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风流人物》中记者采访贺路的回忆： 　　 　　落花犹似坠楼人 　　人去楼空 老人泪洒相思地 　　月移花落 米兰空余伤心绿 　　 　　 　　 　　这是一栋临街的公寓，我轻轻地敲了几下30室的房门，来开门的正是已故著名演员上官云珠的爱人，上影厂导演贺路同志。当我对自己贸然上门采访表示歉意时，贺路宽厚地笑笑说：“谈不上什么打扰，自己一个人呆在家里有时也觉得孤单。” 　　贺路的卧室也就是当年上官云珠的卧室，一进去就感觉到一种肃穆的气氛。家具一律是近于黑色的，严严实实拉落着的窗帘是白色的。当我的目光停留在那两张并列着、罩着洁白的床罩的床时，贺路大概看出了我的惊讶，他指着靠窗的那张床说：“这是上官的。她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不忍心搬走它。”随后他环顾一下卧室，声音很低地说：“房间的布置她走后没动过。”他又指了指床前那盆生机盎然的米兰说：“上官最喜欢米兰了。”老人的最后一句话低沉得简直难以听清，他的眼睛满怀深情地注视着那米兰，好像又沉入到深深的怀念中去了。好一阵沉默以后，他才抬起头来向我叙述了上官云珠遇害的一些事情。 　　 　　 　　演员变黑帮 上官惊恶梦 　　抢劫称战斗 贺路不锁门 　　1965年的大部分时间，上官云珠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当时上官的身体不太好，她虽患过肺病，后来又有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有时咳嗽起来剧烈得连气也喘不过来。和她同宿舍的同志见她晚上咳得连觉也睡不好，便劝她赶紧回上海看一看，但她总是推辞说：“这是我老毛病了，随便吃点药就会好的。”1966年初，上官云珠回上海休假，才在贺路的一再催促下去医院看病。医生检查后认为，肺部及支气管问题倒不是太大，而是乳房上却发现了异常肿块。经切片后终于确诊是乳腺癌。医生马上为上官做手术，切除肿瘤。可是屋漏偏遇连夜雨，正在恢复过程中的上官又发生了脑血栓昏迷，几天几夜不省人事，经过医生抢救，才脱离了险境。 　　就在上官云珠养病的同时，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浩劫开始了。1966年8月的一天，上官云珠的家里突然闯进来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大汉，把上官从床上粗暴地拉起来，叫她马上到厂里交待问题。上官云珠理直气壮地说：“我没什么问题需要交待，即使有问题，也应由组织上来找我，怎么可以这样粗暴无礼地对待我呢？”那个领头的人冷笑一声：“有话厂里说。”不由分说地把她架起来就走。一进厂门，迎面便是一条墨汁淋漓的大标语：“黑帮分子上官云珠必须彻底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在那个年代，“上官云珠”四个字照例是颠倒过来写并打上几个“叉叉”的），上官云珠完全糊涂了：我——一个人民演员，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反革命，难道这是在做梦吗？对！这是一场真正的恶梦。从这天起，对上官云珠长达两年多的政治迫害疯狂地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条很流行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那些造反派对所谓的“黑帮分子”即善良的好人向来既用文攻“触及”灵魂，又用武斗“触及”皮肉的，就是身患重病者亦无一幸免。至于这一点，贺路是记忆犹新的。每次上官云珠被那伙如狼似虎的战斗队员抓去，“触及灵魂”回来，在她身上总是能找到新的伤痕。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上官云珠及其家人的迫害愈益加剧。一天晚上，在一阵狂乱的敲门声后，闯进一伙戴着电影系统“某某战斗队”袖标的暴徒，他们声称要搜查黑材料，接着便翻箱倒柜地抄起家来。上官云珠在一旁气愤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讲不出来。直到那伙人走了好一会，她才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我的家啊，他们凭什么来抄我的家。还有国法吗？国法在哪里？” 　　 　　自从那次抄家以后，几乎三天两头有人来抄家。上官对这种非法、野蛮的抄家开始是愤慨，后来又从愤慨变为恐惧，一听见狂乱的敲门声就吓得发抖。“那些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来抄家呢？”我不解地问。贺路回答说：“某某战斗队来过两次，以后来的就不知道什么‘造反组织’的了。在那种时候谁敢问他是什么人，那是自找苦吃啊。来抄家的有这么三种：一种是象‘某某战斗队’那样的，主要是想抄材料；一种是想来捞点外快、发点洋财的，另一种是来看看上官云珠和我贺路是副什么尊容，是来看稀奇的。来抄家的如此频繁，后来我们干脆不锁门了，省得他们把门擂得砰砰响，吓得上官心惊肉跳。那个年代可真是个疯狂的年代啊。” 　　 　　怀难友 蒋天流谈牛棚生活 　　患重病 苦云珠萌轻生短见 　　对于上官云珠在“牛棚”里的遭遇，贺路知道得不多，他介绍我去找一下上官的“棚友”、著名演员蒋天流。蒋天流近年又从艺坛跨向画苑，一身而兼二任。当我上门拜访，说明来意后，蒋天流立即放下手中的画笔，在她那略显凌乱的画室里和我交谈起来。 　　尽管已经过去18年了，但蒋天流还清楚地记得上官第一次进牛棚时的情景。那是1966年11月的一天，当穿着墨绿色毛线衣的上官被几个大汗推推搡搡押到“牛棚”时，蒋天流、黄宗英、王丹凤和白穆等人都大吃一惊：那个眼光呆滞、脸色惨白、步履蹒跚的人难道就是那个秀丽、热情、活泼的上官么？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上官就成了这样一副模样，简直令人心寒。在那几个押解上官的人退出后，蒋天流和黄宗英等人便上前轻轻地问她，是不是觉得不舒服，并安慰说，咬咬牙熬过这一阵，就会好起来的。上官神情木然地望着前方，好似没有听到别人的问话与安慰，除了沉默还是沉默。一直捱到和蒋天流一道上厕所，上官云珠才把蒋天流拉到身边，撩起内衣，指指伤口，对蒋天流说：“我的刀口又感染了，可他们还往这儿狠命地打我，把我搞得不像个人，再这样下去真还不如死了的好。”说到这里，上官不禁潸然泪下。蒋天流连忙劝她，千万别这样想，眼光放远点，想开点，以后情况一定会好起来的。蒋天流虽然这样劝慰上官，但在自己的内心，对眼前的形势也是迷茫甚至绝望的。她实在难以理解，他们这一批演员解放以后一直忠心耿耿为党和人民工作。党和人民也曾经给过很高的荣誉。何以一夜之间统统变成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凶”，“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社会基础”，被赶出银幕，被非法关押乃至被毒打，这种做法符合党的政策吗？符合宪法吗？想到这儿，刚才还劝上官想开点的蒋天流也忍不住满腔悲愤、委屈，和上官一起抽泣起来。 　　“你们每天在牛棚里做些什么？”我问。“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就是挨斗、写交代和学习老三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及林彪、江青炮制的那个‘座谈纪要’。揪斗的那个场面我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头皮发麻——台下是一片黑压压气势汹汹、狂呼口号的人群，身后站着几个挥舞着皮带的大汉，低头弯腰一站几小时，有时实在受不了了，刚想伸一下腰喘口气，结果换来的必然是雨点般的拳、脚、皮带。我们这些当时身体还算好的尚且顶不住这样的虐待，上官这样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怎能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其实，那时对上官云珠的迫害只不过刚开始，更险恶更疯狂的迫害在1967年5月份以后才达到了高潮。 　　 　　1967年，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五期抛出了洋洋洒洒数万字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以批判姚克编剧的《清宫秘史》为由头，恶毒地全面地诬陷刘少奇同志。文中提到，姚克是一个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解放前夕逃亡香港。此文一出，那些闻风而动的造反派们对上官云珠的迫害便以三倍的疯狂进行了。 　　 　　 　　 　　权柄炙手 江青泄积恨 　　玫瑰飘零 可怜坠楼人 　　电影系统抓上官云珠专案的个别人，每天逼着上官云珠交代解放前是怎样勾结“反动文人”“文化特务”姚克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的，解放后，又是怎样“丧心病狂”地恶毒攻击“伟大旗手”江青的。 　　原来，50年代末60年代初，江青曾假惺惺笼络过上官云珠。江青30年代曾在上海当过一阵子三流演员，她很希望能有著名演员吹捧、奉承她。但上官素来正直诚实，如何肯昧着良心、厚着脸皮去吹牛拍马。所以对江青的拉拢她只是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去敷衍一下。当时江青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后来遇上“文革”这个好机会，当然要千方百计地置上官于死地了。 　　长时间的批斗、审讯，使原来就身患重病的上官云珠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以至到后来连一支笔都提不起来，可是交不出检查材料就意味着“抗拒”，而“抗拒”则理所当然地要受惩罚。这样，为上官云珠写“交代材料”的事便由上官的姐姐和贺路来承担了。贺路说，为上官写“交代材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诬陷他人的材料，自然绝对不去写。那么，就写点自己以往的经历去交差，应付吧。但是，由于长时间的虐待，她的思维迟钝，记忆力衰退。但即使如此也不得不写。在这种情况下，上官云珠对生活渐渐绝望了。 　　1968年11月22日，上官云珠那天显得心事重重和紧张、烦躁，从厂里一回来就拉住贺路，要他帮她写“交代”。而贺路才做胃部切除手术不久，正卧床不起，所以对她手，今天晚了，明天再写吧。上官急得不住地说：“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贺路躺在床上安慰她说，我明天一定给你写，你先休息吧。在贺路的劝慰下，最后她还是躺下睡觉了。不一会儿，贺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大概就在他睡后不久，上官云珠悄悄下床，穿过卧室，到另一间房间含冤跳楼。她已自觉无力和这股无法无天的狂流抗争，只得以一死来抗议这个可诅咒的年代。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贺路噙着泪花叙述完了这些令人伤感的往事后，低声地自语：“我那时要是不生病就好了……”望着这位孤独的老人，我怀着深深的同情。同时，心中更增添了对林彪、“四人帮”的憎恨。 　　逼死上官云珠的罪魁祸首是谁呢？对于她的死，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当然难逃其咎，然而，还必须追溯到那个缺乏民主和法制的政治环境，只有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那些野心家、阴谋家才有可能为所欲为，屈指算来，上官云珠含冤去世已经16年多了，今天重提此事，就是要让人们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必要，再也别让上官云珠这样的冤案重演。 　　（司徒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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