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值林徽因诞辰百年之际，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作者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遗孀林洙女士。她以女性特有的叙述角度和方式，回顾了自己40年来所目睹的梁思成个人和家庭的各种遭遇，记录下了“反右”、“文革”等特殊时期的点滴史实，跳出了狭小的家庭圈子，以自身的经历见证了宏大的历史变迁。 　　 　　 据出版社透露，《梁思成、林徽因与我》首印三万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写的《建筑师林徽因》首印一万，现已征订一空。 　　 　　 6月的一个上午，记者采访了76岁的老人林洙。 　　 　　 记者：请谈谈梁思成先生去世后您的生活？ 　　 　　 林洙：很平静，也很普通。当时还没有退休，工作很忙，主要精力在工作上。工作以外则整理梁先生的遗稿。当时整个国民生活水平都不高，我的一个孩子在插队，没有收入，我还要负担老母亲的生活，所以只能用“简朴”来形容当时的生活。 　　 　　 虽然梁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评，1969年被正式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但在不久又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籍，所以梁先生1972年病逝后，对我在政治上的压力不大。 　　 　　 记者：梁先生的第三代和您的两个孩子现在生活的怎么样？ 　　 　　 林洙：梁先生的第一个孩子——女儿再冰育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国家干部，老二是自由撰稿人，老三在美国办了一家软件公司。 　　 　　 （注：今年74岁的梁再冰，曾与丈夫于杭一起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作为新华社驻外记者工作多年。） 　　 　　 梁先生的儿子梁从诫育有两个孩子，儿子在国内办公司，女儿在美国大学任教。 　　 　　 （注：今年72的梁从诫，1993年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完全民办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1989年始，任全国政协常委以及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我的两个孩子，女儿现在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儿子遭遇很惨，先是上山下乡，后来招收工农兵学员，因为继父是反动权威的缘故，不予录取，一直待在农村七年，后被分配做铁路工人。30岁时才回到北京，在中国环境科学院当司机。 　　 　　 记者：您整理梁先生的遗作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分为哪几个阶段?国家给予过支持吗？ 　　 　　 林洙： 1978年10月、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大会期间我给邓小平同志写了封信，对梁先生的遗作不能公布于世表示忧心，不管梁思成学术观点有什么错误，但他实地考察了我国200多个县2000多个古建筑，写下了大量的调研报告，这些学术论文对今后研究古建筑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梁思成集毕生精力写成的《营造法式注释》，文革前已成稿，正准备发表，遭遇“文革”，至今仍束之高阁。因此建议出版他的学术论文。 　　 　　 邓小平马上就作了批复，指示国家出版局对梁思成的遗作作整理，成立了以吴良镛为首的《梁思成文集》编委会。从1982年开始出版《梁思成文集》第一卷，直到1986年出齐四卷，编入了梁先生从30年代初一直到“文革”前写的60余篇关于建筑的论文、调查报告和专著，达120多万字， 1506页，总共书价才26.70元。文集印了3000多本，很快就卖光了。另外，《营造法式注释》（上卷）和《清式营造则例》两本专著作为单行本出版。这应该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在整理了梁先生大量近万张的古建筑图片的基础上，出版了四卷本《中国古建筑图典》。 　　 　　第三阶段九十年代至今，由清华大学牵头，成立《梁思成全集》编委会，在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2001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梁思成全集》共九卷，总计445万字。 　　 　　 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得到国家给予的支持。如《梁思成文集》的出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得到了一定的补贴。《梁思成全集》的出版得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资助。 　　 　　 记者：在林徽因百年诞辰之日出版《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同时还出版了《建筑师林徽因》一书，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林洙：纯粹巧合而已。应该这样说，以我对林徽因的了解是没有资格凑这个热闹的。 　　 　　 记者：您的新作《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与旧作《建筑师梁思成》有什么关联吗？因为两者有些章节相同。 　　 　　 林洙：1946年梁先生为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1986年为纪念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办40周年，同时举办了梁思成诞辰85周年纪念活动，出版了一个纪念册，收录了梁先生的子女朋友同事学生的纪念文章。就我而言，我没有能力写他的学术问题，但文革十年梁先生是如何走过来的，他是怎么想的，受了哪些折磨，恐怕没有人知道。于是我写了《最后的岁月》一文，发表在那个纪念册中。 　　 　　 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关注，作家出版社编辑李玉英找到了我，建议我写一部《梁思成传》，主要从生活的角度来写。在她的再三约稿下，从1986年开始动手，提笔后觉得很困难，写得很慢，1991年才写成出版了《大匠的困惑》。 　　 　　 在整理梁先生遗作的过程中我对建筑学进行了进一步的学习，就有了再写一本书的想法，跳出了狭小的家庭圈子，把梁先生的学术生涯写进去，这才有了1996年出版的《建筑师梁思成》。出版后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有些读者甚至沿着梁先生当年走过的路线再走一次，瞻仰中国的古建筑。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本书有一个不方便阅读之处就是严格按照年代来撰写梁先生的学术活动，还有就是图片很少。 　　 　　 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把梁先生的学术研究按专题集中起来，加入了200幅由我整理的古建筑照片、结构图、梁思成及林徽因的工作照，很多都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记者：您和您的两个孩子从梁思成身上受到什么影响？ 　　 　　 林洙：梁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使我终身热爱中国古建筑。对我和我的孩子们的影响是：诚实，讲真话。特别是我的女儿，一句假话都不讲。 　　 　　 记者：一个说法是，因为电视剧《人间四月天》让徐志摩重新出现在现时人们的视野，而由徐志摩带热了林徽因，由林徽因带出了梁思成，这就是近两年林、梁热的原因。您同意这种说法吗？另外,现在建筑书很热,这本书与这种气候也有关吗? 　　 　　 林洙：我非常不同意。梁先生在文革前就是中国著名的学者，不需要谁来带热。关于林徽因，八十年代就重新评论了她的诗歌，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和百花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林徽因文集》，与《人间四月天》也毫无关系。所以我对上面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至于现在建筑书很热，这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建筑关注程度越来越密切有关。 　　 　　 记者：梁先生的人格魅力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林洙：我同意。 　　 　　 记者：近年关于林徽因、梁思成的书很多，您觉得哪一（几）本写得最好？ 　　 　　 林洙：我很怕看，很怕看到对梁先生、林先生的不实描写。一些作者没有经过扎实地研究，而是凭着主观臆断来演绎梁林的故事，我只能说他们写的是文学作品。譬如《一代才女林徽因》就是这样，当然我相信作者的出发点是好的。 　　 　　 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只能说：我没有资格去评论，因为我看的很少。 　　 　　 我看到的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是新华社记者王军的《城记》（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版），虽然不是梁先生的传记。据说王军十年著就此书，我认为他做了大量的调查，非常真实。 　　 　　 记者：对于他们，您无疑是较特殊的一位作者。你的与众不同的叙述角度在哪里? 　　 　　 林洙：真实性。我的书中没有一句假话。同时是基于我对梁林这两个人的热爱，我的书充满着我的爱，我的情、我的泪。 　　 　　 　　本文转贴自：中华读书网 　　http://www.booktide.com/news/20040702/200407020017.html

原文2004年 发表于上海新书报  浏览：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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