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管制劳动 　　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反右派运动先后结束，我没有查看有关的数字资料，估计至少是以百万计的知识份子、优秀干部、民族精英，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份子”。当年，凡被划定为右派份子的人，一律被宣布为：阶级敌人。认定他们与无产阶级，即与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群众，都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和矛盾！对所有的阶级敌人，一律按政策共分为五类，即：地（地主份子）、富（富农份子）、反（包括历史的和现行的两种反革命份子）、坏（坏份子如偷盗等犯罪分子）、右（右派份子），简称为“五类份子”。凡是“五类份子”，都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即：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没有民主权利，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管制和劳动改造。对被划定为右派份子的人，按当年政策，分为六类和六种不同的处理办法。最严重的是第一类：按敌我矛盾处理，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直至枪毙；第二类（包括以下几类）：定敌我矛盾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监督劳动；第三类：留用查看；第四类：撤职；第五类：降职减薪；第六类：只戴帽子不予处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的右派份子，一律开除出党和出团。另外，还有一种是：由党委组织部门；政府人事部门内部掌握的，不戴帽的右派分子，名叫极右分子。当时，我就属于这一类。 　　 父亲被划定为右派分子后，在当时武汉市民政局的那个环境下，绝对是按第一种办法处理。这年的五月，他被宣布开除公职，因为公安部门不接受逮捕，便送交街道居民监督管制，劳动改造。管辖他的是汉口江汉区、鄱阳街的街道办事处。街道政府为了给予他生活出路，将他安排到街办的一个电器安装厂管制劳动。厂里见他有文化，有知识，分派他作采购员，任务是按照厂里开的采购清单，随时到指定的电器批发商店或工厂，（当时都是计划经济的计划价格）按牌价，按质、按量、按时将购买的东西背运回来，就算完成了任务。这种简单的体力劳动，对当时刚五十出头，又对汉口街道很熟的他来说，不是太大的困难。相对比在市民政局无限期地受歧视、批斗来说，反倒是一种解放和解脱。 　　然而，最大和最现实的问题是：在民政局，是国家行政十六级干部工资，每月一百六十多元。当采购员以后，每月工资突然下降到不到三十元。而我们家里又向来没有任何积蓄，家中的祖母、母亲和四个还在上学读书弟妹的生活来源，全靠父亲的这一份工资。收入突然大减，一家老小的生活，马上就出现了危机。这种情况，在解放前，我们家也经常有过，但那时候，有朋友们主动热情地接济。而在这时，即使还有少数朋友、亲戚在武汉，不仅他们也都成了无产阶级，而且父亲一经被划定为阶级敌人，成了五类分子，就人为地树起了“阶级界线”！为了避免殊连，减少麻烦，自己不愿牵连别人，别人也要同你划清界线。谁也不便再和家里正常往来。 　　为了克服当时的生活困难，全家老小除了老祖母因为眼瞎、瘫痪，已经丧失劳动力，搬迁到叔父、婶母家中，由他们供养（1961年11月在叔父家中去逝）外。为了领取一点加工费，多病的母亲，不得不带着病痛，每天天不亮就出门，赶到街道的一些民办工厂、毛衣加工社（去晚了便排不上队），参加手工编织毛衣。晚上，还要拿回大量的手工活，回家加夜班。她老人家与大姐两人，经常是白天晚上连轴转。刚刚高中毕业，从小就立志学医的六妹厚悌，不得不因此而考入当时可以公费读书的湖北农学院。正在走读高中的八弟厚信、读初中的九弟厚久（工作后改名吴涛）和十妹厚平，每天放学回家，不得不放下书包就参社会劳动。他（她）们为了贴补家中的生活费用，到建筑工地去一根一根地拾回废弃铁丝，再一根一根地去锻直，作为手工编织材料，给商店编织加工各种器具。他（她）们小小年纪，为了生活，沿街枞过破烂；叫卖过早点、中点和晚点……。只要是力所能及的、能换钱的事，再累再苦的事，他们都做过。除此以外，当时仍在工作的二姐、我和四妹，也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负担，能向父母、弟妹支援的那怕是杯水车薪，也都是尽其所能。为了获取生存，老老小小的一大家人，就是这样，在社会的最低层，苦苦地挣扎着，艰难地过着漫长、难敖的日子。 　　30三年灾害 　　随着反右派斗争“全面、辉煌的胜利”！国内的言论，只留下了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英明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丝毫反面的意见。民主党派成为摆式，政治协商有名无实。全国之内，上行下效，吹牛、拍马，讲空话、讲假话，成为社会的盛行的时尚和通病。共产党、毛泽东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一党专政的局面，在更广的层面上形成！这时，整个国家极“左”思潮进一步膨胀，达到极致。层层的领导人，以为和过去打仗，赶走蒋介石那样，凭着大轰大嗡，便可使国家脱贫致富，进入人间天堂。于是，反右一结束，便“趁热打铁”，发起了“全国人民大跃进”运动！一时间，为了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全国人都像是“发了疯”一样。例如：听说钢铁的产量，是代表一个国家工业发达的标志，就发动全国人民群众，打一场“大办钢铁” 的人民战争。于是，为了炼钢铁，全国各地到处的树木都被砍光了，好好的钢铁制品（包括煮饭的铁锅等）都被收光了，到处都建起了“小高炉”、“土高炉”。结果炼成了一堆堆没有任何用处的废渣。又例如：为了要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全国各地，除了国营、集体合作商店外，不准私人做任何生意；农民不准种私有地、不准养猪、养鸡鸭；任何东西都不准拿到街上去买，谁要是上街卖了什么东西，一经抓住，就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挨村里人批斗。再例如：为了“推进集体经济发展”，也是大打人民战争，在全国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把千百年来，家家户户的小锅小灶都摧毁了，把种得好好的自留地也都没收了，甚至，一个个村子也被刨光合并了。为了“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到处放起了亩产己经达到万斤、几万斤，直至十多万斤粮食的“高产卫星”。全国各地，为此争先恐后，敲锣打鼓，心里都知道是虚的、假的，但谁都不敢挑明。真正是形成了全国性的“你骗我，我骗你！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党中央、毛主席！”。而党中央、毛主席，竟然也真是被骗得笑嘻嘻！这种从上到下、全国性的虚报、假报，报喜不报忧，瞎指挥，乱折腾等等…，从1958年开始，一直搞到1961年。由于不按自然规律、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浮夸风”、“一平二调”、“瞎指挥”到处皆是。国家、社会，大量的资财被白白浪费；大好的生态环境被疯狂破坏。其最现实、最直接的结果是，在全国的范围内，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国性的大饥荒。据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因此而被饿死、病死、冻死的，全国就达几千万人之多！我当时因调离了银行，在中共云梦县委办公室工作，为此曾被派下乡作过灾情调查。亲眼见过一个个村子的人，全被饿、病而死光的悲凉景象！1961年的冬天，我与当时的中共云梦县委副书记李子润两人，从安陆县城骑自行车，沿汉襄公路（60华里）到云梦，一路之上我们亲眼见到，从水利工地步行回家的民工，就在路边倒下，病、饿而死、尚未来得及收尸的、就达21具！这一场人为的折腾，硬是把一个刚见好转的国民经济，搞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 　　那几年中，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生产全面、直线下滑，各类物资都奇特地缺乏，货币严重贬值，物价高得吓人。尤其是食品类，根本就很少能在市场上看到，城市居民的柴、米、油、盐（包括一小盒火柴，一小块粗肥皂）等基本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限量供应。如：每人每月由国营粮店按（年龄、工种、）供应糙米几斤至最多45斤、食油2两、火柴半合（打火机是根本没有见过的洋玩艺），肥皂半块…等等。没有计划供应的农村人口，就更加困难。野菜、树皮，棉花叶子、黄豆叶子，都当粮食来充饥。当时，我在云梦县委办公室工作，下乡时，就多次与农民一起吃过这些“代食品”。因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那时候一个国家干部，每个月的全部工资，也买不起一挑小白菜或葫萝卜。有些干部，就因为家庭负担重，不得不不辞而别，另找门路。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事，名叫钞克信，河南人，大专文化。解放初期随解放大军南下，留在了云梦县银行里工作，后来提调到县报社当编辑。当时就是因为家里闲人多，工资养不活老婆孩子，不得巳，自己找到搬运站拉板车养家糊口。等到经济好转后，他想回报社，组织上说他是经受不住考验，自愿脱离革命，不准他恢复工作籍。最后，这个人不到五十岁就病死在农村。 　　全国情况如此，我们家庭的生活，当然更是苦到了极点。那几年，有一段时期，由于撤消了孝感行政区，合并到武汉市，各县改由中共武汉市农委管辖。有一次，我作为云梦县农民代表团的成员，去武昌参加武汉市农委举办的工农联谊活动（当时饭没有吃的，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形式主义，也还是要搞的），特为我们举办了一次“欢迎宴会”。我将我的一份面粉做的肉包子留下来带过江，送给在汉口正生病卧床的母亲吃。她老人家真像看见了“珍稀宝贝”一样，连声说：“几年都没见过这样好的东西了，吃一次，死了也值得！”。当时，诺大的一个武汉市，市面上好多年都根本见不到一根油条、一个包子之类的东西。市民口粮都是按计划限量搭配，供应中主要都是苞谷粉、高梁粉等各种杂粮，仅有极少量的一点小麦粉。由于我们家里特别困难，父母便将仅有的一点小麦粉，做成包子、馒头，交由九弟、十妹拿到街上去叫卖。 　　这几年，对于我们的家庭来说，也有一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由于全党动手，全民动员搞瞎搞挥、瞎折腾。党、政领导们都忙得不得开交。开始是，集中力量“高举三面红旗”，大搞“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大办人民公社”等等，“一平二调”瞎指挥，弄得全国人民饿肚子以后。中间便是全力以赴，领导人民搞“瓜菜代”填饱肚子度难关。到了后来，由于饿死的人到处都是，便迫不待地贯沏调整方针，大搞恢复生产，组织老百姓重建家园，休养生息。由于这样，顾不上，也没有精力，再去搞那些空头政治。因此，这期间，抓阶级斗相对少了；瞎折腾也相对少了；监督、刁难我们家里的人和事，也相对少了。这样，就为我们这个家庭的全家“人”，赢得了一段长达四、五年的宝贵时间，和相对平静的生活空间。 　　在这段（1959---1964）时间里，我们家里尽管生活上非常之苦，但由于精神折磨减少了，干扰也减少了。父亲每天老老实实上街跑采购，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溶入了挣扎在底层的市民生活之中。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关起门来成一统，苦中寻乐。例如，那个年代，由于全民饿饭，求生是人们唯一的需求。许多价值连城的古董，都充斥于旧货市场，无人问津。我们一家人都喜欢京剧，父亲经常去永安市场（旧货市场），便以荒货的价钱，购回了一架二、三十年代，十分高档精致的柜式留声机和数以百计的京剧老唱片。名家、名派、名段、名唱应有尽有。这样，既无“收听敌台”之嫌，又可在一家人下班、放学之余，在各做各人的功课、手工劳作之同时，享受这台“高档古董”送来的，过瘾旋律和优美唱腔！再如，父亲在劳动之余，还可以自己与自己，或找八弟、九弟，或找个穷朋友，席地而坐，摆上围棋盘，投入紧张的战斗！一家人“顺境逆境家风不变，为官为民丹心永留”（我给父亲写的挽联），尊长爱幼，各得其所，同舟共济，其 　　乐也融融！ 　　这个期间，由于母亲辛劳操持，弟妹们发奋苦读。六妹厚悌就读于华中农学院。八弟厚信1960年，以十分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高考中，成为了北京电学院在武汉点招的两名学生之一，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除在东北工作的二姐厚义，就近给予他一些接济外，基本上靠勤工俭学和奖学金，完成了他的四年本科学业。这一年，也正是九弟厚久初中毕业，因为无力升入高中，只有在家劳动待业。然而，天不绝他求学之路，1961年，叔父的工作单位，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为长江三峡工程培养专业人才，兴办了一所免收学费的长江工程大学。有了这个难得的信息和机会，九弟以十分优秀的初中毕业水平，经过自己的刻苦自习，没有进入过高中，竟考取了这所大专学校。他也是基本靠自己勤工俭学，完成了大专学业。现在在八弟那里保存下来的，还有当年母亲唯一的一封亲笔信。说明了当时父母亲的思想境界和生活状况，弥足珍贵！现全文抄录如后： 　　“亲爱的信几：收到你说助学金被批准的信，我心里好像落了块大石头似的。亲爱的孩子！再安心的学习吧，真是一切都达到了你愿望了，切不要辜负了党对你的培养，勤学苦练吧，让将来你是个又红又专的、为人民服务的电影业美工工作者！ 　　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爸爸仍在学习，听说最近将会结束。上月二十五日三哥来汉把丹、铎接走了，九弟仍在等待学校分配，他这次没有参加统一考试，是没有服从政府分配，犯了错误，现在也只好安心等待，因为各有关部门不出证明，不能投考技校，也不能进工厂当徒工。前天三哥来了，要他回云梦去玩几天，顺便帮忙他送丹、铎，中秋节后就回汉。我自丹铎走后较好多了，因为夜晚没孩子打扰睡觉，白天精神就好些。现在接到一些毛线衣加工和纸袋子，这些工作都很轻松，只要是我不发病，每月可以维持我自已的伙食了。亲爱的孩子：你不要为我耽心，我自会爱护自已的。有了你们一群姐弟们，又处在今天新社会里，我是越过越舒服愉快的，我真想活到八十岁呢，那时看到你们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服务，我该是多么喜悦和安慰哟！ 　　九月份二姐还是给我寄来了二十元，以后她能支援我那就宽裕点，能为弟妹们添点零星衣物。为了减轻二姐的负担，只要他每月寄我十元左右或还少寄。我自已再做点零活，生活也不成问题，但愿今后不再病就好了，怕的就是发病。 　　奶奶身体还是那样，现在天气渐凉，起床的时间更少了，食量还好。叔叔出差去了，他说回汉后接奶奶去他那里住，只要奶奶愿去，我也没意见。反正老人已这大年纪了，只要她老人家觉得那里住得较舒畅，就让她住到那边都行，后辈人服侍是应该尽的责任。大姐仍在翻沙厂工作，四姐下放农村去了，寒假时回校，洛川已调到三江口中学来了。六姐也下乡去了（到均县），一个半月后返校。家中目前很安静，白天十妹上学去了，只有我同奶奶两个人，真安静。孩子！家中一切都好，你不要多耽心。目前只要把九弟安置了，那我就什么心都放了。孩子！每次接到你的信，我是又高兴又心酸，你怎么离开家和我，变得这么懂事。孩子，你总之要好好照顾你自已，让我再看见你时，长得结实健壮。好了，祝你 　　进步 　　姆妈 60、10、2、 　　（寄的包裹收到没有？） 　　信儿：写好了这信后，适才又收到邮片，早知道你在盼信的。二姐能给你准备冬衣，那就好了。北京已经冷了吧？汉口早晚也可穿毛衣了，你目前衣服够不够暖？ 　　又及 　　又收到常本义给我的信，说你生活非常刻苦，吃饭也不买菜，只吃点汤。孩子！身体健康还是要注意。健康是革命的本钱，也是一切事业的根子，不要随便。 　　 又及” 　　在这段最艰苦的岁月中，1962年，六妹厚悌在华中农学院农学系本科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到钟祥县农业局工作。从此，家里又多了她一份工资。使父母亲在最困难的时期里，经济上得到了开始缓解。1964年8月，年纪最小的十妹厚平初中毕业，这时，家里经济情况己经有所好转，完全有条件让她继续升学，而且，可以不必间断地读下去。不幸的是，这时唯成份论和政治上的歧视，又开始兴起。迫使她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不允许继续读高中。只有一条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知识青年（特别是出身不好的），下放农业第一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作为第一批“武汉知青”，被下放到了洪湖县洪湖农场，参加农业劳动。成为我家八姊妹中，最有条件读大学，而又没有进学校继续读书的人。 　　31 “四清”运动 　　 　　1961年，面对社会严重倒退，国民经济处在崩溃边缘的现实；面对全国老百姓饥寒交迫，大量死亡的严重后果！党中央，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急躁冒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严重错误。1962年，毛泽东在六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提出了休养生息，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随后，大力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例如：在农村恢复了自留地；撤销了公共食堂；开放了初级市场等等、等等。1958年，我曾因“对反右派斗争领导不力”被撤职。这时，也是根据中央关于恢复和调整国民经济的要求，和被调离的“专业人员必须归队”的指示。云梦县政府人事科一位姓方的科长，通知我说：中央有规定，要我必须立即回到云梦银行，并答应恢复我的行长职务。我也就是在当年这种历史背景下，于1962年，从云梦县委办公室，调回云梦县人民银行。从此，工农业生产又开始复苏和好转。 　　然而，经过两年的休养生息和国民经济调整，全国经济形势刚刚开始有所好转时，极“左”路线便又卷土重来！ 1964年，一方面中苏两国的关系发生急剧恶化，中美矛盾也因中国核计划和越战迅速升级。毛泽东从极“左”的观念出发，害怕中国也会出赫鲁晓夫，像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他自己；另一方面，由于大轰大嗡，瞎指挥时期，农村中出现了基层干部，多吃、多占，超支、挪用，及财务混乱、强迫命令等现象。中央认为，农村出现了新的“富裕层”、“资产阶级当权派”和“修正主义”。为此，国家主席刘少奇亲自出马，领导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中开展“四清”（又称小四清，清查多吃、多占、超友、挪用）运动，第一夫人王光美亲自化名蹲点，他（她）们以更“左”的观点，创造了著名全国的、所谓“桃园经验”！随即，又将 “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内要反修防修；对外要准备打世界大战”！“时刻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时之间，中国的上空便又“阴云密布”！ 　　为了贯彻毛泽东这个指导思想，1963年，刘少奇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以比过去更“左”思想，制定了开展“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决定采取集中力量，大打歼灭战的办法，解决各级组织中的所谓“大四不清”的问题！为此，当时的孝感地区七个县市，都组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四清”工作团，如临大敌地，集中开赴孝感县，大张旗鼓，进行所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据参加过这次工作的同志后来告诉我，当时，工作队所到之处，所有基层干部，全都靠边站。有的一个区、一个乡的领导班子，被成建制地全部撤职查办，个别人甚至被判刑坐牢，枪毙！ 　　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于：1，与家庭仍然保持着赡养关系；2，对1958年反右时的撤职不满，多次提出过申诉；3，因为我认为从我祖父起，我家三代人不在老家农村生活，根本没有在农村定成份。1961年我因生活需要，在老家一个堂叔伯姐姐家中，经她同意，将我祖母年青时用过的一个小木柜，拿到我的银行宿舍应用。就因为这三条，便成了我反革命的现行罪状。1964年，在云梦银行的“四清”运动中，便以：一、与反动家庭继续往来，坚持反动立场；二，否定伟大的反右派斗争，为过去的错误翻案；三，与蒋介石反攻大陆相呼应，进行反攻倒算；尽管我当时还在农村驻队、拼命工作，就因为有这样三条“莫须有的罪名”，一个电话通知我回到银行，立刻就宣布开除了工作。随即，派人押送回老家农村生产队，成了“五类分子”。从此，在农村作为“五类份子”，被群众管制劳动14年！直至1979年平反恢复工作。 　　由于四清运动“左”得出奇，打击面太宽，《前十条》贯沏执行以后，使下面的情况更为混乱。毛泽东当时对这种做法，提出过两点反对意见：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到一点。刘少奇不但没有理会，而且，在他的主持下，1964年9月，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也叫（后十条）！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的严重分歧，越来越表面化。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名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明确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1965年1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一方面，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中某些过“左”的偏向，作了坚决纠正；但另一方面，根据对党内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作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和后果更为严重的决定。 　　1966年，四清运动尚未结束，伴随着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对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的支持和鼓励。直到后来，“美国斯诺通过当时中国的其它高级负责人证实，1965年1月25日，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摘自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从此，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便开始形成。中国史无前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开始了！

浏览：1999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3/9 9: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