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至1967年，是家中相对较为安定的十年，这份安稳为我争取到了难得的的读书机会。父亲在子女教育上始终用心良苦，尽职尽责，那段求学时光里，许多细节至今仍清晰地刻在记忆里。 　　1959年，我到沙芜中心小学读四年级，彼时班里有54名同学，书声琅琅的课堂总让人心生向往。可从1960年起，三年困难时期的阴霾笼罩大地，日子一下坠入困顿。每天人均供应的大米不足二两，为了活下去，乡村们只能漫山遍野采摘树叶、野菜充饥；若是能寻到些谷壳，磨碎后掺进树叶、野菜做成糠丸子，在当时已算得上“珍馐”饥饿的阴影下，每个村庄都难逃饿死人的惨状，——仅余朋、蛟坑、东坑、芹溪四个村，据我所知就有300多人没能熬过这场劫难。 　　校园也未能幸免于难，学生们或因家境窘迫，或因难忍饥饿纷纷缀学，等到小学六年级时，原本54人的班级只剩下7人。我能成为这7人中的一员，全靠父母咬牙坚持。在那样极端艰难的岁月里，他们宁愿自已多挨饿，多受苦，也从没想过让我放弃读书，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靠着这份支撑，我最终顺利考入了清流一中——当时全县唯一的一所中学。 　　那时山村没有公路，我直到抵达县城，才第一次见到汽车的模样。开学报到时，我和邻村的同学一起，沿着崎岖山路徒步九十华里赶往学校，双脚跑得又肿又痛，好几天后才消退。 　　当年清流一中的初一共录取三个班，约150人，录取率是很低——要知道 ，当时90%以上的农村同龄人早已在生产队劳动赚工分，学着自食其力。能被 一中录取，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格外欣喜，也格外珍惜这来自不易的机会。入读时全校仅有9个班（初一3全班，初二2个班，初三2个班，高一1个班，高二1个班，当时尚未开设高三），共300多学生，教职员工30多人，校长是宁化人黄志刚。 　　学校的设施十分简陋，礼堂和饭厅是同一间屋子，住宿也极为拥挤，清一色上下铺架子床，每张床铺都要挤二个人，一个宿舍住着好几十人。全校师生共一个食堂，大家自己带米交给食堂统一蒸饭；有条件的同学会交菜金，由食堂集体煮菜——学生每月菜金3元，折算下来一天一毛钱，老师每月菜金4.5元，一天一毛五分。可即便只是一天一毛钱的菜，对不少乡下来的寄宿生而言依旧难以承担，我们大多只能吃从家里自带的咸菜，就着白饭便是一餐。 　　农村来的学生，穿的基本上是打补丁的旧衣服，白天上课打赤脚 ，大家对此早已习以为然；城关的学生生活条件稍好，穿着整齐得体，却从没有谁嘲笑我们这些贫困学生的寒酸，同学间的相处始终融洽温暖。 　　我太清楚这份读书机会是多么难得，所以在学习上从不敢有半分懈怠，上课专注听讲，课后认真钻研。学习成绩优异。初中毕业那年，我满怀信心地参加中考——以我平时的成绩，无论是考上高中继续深造 还是考入师范学校，都并非难事。可那时正值特殊年代，“突出政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响彻各地，升学考核中，政治审查远比成绩重要，而政审意见必须由大队党支部（如今的村支部）出具。我是蛟坑村解放以来第一个初中毕业生，可家庭成分被定为“地主”，或许是出于妒嫉，或许是刻意压制，大队党支部最终拒绝为我出具合格的政审材料，就因这一纸意见，我的中考成绩成了废纸，升学梦彻底破碎。无奈之下，我只能回到村里，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生活。 　　回乡后，我在生产队劳动了七年，那时全家一年的劳动总工分价值，甚至不够买生产队分配的粮食款，家庭“超支”的困境压得人喘不过气。为了改变现状，我咬牙去了劳动强度大，且危险系数也高的林场务工——那里的报酬，相当于在生产队田间劳作收入的3倍，虽然辛苦，却能让家里的日子好过些。 　　1985年林场解散后，我不愿再回到靠天吃饭的日子，便和几个好友合伙创办了“清流县余朋朝阳文体用品厂”，从最初的小作坊起步，我们一路摸爬滾打，克服了资金、技术、销路等无数困难，没想到这一做，就做到了2013年我65岁退休之时。如今 ，这家厂子已走过40个年头，依旧正常运转，成了清流县目前历时最久的企业。 　　回望过去，从艰难求学的少年，到务农务工的青年，再到创办企业的状年，每一步都走得不易，却也让我更懂得珍惜当下的生活。

原文2025 年 8 月 26日 发表于陈英贤原创  浏览：14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25/8/26 16:0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