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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家族纪念__顺境逆境家风不变 为官为囚丹心永留
吴氏家族纪念

《梦泽世纪老人吴忠亚》34劫后余生 附录:1、一个执著的报人 2,我家故乡 3,我家族谱 

吴厚礼

  34劫后余生
  随着国内混乱局面的逐步好转,我们搬到蔡陈村后,不再受到严格地管制。父亲可以每天上街或通过收音机,即时掌握国家信息。我被群众选为记工员、农技员,参加了对生产队的管理。这以后父亲开始给各地儿女、孙辈写了大量的信件,也写下了大量的诗词。
  1976年1月8日,得知周恩来总理去逝,他老在《怀念周总理》的诗词中写道:
  
  (一)沁园春
  一代巨人,巍然屹立,今古卓绝。数丰功美德,南山竹少;翘首昆仑,高难比得。革命一生,彻底无私,为人民呕尽心血;身已献,只剩下骨灰,也撒祖国!难忘最后时刻,尚一片丹心聆词热。痛恨“四人帮”,恶毒卑劣,追悼骤停,臂纱横摘。吞声饮泣,怒火更烈,试看今朝化斧钺!慰英灵,还须步宏图,竞居前列!
  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全国一片欢腾,父亲更是心潮澎湃,不可终日。他写下了很多申讨“四人帮”的诗篇。如:
  (一)沁园春。其一:
  自取灭亡,扑灯飞娥,挡车螳螂。笑精生白骨,政治流氓、特务文痞,勾搭成帮。痴心妄想,篡党窃国,女皇帝粉墨登场。转眼间,顿粉身碎骨,一枕黄粱!功绩如此辉煌,保红色江山万年长。有英明领袖,船头掌舵,惊涛骇浪,也觉平常。不响一枪,不流滴血,谈笑间“四害”灭亡。望晴空,巨轮红似火,雨后娇阳!
   其二:
  妖雾重来,毒比刘深,祸甚林彪。痛大好神州,人无宁日,农村厂矿,产失增高。狼子野心,狗胆包天,敢与骄阳试比骄。明镜下,看原形毕露,害虫四条!引亿万人民起怒潮。齐口诛笔伐,严正申讨,猛揭画皮,狠批毒草。浮云蔽日,曾几何时?终是人民胜魔妖。应记取,人心不可侮,自有公道!
   (二)水调歌头
   神州传喜讯,全会发公报。判决王张江姚,永远被打倒。天上月儿重明,人间齐声欢笑,建国仗元老。感谢华主席,英明领导好!是非淆,人心乱,乾坤搅。谬论帽棍齐飞,祸害说不了。篡党窃国得逞,复辟倒退分裂,灾难更多少?欢呼党中央,当机立断早!
   (三)念奴娇喜闻邓副主席复职
   蜂妒莺谗,莫须有,千年重见奇冤。“四人帮”一手遮天,由它雨覆云翻。天安门前,血肉横飞,和泪不忍看。忠奸颠倒,风波亭上依然!庆有英明领袖,当机立断,往事不一般。霹雷一声除“四害”,神州十亿齐欢。雨过天青,东山再起,虹彩正高悬,西子湖畔,长留正气人寰!
  
  1977年,国家政治形势进一步好转,他老丝毫没有以个人恩怨为怀。极积希望利用政策的宽松,为百废待兴的国家,再尽一些自已的力量;为子女减轻一些负担,挽回一点影响。这年的一月二十日,他在给八弟厚信的一封信中写道:
  
  “八儿如见:问你好,文林好,小楠楠好!新年春节好!
  收到来信,深慰驰念!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是时刻在念,朝夕萦怀,一息尚存,不忘争取的!最近曾给省委统战部写了两封信,提出了更为积极的意见和要求。这一面是出自力争改善现状的一贯愿望,一面也是由于大好形势的强烈感召,确实愿意为祖国教育事业贡献余年微力。近几年四姐、九弟都因工作需要,勉强担任英语教学工作,他们每年寒暑假回来时都带着课本要我帮助补课进修。我对此当年曾下过一翻功夫,现虽已荒废四十多年,但对一些常用单词和基本语法,却还能意外地记得很多和很清楚。他们对我的记忆力都甚为惊奇,并认为我现有英语水平还足够胜任高中以上的英语教学工作,我看过现用高中英语课本,也深有这种自信,所以连向统战部门写寄了两封信。我很知道,你在政治上对我最关心,只是由于我这多年在这方面所碰过的钉子实在太多,这次的一片诚心,也不知是否真能感动上帝?总希望能在取得一点具体结果时再向你写信告慰,不愿过早提及,前信只字未提,原因即在于此。第一封信稿,曾就近寄给四姐,她回信说有一定的说服力,更鼓励我向文史方面争取。现把我的第二封信稿和附寄的一篇对台宣传稿都寄你看看,也希望你能在看后给我提些意见,作以后进一步争取的参考。我现正在等着他们的回信,如过些时仍无回信,我还会再写第三封或亲去武汉找他们面谈,可惜当年对我最为了解的老领导,如民政局浦局长已调离武汉,否则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十多年来,由于你们兄弟姊妹们对我都十分负责,使我在生活上未受到很大困难,但我在政治上、精神上所受到的压力和苦闷,就不是你们所能完全了解和代为解决的,说句最内心的话,像这样活下去,就实在是生不如死,我经常渴望速死,有时还甚至故意自我摧残,促其速死,但一天不死,我就还是要争取一天,“朝闻道,夕死可矣”,那怕是今天刚争取到一点结果,明天我就死了,也觉死能瞑目。现在我所唯一能向你告慰的,就是我会始终抱着这种坚强的信心和决心,争取不止,至于结果如何,那就权操在人,我只能做到尽我心力而已。同你对我怀着无穹尽的希望一样,我对你也是怀着无穹无尽的希望的,可能我对你的希望还更为殷切!任何画稿出版了,都望能速急寄我一份,画的电影海报也望能寄我几张。让我能在活着的时候,多看到你几张作品,这是你对我最大、最好的安慰,有其它好消息,如稿酬兑现,你和文林增加工资等等,也都望速告我!
  祝全家好!
  爸爸一月二十日(1977)”
  
  1977年8月,中共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父亲在水调歌头《欢呼“十一大”胜利召开》中写到:
  才闻捷报传,又听凯歌飘。神州一片欢腾,喜气溢眉梢。队队人舒广袖,阵阵鼓打锣敲,红旗似海潮。远胜迎佳节,豪情分外豪!
  “十一大”,盼开了,起狂飚。根除“四害”流毒,竞赛更潮高。现代化进军炮,攀登高峰令号,惊地动山摇。看风流人物,峰顶竞夺标!
  党中央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面对几十年来,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及至“文化大革命”等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堆积如山,数以千万计的冤、假、错案;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濒于崩溃的政治、经济;终于开始大彻大悟,毅然决定:改弦更张,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一系列极“左”路线和政策。开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为了使他老人家的冤屈早日得到昭雪,1978年,云梦县人民武装部根据上报批覆,就已经在生产队的干部、群众会上,宣布了拆去右派份子。同时,鼓励、支持下,直接去武汉市找有关主管单位,争取问题的彻底解决。这年的六月六日,他老在鄂城中学教书的四妹厚智家中,给二姐厚义的一封信,可以看出他老当时的思想和行动状况:
  
  亲爱的义儿:
  又有好久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十分想念!上月初寄信八弟,要他看后转你,不知他转来没有?这些时,我们都在为中央《11》号文件高兴,想你也一定同样高兴。二十年来,这顶大帽子一直都重重压在我的身上,同样也压在你们大家的身上。我老了,死不足惜,最觉于心不安的是以此拖累了儿女,甚至,还影响了孙辈。现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还解决得彻底,使我第二次得到了解放,也解放了我的一家三代,感激之情,何可言宣!誓当尽我余生,图报万一!关于进一步安置工作和照顾生活问题,中央《11》号文件已作了原则规定,具体实施办法,中央有关各部还正在开会研究,估计近期内会要继续下达。上月初,我曾在武汉找到了几位当年的老领导,其中主要有当时市委政法部的申部长和市民政局的浦副局长。申现任市委常委兼市委党校书记,浦任化工书记,现正在市委党校学习,七月初学习结束后可能调回民政局。他们当年都对我比较了解,关系也较深较好,十多年没有联系,这次见面都非常亲热,表示要根据中央政策精神帮助我解决工作安置和生活照顾等有关问题,具体着手也要等中央具体办法。我现在虽已年近七十,但身体精神都还好,体力脑力都还能胜任适当工作,等中央安置办法下来后,我想尽可能争取回原单位再继续工作几年,稍补这多年没有工作的损失;要是因我年已老了,没有这种可能,我就争取在市政协、文史部门得到照顾性质的安置,总之是一定要尽可能争取到一个工作岗位,这主要当然不是为了生活待遇,而是为了政治待遇,但在经济上能从此免掉你们大家对我的负担,也未常不是一件大好事。过去大帽子压在头上,我想争取也无法争取得到,现在有了争取的机会,我就要尽力争取,直至死而后巳。估计有了中央的政策,再加上一些老领导的有力支持,争取的前途还是大可乐观的。如果浦局长真能在七月初调回民政局,那就更可乐观了。这是目前可以向你告慰的一些初步情况,以后进展情况,当会随时写信告你。此外,三弟的冤案,县委组织部长已当面答应即时进行复查,估计也可能在下半年内得到平反。
  由于我没有必要在武汉久等,已于上月中旬来到四妹这里。她从去年起就已调到了一所地区重点学校,校址就在鄂城城关,交通比过去方便得多。今年姗姗高中毕业,现时正在紧张进行报考大专的复习准备,我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在语文等方面对她进行些帮助。我对学校的生活环境很欣赏,首先是书报看不完,精神食粮丰富,比住在云梦农村要愉快得多,再加上依傍四妹渡过晚年,更是我多年夙愿。过去大帽子压在头上,怕来了对她有不利影响,想来又不愿来、不敢来,她过去曾多次接我,我都一直未来。现在问题解决了,可以大大方方地住在这里了。今后如不在武汉上班,我就打算长期定居在这里。这里离武汉比云梦还近,弟妹们来往武汉时,要来这里看我也很方便。八弟去年就要我去东北度夏,今年又说要来接,我想今年在这里把大事办完办好,明年一定来东北看你和八弟,住个暑假。目前我的生活还得要你们大家接济,特别是这段时间要经常跑跑武汉,费用较多,还要添制几件必要的衣服,更得要你们支援。如你现时手头方便,就望你最近能一次寄我三十元(越快越好,最迟不超过月底)供我七月初去武汉和添制夏季衣物之用。希望从今年下半年起就能不再要你们负担我的生活。
  孩子们情况都怎样?今年暑假有没有参加高考的?希望你能抽时间给我写封信。你的信和钱就都寄给四妹。她的通信地址是“鄂城城关解放中学”。
  就此祝好!问继三和孩子们好!
  爸爸 六月六日(1978)
  
  1979年3月30日,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共武汉市民政局党委,终于以武民发字(19)32号《关于改正吴忠亚同志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为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问题,彻底平反。从而,使他老人家多年的唯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为了把这一喜讯迅速告诉各地儿女,他老买来复写纸,同时给每个子女寄发了如下这封信:
  
  “亲爱的义儿、继三、礼儿、智儿、洛川、悌儿、斯文、信儿、文林、九儿、年太、平儿、伯朝:
  现在我正式向你们报喜:我的问题已经最后和最园满地解决了!民政局党委经过复查研究后,己于三月三十日给我作出了改正决定,今天已把这个决定文件发到我手了!文件说:前民政局党组在五八年反右运动中把我划为右派份子是错的,决定予以改正,原“划右决定”和“处份决定”都予以撤销,给我恢复政治名誉,并自去年十月一日起,恢复原行政十六级工资,至于今后工作安排,因我年已老了,可安排退休。一切具体手续和善后问题,如房子问题,抄家退赔问题等等,现均在继续办理,都将会在近期内一一落实。廿一年来,我因此不白之冤,在精神上、物资上都蒙受了极大损失,你们大家也都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政治、经济包袱,现在一下子全都解决了,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我们应该衷心感谢党中央、衷心感谢华主席和邓副主席!我现虽年已七十,并得到退休照顾,但自信体力、脑力都还能胜任适当工作,今后誓当竭尽余年微力,争取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作些贡献,籍以报答党中央、报答华主席和邓副主席于万一!我相信,你们是都会能以如此同样的心情来积极投入工作的!为了初步表达这种共同的心情,我已委托智儿代表你们全体兄弟姐妹们向党中央、华主席和邓副主席好生写封感谢信,如你们对此信的写法和内容有什么意见,就快给她写信去,供她执笔时参考。民政局党委发给你们工作单位、消除影响的信,日内就可发出,我已开去了名单。
  祝你们大家愉快!
  爸 爸四月二日(1979)”
  
  平反以后,由于他老人家已经年近七十,开始作为退休处理,不久,根据中央规定,经进一步落实政策,改为离休。以革命老干部的身份,享受副处级政治、经济待遇。
  平反、离体以后,父亲回到武汉,精神极为振奋,对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正枧和纠正错误,深怀感激和希望。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八方奔走,日以继夜地为已被误判、错杀的老同学、老朋友,如:杨世英,李经世、左申周,戴经宏等平反冤、假、错案。使党的政策,在他们的身上和家属、亲友中一一得到了落实。其次,是因为离了休,有了充足的时间,分别前往长春(八弟厚信);吉林(二姐吴洁);珠海(六妹厚悌);宜昌(九弟吴涛);十堰(十妹厚平);鄂城(四妹厚智)和云梦我工作的云梦人民银行探亲,旅游、参观。鼓励我们振作精神,继续努力工作,精心培养好下一代。
  1981年开始,他老决定定居武汉(他的福利分房)、孝感(我的机关宿舍)两处,接受省、市政协、文史等部门的约请,几乎是日以继夜地,写出了近百万字的文稿。先后被刊载的有:《吴禄贞与辛亥革命》(1981);《吴禄贞是立宪派吗?》、《我的老师邓演达先生》、《记陈诚的两件事》(1982)、《回顾与展望—-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史实看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1983);《讨平杨,夏的战场实况》、《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解放前夕我参加武汉地下工作的片断回忆》(1984);《吴禄贞的一生》、《在武汉成立的第九战区政治部》(1985);《追怀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老师》(1987);《在和张伯常先生共事的日子里》(1989);《饮水思源话当年—-缅怀辛亥武昌首义的播种者吴禄贞先烈并纪念辛亥革命及先烈殉国八十周年》、《吴禄贞与所谓间岛问题》(1991)等等和大量诗词(详见我收集整理的《梦泽世纪老人吴忠亚晚年文集(文献、词诗、书信、墨宝)》)。
  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开始进入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父亲十分关心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我每次到武汉与他老谈起这方面的情况,他老都谈到一些十分有见地的观点。例如:八十年代初期,他老就提出必需大力发展私有经济;调整、压缩公有经济;打破大锅饭、铁饭碗体制等等,结果都实现了他老的预见。又如:他老极力主张,让子孙们向改革开放的前沿,南方沿海转移、发展;支持六妹厚悌一家迁居澳门;支持八弟厚信一家,由东北长春调往广州;支持孙辈、重孙辈到南方沿海创业、读书等等。他老毕业于武大政治系,前半生一直从事政治工作,想不到他老对经济工作却这样熟习。后来,听他老人家讲述我才知道,他老上武汉大学时,实际前三年就是经济系,第四年才分设政治系。他最要好的武大同学如张培刚,就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
  这期间,我虽尽力侍奉,1995年,还被孝感市评为第一批“十大孝子”之一。但毕竟年岁不饶人,他老人家已步入高龄,免疫能力逐渐下降,体质也一年差一年。1989年,由于前列腺炎,引起尿毒症,经孝感中心医院最好的泌尿专家及时抢救,为他老作了膀胱插管引流手术。从此,他老一面坚持写作,一面开始长期依靠引流袋小便。1992年的一天,正在准备写作《吴禄贞传》,突因感冒、引起脑血栓。经孝感地区中心医院专家再次组织抢救,终于留下了中风、失语、脑萎缩等严重的后遗症。这次病后,与病前完全判若两人。从此,丧失了正常思维能力,生活也完全不能自理,更无法继续写作。1993年,又因双眼白内障日益严重,导致双目失明,曾赴武汉市二医院住院,因同时患有脑血管疾病,医院不敢手术。他老人家生活不便,精神上特别痛苦。
  1994年3月,我年满60岁,按期办理了离休手续。从此,有时间整日陪伴、伺候他老人家,帮助他老人家进行康复锻炼。也正是从这时起,为帮助他老人家锻炼语言能力,在我的一再请求下,开始慢慢地向我讲述他生平的故事。这期间,在外地工作的兄弟姊妹,每年春节假日,或利用出差的机会,都会到孝感来陪伴和看望他老人家。一九九九年,为了实现他老人家去澳门探亲的愿望,经申请公安出入境部门特批,并得到当时新华社澳门分社的大力协助,六月十日,由我陪同他老,乘“澳门航空”的班机,由武汉直航澳门。在六妹厚悌家中与女儿,外甥儿、媳,重孙一起,度过了三个月的愉快生活。在澳门期间,外孙儿、孙女开着自己家的小汽车,陪他老游览了各个景点,还受到国家驻澳机构,新华社澳门分社台湾事务部的盛情宴请。并在澳门镜湖医院,成功地做了右眼的白内障摘除手术。使他老人家,得以重见光明,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心情也十分舒畅。在澳门复明后,他老高兴地在我们的鼓励下,又拿起了已经多年没有拿起的硬书笔,写下了我们姊妹兄弟八人的名字。并一再表示要锻炼好身体,再次赴澳门探亲。
  2001年,春节刚过,他老突然高烧、孝感中心医院再次开出病危通知书,诊断结果,发现他老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这次病中,远在江西工作的九弟吴涛,住在武汉的大姐厚仁、四妹厚智,都来孝感共同轮流日夜侍候一个多月。父亲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终于又度过了一次险情。从此,在家严密控制血糖,严格按照糖尿病饮食,坚持按时注射夷岛素,加倍精心护理。这次重病以后,他老人家也更加坚定了要再次南下的决心。我陪伴和鼓励他老,坚持锻炼身体,从没有一时的间断,其精神、毅力,实在非常感人。为了满足他老再次南行的愿望,六妹于2003年,特地在珠海拱北的春泽名园,购买了一套商品房。他老人家的长孙女丹丹在珠海,配合六姑、表弟、妹,积极筹备,尽快完成了装修。以便按时、专门等候、接待他老人家南下居住。
  我看到他老已近百岁高龄,而且,由于脑萎缩,已经常常出现神志不清,加之又有糖尿病在身,免疫力极低。因而,对他老人家离开孝感,再次南行,巳非常犹豫,实在不敢轻易搬动他老人家。但,看到他老苦苦坚持锻炼的毅力和愿望,又非常不忍心劝告或拒绝他老人家。就在这种极度的矛盾中,为了壮壮自己的胆量,便邀约大姐厚仁和我夫妻二人一道,在二孙女婿肖清安的护送下,于当年十一月份,陪同他老人家启程。那天晚上,在孝感上火车时,正好遇到一场瓢泼大雨,因是预订好的车票,又不能临时退换。幸亏孙女婿邀约了七、八名青年人,终于抬着他老,安全上了火车。第二天早上到广州时,天气睛好,外孙园丁,从珠海租来面包车接站,顺利地入住春泽名园。2003年春节,除了六妹厚悌一家三代,我与大姐厚仁和竹清外,专程从外地赶赴珠海的还有:四妹厚智及妹夫李洛川;八弟厚信,弟媳张文林及女儿吴楠夫妇;在深圳工作和读书的大孙女丹丹、重孙女梦梦;在珠海工作、读书的孙儿铎铎一家四口;以及专程从惠州赶到的外甥女胡玲及丈夫、女儿一家;外出旅游,专程来珠海的叔父吴忠良和婶母等。多年难得齐聚的部分儿女、孙辈、重孙辈,齐集珠海,陪他老人家渡过了一个十分热闹和愉快的春节。阴历正月十六日,是他老九十四岁生日,子、孙、重孙们,又围着他老分吃了在澳门定制的生日蛋糕。几孙满堂,祝福他老人家健康长寿、生日快乐。
  然而,由于他老年已逾古稀,免疫能力极差,生日过后不久,便又出现了一次感冒发热。幸亏身边带有治疗感冒发热和抗炎药品。经在家中及时治疗,精心护理,得以好转。眼见父亲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使我时刻警觉和不安。为防万一,这次生病以一后,经姊妹们商量决定,还是早一点送他老人家回孝感为好。临行前几天,为了实现已经答应过带他老人家到珠海的大街,海滨去看一次的许诺。三月十八日,孙女丹丹,重孙梦梦两个中、青年人,专程从深圳再次赶到珠海,用轮椅推着他老人家,沿着珠海的大街,从珠海的情侣路,海边,转到通向澳门的新关闸、地下街道、万佳超市。游览了大半天,沿途拍照,让他老尽兴而归。
  三月二十一日,我们一行便由六妹厚悌、外孙园丁雇车,从珠海春泽名园出发,在广州的八弟厚信、弟媳文林又赶到车站,一直将他老人家送上由广州开往孝感的火车。二十二日晨,孙婿肖清安又组织了一大群青年同事接站。由⒌大队人马护拥着,终于平安回返孝感家中。回到孝感以后,由于他老人在珠海感冒刚好,回孝感后,两地温差很大。而且,又正遇那几天的气候特别反复无常,他老根本不能下床活动。四月四日,又一次出现发热,经服药、物理降温,虽有所好转,但由于糖尿病综合症,使免疫力全面降低。八日开始,神志不清又出现反复,经连续请医生来家出诊,吊针,输氧。十三日的晚上,还吃过了食物,十四日凌晨二时,突然病变,临时请医生抢救已来不及。终因年逾古稀,功能衰竭,于沉睡之中安然离世,享年九十四岁又四个月。临终时,长女厚仁,长子厚礼、媳竹清,孙女吴昕、婿肖清安,重孙吴亮,均侍在身前。根据他老生前曾多次嘱咐丧事从简,不要张扬的遗愿。于当晚通知了外地子女。次日,在家设置灵堂,在父母的遗像两旁,悬挂着三个儿子及外孙女李婷挽联(附后),简朴而肃穆。武汉市民政局副局长、老干科长;孝感市工商银行行级领导全体成员,均前来凭吊。八个儿女中的六个(二姐吴洁、八弟厚信,因病未让前来)聚集孝感,料理后事。十七日,在孝感殡仪馆火化,与母亲的骨灰,合葬于老家云梦县熊家山公墓。
  附:
  1. 顺境逆境家风不变; 为官为囚丹心永留。(厚礼)
  2. 少年戎马妙手文章松柏气节留千古;有道年高子贤孙孝鹤寿而终笑九泉。(厚信)
  3. 经纶满腹忠厚传家感天地; 福寿全归留得清风惠子孙。(厚信)
  4. 妙手文章松柏气节留千古; 德高望重鹤寿而归笑九泉。(厚久)
  5. 文武全材道德文章百年坎坷路; 仁义礼智硕果累累千秋传家宝。(李婷)
  
  附录
   一个执著的报人
  吴厚智
  
  我的父亲可称得上是一个执著追求的报人,至少他的前半生可以如是说。前后半生是以解放前后为界,后半生苦于不能自已,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父亲早在193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系。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扎实的笔头功夫,为他从事新闻工作创造了条件,加上他的由衷热爱,从而使他青年时代就选择了“办报”这份职业。在我开始懂事的年龄,就留下了这样深刻的印象:半夜醒来,常见书房里灯还亮着,传来父亲从容稳健的脚步声,在烟雾迷漫的房间里,父亲的身影来回踱着步。每当这时,母亲便低声说:“不要吵,你爸爸在写文章。”父亲是以这种方式写文章,踱步、沉思、然后一挥而就。他在三、四十年代,究竟为报纸写过多少社论、评论,已无法统计。父亲在武大毕业前夕,当时的校长王世杰先生,对他颇为尝识,推荐了他去南京行政院供职,父亲不感兴趣,竟把一个别人捞也捞不到的、升官发财的机会谢绝了。走出武大校门,他多方奔走、筹措,终于独挡一面地创办了,当时在湖北地区颇有影响的《中兴周刊》。这个报刊主要的拱稿者是武大的师友。由于它的爱国倾向、正义立场和文章的高质量,使得这个只有近三年寿命的报刊,至今仍被省、市图书馆和武大图书馆所珍藏。
  抗日战争暴发后,父亲在湖南长沙当上了《阵中日报》的社长。这时他把几个知己的好同学、好朋友召唤到自己麾下,使这个报纸更具战斗锋芒,成为当时当地抗日的一面旗帜。1938年秋,继华中重镇武汉沦陷,长沙即告吃紧,日军急于打通京广铁路线,把它的侵略魔爪更快地伸向东南亚,于是调集大军疯狂猛扑京广线上的咽喉-----长沙。当时,长沙属第九战区,薛岳上将任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初,南昌失守后,蒋介石主张放弃长沙,薛岳却主张坚守。当时,一大批国军中的爱国将士,与长沙当地人民群情激奋,誓死抗击侵略军,使长沙成为一颗日军拔不掉的钉子。长沙二次会战时,曾一度被放弃,又再度收复。《阵中日报》是这次会战撤退最迟,复刊最早的一家报社。1941年冬,日军久攻不下,脑羞成怒,又调集人马,一路从岳阳、一路从平江,向长沙发起攻势。这就是长沙的第三次会战,形势十分严峻。省府重要机关纷纷南撤,当时已有三家报纸南迁到衡阳。父亲却向薛岳写了报告,要求与第九战区官兵同在,得到薛岳的批准。于是,他把报社搬到了湘江对岸的岳麓山下,与第九战区司令部指挥所为邻。这时,我的父亲,并让刚生下弟弟三天的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和我,乘一条小木船,沿湘江西去。父亲和母亲在湘江边挥泪告别时说:“长沙城一天不失守,我就要让浴血苦守的军民,看一天我出的报纸!”果然如父亲所言,就在那狂轰滥炸、炮火纷飞的日子里,他们仍然在坚持出报。父亲后来告诉我们,当时他已不是什么“社长”,而是和记者一起到阵地上去采访、和编辑一起连夜排版、和工人一起上机印刷,然后和报社员工们把一份份带着油墨香的当天报纸及时地送到指挥所、阵地上、战壕中!三十出头、血气方刚的父亲,一个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活跃在抗日第一线。他用报纸把各地的抗战消息和那种全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送到了抗日官兵的手中,使将士们大受鼓舞。这是父亲一生中,最难忘怀的年代。这是父亲生命中的辉煌、是一个报人的辉煌,也应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辉煌亮点。三次会战大捷后,当时陪都重庆的权威报纸《大公报》用社论的形式对这件事作了专论报导,称赞他为抗战中,全国新闻工作者的光辉旗帜,以致当时的同盟军美国国际友人都表示出,对中国报界火线办报的由衷钦佩。父亲当年也因此得到了当局政府颁发的,以示表彰的一柄中正剑。
  长沙经过激烈的三次会战,守而失、失而复夺的几个反复,最后终于陷落敌手。随着长沙陷落,父亲撤到了湘西,担任了湖南省政府在沅陵办的《国民日报》社社长。在这里工作两、三年,长时间地与国民党官僚周旋,他深深地感到言论、思想不自由的苦闷,他梦想着有一个自己办的报纸。日本投降前一年,他离开了《国民日报》,把在沅陵做的房屋卖掉,倾自己所有的积蓄,购买了一套印刷机器,叫我的叔父,先行由川湘公路运到重庆。原来父亲要在重庆自己办报,办一份民营的报纸。这是父亲念念不忘的追求,是他一生矢志以求的理想,但这个理想终被残酷的社会、腐朽的政治所击碎。长途跋涉运到重庆的印刷机,不得不变卖成了养家糊口、维持生计的柴米油盐。当时,已有10岁的我,尚记得父亲遭受了这个沉重打击,竟患了场大病的样子:高烧不醒、昏迷中喊着他的印刷机,母亲守候塌前,终日以泪洗面。
  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回到了阔别八载的家乡武汉。父亲当上了《新湖北日报》的社长,虽然受着当局的管辖牵制,他和报社思想左倾的进步人士,仍想方设法揭露和抨击时弊,曲折隐蔽地介绍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消息。1948年下半年,就在国民党要员们惶惶不安,纷纷逃离大陆的时侯,父亲拒绝了军队中朋友送给他去台湾的飞机票,毅然留下与党的地下工作取得了联系,在当时党的城工部部长邱肱良同志领导下,接受了任务。他利用上层社会关系,为武汉和平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武汉解放以后,以他“复杂”的社会关系,父亲从此与报社工作无缘。父亲每念及此即仰天长叹,想必这也是他平生最大的遗憾吧。1979年,他已年逾七旬,党给他平了反,落实政策、分了房子、给了他离休干部的优厚待遇,使他得以安度晚年。他常说:“我而今虽不能做人民的‘喉舌’,但仍可以当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卒子。”病倒之前,他仍在家里读书看报、笔耕不辍,写下了20多万字的文章,发表在各种文史刊物上。为社会作出他-------一个平凡、而执着的报人,最后的奉献!
  
  
  
  我家故乡
  
  吴厚礼
  
  我们的故乡,在湖北省云梦县城西郊的吴家台子村,离县城约两华里。据县志记载:云梦最早是江汉盆地的湖泽,由于桐柏山麓的雨水和沃土、通过郧水汇入长江时,在古云梦泽的东北部淤积,逐渐形成了与江汉大平原相连的一个小平原。战国时期,楚国在此经营开拓,曾建立过规模很大的城池,即楚王城(现己发拙掘出土楚王城遗址、秦简等大批文物)。自秦至魏、晋、南北朝一直属安陆县,南北朝西魏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划分安陆县南境设置云梦县,县衙即设在楚王城。1643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湖北建立政权、改云梦县为固州,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占领后,复称云梦县直至解放前。1959年大跃进运动将云梦并入安陆县,1961年12月恢复云梦县建制。
  现在的云梦县,东邻孝感市、西界应城市、北接安陆市、南连汉川市。东南有公路分别经孝感、应城境内到武汉、还有汉丹铁路和公路107国道贯穿县境。面积604.24平方公里。1988年人口为502433人。是全省面积最小、人口最密的一个县。历史上出生在云梦,官职和影响最大的,据县志记载有楚国名相今尹子文和东汉孝贤黄香、黄琼。近代最著名的就是吴禄贞。这个县由于人口密度大,历来侨居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云梦籍的人很多。
  传说我们的始祖名叫吴大鹏,崇贞元年左右,由江西辗转来到湖北,最后定居在距离楚王城、即城关不到一公里的西郊。这里地势平坦、交通便利。随着人丁的繁衍,为防备盗贼和水淹,采取挖周边的土,筑成了儿米高的一个土台。形成周边由很深的围沟将大溏、杨沟溏、私塘串连起来,将村子团团围住。只在南面留出一个土坝,作为全村人的进出口,所以取名吴家台子村。解放前,出村庄向东,有一条田间小道,经过一个凸背石桥,通向云梦城的西门城楼。然后,出东门,有陆路可到孝感、武汉。出了村庄,往西走两华里便是府河,可以从水路北通安陆,南通汉川、武汉。解放后因兴修水利,府河改道,从此,便不通水路了。由于是冲积平原,周围的土地非常肥沃,可以水旱作物间作。尽管连年都有水灾发生,常常使吴台形同孤岛,但台子上的房屋,却从来不曾上水。父亲小的时候,直至抗日战争以前,村子的四周沿岸,都是垂柳翠竹环绕。村内大树参天,从村外远看,尽是一片丛林、炊烟,根本看不见屋顶。村内常年鸟语花香,一片祥和的氛围。由于历代都有大、小名人出生于此,因而远近闻名。抗日战争以后,1945年我第一次见到那里时,虽然经过日寇浩劫,房屋已很破旧,乡亲们大都也很穷困,但村里的树木仍很多,亲情也很浓。村子坐北向南,前后有三、四排平瓦房,分为东头、西头,中间由两条平行通道分开。坐落在中间最前面的、是三祖父吴禄贞的故居,风火墙、前后两层、中间有天井。我亲眼见到过它二楼的地板上、摆放着他遇难后的许多遗物。如生前用品、衣物、书籍、照片和群众送的万民伞、挽联等等…当时都还保存完好。他的故居后面,有一棵很高大的桂花树,每年八月全村桂花飘香。我和弟妹及村里的孩子,还上树捉过“八哥”,在树下扫过桂花,拾过蘑菇。他的房子前面,是一个低稻场,再前面就是杨沟塘(全村专门用于洗刷脏东西的塘),房子里面当时就一个照守的人住在里面。解放后,1950年这幢房子全部被拆到云梦县城内做了粮食仓库,吴禄贞的遗物,则全由县公安局搬走,从此没有下落。我家的故居当时也还在,位于村子的东北角,前后两进,中间有东西厢房和天井,打开后门便是北面的,环绕全村的池塘水沟,清澈透明、翠竹垂柳、拾级而下、有家里人挑水和洗涤衣物的跳板。房子的东侧是一个很大的稻场,场边有一棵两人环抱的大树。每到夏天的晚上,东南风拂过大塘水面,更是凉风习习。东半个村子的人,都会聚集在这里聊天纳凉。为了便于我们上学,虽对故乡的印象很深,但住的时间并不长。不久,便随祖父、母,搬到云梦县城内的亲戚家,以后又到武昌。解放后,我因要照顾祖父、母,又回到云梦工作,由于家里人都没住在村子里,我也很少再去。
  1952年云梦县开展土地改革。从吴家台子的情况看,那是一场极为简单、粗暴的,骤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在吴家台子村内,凡是有土地而没有人亲自耕种的,不论是什么情况,(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特别是对所谓的“十大老爷”)一律划为阶级敌人—-地主、二地主、或逃亡地主。有现成的财产,就扫地出门、全部没收;没有也不作任何清查、追究。留下一个“地主”的空名,害人家的子孙(各个方面永远不能与人平等)。吴禄贞是全国有名的辛亥英烈,老家大概有遗产二、三百亩田,后人都在外地,不靠地租生活,对种他家的田的人,基本没有收租,照样划为逃亡地主,没收在村里的一切财产,以至现在有关他的珍贵文物,一点也不曾保留下来,后人还要落个地主后代的“名誉”。我家的情况也是如此。祖父小的时候,家里仅一石多田。正是因为穷,十几岁就出外当兵,从此以后几代人,就离开了故乡,从来不靠土地生活。原来的这点祖业,一直由祖父的同胞哥哥、我父亲的伯父经营。他是个教书先生、不会种地,后人基本上也不会种地。土改前,因为打内战,收不到租又不会种田,因此家里很穷。土地改革时,就因为他家穷而划为贫农,而我家却因家中无人,而划为逃亡地主。祖业留下的房屋,过去几十年一直是(划成“贫农”的)他们一家住。
  解放初期,由于父母被派往香港,我们四个大一点的子女,分别参军或参加工作。祖父、母和小弟、妹便由组织上,安排到云梦城关居住。当时,我们都是“供给制”,祖父母及弟妹他们在云梦,也是按“供给制”的办法,生活物资由云梦的政府,按规定的标准供给。当年,因为家里“参加革命”的人多,祖父、母在云梦是很受重视的,大门外钉有七块“光荣军属”、“光荣工属”的牌子。自己的“觉悟”也很高,即使生活上有了困难,也不愿再去找政府。当时,伯父的家里也很穷,于是,我的祖父就将吴家台子上祖业留下的老房子,拆掉了前面的一半卖掉,接剂了两家的因难。这样,剩下的半栋房子,土改后,仍然还是他一家住,实际上没有什么财产可没收。土改划成份时,我一人在云梦工作(因为年纪太小,不懂得利害、也没关心);父、母在香港做地下工作;祖父、母及没有参加工作的弟、妹都住在武汉。村里土改时,既没有人通知过我家,我家也不知道和重视这件事。谁知,若干年后,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成份”问题,给以后的各个“政治运动”、子子孙孙,都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吴家台子历来读书的人多,在外面做事、谋生的人也多,村子里的人都姓吴,没有外姓。历来在村子里,人的亲情比较重,关系也比较和睦。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除了个别懒人、不务正业的人,还真正没有因为村里“地主剥削”、而所谓是“苦大仇深”的人。土地改革时,因为斗争发动不起来,也很伤土改队的脑筋。便把这个村子取名为“台湾”,以形容它难以串连发动和突破。为此,他们决定给这个“台湾”村“掺沙子”。凡被划成地主而没收的房子,全部没有分配给本村人,而是从附近的张秦村,迁来8户,分配给了他们,并派他们为村里的骨干和领导。从此,住在吴家台子村的人,就不再是全部姓吴的人了。吴姓也没有了自主权,“后进村”的帽子也从来不曾取过。1958年大办钢铁时,村子里的树木、基本都被砍尽。文化大革命中,又把全村的房子拆除,并入附近的蔡陈村。吴家台子的屋基,全部铲平为耕地,围沟也不再留存。这样,这个曾经闻名一时的村落,也被完全消失。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包括秦姓的人在内,在全村人的强烈要求下,好不容易才又将全村搬回原来的屋基。这个时期,我正与父亲在吴家台子接受“劳动政造”,本来就好不容易、搭了一个草棚栖生,这样跟着一拆、一建,对于已经穷困撩倒的我们父子来说,比起村里其他人来,真要难一百倍。受的折腾,真是不堪回首,幸亏是当时我们已开始平反、返城,少受了一次折腾。现在的吴家台子,虽然又搬回到原来的地方。但,己是面目全非。原来房屋的格局,已被全部打乱。原来台子及周围的水沟,也已不复存在。整个村子光秃秃的,不堪入目,破败、荒凉至极,只能想象原来的大致的地形、方位。实在可悲、可惜。
  
  我家族谱
  
  吴厚礼
  
  父亲在1985年6月所写的《吴禄贞的一生》中,曾写过有关的一段文字:“我家远祖、累世务农,至前清道光、咸丰年间,始渐有人应科举,以功显名。先高曾祖鼎元公,道光庚戍进士,以御史出为常州知府,廉名、文名著当时。湖北通史有传”。吴家完整的族谱,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回到吴台时,曾亲眼见到过,还好奇地翻阅过。解放以后,土地改革时,曾将吴家台子视为“台湾”村,一切与历史有关的东西,都被没收、销毁,早已无从找到了。随着先辈知情人先后作古,父亲晚年,因为生病,记忆也已不清楚。因此,从已经查到的文字和口碑资料中,最早也只能从我的祖父的曾祖父吴鼎元开始。这一辈人开始,他们所用的名子字辈是:元、亨、利、贞。以下就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不过,到了厚字辈以下,就没有再按这个祖传下来的排序起名字了。
  吴鼎元有三兄弟。他是长子,因此他的后裔,村里人习惯称为“老大房”。关于他的生平,《云梦县志》(1994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有简要记载,现抄录如后:“吴鼎元、字禹臣、1850年进士,授户部主事。1851年(咸丰元年)后,清庭镇压太平军起义大量扩军筹饷,吴任职户部,颇有功绩。吴还向朝廷屡屡进言,其中有些整饬军务的疏陈被朝廷采纳,转发各地军政官员,吴因而较为知名。当时肃顺主持户部,权势熏灼,以户部某官员处事不驯于己,诬指其“舞弊”之罪而将其下狱,另派吴鼎元接任其事。吴接任后,详核文籍,认为该官员无可指责,复报肃顺要求明冤。肃不答,吴力争,肃顺为之震怒,同僚都为吴敢于顶撞肃顺而惊惧。后肃顺被慈禧诛杀,受诬官员获释伸冤。吴在户部受任管理官银号,号商多次向吴贿以重金,吴皆予以拒绝。吴以廉能刚正升户部员外郎,转任监察御史。吴平生苦读博学,善文章,与大学士单懋谦、全庆为文字交,为全庆选编《宗室八旗诗文杂集》数千卷。后外任常州知府,不久卸任回籍”。
  吴鼎元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叫吴道亨,村里人习惯称为“少大房”。他有两个几子,长子吴利彤、即我们家,我祖父吴祥贞、吴祺贞的父亲;次子吴利彬即我叔祖父吴禄贞、吴祜贞)的父亲,因此,都既是“老大房”,又是“少大房”的后裔。吴道亨少年苦读,功名优贡,先后在湖北黄陂县、公安县任过教谕(相当现在的教育局长)。小时候听我的祖母讲:他(即吴道亨)年青时,在外县当教谕,不满朝庭和官场腐败,辞去官职。从长江水路坐木船回乡中途,不幸在船上生病去逝。因在病前吃过黄瓜,说是吃了黄瓜而去世的。我的四位祖父为了纪念他,从此以后,就都不再吃黄瓜,我的祖母,从此再也不用黄瓜做菜。这个童年时听说的故事,在我的印象中一直很深,小时候我们在家吃饭,就从来见不到黄瓜做的菜。
  吴道亨去逝的时候,己是清朝末年,政府越来越腐败无能,不断与外国签订卖国条约、割地赔款。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军阀买办也乘机你抡我夺。全国各地开始了无休止地军阀混战。我们家里,由于曾祖父吴道亨英年早逝,家中又无积蓄,生活很快开始贫困下来。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即我父亲的伯父)小时候读过一些书,次子(我们的祖父、1878-1958)基本上就没有读什么书。由于政局混乱,不久,吴道亨的胞弟(即曾叔祖父)也辞官回乡,设馆教书。我的祖父的亲叔伯弟弟,即三,四祖父(禄贞、祜贞),就受到了一定的文化教育,以后都东渡日本,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并做过比较大的官。我们的祖父上一辈,是五个叔伯曾祖父,他们共生育十个叔、伯祖父。其中:我的祖父与大祖父是同胞,三、四祖父是同胞,他们四人,是亲叔伯的兄弟关系。与其他六位祖父,是堂叔伯的兄弟关系。解放前,少大房的后裔,因为有的在外面做官,有人虽未做官,甚至穷途僚倒,但因沾亲有地位,村里人统称他们这(五个亲兄弟所生)十兄弟为“十大老爷”。(其实有的“老爷”很穷,有的“老爷”没有读过一天书)。我们的亲祖父吴祺贞,字戬卿,就是这种又穷、又没读过很多书的“老爷”。由于他的父亲早亡,他老人家从小就以种田为生。1895年(光绪21年),为了寻求出路,17岁时,便约同当时只有15岁的三弟吴禄贞,一同去省城武昌一家外国人开的织布厂做工。不到一年,因见工头当众凌辱女工而不平,兄弟奋力打了工头一顿,因而被工厂开除。时值湖广总督张之洞正在湖北开创新军,两人便同时应招,1896年,入湖北新军工程营当兵。由于吴禄贞从小聪明过人,又得中过秀才,文化基础很好,很快就受到上司重视,不久,便被提到湖北武备学堂受训。1897年,正逢满清政府要公派一批知识青年留学日本。吴禄贞便又被选为,当时我国笫一批公派留日学生,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1901年吴禄贞毕业回到武汉,他的同学陈其彩,即陈其美(陈士英)的弟弟,应聘去湖南长沙开创新军。经三弟吴禄贞推荐,我的祖父便辞掉湖北工程营的连长职务,随陈入湘,在湖南长沙的陈部担任教官。1902年,湖南新军成立,被任命为连长。此时,他己24岁,便请假回云梦老家,与时年18岁的祖母张静功,订亲并随即结婚。婚后,带祖母返回长沙继任。
  我们的祖父,从小因家境贫困,未能读书,文化程度不高。为人十分忠厚,特别简朴劝劳,他一生没有作过什么大事。在长沙这个阶段,可说是他一生中,最为稳定和辉煌的时期。1911年11月7日,他最亲密的三弟吴禄贞,被害于河北石家庄。恶噩传来,他悲痛欲绝,对革命前景也心恢意冷,不甘再参与军阀混战。随即辞去长沙的军务,举家迁回湖北云梦老家。然后,只身去武汉,找到原湖北工程营的老关系,先后在工程营,在吴佩孚、刘佐龙的部队,担任连级副官。由于当时军阀混战,政局叠变,他的工作基本处于养家糊口的状态。1933年,父亲在武汉大学毕业以后,他才55岁便退休在家,此后再未参加社会工作。解放以后,住在汉口首善里时,经常因神志不清,一个人外出不知道回家。常常是全家动员,四方寻找,最后没有办法,在他老人家的衣服上缝上住址,常被好心的民警或路人送回家。然而,终于因此而摔断腿骨。当时,父亲已被开除工作,家境十分困难,这位身材高大、忠厚善良的老人,终因长期卧床,又得不到有效地治疗,1958年3月,可怜地在家中去逝,终年85岁。我们的祖母姓张、名静功,出生于云梦城关东门外,锅底张村的一个农户家中,娘家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在云梦城内的南正街,开有一间小杂货铺。她老人家身材矮小,裹脚,比祖父小6岁,也是一位十分贤德善良的女性。她老人家一生,生育父辈兄弟姐妹11胎,3女8子,皆因医疗条件和家境贫寒,最后只剩下父亲(排行第4,小时候名叫过忠四)和叔父忠良(排行第11)兄弟二人,相隔整整10岁。父亲结婚后,她与母亲之间的婆媳关系,堪称典范,从来是婆慈媳顺,融为一体,尊老抚幼,相得益彰。父母亲在外面的时间多,家里的日常生活,孙辈起居、上学,全由她老操劳。一生为丈夫和子孙后代,默默奉献。晚年,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为儿孙的遭遇,而哭瞎了双眼。当时我因在云梦工作,每次回家看她老人家,都要从头到脚、摸过一遍,对每个孙辈都疼爱无比。也是由于家里的经济条件,长期病卧在床,1961年11月在汉口,上滑坡长办宿舍,叔父的家中病逝,享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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