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恺院士》（十）：情牵三峡 　　 　　 　　 　　 　　十、情牵三峡 　　 　　葛洲坝的成功无疑给中国水利大大地鼓了一把劲，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诗篇开了一个漂亮的头。 　　 　　但三峡工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一方面看到长江的巨大能源优势，看到化水害为水利后长江上发电、灌溉、航运一片升平景象；另一方面却对目前的开发能力、长江尤其是三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保持与维护深表担忧。虽然从50年代起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对于三峡的坝址、正常库水位的选择及工程平面布置等进行了大量的勘测研究与规划工作，积累了一些资料，但至少直到1979年5月24日林一山主持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讨论会上仍然没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相反，主持人却为这个为了统一意见而开的会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高兴。会议结束的时候，林一山总结说：“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很好。有争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是好事。盲目一边倒或盲目反对都不是好事。对大自然作斗争有其复杂性，大自然不会说话，只能由不同认识的人代它说话。有争议有利于领导正确决策。最后决策靠人脑，不是靠电脑。要尊重客观规律，否则将犯大错误，向上反映要真实。”1979年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建设年代，相反，有机会争论对于许多刚刚获得工作权利的科学家来说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5月29日，严恺飞赴北京，参加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他力主三峡工程尽快实施。风险当然是有的，但只要有了胜利的把握，严恺的心里便总是充满了征服的豪情。 　　 　　1983年，第一份《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报告》提交国务院，国务院原则批准了这项报告。但鉴于三峡工程的极端重要性与复杂性，1986年4月，国务院又作出决定，由水利部牵头，成立长江三峡论证领导小组，广泛组织与工程有关的各方面专家，对三峡工程的可行性再次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论证，重新提出可行性报告。参加此项工作的专家有412名，分为14个组，即：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泥沙、航运、电力系统、机电设备、移民、生态与环境，综合规划与水位、施工、投资估算和综合经济评价。每个组都必须提交各自的报告，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严恺应邀担任泥沙专家组顾问和生态环境专家组副组长。 　　 　　1988年8月，严恺作为中国水利学会的理事长，主持了长江三峡工程“对中原湖区影响”、“对河口影响”座谈会和长江三峡以上地区“历年来沙变化趋势”讨论会。通过这些讨论会，在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力促三峡工程尽快上马的信心也更加坚定了。同时，他也不无焦急地感到三峡工程一旦建成并投入运行对我国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效益和极大促进，也正因为如此，任何延迟开工都会导致重大损失。 　　 　　为此他大声疾呼—— 　　 　　1989年2月27日至3月7日，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第十次（扩大）会议上，严恺依然以科学家的严密与思想家的深邃打动着在座的每一个人，他沉稳说道： 　　 　　“听取了王家柱同志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汇报，阅读了有关文件，我认为这个报告根据近两年半来的论证成果，在14个专题论证报告的基础上，并汇集了以往多年来的有关资料编写而成，对兴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技术上的可行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作了较系统、全面的分析，并对在论证过程中各方面所提出的某些不同意见作了必要的说明，因此已基本上能满足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要求。同意这个报告。” 　　 　　他分析道：“三峡工程在综合开发利用长江水资源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不是其它方案所能代替的。对这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工程，应该看得更远些，不应限于到2000年发挥效益如何来考虑问题。要充分看到三峡工程的巨大综合效益。首先在防洪方面，虽然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必须采取综合措施，但三峡工程却是一项关键工程，对各种类型的大洪水都能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就拿近年来发生的1954年特大洪水来讲，有人认为三峡水库只能控制宜昌以上全江洪水量的一半左右，对其余一半无法控制。当然，三峡工程不可能拦蓄长江中下游的全部洪水，但经过水库的补偿调节，遇1954年洪水仍能使枝江最大流量不超过56700－60000秒立米，沙市水位不超过44．5－45．0米，效果很明显。再拿中下游型的1935年洪水为例，经过水库的补偿调节，可使枝江最大流量不超过51700－56700秒立米，沙市水位不超过44.0－44.5米。三峡工程之所以能够对各种类型的洪水都发挥作用，是由于它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控制了全流域180万平方公里流域面积中的100万平方公里，水库具有200亿立米以上的防洪库容，通过补偿调节，能够不同程度控制各种类型的洪水。这是其它方案不能代替的。我在历次会议上都曾特别强调长江中下游防洪的重要性，因为一旦发生水灾不仅将导致巨大经济损失，而且它关系到这个地区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更不容等闲视之。我也曾举荷兰三角洲工程的例子，说明防洪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荷兰政府在二次大战后不久，经济还处在恢复时期，就下决心投入数十亿美元巨款，修建举世闻名的三角洲工程，使它能够抵御4000年一遇的特大风暴潮。这项工程主要是为了防洪，也附带一些其它效益。如果单纯从近期投入和产出来考虑，这项工程就不可能上马了。而三峡工程除了防洪外，还有发电和航运等巨大效益，三峡工程在发电和航运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其它方案所不能代替的，这在论证报告中已讲得很清楚了。例如航运方面所提出的一个经优选后的方案，即分期整治川江航道，并辅以建设铁路的方案，可使单向通过能力提高到年4300万吨左右，接近三峡工程年5000万吨的通过能力，但它仍不能同三峡工程相比。因为通过航道整治提高航行条件难度很大，而且有一定限度。从长远看，象长江这样一条条件非常优越的河道，航运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三峡工程与替代方案比较对发展川江航运将会留有更多的余地。” 　　 　　基于忧国忧民之心，严恺对某些问题直言不讳。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在可行性报告报审之前说，主张上的有道理，主张不上的也有道理，并说当前正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三峡工程五年内不会考虑。严恺认为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讲话，对三峡工程这样重大的水利工程不负责任，他在会上就严肃认真地说：“我认为，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和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人，在可行性报告即将报审还未见到报告时，就急于对三峡工程表态是不够慎重和难以理解的。即使作为内部讲话、个人意见也是欠妥的。” 　　 　　在对投资方案作了清楚的分析之后，他大声疾呼：“尽快上报，争取三峡工程早日兴建……我认为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已做到了这样的深度，在许多方面已远远超过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要求，应当可以作出决策了。”（见《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第十次（扩大）会议纪要》） 　　 　　1990年7月，国务院召集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严恺会前正在荷兰参加国际海岸工程会议（ICCE），担心来不及回国参加会议，便留了一份书面发言，但他还是尽快安排行程，硬是挤出了时间，于7月12日赶到会场，作了发言。因为他的书面发言已经作为大会材料发到每一位与会者手上，也因为刚从国际会议上那种纯学术的现场回来，也许一时之间还难以心平气和地接受因为诸多非科学的因素而导致三峡工程一再延迟的事实，所以他的现场发言就显得很简短，也很平静。他着重根据大会上专家们的议论谈了他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关于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采取综合措施，但对三峡工程的作用则有不同看法。严恺否定了在长江上游各支流上修建水库以代替三峡工程的看法，他认为可能在上游修建的水库有13座，库容只有122亿立米，而三峡水库175米方案防洪库容已达220亿立米，而且，在一次洪水中，并不是所有的支流水库都能起到调节作用。至于微型水库的提法，大跃进中已有教训，不能再搞。 　　 　　（二）发电是三峡工程的主要效益之一。严恺指出，三峡工程与中小型水电站并不矛盾，而且服务的对象也不相同，只有三峡工程这样的大型水电站才适宜远距离集中输送，才足以解决上海等工业城市的用电。 　　 　　（三）生态问题。这也是三峡工程中倍受关注的问题。严恺说：“我这次到荷兰参加国际海岸工程会议，大家也谈到了生态环境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对生态环境过于悲观，最好什么工程都不要搞，怕影响生态平衡；另一种则认为，修建工程对生态有利也有弊，只要我们能够促进有利的方面，设法克服不利的方面，就不应影响工程的建设。”他举了荷兰西南部三角洲工程为例，工程在50年代开始兴建时并未注意到生态环境问题，直到70年代，这个问题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经过对设计进行一些修改，生态环境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说明我们只要重视这个问题，采取妥善措施，是可以解决的。 　　 　　（四）严恺积极认为，三峡工程的前期研究工作已经足够，应尽快决策，并进入设计阶段的研究，许多在可行性阶段议论不休的问题也可以在设计阶段进一步得以解决。 　　 　　他在书面发言中特别提醒，时不我待，长江中下游防洪形势也不容我们拖延。他指出：“从一定意义上，三峡工程也起着缩短防线的作用。至于分蓄洪区，我于1987年曾到荆江分洪区参观。这里已住有大量居民，一旦分洪，必须妥善安置，困难很大，所造成的损失也将可观。……我在历次三峡工程论证会上都特别强调防洪在长江流域综合开发治理中的重要性，绝不能掉以轻心，以免一旦发生特大洪水造成毁灭性灾难，则悔之晚矣，并曾举荷兰三角洲工程的经验教训。荷兰西南部几条河流的三角洲地区时常遭受来自北海的风暴潮袭击，造成水灾。荷兰政府也曾研究过三角洲的根治方案，但一直是议论，久久未能付诸实施。先后有过8个方案，到1953年1月29日又提出了第9个方案，还未及讨论，即于两天后的1月31日夜间到2月1日，三角洲地区遭受了特大风暴潮的袭击，造成1853人死亡，72000人无家可归。损坏房屋47000座，举国震动。当时荷兰在二次大战后不久，经济还处于恢复时期，政府就下决心投入数十亿美元巨款，修建了三角洲工程，使它可抵御4000年一遇的特大风暴潮，并把根治三角洲工程未能及早进行作为一个深刻的教训。长江中下游若发生特大洪水，其所造成的灾害和死亡人数，不知要比荷兰的那次水灾大多少倍，怎能掉以轻心？特别是对于关系到广大人民生命安全的工程更必须抓紧进行，不能单纯着眼于经济上，从近期的投入和产出是否合算来衡量工程的可行性。” 　　 　　严恺在发言的最后，选择了一种非常少见地、近乎外交辞令的特殊语言方式说：“从主观上讲，我是希望三峡工程能够尽快上马的。”这不像是严恺的话锋，但更让我们体会到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在一次次的论证之后的疲惫，那种因为客观的无奈而造成的主观的疲惫。一次论证就是一次拖延，但每一年的洪水季节，住在扬子江边的严恺都提心吊胆，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长江中下游的广大人民啊。 　　 　　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第二年，即1991年夏天就暴发了全国性的洪涝灾害，损失惨重。仅九十年代，长江流域就经受了数次特大洪涝灾害，其中，1998年发生的历史罕见的洪水，死亡1320人，损失约2000亿元至3000亿元人民币。（而根据1986年价格水平测算，三峡工程175米方案静态投资约300亿元；根据1993年5月物价水平测算约为900．5亿元，其中枢纽工程500．5亿元，移民400亿元）。我们该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灾难中，严恺心里惨痛吧？1998年抗洪抢险中，严恺个人捐款12，000元整，作为一个中国水利学家，他的内心极其复杂。 　　 　　1990年8月，他在为《三峡工程论证文集》所作的序言中，这样的疲惫再次显露：“从事三峡工程勘测、规划、建设、科研的科技人员，一直在埋头工作，日以继夜地收集资料，分析计算，进行物理模型试验。据统计有4000余名科技人员参与了上述工作……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广大职工，他们为三峡工程的勘测规划和科学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正如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1986］15号文件《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指出的：‘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有关部门和科技人员对三峡工程做了大量的勘测、科研、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这些成果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凝聚了众多科技人员的心血。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应得到社会的公认和尊重。”放弃科学本身，去谈科学以外的常识，这不是他的长处，但他又不能不强调这样的常识与事实，因为它们会被数字淹没，总被人们轻易抛弃与忘却。 　　 　　但他仍然充满信心：“国家科委将三峡工程关键技术的研究列入“七五”攻关项目计划，投入4500万元的专项科研经费，组织了有关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数以千计的科研人员进行攻关，三年来已取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为专家论证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14个专家组的论证得以顺利完成，作出了有科学根据的结论，是与上述的工作基础分不开的。 　　 　　“作为中国科协的一个全国性学会——中国水利学会，更有责任向社会各界推荐众多专家经过多年辛勤劳动、实事求是提出的有科学根据的结论意见，供社会各界研讨，找出各自的答案。同时也借此表达对长期从事三峡工程前期工作的广大科技人员的敬意。我深信，他们的辛勤劳动不会被人们遗忘，他们建设三峡工程的理想，总有一天会实现。” 　　 　　1992年1月15日，作为生态与环境专家组副组长，严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从生态与环境角度看三峡工程》一文，进一步回答关于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影响的疑问。 　　 　　他首先分析了长江流域的环境现状： 　　 　　1．上游自然生态受到破坏，突出的问题是森林植被锐减，水土流失严重，泥石流、滑坡、洪涝灾害加重。 　　 　　2．中下游平原地区地势低洼，洪涝灾害严重。洪水位高出地面数米至十数米，河道泄洪能力不足，容易造成洪灾。洪灾之后，生态与环境遭受严重破坏。 　　 　　3．河口水体污染严重，近海鱼类资源衰减，以及盐水入侵问题等。 　　 　　4．库区自然生态已遭严重破坏，森林锐减，基本上是向森林→灌丛→草坡→裸岩方向退化。库区内水土流失严重，水污染也有加重趋势。 　　 　　严恺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主要在中下游和库区，其中既有有利的影响，也有不利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 　　 　　1．有利影响主要是：首先，三峡水库可以有效地减轻长江洪水灾害给广大中下游平原地区所带来的生态与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灾区环境卫生恶化和疾病流行等，同时也可以减轻洪灾给人民心理上造成的威胁。洪灾的减轻还有利于中下游地区消灭钉螺、防治血吸虫病。其次，三峡电站装机1760万千瓦，年发电840亿千瓦小时，如以火电站代替，每年需燃5000万吨原煤，势必造成对大气和周围环境的严重污染。此外，还可以改善局部地区气候，减少洞庭湖淤积，调节长江流量等。 　　 　　2．不利的影响主要地库区。水库蓄水后将淹没部分耕地和一些文物古迹、自然景观。 　　 　　特别是后者，不少人包括某些外国人士非常关心，认为是不可逆转的影响。实际上，三峡两岸壁高崖陡，随着三峡水位的抬高，旧的景观被淹没，还会出现新的景观，何况有些文物可以搬迁，水库所形成的人工湖可以为建立旅游点、发展旅游业提供有利条件。 　　 　　不利的影响还有：在城镇迁建和移民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库区水污染加剧，以及对库区动植物的影响等。但这些不利影响采取相应措施是可以避免和减轻的。 　　 　　有人担心三峡工程对一些珍稀鱼类产生影响，特别是中华鲟，以往是从大海回游到长江上游产卵。三峡大坝将阻挡其回游通路，会不会因此而绝迹。这个问题在修建葛洲坝工程时已经遇到。实践证明，现在中华鲟已成功地进行了人工繁殖，而且发现，在坝的下游，它们已找到了新的产卵场所。不管怎样，葛洲坝工程已经建成，三峡工程对中华鲟的关系也就不大了。 　　 　　文章中，严恺先生还就其它几个问题也都作了条分缕析的解释。1．关于移民及库区人民粮食的供给；2．关于水库是否会诱发地震；3．关于三峡两岸如发生滑坡是否会影响大坝安全；4．关于泥沙淤积对三峡工程的影响；5．关于水库是否会对荆州四湖土壤产生潜育化和沼泽化；6．关于对河口地区的影响。等等。 　　 　　最后，他仍然强调说：“总之，修建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 　　 　　文章发表后两个半月，即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动议，决定将这项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1994年2月25日，严恺又亲临三峡工程现场，受聘担任中国长江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顾问。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中国人民的世纪梦想终于在那震天的礼炮中现出了幸福的身影。而已经82岁高龄严恺先生静坐长江岸边，倾听着江水的澎湃，倾听着属于中国人民的欢乐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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