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恺传》展示了一位水利界的师表。 　　 　　严恺同志生于内忧外患、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为了振兴中华，他历尽艰辛，赴国外求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万里，赶回祖国。共赴国难。在大西南和大西北，他踏勘高山峡谷，测量荒漠激流，探求江河的治理开发。由于旧中国建设无望，他转入教育事业，寄希望于来日。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命组织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华东水利专科学校高等校的有关专业，在南京建立华东水利学院（以后改名为河海大学）。在清凉山脚下，平地起家，艰苦创业，经过30多年的奋斗，培育了数万人才，输送给全国水利系统。纵观今日，从部级领导到水利基层单位，都有严先生昔日的学生，都有华东水利学院的毕业生，真正是桃李满天下。我认为，以严恺同志为首的河海大学的师生员工，以及全国其他水利院校的同志们，完成了新中国水利事业的最大基本建设工程——培育人才。 　　 　　严恺同志治学严谨，一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1938年从荷兰回国，就投身于云南省的农田水利，以后考察黄河，勘测宁夏灌区，深入研究中国水利的实际情况，扎扎实实地在水利基本工作中打下学术的基础。在几十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他以学校为基地，以我国的重点建设项目为主战场，主持解决了天津塘沽港回淤的难题，首创了钱塘江斜坡式海塘，提出了珠江三角洲整治规划的原则，领导了长江口开发整治的科研工作，最近又组织完成了《全国海岸带及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他的各项学术成就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经济价值。他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当选的学部委员，并长期担任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国际大坝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心目中，他不仅是水利界的知名学者，也是水利界的师表。因为他不仅有很高的学术成就，而且有很高的品德，堪为楷模。 　　 　　1982年，当华东水利学院建校30周年之际，严恺同志提出了十六字的校训：“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这是他几十年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我认为，“十六字”的特点在于“严”。一般说，艰苦朴素，实事求是，勇于探索，这是我们许多同志对自己的要求，但各人的实践程度却大有不同。严恺同志的特点在于严格要求，由于他要求最严，所以成为我们的师表。他姓严，确实是严字当头，严于律已，严于治校。他身体力行地实践“十六字”，一丝不苟地求学问，一丝不苟地工作，一丝不苟地做人，几十年如一日。他不仅为河海大学，也为水利界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 　　 　　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自认为是他的未入门的弟子。我与严恺同志第一次认真谈话，是在1952年11月，华东水利学院成立的前夕，正值华东水利部即将撤消，原任华东水利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宠光同志调离水利部门，我奉调中央水利部工作。严恺同志来到我家，要我兼任华东水利学院院长。当时，我还未满30岁，他已是执教十数年的名教授。我吃了一惊，对他说：“我乐于当你的学生，决不能当你的院长。”他向我具体分析了工作需要，那种纯从事业大局考虑，了无个人得失的浩然正气，使我深受教育，我只好表示同意。我认为，我的职责就是支持他工作。因此，我与冯仲云同志虽曾分别兼任华东水院的第一任和第二任院长，但是在我们的思想上，都明确严恺同志是实际的院长。与他的交往中，我深深体会到他那严字当头的特点。在1956年以前，他并非中共党员，但在讨论华东水院工作时，他对党员干部以至党委书记提意见，都是直言不讳，从无顾虑，以后我虽不兼任院长，但他每次来京，必电话告我，或在办公室或在我的家里，他对工作、对我个人以至对国家大事有什么意见，都是坦诚相告。有时候，他推开我的办公室门，坐下来就提意见。全国水利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我也随时向他请教。几十年来，水利建设的一些重大决策，如江河治理、葛洲坝建设、三峡论证以及水利机构设置、人事安排等，他都认真负责地参与研究。他提的意见，都是从大局出发，经过深入思考，明确中肯，使我受益匪浅。我很庆幸有这么一位师长和知交。 　　 　　感谢刘小湄和吴新华两位中年作者，他们以深入的观察和生动的感触，形象而感人地再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如何通过共产主义理想的升华，化为当代大禹传人的无私奉献。《严恺传》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水利事业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艰苦曲折的创业史。作者虽非从事水利工作，却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水利工作者的精神和风貌。水利界同志将从《严恺传》中，感到自己的价值，激起辛酸和自豪的共鸣。严恺同志也是中国知识界的优秀代表，我相信其他领域的同志，在阅读本书时，都会引起联想，受到教益。“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不仅是河海大学的校训，也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方向。让我们以严恺同志为学习榜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吧！ 　　 　　1991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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