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末夏初，林徽因和梁思成赴欧洲旅游度蜜月，兼以考察欧洲建筑，其路线由梁启超具体制定，可谓游遍欧洲大陆。 　　梁启超于1927年12月18日给梁思成的信中写道： 　　 　　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玛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实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替我）［关于这一点，最好能调查得一两部简明的书（英文的）回来讲给我听听。］ 　　 　　欧洲是林徽因少女时曾经游历过的地方，那时她是跟随父亲，如今是与丈夫共度蜜月，这是他们夫妇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访问欧洲大陆。虽然林徽因以后再也没有踏出国门去，但这次蜜月旅行，犹如一场与建筑的初恋，其深厚的影响足以贯穿了她的一生。最好的与最坏的，她都尝过。林徽因饱受过战争、贫穷与疾病的侵袭，也许正是早年的这趟文化启蒙，一直予她以抵抗逆境的勇气。只有真正见识过优秀之物、真正以宽阔的胸襟与智慧的眼光容纳接受过这个时间的丰富与瑰丽的人，才可能做到宠辱不惊。容易受惊吓、容易受失望的，通常是那些胸无点墨的“井底之蛙”，他们通常没见过别的什么，只看到自己屋檐的漏水和自己溃烂的伤疤。 　　一阵大风将林徽因和梁思成吹得飞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英国，这是他们所要考察的第一座城市。英国是海岛国家，当年，它凭借着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全世界占领了许多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今日早已“雄风”不再了。 　　在圣保罗大教堂前，林徽因被这座伟大的宗教建筑深深地震憾了。圣保罗教堂是18世纪著名的建筑大师克里斯托弗·仑的作品，这里还埋葬着拿破仑的克星威灵顿将军和海军大将纳尔逊的遗骨。 　　海德公园在伦敦的城西，是著名的皇家公园，过去它曾是亨利八世的养鹿场、查利一世的赛车和赛马场。如今，每年夏天在此举行“无座音乐会”，让人们在优美的旋律中无拘无束地散步和跳舞。海德公园里，还有个著名的“自由讲演者之角”。从19世纪以来，每星期下午都有人站在肥皂箱上发表讲演，被人们戏称为“肥皂箱上的民主”，它已成为公园招揽游客的一个特殊景观。 　　海德公园有座大理石拱门，原来是白金汉宫的正门。林徽因和梁思成来到公园的水晶宫，这是一座铁架结构建筑，全部都是玻璃，这可不是平常的玻璃，而是一种新材料。到了晚上，水晶宫就更美了，灯光一照，人就像是在龙宫里一样。林徽因在日记里写道：“从这座建筑，我看到了引发新的、时代的审美观念最初的心理原因，这个时代存在着一种新的精神，新的建筑，必须具有共生的美学基础，水晶宫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标志。” 　　伦敦是一座世界著名的文化艺术城市，市内有马克思、牛顿、福兰克林、肖邦、肖伯纳、马克·吐温等名人故居，还有皇家学会、伦敦大学，以及不列颠图书馆、不列颠博物馆等众多博物馆、美术馆和剧院。它的建筑物典雅华美，有白金汉宫、威斯敏斯大教堂、伦敦塔等。林徽因和梁思成考察了具有东方情调的布赖顿皇家别墅，别具古典内涵的英国议会大厦。 　　德国的建筑物也很多，如科隆大教堂，它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之一。中世纪欧洲哥特式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作。大教堂从1248年开始建造，到1880年完成，共花了632年。科隆大教堂又叫圣彼得大教堂，教堂中央2座尖塔高达161米，四周林立着无数小尖塔，内有10个礼拜堂。教堂四壁上方约有1万多平方米的窗户，全部装有描绘《圣经》人物的彩色玻璃。钟楼上装有5座钟，最重的圣彼得钟重达24吨。 　　还有于1791年建造的一座象征胜利的勃兰登堡门。门顶部雕着4匹飞跃的骏马拉着两轮战车在向前疾驰，车上站着胜利女神，她右手高举的铁十字架上立着一头展翅的鹰鹫。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雨中观看爱因斯坦天文台，感觉它就像一曲音乐，那铁的门窗，像是轮船上的窗子。他们还去参观了一所专门培养建筑家的包豪斯学院，它以不对称的形式，表达出时间和空间的和谐性。林徽因预言包豪斯学院的建筑群终有一天会蜚声全世界的。后来她在东北大学上课时，就拿此作为教材。 　　瑞士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被那美丽的景色迷住了。座落在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下的日内瓦，全城被湖山环绕，充满了诗情画意，享有“旅游者的圣地”之誉。在老城区中，屹立着许多中世纪的名胜古迹和富有特色的哥特式建筑。在日内瓦东北郊的莱蒙湖，湖水似镜，烟波浩淼，令人心旷神怡。最庄观的是湖心的人工喷泉，喷出的水柱高达150米，冲上云天的泉水化作飘忽的云雾，在阳光照射下，折射出绚丽的彩虹，真是美不胜收。 　　 　　 　　雪莱、拜伦、巴尔扎克、司汤达、海涅、李斯特、狄更斯、托尔斯泰等许多世界名人都曾在日内瓦居住和游历过。在穿城而过的罗讷河中有个风景幽美的卢梭岛，岛上耸立着18世纪的大哲学家卢梭的铜像。 　　林徽因与梁思成来到了“千年帝国”意大利。意大利在古罗马时期，是称霸欧洲、横扫亚洲的帝国，而罗马则是这“千年不衰”的帝国首都。罗马城是古罗马帝国的发祥地和首都，公元756年成为教皇国首都，1870年意大利王国统一后成为意大利首都。罗马城的城徽就是母狼哺婴图案。 　　罗马犹如一座巨大的露天历史博物馆，名胜古迹和古建筑残垣比比皆是，有帝国元老院、贞女祠、恺撒庙、凯旋门等。林徽因和梁思成来到一座被千年风雨侵蚀的建筑物前，这就是著名的露天竞技场。它给林徽因一种悲庄感。 　　露天竞技场（又称角斗场）建于公元1世纪，它高48米，周长500米，可容纳8万名观众。每道门上都有石雕像，如果76扇大门同时打开，不到10分钟，全场观众就可走光。看台下是当时关押奴隶和猛兽的地方。林徽因对它的评价是：“罗马最伟大的纪念物是角斗场，是表达文化具体精神的东西，文艺复兴以来，与以后的建筑观念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建筑的纪念性。” 　　 林徽因和梁思成来到水城威尼斯，他们乘当地叫做“贡多拉”的尖底小船，游览威尼斯。位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湖滨的威尼斯四周是海，只有一条长堤与大陆相连，纵横交错的177条河流将全市分割成120余个小岛，因此又被称为“百岛之城”。威尼斯没有汽车，以船为交通工具，岛与岛之间由桥连接。威尼斯一共有400多座桥。 　　林徽因和梁思成从威尼斯走水路，来到了法国巴黎。在巴黎市西南郊，他们参观了世界闻名的凡尔赛宫，它是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杰出代表，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624年，法王路易十三在此建造了一座城堡，作为皇家狩猎时住的行宫。路易十四登基后，将它改建为法国王宫，并于1682年将政府从巴黎城中迁到这里。 　　凡尔赛宫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1783年，英美停战后，在这里签订了承认美国独立的条约；普法战争时，德军占领凡尔赛宫，德皇威廉一世在镜厅举行加冕典礼，令法国蒙受莫大耻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报了一箭之仇，1919年6月，德国被迫在镜厅签署了宣告投降的《凡尔赛和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总部就设在凡尔赛宫中。 　　凡尔赛宫中的花园长达3000米，园中有喷泉、雕像、草坪、花坛，美不胜收。 　　离开凡尔赛宫，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巴黎，前去参观气势雄伟的卢浮宫。这是法国最大的王宫建筑，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殿堂”。从16世纪初起，历代法国国王将美术珍品收藏于此，宫中还经常举办绘画与雕刻展览。拿破仑时期，法国将从各国掠夺来的名贵艺术品作为“战利品”，收罗在宫中，使收藏量大增。1793年，国民议会将卢浮宫改为国立美术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卢浮宫中有3件艺术品被誉为“卢浮宫三宝”，那是：米洛斯岛的《维纳斯》、古希腊的《萨莫色雷斯胜利女神》和达·芬奇的绘画《蒙娜丽莎》。 　　梁思成夫妇还去参观了枫丹白露宫等，就离开了法国。 　　关于这次蜜月旅行，林徽因留下的文字极少，后来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贡纳达之夜》，以纪念她在这个西班牙小城中的感受。还有就是40年代末的时候，林徽因和她的学生关肇邺，谈起去西班牙参观阿尔罕布拉宫的情景。 　　阿尔罕布拉宫在西班牙格兰纳达的郊外。当梁思成夫妇到达那里时，已是下午4点，等他们找到住处安顿好以后，已经是5点多了。开往阿尔罕布拉宫的末班车早开走了，为了早点看到这座在伊斯兰世界中保存得比较好的宫殿，他们决定雇一辆马车自己前往。可是到了那儿，宫门已经关闭。他们只好去求看门人放他们进去。管理人员看到这两个东方青年，自己包车专程前来，很是感动，就放他们进去参观。 　　阿尔罕布拉宫座落在一个地势险要的小山上，外边是用红石砌成的围墙，沿墙有高高低低的方塔。整个宫殿以两个互相垂直的长方形殿堂组成，南北向的叫石榴院，东西向的叫狮子院，前一个比较肃穆，以朝觐仪式为主；后一个是后妃们住的，比较奢华。 　　阿尔罕布拉宫的殿堂及券廊上的壁面满覆着几何纹样和阿拉伯文字的图案，以蓝色为主，石榴院的殿堂间杂着金、黄和红色。给人一种淡淡的忧郁。 　　梁思成夫妇在这空无一人的宫殿里尽情地欣赏着、赞叹着，最后他们告别了热心的管理员。当他们在月光下乘着马车赶回格兰纳达时，不仅想起了李后主的词：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龙阁凤楼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 　　 　　在欧洲旅游时，梁思成夫妇拍了好多照片，并画了水彩画和速写等，可惜这些作品都没了，只剩下一张水彩画。林徽因曾经气恼地对林洙说：“在欧洲我就没有照一张好照片，你看看所有的照片，人都是这么一丁点。思成真可气，他是拿我当scale（标尺）呀。” 　　 　　 　　 　　当他俩游兴正浓时，1928年8月13日，因梁启超之病，打电报催他们回国。在梁思成夫妇准备游历欧洲时，梁启超曾经写信给梁思成： 　　 　　如果你们向从西伯利亚回来好省点钱，一定要让我知道，我可以帮你们作些安排。你们到欧洲以后，我希望你们做详细的日记。如果它有文学价值，我将把它编辑出版。随信寄去十二张我的名片，你们到各个使馆去的时候可以用得着。 　　 　　1928年3月16日，梁启超动了手术，躺在床上，特别想看到梁思成的信，他说： 　　 　　你们的信实在太少。老人都爱他们的孩子。在康复期中最大的快慰是收到你们的信。我真的希望你能经常告诉我你们在旅行中看到什么（即使是明信片也好），这样我躺在床上也能旅行了。我尤其希望我的新女儿能写信给我。 　　 　　但以后梁思成夫妇的信似乎并没有写，不知何故，是因为路上太疲劳了，还是什么原因，搞不清。这次他们收到电报后，立即打点行李，准备回国了。林徽因拿出一个仿古铜镜，小心翼翼地藏好。这是1928年元旦梁思成送给她的礼物，是梁思成精心铸制的，镜上还有一行文字呢：“徽因自鉴之用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 　　林徽因和梁思成到莫斯科乘西伯利亚火车回国，在火车上，他们认识了美国朋友查理斯和蒙德里卡·查尔德夫妇，一路同行，经沈阳、大连、天津抵北平。 　　查理斯在1980年应美国费慰梅的要求，回忆了这段往事，填补了空白。 　　 　　人的一生中有时候有些具有神奇性质（某种不会重复产生的东西）的片断或插曲。我们同梁氏夫妇短暂而热烈的友谊就具有这种性质——一扇敞开的通向共同憧憬的大门。 　　1928年初夏的一天，费迪和我坐上一列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火车，从莫斯科缓缓东行，车子不时停下来上水或装木头燃料。在车子停站的时候，人们都跑到站台上去，走上走下地乱转，同当地人换东西吃或者泡茶。 　　在这些粗鲁的、发臭的旅客群中，这一对迷人的年轻夫妇显得特别醒目，就像粪堆上飞着一对花蝴蝶一样。除了那自然的沉默寡言以外，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反映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光辉和热情。在这种相互愉悦的心情驱动下，我们几乎立即投入了热烈的谈话——在他们是因为，他们向我们解释说，他们是满载着美国的体验回国去，急于要把它们付诸实践；而在我们则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投入到一次通向其艺术和哲学久已深深吸引我们两人的地区的伟大旅行。今天回顾起来，火车旅行生活的单调以及同其他旅客交谈的语言障碍显然也促进了友谊。 　　但是谁能“说清楚”爱？它就这么来了——我们相互陪伴时感到欢喜并且发现彼此间很容易亲密地找到共同的观念、计划和志向。 　　火车颠簸前行，经过鄂姆斯克、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贝加尔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站头，最后到达了和中国中东路的接轨站，我们四个人在这里登上向东南穿过满洲的火车，经过哈尔滨、沈阳，到达黄海边到大连。 　　我们在沈阳停下来，对一座沿大街布置着石刻人像的古老大图书馆作了礼节性的拜访。思成的父亲在那里有熟人，当我们走过毛笔书法和绘画的珍藏精品展览时，梁这个姓氏产生了巨大的奇迹，引来无数的打躬作揖。 　　从大连我们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横跨直隶湾驶往大沽口，天津的外港。然后又在黄昏和瓢泼大雨中从天津登上一列又慢又漏的火车前往北京。车顶上坐满了乘白车的旅客。尽管如此，雨水还是漏进来，落到我们用报纸折成的帽子上，落到立在座位靠背上点着的蜡烛上。我们就这样到了北京，一个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个鼻孔里是粪臭，混合着人力车夫和乞丐的叫喊声，在吵吵嚷嚷中把我们迎到了这座我们梦寐以求的城市。 　　……在北京梁氏夫妇成了我们忠实的导游。从景山到天坛，从玉泉塔到元代土城，到香山，参观了各种饭店，戏院，街市，商店，送葬行列，甚至到了老梁先生的有围墙的私家花园，到了有许多叔叔阿姨参加的在一系列有着各种宠养小鸟、夏日花卉、水池、树木的天井里举行的豪华宴会，到了紫金城里无穷无尽的房间和庭院。一切都是免费提供的，一切都点缀着热切和殷勤的气氛。 　　那些在北海、孔庙以及其他圣地残存的辉煌中进行的委婉的谈话，加强了友情的体验并使之更加难忘。在这些谈话中大家渐渐明白，他们的回家已经成为一种震惊和失望。他们说，明显的是，不管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要找到一种办法以便有益于那些年里混乱和变化中的祖国或给予实质性的影响，都是特别困难，或许是不可能的。由于要和官僚作风和漠然态度迎面相撞，在戏剧领域和建筑方面的新旧融合问题似乎难于克服。然而口号仍旧是“坚持！坚持！” 　　有时那种玩世不恭和遭受挫折的感觉会冒出来。在这种时候我们就坚持认为，尽管有我们自己的怀疑和无知，这终究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从长远来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尽管如此，显然我们的朋友在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对里普·凡·文克尔。他们回到了一个忽然间变得不熟悉而混乱的中国；然而他们还是决心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把他们新的技能和创造力贡献给杂乱无章的环境。他们有充满田园诗般的憧憬的时刻，其余的则让位于怀疑。 　　 　　 　　 菲莉思是感情充沛、坚强有力、惹人注目的爱开玩笑的。她疯狂地喜欢梅兰芳，因为梅兰芳在她在场时从来不敢坐下；她为能把传统戏剧带进二十世纪的节奏的前景而欢喜。思成则是斯文、富于幽默感和愉快的，对于古代公共建筑、桥梁、城墙、商店和民居的任其损坏或被破坏深恶痛绝。他们两人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即使在其早期阶段的产出也要比它的组成部分的总和大得多——一种罕有的产生奇迹的配合。 　　在那军阀土匪当道的混乱年代，在我们看来，即使以他们的才能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似乎他们也将在中国社会的大旋涡中消逝得无影无踪。就在他们传奇故事的这一段，我们必须离开到京都去，此后再没有见到过他们。 　　 　　“里普·凡·文克尔”是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作品《见闻杂记》中的主人公。喻指和时代和环境格格不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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