都砌起了小高炉炼钢。蛟坑村自然也不例外，砌起好几个高炉，组织青年突击队日夜炼钢，大家情绪高涨，当时的口号是 “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无风无雨日夜干”。当年全国钢铁产量突飞猛进，突破了预期目标，但由于农民炼钢既无经验，又缺乏技术指导，设备简陋，炼出的钢铁质量是否达标、能否使用，就不得而知了。 　　 　　由于这些人为因素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1960 年全国出现大饥荒，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蛟溪村饿死了 60 多人，令人痛心。1961 年，农村政策进行调整，集体大食堂被解散。允许农民开垦荒地（1964 年这些开荒地又被无条件没收归集体），还按人口分给农民少量自留地。村民分到的口粮虽然依旧不够吃，但已不至于再出现饿死人的惨痛局面。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村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有了提高。 　　 　　1962 年，尽管村民生活普遍还很拮据，但在乡贤陈森发、陈星辉等人的倡议和组织下，大家重建起了蛟溪水口廊桥，又名寿龄桥。该桥始建于明末年间，民国初年被火烧毁，重建后再次成为蛟坑的一大景致。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是一场浩劫。当时以 “割资本主义尾巴” 为由，不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和外出务工，将所有劳动力都束缚在生产队的土地上，导致生产效率极低，农民收入少得可怜，生活再次陷入贫困。笔者 1966 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十来年，对当时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颇为了解。那时生产队的劳动报酬实行评分制，一个男青壮年在生产队出勤一天，一般可得 10 分，以生产队为单位在年终进行分红分配。一般的生产队 10 分可分得 0.4-0.5 元，极差的只有 0.1-0.2 元，也有极少数生产队能分到 0.8-1.00 元。普通家庭的主劳力一个月出工 26 天，以中等生产队 10 分 0.5 元计算，一个月只能获得 13 元，一年下来就是 150 多元。加上其他辅助劳力的工分、自留地的物产以及养猪等收入，充其量人均年收入不会超过 100 元，而且生产队分配的粮食普遍不够吃。 　　 　　生产队分配收入低，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搞大集体、吃大锅饭，效率低下；二是生产队负担的社会义务工繁重，每个生产队摊派的开公路、建电站、修水库、进山垅（平整土地）等义务工多达数千个工日，还要上缴农业税（征粮无钱）、上交大队公益金和公积金，并且负担民兵训练的误工及大小队干部的补贴；三是粮食价格偏低，卖给国家的购粮和社员分配的口粮每 100 斤才 9.50 元，分配前还要留足不能折价分配的储备粮。因此，年终分配时，绝大多数社员（农户）都会超支。这里的超支并非平时借支过多，而是指全家全年总工分的分红收入不够买口粮，超支的钱如果不设法交给生产队，生产队就会扣下相应的口粮不给。真是越穷越超支，越超支越穷。 　　 　　由于当时普遍贫困，生活物资匮乏，从 1960 年起，布、糖、肥皂、火柴等各项基本生活物资都要凭票供应。物资价格虽低，供应给居民户和工人干部的大米每市斤才 9 分，但各生产队农户养的猪要先完成国家的支前任务，经批准后才能宰杀，猪肉统一价格每斤 0.74 元，且一般要到传统节日才有猪杀，按人口分配。由于长年缺油，大家都争着买肥肉，瘦肉无人问津，只能强行搭配，实在困难的农户连肥肉也没钱买。那时买布做衣服，虽然要按限量的布票购买，但并不紧张，因为没钱买布，很多穷困家庭的布票都用不完。做一件新衣服很不容易，需要深思熟虑，往往是哥哥穿了弟弟穿，姐姐穿了妹妹穿，即便自己穿，也是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当时又厚又牢固的卡机布最受欢迎，但价格也最贵，每市尺要 1 元多，很少有人问津。 　　 　　为了增加各个生产队的副业收入，19723年余朋公社成立了集体林场，由各生产队派工到林场做工。林场场长陈昆辉，蛟坑村人，二年后考干调离。继任场长陈森发，也是蛟坑村人，他有丰富的伐木生产经验，且领导有方，林场办得有声有色，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赞扬。林场的收入除大约上交公社 20% 外，其余全部按出勤分到各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增加了生产队的分红价值，否则，全公社每个生产队的分红价值会更低。林场直到 1985 年解散，在其存在的十多年间，为提高余朋人民的收入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8 年 12 月 18-22 日，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三中全会为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冲破了长期 “左” 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果断停止使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口号，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取消成份论，让大家和谐相处、平等竞争。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1981 年，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生产队为单位，将土地、茶山、公有财产全部按人口分到各户使用，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和其他收入逐年增长。每家农户都精耕细作自家的责任田，还节余出不少时间搞副业，大家充分发挥各自特长，有的开店做生意，有的经商办厂，还有的买车载客或跑运输，年轻人大多出外打工学技术、学管理，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农民的积极因素得到有效发挥，与二十世纪中期相比，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天壤之别。据有关方面统计，2008 年蛟坑农民人均收入达 5000 多元，是 “文革” 时期的 50 倍。 　　 　　200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回顾前 50 年，中央政府实行以农哺工政策，特别是毛泽东执政的 28 年中，还承担着支援世界革命的使命，对朝鲜、古巴、阿尔巴尼亚、越南、柬埔寨等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大量物资和金钱等各方面的无私援助，这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那时农民负担沉重，生活水平低下。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为了让农村实现小康，国家开始以工业反哺农业，减轻农民负担，相继减免了农业税、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还给农户发放农资、种子补助，同时确保粮食收购价不低于市场价。国家财政每月给农村困难户发放低保（生活保障金），为农户提供房屋保险和种田保险；为防止农民因治病返贫，每户农户都加入了由财政出资 80% 的农村合作医疗；所有农户购买农机、电器、摩托车、汽车，都能享受国家财政 13% 的补贴；国家财政还出资帮助农户建造沼气池。尤其是 2004 年以来，省、市、县各级政府财政拨款协助乡村修建水泥路，所有乡村都通了水泥路，极大地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和投资环境。为解决农村农民老有所养问题，国家出台了农村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所有 60 岁以上农民每月都能领到 55 元养老生活费。 　　 　　蛟坑村的农户和全国农民一样，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如今，每户基本上都有电视、摩托车和程控电话，成年人都配备了手机，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还购买了小轿车。2005 年，村民集资重建了五通庙；2008 年，村里开通了宽带，电脑进入农户家中，标志着农村迈入网络信息时代。村里处处呈现出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欣欣向荣景象。 　　 　　笔者出生于 1949 年，与共和国同龄，亲眼目睹了共和国曲折艰难的成长历程，也欣喜地见证着祖国的进步和发展，庆幸能与这样的时代同行。值此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将自己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事情记录下来，简述 60 年来各个时期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及蛟溪村在艰难中奋进的历程，以飨后人。 　　 　　2009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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