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小伟（研究员） 　　 　　赵云是蜀汉集团的一员骁将，在刘备规取汉中时，赵云派兵随黄忠取粮，不料黄忠因事误期未归。赵云率数十骑迎接黄忠时，正遇曹操“扬军大出”，前锋围困赵云，虽且战且退，但仍然不能解围。赵云只身突出重围，在张翼营内大开寨门，偃旗息鼓。曹军疑有伏兵，引军退去。赵云突擂战鼓，以弩射其后军，曹军自向蹂躏，死于汉水无数。刘备“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作乐饮宴至暝，军中号云为虎威将军。”此事兼有长阪坡单骑救主之勇，和“空城计”以逸待劳之谋，且事载《三国志·蜀书·赵云传》，可知“常胜将军”，名下无虚。所以后世评价三国诸雄，屡有盛赞赵云者。加之裴松之引《（赵）云别传》本有他“身长八尺，姿颜雄伟”的记述，后世小说戏剧为与关云长赤面长须，张翼德黑面虬髯区分，特地将赵云描述为白盔白甲之英俊将军，更是得到几百年来读者观众的由衷喜爱。近年日本三国迷多次举行过“最喜爱人物评选”，赵子龙都以高票当选，而在青年女性读者中更是屡屡折桂，荣膺第一。 　　 　　刘、关、张、赵的结义事迹 　　 　　“结拜”又被称作“结义”，后世戏曲小说宣传，犹以“桃园结义”和“梁山泊好汉大聚义”最为显赫。而所以称为“结义”，就是仿照宗法亲亲原则之“友于”观念，用盟誓明神的方式约为兄弟。此处的“义”最初仅通于“假”字，意谓非血缘之社会联盟，并无道德规范的内容。 　　 　　刘关张是否有“桃园结义”之举，史无明载，《三国志·关羽传》唯言“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从这个意义上讲，赵云也毫不逊色。《三国志·赵云传》言：“先主亦依托瓒，每接纳云，云得深自结托。云以兄丧，辞瓒暂归，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别，云辞曰：‘终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绍，云见于邺，先主与云同床眠卧。”也和关、张 “寝则同床”相类。况且赵云籍贯为常山郡（今河北省正定县），汉代与涿州所在涿郡谊属邻里，也是“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名将辈出的中心地带。所以后世盛传刘关张赵实为“四姓结义”的说法，也并非没有根据。 　　 　　“结拜兄弟”本为原始部落联盟之需要，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以宗法为主，这部分源于周部族的农耕文化及其“井田制”的制度，部分基于西周“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文化设计，和西汉儒家“亲亲”理念的规范。故钱钟书释《诗经·谷风》“宴尔新婚，如兄如弟”，就说“初民重‘血族’（kin）之遗义也。就血胤论之，兄弟，天伦也，夫妇则人伦耳；是以友于骨肉之亲当过于刑于家室之好。”“结为兄弟”就是仿照血缘宗亲关系建立的社会联系，它的盛行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有关。或许出自的游牧生活所致民俗风习，或者因为他们风习变得更加流行。 　　 　　史书上最早记载的“约为兄弟”，就是发生在中原之外的“西戎”和“南蛮”之间。《资治通鉴·周纪三·慎靓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 　　 　　“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兄弟，盟于黄棘，太子入质，至欢也。” 　　 　　更为著名的事例，则出于《史记·项羽本纪》： 　　 　　“项王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 　　 　　此言不出自贵族项羽之口，而是平民刘邦之说，倒也符合情理，不管是否真有兄弟之约。因为不久以后，汉室就不得不屈尊纡贵，与匈奴俯首言和，真的要“约为兄弟”了。《史记·匈奴列传》：“孝文皇帝前六年，汉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 　　 　　两汉的和亲政策，实际上正是楚汉“约为兄弟”的继续。虽然存在着政治家之间一时利益的结盟，但是主要用于对付外族，可以看作是“和亲”政策的延续。东汉素重血缘宗法，还没有社会性质的结拜。但在汉末三国的动乱时期，在北方已经出现了类似“约为兄弟”的情形。以刘备为例，在他未出山前，公孙瓒即“深与先主相友。瓒年长，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传》），又《魏志·吕布传》裴松之引《英雄记》言：“（布）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 　　 　　赵云在刘蜀集团的殊勋 　　 　　赵云加入刘备集团以后，也不避艰险，屡立功勋，其中最著名的是当阳长阪坡一战，从曹军重重包围中独自护卫幼主之事。《三国志·蜀书》屡述于此，大书特书。如《后主传》： 　　 　　“（建安）十三年败于长阪，（刘）备弃妻子走，《赵云传》曰：‘云身抱弱子以免’，即后主也。” 　　 　　又《甘后传》： 　　 　　“值曹公军至，追及先主于当阳长阪，于时困逼，弃后及后主，赖赵云保护，得免于难。” 　　 　　又《赵云传》： 　　 　　“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 　　 　　可知此事对于刘蜀政权具有重要意义。此后赵云还曾再次拯救刘禅于危难之际。《穆后传》言： 　　 　　“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汉晋春秋》云：先主入益州，吴遣迎孙夫人。夫人欲将太子归吴，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乃得止。” 　　 　　《赵云传》则说： 　　 　　“先主入益州，云领留营司马。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将后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 　　 　　这就是后世喧传的“截江救（阿）斗”。所以赵云逝时刘禅特为颁赐葬地，今在四川成都市大邑县境内，并特为立庙祭祀。我在十年前曾拜谒此庙。 　　 　　古人把“朋友之义”说得最为透彻的，当属《论语·泰伯篇第八》：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这差不多就是后人追慕“古之高谊”的尽头。赵云两次救出刘禅，无疑具有“托妻寄子”的垂范意义。可惜刘禅终究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这句谚语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后人对于诸葛亮、赵云倾力扶助，但大业未成的深深惋惜。 　　 　　此外，赵云的私德也堪为典范。他为人谦和，处事慎密，故屡膺重任。桂阳太守赵范寡嫂颇有颜色，有人力劝赵云娶之，但赵云忧虑赵范之降有诈，坚拒不纳。后赵范果然叛变，赵云无纤介之嫌。又夏侯兰是赵云乡里人，少小相知，被俘后赵云主动向刘备推荐，以其“明于法律，以为军正”，却“不用自近”，《三国志·赵云传》称赞他“慎虑类如此”。 　　 　　刘备规取蜀地以后，“分遣诸将平下属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惟关羽留镇荆州。” 成为方面大员，独当一面。“至江州，分遣云从外水上江阳，与亮会于成都。成都既定，以云为翊军将军。”（《先主传》）但是他又直言敢谏，在刘备为失荆州，死关羽发冲天之怒，执意攻吴时，惟有赵云上书劝谏： 　　 　　“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 　　 　　可谓深明大义，另一方面，赵云又以清廉著称。刘备下益州后，封赏功臣： 　　 　　“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令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今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 　　 　　后来诸葛亮伐魏，马谡丢失了战略要地街亭，蜀军却能全师而还，也是因为赵云断后的缘故。他本“有军资余绢，亮使分赐将士，云曰：‘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亮大善之。”都说明他识大体，顾全大局。所以刘关张相继去世以后，国力衰弱，而蜀国犹能在诸葛亮的统筹下支持多年，赵云功不可没。 　　 　　至于《蜀书》列传中赵云排名在后降之马超、黄忠后面，显然是因为赵云谦让的缘故。但后世赵云已与关张同时列入国家祀典，如干隆时增设历代帝王庙陪祀时，赵云就进入了庙堂。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军阀控制的民国政府海陆军部“呈请崇祀忠烈，并祀武庙”时，关羽、岳飞成为主祀武圣，陪祀二十四位历代名将中，赵云位列西序首位，与东序首位之张飞遥相对应。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最终评价。 　　 　　刘、关、张、赵四亲义结合事迹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在《中论·谴交》中说： 　　 　　“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众。古之交也为求贤，今之交也，为名利而已。” 　　 　　其实由古及今交游之寡众，既有技术进步致使交往信息频繁，思维演进渐至独特缜密细微，又有社会发展形成利益关合冲突，伦理变化促使亲亲睦邻扩展。种种缘由，遂使“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茫茫人海，知音难求”之感慨，发为古今同心之浩叹，而每以“子曰诗云”所述，悬为“大道之行”之理想。是以春秋伯牙、钟期之生前遇合，战国角哀、伯桃之死后相依，成为人生“可遇不可求”之一极。晋人陶渊明诗有“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盛唐吴筠则咏道：“长呼遂刎颈，此节古未闻。两贤结情爱，骨肉何足云。”两事已经把朋友之道“知己”和“道义”的两个基本侧面，发挥到淋漓尽致。 　　 　　如果说伯牙、钟期是知音难遇，相互激赏，角哀、伯桃则是患难与共，生报死义。但更为后人钦敬艳羡的，还得数春秋时代的“管、鲍之交”。因为他们之间能够互相理解，虽经挫折，友谊弥坚，而且事功有成，名垂千古。这较之“隐逸偶遇型”的俞、钟，和“慷慨死义型”的羊、左，更符合儒家积极入世的宗旨，尤其是北宋“党争”中友朋间彼此砥砺，风节相尚的现实。 　　 　　“管鲍之交”本事出于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它包含着三个基本因素：一是“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二是“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曾经各为其主，但管仲失败后，鲍叔牙能荐其贤。三是“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终于不负期望，成就大业，名传青史。但是细究起来，这种关系稍欠平等，主要得益于鲍叔牙的宽厚忍让和理解。管仲得志之后，回顾二人相交之事，又把“友情”的人生意义，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以一人一己的得失为意，一时一事的荣宠为念，故交情持久，最终惠及邦国，德泽生民，最为难得。后世每以“管鲍之交”自期，如：《晋书·王导传》：“吾与卿及茂弘当管鲍之交。”《魏书·李彪传》：“彪虽与宋弁结管鲍之交。”但为人“不义不昵”，未必得够共同始终。如《南齐书·柳世隆传》称沉攸之与谭金、童泰壹等“当时亲昵，情过管、鲍”，后来却沉却“反善图全，用得自免。既杀从父，又虐良朋，虽吕布贩君，郦寄卖友，方之斯人，未足为酷。”钱钟书《管锥编》曾论及汉代“‘交游’之事有二??交际以礼为重，而交友以情为主”： 　　 　　“礼者，忠信之薄，缘饰以节文者也。同心合志，求声投契，以至于略名位而忘形骸，发乎情而永为好，情则忠信之未尝薄而不容文胜灭质焉。” 　　 　　这强调了道义之交，是一种超越利害得失之上的更高形态。先秦两汉中国社会以宗族合居之“井田制”为主，故仅有匹夫闾里之侠，担当大义。唐宋社会转型，经商为宦者出入宗族社会之间，就需要广泛结交同道同志之士，共襄盛举。故欧阳修在《朋党论》中就揭出“同心合志”的重要意义： 　　 　　“所中者义，所行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王得臣《麈史》卷中则把“义”看作是“死生之际”的去就选择： 　　 　　“人之于死也，何以之可不可哉？盖古之人视义以为去就耳。予尝曰：‘死生之际，惟义所在。则义所以对死者也。’程伯淳闻而谓予曰：‘义无对。” 　　 　　可知程颢评价更高一筹。《三国志演义》所以不厌其烦地为关羽添加了“土屯约三事”、“降汉不降曹”、“夜读《春秋》”、“千里走单骑”、“威镇荆州”、“大义归天”等系列情节，其实就是描着这几句话演绎的。而刘、关、张、赵由自青年贫贱之交，到长期转战流离，奔波分合，再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有福共享”，再到相继殉义的“有难同当”，完成了全忠、全节、全信、全义的生命过程，其中体现出来的“同心合志”、托孤寄命、临难尽节，生死与共的情谊，又令管、鲍之交逊色多矣。所以后儒为之杜撰出“桃园结义”的情节，并在他们的盟誓中注入“上安社稷，下保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经世关怀，并以此作为异姓结义，君子之交的理想境界，才能发挥出持续、广泛的普世影响。 　　 　　 作者简介： 　　 　　 胡小伟，1945年生于成都。1967年大学毕业，当过煤矿掘进工及乡村教员。1981年获文学硕士，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现为该所研究员。 　　 　　 参加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及《中国古典小说百科全书》有关部分的撰稿或副主编工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中国小说史或中国文化史论文近百篇，主编过《闲聊丛书》、《书学集成》等。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与中央电视台文化类栏目合作，担任多个栏目或大型专题片的策划、撰稿、嘉宾或特邀主持人。90年代末一度担任凤凰卫视中文台读书类栏目《开券有益》特邀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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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12/30 21:5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