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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入秋以后,林徽因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着、喘着,常常整夜不能入睡。她的眼睛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人生的途程至此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 其实,对于林徽因而言,自从1945年被医生警告最多只能活五年,生命就已经时时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而奇迹般地坚持到1955年,分分秒秒,都是以精神做支撑,从死亡边缘所努力争回。就像1947年秋她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说的那样,“你看,我就这样从水深火热中出来,又进行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活动’,要是没有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尽灯枯——暗,暗,闪,闪,跳,跳,灭了!” 从1945年到1955年,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随时面对死亡,林徽因的心境虽无太多悲观,而下意识中,却在为人生之终了做着某种准备。 1945年,抗战刚结束,外界就有传闻说林徽因病逝。李健吾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咀华记余·无题》感叹:“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象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 1947年,林徽因肺病已到晚期,肾脏严重感染,当年10月住进中央医院,病床上林徽因拖人带话给张幼仪请求一晤。张幼仪携徐志摩之子徐积锴赶往医院,林徽因仔细地望着张幼仪母子,却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次见面所求为何,林徽因没有说,张幼仪也不知道。但以当时的情境,林徽因却是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一件临终的心愿。二十多年的情感纠葛到这里也落上了它的帷幕。 这一次住院,林徽因还写信给费慰梅做了最后的道别。 1949年以后,林徽因以欣逢盛世的喜悦投入地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忘了病痛。然而,那并不代表病情的好转。在五十年代,所有熟悉她的亲友都知道,拜访她的时候要带上一个说话会刹车的人,能及时收住话头,告辞而去,以免使她过度劳累。她的学生也总是要打听清楚林先生睡眠怎样,晚上开夜车了没有,才决定要不要“打扰”她听她讲课。 病卧床榻的林徽因常常是孤独的。她当时的邻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只,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着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和我们家那猫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临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杨绛:《记钱钟书〈围城〉》) 1949年钱钟书、杨绛夫妇由上海到清华任教,住宅与林徽因、梁思成家毗邻。是以有这样一段故事。杨绛随手记下,借以说明钱钟书的“痴气”,惟妙惟肖又妙趣横生。而同一件事,置于林徽因身上,人们却难得一笑。以林徽因生命最后几年不惜透支身体的劳碌,养猫自然不是“家庭主妇”打发时间的百无聊赖,称之为一家人“爱的焦点”,更多的,也许只是林徽因自己在病中的慰籍和陪伴。 进入50年代,生命中的每一次荣耀都伴随着健康的进一步恶化。 1953年,林徽因出席第二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遇到萧乾。萧乾坐到林徽因身边,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声“小姐”。林徽因感伤地说:“哎呀,还小姐呢,都老成什么样子了”。萧乾安慰说:“精神不老,就永远不会老”。(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 同年12月,林徽因和梁思成请了学生来庆祝他们的银婚纪念。事后,林徽因因天气寒冷先进卧室休息,梁思成感慨地与学生们提到林徽因近年疾病缠身,憔悴了许多。但她心灵却仍旧那么健康,充满创作的生命力,仍不停地用心工作,对生活充满热爱。(钱美华:《缅怀恩师》) 1954年冬,林徽因病危,一度从清华移居到北京城内。 1955年1月,梁思成因感染肺结核住进了同仁医院。紧接着,林徽因也住进了梁思成隔壁的病房。梁思成病情稍有好转后,每天都到林徽因病房中陪伴她。 到3月底,林徽因一直发着高烧,精神昏迷。医院组织了最有经验的医生进行抢救。可是,她的肺部已经大面积感染,身体极端虚弱,生命已到了油尽灯灭的时候。3月31日深夜,处于弥留状态的林徽因突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梁思成。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林徽因已经没有力气再等待了,1955年4月1日清晨6时20分,林徽因静悄悄地离开了人间,走完了她51岁的生命旅程。她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同一个清晨,医生和护士全力抢救昏迷的林徽因时,梁思成被扶到了林徽因的病房。从不流泪的他哭的不能自已,坐在林徽因的床边只是重复着:“受罪呀!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 同一年4月,一向冷静而理智的金岳霖也悲伤得肝肠欲断。在办公室里,他留下了自己的学生周礼全。当整间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金岳霖先是沉默,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嚎啕大哭。周礼全回忆说:“他两只胳臂靠在办公桌上,头埋在胳臂中。他哭得那么沉痛,那么悲哀,也那么天真。我静静地站在他身旁,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擦干眼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地陪他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周礼全:《怀念金岳霖师》) 同一个春天,听闻噩耗的萧乾立即给梁思成去了一封吊唁信。萧乾为林徽因的早逝而叹息,“这位出身书香门第,天资禀赋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一辈子病魔缠身,战争期间颠沛流离,全国解放后只过了短短六年就溘然离去人间,怎能不令人心酸!”(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 4月2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同时刊登讣告,治丧委员会由张奚若、周培源、钱端升、薛子正、柴泽民、陈岱荪、崔月犁、金岳霖、杨廷宝、赵深、吴良镛、陈占祥、钱伟长等13人组成。 林徽因的追悼会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众多的花圈和挽联中,金岳霖、邓以蛰联名题写的别具一种炽热颂赞与激情飞泻的不凡气势: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追悼会上,梁再冰代表家属向同仁医院的大夫护士致谢,感谢他们为挽救母亲生命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会场上一片唏嘘之声。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林徽因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决定,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则由梁思成设计,以最朴实、简洁的造型,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林徽因最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为墓碑题写了“建筑师林徽因之墓”的字样。十年浩劫中,这些字被清华红卫兵砸掉,至今没有恢复。这一切,是长眠于地下的林徽因所不知的,就这一点而言,早逝在于她,竟是一种幸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梁思成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折磨、被侮辱。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极度的痛苦和困惑中离开了人世。在他最后也是最痛苦的日子里,他病房里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的传达室里。梁思成走得很孤单。 林徽因、梁思成离世后,他们的好友费正清为他们辛苦了一生却在文革中毁于一旦的事业扼腕叹息:20世纪60年代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名为“文化大革命”的纯粹仇外情绪,在极大程度上毁灭了梁氏夫妇一代所逐步树立起来的事业。拆卸比装配容易得多,武斗和造反的为所欲为也正是如此。(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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