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1904年生于杭州，祖籍福建，少时跟随全家迁居北京，她出生官宦名门，有出国旅居和留学的经历，中西贯通，持多方面的文艺才能。她与新月派的关系密切，同时她的家也一度是京派作家活动的中心。她是优秀的建筑学家，却也写得一手好诗；她的小说作品不多，却有着多种的风格，并可称得上是篇篇珠玉。 　　 　　 　　　　　林徽因什么时候开始其文学活动，这不大容易说得清。她的文艺细胞当然首先来自她的书香世家。她的祖父林孝恂是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在浙江做地方官；父亲林长民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政法，是当时福建籍的颇有名气的诗人并书法家；她的几位姑姑也都有很高的旧学修养，尤善书法。大姑林泽民就是她的发蒙教师。一九二零年，当林徽音在伦敦的时候，通过父亲接触了当时英国（也是整个西方世界）最杰出的一批文人，如H.G.威尔斯、T.哈代、A.威利等，这样一个社交圈子对于林徽音的文学潜能当然有着重要的启迪和熏陶作用，然而，直接把她领入现代文学之门的，却是她前半生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徐志摩。她和徐也是在伦敦林长民的客厅里相识的。当时的徐志摩，既陶醉于以萧伯纳、哈代、曼斯斐尔德等大师为代表的现代英国文学，又对林长民美丽的女儿一见倾心。这里先不谈后者对他的感情有过什么回应，至少，他本人的诗人气质和他对英国文学，特别是英诗的极大热情，确曾深深地感染了这位比他年轻八岁，后来一直是他的忠实听众的“小朋友”。毫无疑问，林徽音后来的文学审美观，她作品的风格，乃至诗的格律，都受过徐志摩的深刻影响，其中有一些大概可以追溯到这伦敦时期。据林徽因的另一位终生好友，美国人费慰梅女士（WilmaFairbank,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学者费正清John K.Fairbank的夫人）回忆，梁思成曾告诉过她：林徽音一九二一年从英国回来之后，便开始自己试着写诗，而她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应是在一九二三年），便是翻译的奥.王尔德的散文诗《夜莺与玫瑰》（可惜这译文今天已经找不到了）。而一九二四年印度诗翁泰戈尔访华时，林徽音与张歆海、徐志摩、林长民等同台用英语演出泰翁诗剧《齐德拉》，当时在北京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也可算是她登上文坛之前的一次即兴的彩排吧。费慰梅认识林徽音时徐志摩刚刚去世。她回忆说，当时林徽音非常思念徐，而“她对徐的回忆，总是和雪莱、济慈、拜伦、曼斯斐尔德、沃尔沃夫人等这样一些文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使我意识到，徐在对她的一片深情中，可能已不自觉的扮演了教师和领路人的角色，把林徽音带进了英诗和英国戏剧那种新的美、新的观念和新的感觉世界，而他自己也正陶醉于其中”。 　　 　　 　　　然而，现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林徽音最早的作品，只是她一九三一年四月发表在《诗刊》第二期上的那首诗。从史家的角度说，只好把这算作她文学活动的开始了。林徽因大概只能算个“低产作家”，她的存世文学作品——几十首诗，几篇散文，三个短篇，再加上半出话剧，合在一起也不过十来万字，小小一册而已。然而，使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她这仅有的一点东西，尽管略有参差，但总的来说，却几乎美一篇都是精品。她文学活动的高潮时期实际不过从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短短六年而已。读者甚至不大可能分辨她作品的所谓“早期”、“晚期”，“成熟”或“不成熟”。好像她一出场，就已经是一名老手了。 　　 　　 　　　大家知道林徽因写得一手好诗！那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由于最近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播出，更是家喻户晓。她的诗之所以受到一些读者的赞赏，主要是因为诗中所流露的情感的真挚、细密和纯净，以及在表现形式上和手法上的清新和完美。她在诗中所用的语言，明快而隽永，常能准确、生动地捕捉和描绘出瞬息即逝的意境的幻动和思绪的微妙变化，并有着鲜明的韵律性。特别是在她自己朗读的时候，常常像是一首首隐去了曲谱的动听的歌。她的诗，又长于用写景的手法来抒情。尤其具有特色的是，她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了解、热爱和她在美术方面的修养，常常使她的作品中出现对建筑形象和色彩的描绘，或以之作为文学上的比喻。这在文学领域里似乎也算开了一个先河！ 　　 　　 　　林徽因诗写的好，小说也不坏，虽没有结过集，就目下容易捡觅得的单篇看，已有相当好的气氛。早期作品《窘》是新月派文学典型的作品；名重一时的作品《九十九度中》则是一个大胆的创格；至于《模影零篇》则浸透了浪漫的历史沧桑感和审美情趣。 　　 　　 　　发表于1931年9月《新月》三卷9期上的《窘》采用了一种潜意识流的现代小说写法，显示了她不凡的的艺术观点。这篇12000余字的小说，描写了一个刚刚进入中年的知识分子维杉，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窘迫和精神压抑所带来的双重尴尬。 　　 　　 　　做教授的维杉在学校暑假时感到无聊之极，在朋友少朗家，他同少朗的几个儿女在一起，觉得自己已经突然苍老了，似乎自己还未来得及享受人生，时光就把他粗暴地推入另一个边缘，他感到自己正在变成一个落魄的四不像。这篇小说开头维杉就陷入了这样一个境地： 　　 　　拿故事当做消遣也许是堕落，中年人特有的堕落。“但是”，维杉狠命的划一下火柴“中年了又怎样？”他又点上他的烟卷连抽了几口。朋友到暑假里，好不容易找，都跑了，回南的不少，几个年轻的，不用说，更是忙的可以。当然脱不了为女性着忙，有的远赶到北戴河去。只剩下少朗和老晋几个永远不动的金刚，那又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房子，有太太、有孩子，真正过老牌子的中年生活，谁都不像他维杉的四不像的落魄。 　　 　　 　　在长起来的孩子面前，维杉好像在他们中间划出了一条界限，分明的分成两组，把他自己分在前辈的那边。他羡慕许多人只是一味的老气，或是一味的年轻，他虽然分了界限，仍然觉得四不像，他处处感到“窘——真窘极了”。 　　 　　 　　林徽音在这篇小说中，首次提到了“代沟”这个概念，这道沟是有形的，它无处不在，处处让人感到了一种生存的压迫；它又是无形的，仿佛两个永恒之间一道看不见的深壑。 　　 　　 　　林徽音以细腻的心理描写手法，写出了维杉这种无出不在的“窘”： 　　 　　——他不痛快极了，挺起腰来健步到旁边小路上，表示不耐烦。不耐烦的脸本来与他最相宜的，他一次失掉了“不耐烦”的神情，他便好像丢掉了好朋友，心里便不自在，懂得吧？他绕到后边，隔岸看一看白塔，它是自在的很，永远带些不耐烦的脸站着——还是坐着？——它不懂得什么年轻，老，这一些无聊的日月，它只是站着不动，脚底下自有湖水，亭榭松柏，杨柳，人，——老的小的——忙着他们更换的纠纷！ 　　 　　 　　“要活着就别想”，维杉不得不这样安慰自己。维杉觉得自己同这全部世界中间隔了一道深深的沟。“桥是搭得过去的，不过深沟仍是深沟，你搭多少桥，沟是仍然不会消灭的。“这是一代人的悲剧，作为知识分子的维杉，只不过是比别人更早地体味到了这一点： 　　 　　维杉心里说：“对了，出去，出去，将来，将来，年轻！荒唐的年轻！他们只想出去飞！飞！叫你怎不觉得自己落伍，老，无聊，无聊！”他说不出的难过，说老，他还没有老，但是年轻？！他看着烟卷没有话说。芝看着他不说话也不敢开口。 　　 　　 　　最后写到少朗的女儿芝请维杉写一封介绍信给她去美国的同学，少朗问：“你还在和碧谛通信吗？还有雷茵娜？”“很少……”维杉又觉得窘到了极点了。仿佛连过去的那一点有色彩的生活，也被这道无形的沟隔开了，甚至没有回眸生活的权利。 　　 　　 　　生活状态的窘迫，是心理状态窘迫的投射。这篇小说的主题，其深刻之处在于她写出了整整一代人的生存尴尬，这里面有社会的、历史的、道德的、观念的因素，但最本质的还是那道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鸿沟。 　　 　　 　　相对于《窘》来说，1934年5月《学文》一卷1期上刊载的《九十九度中》则让人眼前一亮，与她的前一篇作品风格迥异，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同代作家的注意。 　　 　　 　　这篇小说充满了寓意和象征。李健吾先生早在1935年就慧眼独具，给予林徽因的小说《九十九度中》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件作品或者因为材料，或者因为技巧，或者兼而有之，必须有以自立。一个基本的起点，便是作者对于人生看法的不同。由于看法的不同，一件作品可以极其富有传统性，也可极其富有现代性。”“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有现代性；唯其这里包含着一个个别的特殊看法，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式式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 　　 　　 　　在这个近一万五千言的短篇中，林徽因写了在盛暑华氏99度之下北方一个都市的众生相——34号张宅为老太70岁寿辰在大办庆典，东安市场喜燕堂余家在举行婚礼；两副排场关联着一批亲眷客人，其间有争风吃醋的，有任性施威的，有处心擅美的，有心仪女人大腿的；为了维持这两副排场的运作，于是还得有在热日下奔跑的车夫，送菜的伙伴，他们之间，或索债对打，或中暑丧命……作家精细的捕捉了内中的形形色色，社会层次的参差，分属不同层次的人们相对应的追求和期盼，大抵是作品提供的基本结构。一边是庄严的生活，一边是荒淫无耻，对生活的这种看法，是很可珍视的，尤其对于像林徽因那种优雅的女性。李健吾说的好： 　　 　　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中，呈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用她狡猾而犀利的笔锋，作者引着我们，跟随饭庄的挑担，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恋的，有作爱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有索债的、有无聊的……全都那样亲切，却又那样平静——我简直要说透明；在这纷繁的头绪了，作者隐隐埋伏下了一个比照，而这比照，不替作者宣传，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籍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的水纹一样轻轻的滑开。 　　 　　 　　　人们，包括李健吾在内，都强调《九十九度中》在技巧上的兼容现代与传统，显示了一位中国女作家对英国现代小说的借鉴。我们以为，是生活，那种现代意味的生活带给作家想象和结构的暗示，是生活玉成了这篇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协调性。尽管作家的笔触是平静的，因为她希求事实的选择，尽管作家采用了那种相当流利的文字，因为她不打算故作艰深，然而，作家的那颗心应和着现代生活的脉律，跳动的异常激烈。生活中的常态和变态的错综，熔铸了作家细腻的情感，现代生活复杂的内容，加快了速率，启发她放弃经典的小说结构，不立足于情节，而从节奏感上标新擅美。林徽因有展示场景的才华，因此她也有戏剧作品问世，集中而热烈地描绘显然是她的天分，但是她无意于向人们叙说一个完整的故事，鸟瞰巡视，便成了她的方式，从而她又多少偏离了传统的戏剧。又生活赋予的节奏，大抵使林徽因作成了一串速写，不，这些速写的粘合剂是最现代的，即是电影的蒙太奇。这是一种尖新的技巧，在电影文学相当落后的30年代中国，林徽因的劳作郁勃着创造的精神。 　　 　　 　　　林徽因同时是一位散文的高手，《九十九度中》呈示的生活流，具有散文的意味，而从技巧和内容的角度看，它散发着某种属于报告的气息。排除了报告通常应有的新闻规定性之外，《九十九度中》直然可称报告。它既是虚构的，同时也不全是虚构的，诚如李健吾所说，它是一段平常而平常的人生。林徽因把她的眼光由内心放射到普通的现实世界，虽说她没有左翼作家的伟大气质，也不打算开具诊治社会的药房，但她不缺乏崇高感，从她关切错综的语调中，我们读到了相关的内容，是很可以表示我们的钦敬的。 　　 　　 　　　《九十九度中》在林徽因是一种创格。她的生活毕竟是狭仄的，她更多的生活在自己的那个精致的内心世界中。1935—1937年间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的一组题为《模影零篇》的小说，似乎更是她“自己的”。这是一些旧事，记录着作家孩提或青春期的情绪，朝花而夕拾，并不短少鲜活的色泽和朗然的叶脉。人们心醉神迷的感叹过林徽因美丽的体貌和优雅的风度，而林徽因在《钟绿》中却给我们写了一个据她说是真正的美人。钟绿有一种圣洁的美： 　　 　　 　　　　 ……一间屋子里，高高低低的点了好几根蜡烛；多处射着影子；当中一张桌子上面，默默的，立着那么一个钟绿——美到令人不敢相信的中世纪小尼姑，眼微微的垂下，手中高高擎起一支点亮的长烛。简单静穆，直像一张宗教画。 　　 　　 　　　她还有一种纯朴的美，她从“我”身边溜过，一直下了台阶冲入大雨之中—— 　　 　　　我认得是钟绿的背影，那样修长灵活，虽然她用了一块折成三角形的绸巾蒙在她头上，一只手在项下抓紧了那绸巾的前面两角，像个俄国村姑的打扮。……她居然在雨里回过头来望一望，看见是我，她仰着脸微微一笑，露出一排贝壳似的牙齿。…… 　　 　　 　　　她还有着相当古典的情趣，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这农村的妩媚，溪流树阴全合了我的意，你更想不到我屋后有个什么宝贝？一口井，老老实实旧式的一口井，早晚我都出去替老太太打水。……到井边去汲水，你懂得那滋味么？天呀，我的衣裙让风吹得松散，红叶在我头上飞旋，这是秋天，不瞎说，我到井边去汲水去。回来时看着我把水罐子扛在肩上回来！ 　　 　　 　　　这是三副画，很容易在西洋画史上找出相对应的作品。为了加强钟绿的美的质地，林徽因还写了她的梦幻；披一件东方的长袍，在山茶花开遍的季节，坐着最浪漫的帆船，倾听着希腊弦琴的震颤，在爱人的怀里死去…… 　　 　　 　　作家有着丰赡的艺术修养，用画与乐的手段推出了钟绿动人心魄的美，然而她更着意于那把希腊弦琴的哀音，面对一江清流，茫茫暮霭，她告诉了钟绿的死讯，并且是死在一条帆船上的凶讯。《模影零篇》中的其他篇什，《吉公》也罢，《文珍》也罢，都是这一类的文字。 　　 　　 　　　一如林徽因的诗，林徽因的小说也有着一个突出的主题——美是忧伤的。《模影零篇》中的人物丰盈着生活的美和魅力，他们拥有多少美和良善、智慧，拥有多么丰富的灵魂的宝藏和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敏感；他们是那样热切地向往着纯洁合理的生活，准备去从事创造美的努力！他们的灵魂和外表的每一个皱折几乎都无可指责，甚至相当的高雅。然而，他们竟然无处使用自己的灵魂财富，反叫缺乏诗意的现实把他们无声无息地挤出了生活，庸俗战胜了优雅，散文战胜了诗歌！作家写了近乎宿命一样的人生波澜，动人而严正地表达了她对生活的抗议。 　　 　　 　　　林徽因借着《模影零篇》，咀嚼着生活给她的教训，然而，她是写得那么的平静，叙述的语调有着柔曼的韵致。她的情绪本是带着哀愁的，但她有着极其冲淡的外衣—— 　　 　　　我的老家，如同当时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在现在看来，尽可以称它做一个旧家庭。那个并不甚大的宅子里面，也自成一种社会缩影。…… 　　 　　 　　极其现代的句子却并不呆滞，甚至人们怀疑作家故意在制造些繁复，为着掩饰某种不必带给读者的悲伤。《模影零篇》有情节，却又似乎没有情节，朴素得令人怀疑作家随心所欲地唠叨陈年烂谷子，但处处又显示着她的匠心。从这个意义上看，林徽因的小说又是相当现代的。 　　 　　 　　　林徽因的小说从来就不能给它明确的归类，虽然风格迥异，但是林徽因的所有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小说叙述虽讲究情感的注入，却不是一泻无余的，狂暴的，而是注意节制，情绪释放是温静，冲和的，都保持住了适当的审美距离。 　　 　　 　　　林徽因的小说作品基本上都是写于1931—1937这七年间。而这个时期也是作为作家、诗人的林徽因，创作生命最辉煌的时期。她的艺术风格已经确立，作品锋芒已露，且日臻完美。 　　 　　 　　　这个时期虽然短暂，但她留下来的作品，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笔重要的财富。 　　 　　 　　 　　 　　 　　 　　 　　 　　　 （注：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出自《诗经 大雅思齐》：“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后来，为避免与当时一男性作家林徽音相混，从1934年起改为林徽因。本文中凡提到她1934年前，均作林徽音。） 　　 　　 　　 　　 　　 　　 　　 　　 　　参考书目： 　　 　　 　　　　　《京派文学的世界》许道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审美论》游友基著（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新诗人论》李复兴著（山东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关福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朱寿桐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现代文学流派研究鸟瞰》邱文治著（天津教育出版社） 　　 　　 　　　　　《林徽因传——一代才女的心路历程》林杉著（九洲图书出版社） 　　 　　 　　　　　　《新月怀旧》关鸿魏平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孔范今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28年革命文学》旷新年著（山东教育出版社） 　　 　　 　　　　　《林徽因文集》梁从诫编（百花文艺出版社） 　　 　　 　　 　　 　　补充日期: 2003-07-10 09:11:02 　　 　　这是林徽因的梦 　　 　　我想应该也是很多女子的梦 　　 　　 　　披一件东方的长袍，在山茶花开遍的季节，坐着最浪漫的帆船，倾听着希腊弦琴的震颤，在爱人的怀里死去……

原文 发表于2003-07-10 09:09:07  浏览：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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