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恺院士》（四）：奔腾江河与爱的港湾 　　 　　 　　四、奔腾江河与爱的港湾 　　 　　昆明对于严恺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因为他回国的第一站就是昆明，也因为他正是在这座春城得到了自己终生的幸福：就在到昆明不久，严恺感觉到有一双女性的眼睛看着他的时候，总有一种特别的光彩，而这一双眼睛也使他怦然心动—— 　　 　　二哥有一个同窗好友叫陈国楠，两人经常见面。一次并非精心安排的聚会上，严恺看到了陈先生身边的一个女孩特别顺眼，而且那个女孩看他的时候眼睛里也闪烁着特别的光彩，严恺第一次对一个女性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经介绍知道那是陈先生的妹妹，叫陈芳芷，西南联大经济系二年级学生，陈芳芷的名字正像她本人一样给严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一个是哥哥带来的妹妹，一个是哥哥带来的弟弟，两人自然就多了一层亲近。这以后他们又见了几次面，仍然并不像是精心安排的，但两个人总能走到一起，说到一起。63年后，严老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并没有说出一个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他觉得那些都并不重要，但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渐渐地两人的交往中有了等待与盼望。而因为这一份盼望，昆明成了他人生中一个特别深情的地方。 　　 　　1940年2月，被中央大学聘为水利系教授，来到了重庆沙坪坝。这一年他28岁，这一年陈芳芷女士毕业，这一年他给她写了好多信。严老在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说：“后来我就说，我们结婚吧。”说得很自然，只是说这一句时语速有点快。 　　 　　“1940年7月，我们就登报结婚了，从重庆乘飞机到成都旅行一趟，算是举行了结婚仪式。”严老又恢复了平淡得像谈论水利工程一样的语气。 　　 　　结婚后，严恺仍住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单身宿舍，妻子则由朋友介绍到金城银行工作，每星期一早上到重庆城里上班，星期六晚上回沙坪坝，两人都感到生活很不方便。幸好不久金城银行在沙坪坝开了一家支行，陈芳芷就要求调到沙坪坝支行工作，两个人就在大中里租了一间房子，生活一下子安定了下来。 　　 　　1941年7月25日，严恺幸福地做了父亲，但伴着妻子的眠歌的却是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声。严恺买了一个大菜篮子，把儿子放在篮子里，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赶紧提着篮子往防空洞里跑。有时跑不及，炸弹在不远处爆炸开来，他就躬着身子把大菜篮子里的儿子护住，他当然知道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用，但他除了敞开自己的怀抱，还能做什么呢？有时候，炸弹很近，屋上的瓦片都被炸碎了。而就在这样的轰炸声中，他往返于家与中央大学之间，担任水利系教授的课程，他没有耽误过一节课——岂止是耽误，就是连迟到也没有过。也因为他的杰出表现，他被行政院水利委员会聘为讲座教授。这表明，从这个时候起，严恺已经成了中国现当代水利史上的重要人物了。 　　 　　严恺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干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大江大河上奔忙，但他不管到哪，都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因为妻子陈芳芷女士不管他到哪，都在尽可能短的距离之内跟着他，关心他，为他守护着那个让他温暖让他放心的家。“苦是苦了点儿，但不管我到哪，她都跟着。”中国大地的血脉里流淌着严恺的事业与情操，严恺的血脉里流淌着一个叫陈芳芷的女性的事业与情操。 　　 　　从1943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简任技正兼设计组主任，到1952年赴南京组建华东水利学院，严恺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北方的各大水系；从宁夏工程总队长，到上海交通大学水利系讲座教授，严恺的名字已经铸进了那些必将影响中国水文化的大型工程，那些千百年来狂放不羁目中无人的洪流渐渐地领略了这个名字的意义。 　　 　　1952年，严恺先生奉命赴南京组建华东水利学院，担任筹建委员会副主任、副院长、院长，为新中国培养更多的水利人才，妻子陈芳芷就在学院的财务科工作，从此两人在同一所大学里工作，直到退休。生活中，妻子是他的后方，工作中同样是他的后方。 　　 　　在严老以及子女的回忆中，这是一个和谐到几乎没有矛盾的家庭。虽然严老一生要求严格，“脾气大”也是出了名的，但他对待任何事都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气度。本来嘛，大丈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严老是一个勤于修身、严于修身的人，“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他在治家方面当然也就得心应手了。确实，整天与浩茫无边的江河湖海面对的人，还被家庭琐事占据心灵吗？ 　　 　　“最多也就是争辩一两句吧。”严老轻描淡写。 　　 　　“您是那样严格而又严厉的人，那肯定是师母给您让步吧？”采访时，我们故意“气”他。 　　 　　“哪里，有时候，家里的事反而不好弄。”严老不仅没生气，反而谦虚地笑了，甚至有点儿腼腆。我猜他肯定想到了什么具体的事，只是问了他也不一定说。 　　 　　严以新教授听了这句话也笑了，说：“我倒真的没见父亲在家里边发过火，一般吃饭时才见他从楼上下来，很快就吃完了，又回楼上工作去了。不过我倒听父亲的学生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海军学员买了一些体育器材，找父亲签字报销，父亲批了条，到了财务科，我母亲是科长，发现不符合学校的规定就是不给报，校长批的条子也没有用。” 　　 　　严老看着儿子讲完，不急不慢地说：“后来还不是想办法报掉了嘛。” 　　 　　可能这就是严恺真正的家庭角色，他忙于科学，忙于工作，他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但他却是这个家里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人，大家都爱他，尊重他，他就像一棵大树，他很少弯下腰来，但每一棵小草都感到了他的荫蔽，感到了他的温暖。经典的记录是一张摄于1965年2月的一张家庭合影，全家人坐在一张桌子后边，三个子女坐第一排，严恺与妻子坐第二排。大儿子严以强24岁了，已经是一个英俊的青年学者，态度谦和地坐在高高在上的父亲的左前方；二儿子严以新16岁，还是一个的初中生，被摄影的那个人一句话逗笑了，专注看着摄影机；女儿严以方9岁，抱着一个大眼睛的洋娃娃，当仁不让地挤在父亲和母亲中间，开心地笑着。夫人陈芳芷虽然跟严恺都坐在后排，但脸上洋溢毫无保留的幸福笑容，稍稍前倾，像是想把脸贴在小儿子和小女儿的脸上。严恺端坐后排，面容消瘦，神情庄重，任重道远，或许对文化大革命已有了山雨欲来的预感，黑色的棉袄加重了他深沉的表情，与家人欢乐的心情反差很大。相对来讲，妻子更多地属于儿女，严恺则属于全家，更属于他的事业。 　　 　　严恺先生有两子一女。长子学化工，后来成为天津化工研究院总工程师，天津正是严恺的出生地，他对天津便多了一层牵挂。二子严以新是真正的子承父业，河海大学毕业，1987年获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河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港航学院院长。最小的是女儿，在美国IBM公司工作。严老就跟二儿子严以新教授住在一起。 　　 　　这是一个整洁的家，宽敞而又明亮，就像主人的性格。任何时候到他家里都会看到，所有的物品摆放得自然而又得体，却是很随意、很无心的样子。 　　 　　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活动，读报，早餐，读书，去河海大学散步——严老的生活虽然很有规律，但并不刻意苛求什么，生活中其实是个随和的人。这一点，作为家里主持工作的儿媳妇赵小妹深有体会，她说：“父亲的严格其实是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他的事情都是自己做，不要别人帮忙的。”说到这里赵小妹笑笑，补充一句说：“或许是别人很难做得像他那样好吧。” 　　 　　这并不是夸张。赵小妹讲的这样一个故事值得我们认真记载：“我在外办的时候，父亲的外文稿件都是我负责打印的，打了一阶段我就发现，父亲的文稿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错误，包括标点都没有错，我就想哪一天找到一个哪怕是漏掉的标点，结果打了十几年，打了无数的稿子，直到我去年离开外办到南大读博士也没有发现。”她似乎有点失落，但笑得却很愉快，因为她从这里看到了一个大科学家严肃认真的治学与生活态度。 　　 　　我惊讶于这样不凡的故事这样平静的讲述，不免有些感慨，可是严老虽然像我一样也是第一次听赵小妹讲到这件事，却没有什么表情，他一定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特别之处吧。难怪她很高兴地把儿子在家里的时间全部交给严老来管，严老呢，一谈到小孙子就表现出特别的兴奋，甚至有点儿自豪地说：“我现在就喜欢管管小孙子，我喜欢他从幼儿园回来，一进门就喊‘爷爷，我回来啦’。哎，你见过他吧？” 　　 　　小孙子严海巍是他另一项伟大的工程吧？ 　　 　　严老管小孙子还真有一套呢。他严格，但并不苛刻；他慈爱，但并不溺爱。他会亲自为小孙子准备早餐，但却要他自己好好地吃下去，他知道培养一个人的独立性有多么重要。有一阵子小海巍吃饭喜欢靠在椅子上，细心的严老没有放过这一点，为了从小培养他良好的坐姿，严老就把小海巍的椅子换成了方凳。喜欢管，也善于管，严老并不仅仅是水利方面的大家。 　　 　　在严老获得的数不清的荣誉当中，有一项具有与众不同的意义，那就是2000年他被评为第五届全国健康老人。严老长期以来每天锻练身体，身体确实健康，但更为健康的，是他的心态。他说自己当年没有时间管小孩，偶尔地陪家人上一次街，一不小心就自个儿走到前头去了，后来妻子就干脆不要他陪了，只带儿子出去。现在，严老有了含饴弄孙的时间与兴致了，他要把以前没认真管管儿子生活的遗憾都补在小孙子身上吧。 　　 　　他应该管管这些孙儿孙女们，因为这些孩子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海”字，因为这些孩子同样是他的事业。 　　 　　讲到这些孩子们，严老的目光停留在书房的一张照片上，他长久地看着照片上的那个人，那是他的妻子，正微笑地看着他的目光。 　　 　　严恺和家人的合影并不多，仅有的几张上也是一脸严肃的样子，跟他的工作照上的表情没什么两样。但我们所能看到的他最早的一张照片是他们兄妹五人在北京的合影，照片上，兄妹五人前后站成一排，大哥在最后，严恺最小，站第一个，似乎是正在外面玩得好好的被抓回来拍照似的，哥哥姐姐们都排好了队等他，脸上的表情也都很认真，只有他，还在玩的状况中，斜歪着身子，笑着，调皮地望着庞大的摄像机，穿了棉长袍，剪着短头发，脸上是聪明孩子那种傻傻的笑，很开心的样子，这个笑容我们很容易地就可以在1965年2月那张家庭合影中二儿子严以新的脸上找到神似之处。这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照片中的严恺慢慢地严肃起来，不管是在荷兰的书桌前，还是回国后和二哥的合影，也不管1948年是与河南大学的学生离别留影，还是60年代与苏联专家讨论，生活中的严恺与工作中的严恺完全没有区别。这说明他完全是一个把工作当成生活的人。但到了七十岁以后，照片上的严恺慢慢地多了微笑，对待工作，对待人生的态度又平和了起来。最为经典的要算他八十岁的“标准像”：功成名就的微笑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欢欣，谦和的面容中辐射出智慧的魅力，金色眼镜加强了目光的深邃感觉，灰色西服，白色衬衫，庄重而且优雅。 　　 　　生活中的严老也确实平和得很（至少我采访时是这样），虽然在直接采访他本人之前就有不止一个人说起严老的严肃，说他素有“阎校长”之称，但我见到的却是一个慈祥平和的老人。回忆起生活中的趣事，他自己也很开心，就像又回到了当年。他还会在适当的时候，开个小玩笑，调节一下气氛。他也很关心别人，天气变化比较大的时候，我到他家采访，他总是关切地问上几句，叮嘱我要注意身体。我们的谈话经常会延伸采访之外，跟他谈话，你会感到谈话本身的乐趣。这时候，我看到的是快乐的严恺，坐在他的书房里，坐在他的著作前，坐在他的成就里，坐在他的欢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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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5/8 23: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