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国民日报》 　　当时，湖南省政府在湘西的沅陵县，办有一个《国民日报》，因为主管人员不力，质量很差。薛岳在与湖南省政府的负责人接触后，曾多次要父亲给他们推荐一个社长人选。这时，因为筹款办报的计划落空，父亲不想再留在长沙。同时，也因为《阵中日报社》受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的直接制约，他与政治部之间，经常为一些稿件的取舍，彼此有很多不愉快。如是，当薛岳再一次谈起《国民日报》的事情时，父亲便说：长官这样为地方报纸发愁，您如认为《国民日报》那边需要，我就到那里去。薛岳说：你去沅陵（因他同时也是湖南省主席）我当然非常放心。不过，长沙这边也需要人。父亲告诉他，长沙《阵中日报》已有基础可以放手。薛岳想了一会，也表示同意。最后决定说：湘西那一大片没有报纸，你去沅陵也好，可以去那里好好开创一下。如是，父亲便向政治部着手办理《阵中日报》的，移交问题。当时，《阵中日报》的经费来源有两方面：一是由政治部拨款；一是由订报单位，主要是各师的师部付款。由于战争，部队调动频繁，报纸有时送不到或部队收不到。因此钱也不能及时收回，甚至常常落空，报社因此也经常欠印刷厂的钱。父亲办移交时，约欠4-5仟元，本来这不算什么问题，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但为了结算得清清楚楚，同时也免得再与政治部为此产生不愉快，进而影响报社员工的生活。父亲便拿出个人的钱来，把这笔欠账还是付清了。 　　1942年的2月份春节期间。第九战区政治部委派了一个姓邵的，接替了父亲的职务。同时，湖南省政府发来委派父亲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兼《国民日报》社社长的委任状，并发给5万元的搬家费用。这样，全家老小跟随父亲，又一次离开了长沙。从长沙到沅陵，家里人是分两条路线走的。一路是由祖父母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和7弟奶妈的一家人，从长沙坐木船，经津市、常德、桃园到沅陵。一路是父母亲两人先到湖南省政府的所在地---耒阳，领取搬家费。他们从长沙经衡阳到耒阳，再回到衡阳，坐火车到桂林。然后，返回衡阳到沅陵。 　　父亲是1942年的3月份到沅陵的。当时的《国民日报》已三个月没有发放工资，一切问题都在等待着新任社长来了再解决，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为此，父亲首先用自己手中的大部份搬家费，补发了员工的薪资，安定了报社的人心。剩下的由于母亲生病住医院，以及为安顿下家小，在沅陵的郊区，盖了几间简易平房。这样手里所有的钱，就都已全部搭了进去，一段时间，报社和家里，都在很艰难的情况下支撑着。这个时候，父亲只要向湖南省政府或薛岳反映一下，他们都一定会设法帮助解决。但他一向认为，抗战期间，大敌当前，任何困难与矛盾，都不应上交。他以身作则，整天与报社员工团结在一起，艰苦奋斗，奋力拼搏。随后，长沙《阵中日报》的一部份骨干，自动陆续来到沅陵，提高了人员素质，充实了报社的力量。此时，叔父离开学校，也来到了沅陵，担任经理；《阵中日报》过来的编辑黄宣烈，担任总编辑。经过全社员工齐心努力，用了不长时间，报社很快就振作起来。随着报纸质量的提高，发行数量的迅速扩大，终于，逐步地走出了困境。 　　与在长沙相比较，来到沅陵以后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这里的人为制约明显减少，工作环境相对要宽松得多。父亲可以比较自主地思考与决定问题，可以比较公正地报导和撰写宣传抗日、坚持统一战线、抨击贪官污吏，反对消极抗日的消息和文章。使他在工作上，写作上都十分舒心、顺心。几十年以后，他老人家还在十分怀念地说：在沅陵坚持的三年，是八年抗战中最安定，也是最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的时期。能够在抗日战争最紧张，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做到报社员工生活安定，一家老小团团圆圆，这实在是非常、非常之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在沅陵的时候，我已经是8岁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几年确实是最稳定，最幸福、最愉快的一个时期。我们家的住房，建在城郊的一个小土坡上，房子的四周墙壁，没有一块砖，全是用篾片编织，糊上泥巴、刷上白石灰水做的。虽然一切都是因陋就简，但非常舒适。房子随着斜坡，自然分成中间由几步石级隔开，一字排开的上下两栋平房。房前有一小片场地，做了一些简单的秋千、撬板之类的玩具，供我们玩耍。房子下面几间大一些，由祖父母带着我们及顾请的用人住（如八弟奶妈的一家三口等）。上面的几间小一些，由父亲、母亲带着最小的7弟住，里面隔有会客室、书房、卧室。上面房子的外面，有几块菜地，祖父特别勤劳，每天起得很早，在菜园劳动。因为是抗战时期，家里的生活非常简朴，父亲提倡每餐饭就一大钵菜，什么菜都煮在一起，冬天下面放上炉子，又热又好吃。家里每天都接待从敌占区流亡来的，找父亲资助或帮助求学、就业的青年学生，吃饭经常是开三，四桌，非常热闹。长期收养的，有一个名叫罗岱山的孤儿，当时大概14-5岁，我们都叫他“小哥哥”。还有姓徐的三兄弟，大哥读中央大学，二哥、三哥都在沅陵住读中学，父亲负担他们的生活费和学费，他们每星期都到家里来。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每天都非常忙。白天在报社上斑，晚上，几乎都在家里通宵地写文章（主要是每天的社论）。有的赶忙的时候，常常父亲是一边写，一边有专人等着往报社送，边排，边印。因此，不是有事叫我们，我们是从不到他那边去打搅他的。父亲特别喜欢我们，只要他有了时间，他就像个大孩子一样，把我们叫去，领着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一通。记得有一次，他领着我们在山坡上放风筝。正放得很高起劲的时候，突然，风筝的线断了，我立刻向着风筝降落的地方猛跑，谁知引来了一支狗，也追着我跑，并照着我的小腿咬了一口。我被吓坏了，父亲赶紧把我背了回去，从此我的腿上永远地留下了一个疤痕。记得很清楚的另一件事是：那时候每天清晨，我和四妹厚智都一起上小学，必须要路经一个叫教场坪的大操场。有一天，我们正走在教场坪上，突然后面跑来几匹脱疆的军马，将四妹撞倒，当时就晕了过去。我只知道哭，四妹被路过的大人抱着，急忙送到附近医院急救，幸亏是没有被马踏着，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引起有关责任部门的注意，第二天《国民日报》上登了一则“教场坪野马伤人”的消息，批评了驻军部队。我还记得，开学生大会时，学校老师说，这个报登得好，教场坪尽是我校的学生。果然，以后再就没有马匹乱跑了，学生走路也安全了，四妹至今嘴边还留有一点痕迹。 　　16自筹资金 　　父亲到沅陵《国民日报》就任不久，为悼念被蒋介石枪毙的黄埔同学，58师师长廖龄奇，与母亲专程去长沙岳麓山廖的墓地。当他们走到墓地附近的一个土坡上面时，看见一个军人也在那儿。因在长沙时经廖的介绍，曾见过几次面，认识他就是当时74军的军长王耀武。王很客气地给父母亲打招乎，立正敬礼，自报我是王耀武，然后与父母亲寒暄。父亲问他，到这个小山上来做什么？王说：他也是刚才去看了廖师长的墓地的，并对父母亲讲了很多怀念廖的话。主要是说抗战已到最后关头，正是用人的时候，他就这样地去了，十分惋惜。王问父亲在作什么？父亲说：他已到沅陵《国民日报》。王说：他也正要去湘西，他的部队正在向那边开进。不久，王耀武也到了沅陵，两人便常有来往。1943年11月1日至12月26日，爆发了著名的“常德会战”，王的部队作为主力，参加了这次著名会战，战前，王已升任兵团司令兼74军军长，常德会战历时两个月，激烈、惨烈无比。会战期间，父亲多次率领沅陵各界慰问团，赴常德慰劳将士。一次，在慰问74军时，作为兵团司令兼军长的王耀武，住扎在一个小镇上。慰问结束后，王邀父亲在那里留住了几天。有一天早上开会，父亲没有去，王回来告诉父亲，说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父亲问他是什么事情？他说：枪毙了一个营长，并说：这个人很聪明能干，打仗也很勇敢机智，王当旅长时，他就在王的手下当兵，一直是王提拔他。这次也和廖龄奇一样，部队撤退时，他跑掉了，归队后，自知理亏不敢见他。后来，军法处判他死刑，他要求死前最后见王一面。王说：我想这时见面也没有用，除了相对流泪，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今天早上我没有见他，就枪毙了。王要对父亲说这件事情的意思是：蒋对廖也是和他对这个营长一样，廖也是蒋的爱将，还负过几次伤，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竞死在了自己人手里。说话的时候，王还递给父亲一个铅印《军纪》的小册子让父亲看，并说：带部队必须要有重惩，只有在须要重惩的时候，重惩了，才能激励士气，过后处理没有意义，借以释怀父亲对廖龄奇的悲痛之情。在王耀武那里住的四、五天中，父亲多次下部队，直接与干部、战士接触、采访，收集了有关“常德会战”的大批鲜活资料，才回到报社。 　　从长沙来到沅陵，父亲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当时国民党的官场中，到处是勾心斗角、拍拍捧捧的环境下，想为自己找到一个自主权大一些、制约小一些、环境宽松一些的职业。最理想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积累资金，私人创办一个报社。利用国民党提倡民主的条件，不仅自己不受制约，有言论自由；也给关心国家民族存亡的所有人，创办一个比较自由的言论园地。历史已经证明，他的这种天真、单纯，想当然的愿望，是肯定难以实现的，即使实现了，也是肯定是不会让它长期存在的。但他老人家的前半生，却始终都是在为这个不现实的目标累败累进之中，奋斗不疲。 　　父亲到沅陵以后，认识了一个新朋友。这个人名叫任显群，江浙人，原在上海做事，沪战以后，辗转落户湘西沅陵。由于抗战期间，汽、柴油十分短缺，民间的交通运输，十分困难，他看准了这个商机，便出资购买了一大批破旧汽车，改装成用木炭烧蒸气作动力的汽车，开办了一个川湘联运处，自任处长，经营沅陵至重庆、恩施线路的水陆联运，生意很好。此人豪爽大方，也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结识父亲以后，他知道父亲为人正派，长期以来总想摆脱制约，自己办报，非常钦佩。全心全意地，想帮助父亲了此心愿，但又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于是，在他的建议下，由他将川湘联运处所用的账表等全部印刷品，作为基本的业务来源，采取先付一万元的印刷费作为铺垫，让父亲用这笔钱购买印刷设备，开一家印刷厂。然后，由印刷费，抵还这笔垫付的资金。父亲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久，便在沅陵开办了一家私营印刷厂。 　　1944年5月，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展开反攻，日寇海上交通受阻，急于打开大陆交通线，丧心病狂地发动了“长衡会战”。这次，他们汲取了此前三次长沙会战惨败的教训，在湘江两岸同时部署了强大的进攻兵力。而我军由于未加防范，致使岳麓山首先被敌占领，敌军得以居高临下，长沙很快即告陷落。随后，日寇直逼衡阳，衡阳也落于敌手。其惊天地、泣鬼神的衡阳保卫战，史料已有详尽记载，为中华民族反侵略战史，写下了最为悲壮的一页。长沙、衡阳陷落，使沅陵《国民日报》成为连接湘西前线，唯一的、也是最大、最重要的报纸。父亲深知责任所在，更加废寝忘食，与报社员工精诚团结，艰苦奋斗，使报纸的发行量与日俱增，报纸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实力也日益增加，受到西南各省，乃至全国的普遍关注。父亲来到沅陵以后，以《国民日报》作为他的战斗岗位，宣传抗日，艰苦奋斗，历三年如一日，与全体员工打成一片，把一张濒临倒闭的《国民日报》，办成湖南抗日时期的一张极具影响的报纸，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尊重，业内、业外一片赞许。与此同时，他私人经营的印刷厂，由于业务扩展快，盈利丰厚，也具备了一定规模。现在回转头来，纵观父亲的一生，这一时期，的确是他老人家事业最辉煌、心情最愉快的一个时期！也是唯一的一个，事业和心情都好的两全时期。 　　从1944年开始，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而言，对抗以德、意、日为轴心的法西斯国家的，中、美、英、苏“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同盟国），全面转入了战略反攻，并取得了重大胜利！1944年的9月，意大利总统墨索里尼宣布投降，苏联红军攻入德国境内；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占德国首都柏林，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8日德国签字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与此同时，英、美太平洋战场也开始转入反攻，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为配合苏联红军的行动，8月9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军民举行全国大反攻；美国政府也为充实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力量，给予25个师的美械装备配合远东作战，实施对日本的反攻。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8年的苦难，由此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国民政府在昆明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简称“陆总”，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将西南地区的所有国民党部队，改编为4个方面军、1个防守兵团和“陆总”直属各部队。在湘西的原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升任第4方面军司令官。 　　1945年4月9日，日寇趁我军改换装备之机，为了挽救他们入侵南洋的孤军，悍然进行垂死挣扎，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其中湘西战争，以王耀武4方面军为主力，配合太平洋战场盟军，以及国内其他战场友军的联动作战。于5月19日，将湘西进犯之敌彻底击溃。随之桂南、桂北也同时向日寇展开进击，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寇，终于开始了节节败退。与此同时，盟军也击溃了日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军大批有生力量。从1945年的7月开始，当时称为“空中堡垒”的重轰炸机800余架，集中猛烈轰炸日本本土。到了这个时候，奸、掳、烧、杀，无恶不作的日本法西斯强盗，已完全没有了任何招架之力，侵略者的末日终于开始到来！ 　　 　　17落魄重庆 　　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己成定局。每个中国人，都在依据各自的政治地位，道德标准、生活态度，人生观、价值观选择着自己新的定位，谋求自己新的出路和新的生活。这时，面对国家百孔千疮，民不聊生和国民党的专治独裁，以及官场上的腐败现象，父亲越来越下定了私人办报的决心。他一是对现实不满，想做一个正直的人，不愿跟随那些“接收大员”去同流合污；二是想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和相对自由一点的人，不愿受无端的、强权制约与牵制。 　　此时，他在沅陵白手起家经营起来的印刷厂，已经积累了总价值约20多万元的印刷器材。为了实现他多年的梦想，他决定离开湘西，停办沅陵的印刷厂，在任显群的全力支持下，利用任的运输工具，将所有的固定资产设备，全部由沅陵运到重庆，附属在任的联运处下，先在重庆开一个印刷所，为私营办报进一步做好方方面面的准备。来到重庆以后，他们立即发现，当时的重庆正十分缺乏印刷行业，正是一个印刷厂自我发展的大好商机。于是，抱着这个急于求成的一时之见，立马改变了原来附属在联运处下，先办一个附属印刷所的计划，决定独资办一家大一些的印刷厂。为了支持父亲早日完成私人办报的心愿，任显群也欣然同意了这个意见，并问父亲还有什么困难。当时，父亲已决定离开沅陵的《国民日报》，直接到重庆开印刷厂，办私人报社。当然，最需要的是资金。于是，又通过任的关系，以所有的印刷器材作为抵押，向当时的重庆交通银行借款100万元，由叔父先在重庆主持印刷厂的筹办事宜。父亲则回返沅陵，办理辞去《国民日报》社长职务的申请与移交。 　　这时，以第四方面军为主力的湘西会战已胜利结束，王耀武的部队，集结于离沅陵不远的辰溪一带，王的司令部也已移到了辰溪。7月初，父亲办完报社移交，在离开沅陵以前，特地去辰溪表示祝贺与慰问，并向王耀武告别。当父亲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王耀武在请客吃饭，客人大都是王的部属，各军军长、师长。王见父亲去后，极为热情与重视，并将时任该部第18军军长的胡琏，介绍给了父亲。 　　胡琏生于1907年、字白玉、陕西华县人，是先于父亲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抗战时期，先后任国民党陆军67师199旅旅长；第18军第1师副师长、师长；第18军副军长、军长。参加过松沪抗战，这次在湘西会战中，又立有大功。胡对父亲在第九战区的作为和才干，早有所闻。而父亲也早知道，他是一名儒将，颇有才华。因此，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当得知父亲立志新闻事业，并即将赴重庆筹办报纸时，胡也极表敬重与支持。 　　8月，父亲离开辰溪赶赴重庆。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神速发展，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德国柏林郊外举行著名的波茨坦会议，签署了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朝野，一片混乱，首相铃木经不起日本军部主战的压力，宣布拒绝投降，企图继续顽抗。于是，8月6日，美国空军向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在《波茨坦公告》上，以同盟国的身份补行签署，随即苏联红军也对日本宣战；接着8月9日，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又投向长崎。到了此时，丧心病狂、横行一世的日本强盗，才惊恐万状，再也没有了还手的勇气！第二天，8月10日下午7时，通过当时的中立国瑞士、瑞典，向全世界，向以中、美、英、苏为首的同盟国，发出了乞降“照会”，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举国上下万民空巷，一片欢腾！人人都指望从此享受和平，重建家园。然而，也正是在此时，国共两党之间，早已存在的敌我矛盾，也由于国内的、国际的种种事件和原因，随之迅速暴露和发展，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后台，再次上升到了国家、民族的第一位！这种情况下，抗日战争以来所促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就自然地随之很快破裂。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的官僚政客，纷纷从“娥眉山”中冒了出来，依靠着各自的行政机构和组织关系，个个争当接收大员，回到曾经的日占区，摘取抗战果实。而此时的父亲，却正好背其道而行之。脱离了自己的组织，辞去了自已的官职，一门心思地，筹办着他的民办报纸。他把全家老小，暂时留在沅陵，安排任显群的汽车运送。自己一个人先行前去重庆，满以为可以从此不受制约，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办起一张民间报纸，实现自己多年的追求和梦想。 　　然而，父亲毕竟只是一介书生，完全没有丝毫的市场经验和思想准备。他到重庆以后，正逢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一时之间，大批战时逃往重庆的官僚、商贾，以及千千万万逃难来重庆的人群，为了重返家园，纷纷集中、突击地，大量抛售、拍买他们在重庆的固定资产和囤积的物资。一切能够变现、换钱的东西，都无不拥向市场。一时间，引起了重庆市场的物价狂跌，币值猛升！这时，父亲所借的银行贷款用去大半，而且已经到期。几天之内的物价狂跌、币值狂升，导致抵押贷款的设备和用贷款新购置的设备，随之迅速贬值，变得已经值不了几个钱。就是全部卖光，加上倾家荡产，也抵不上归还银行的贷款本息。转眼之间，不仅多年的梦想成为泡影，而且，为了确保信用，避免银行起诉，父亲到达重庆以后还不得不日夜操劳，四处奔走，筹措资金，按期还清银行贷款。 　　此时，在沅陵的全家老小，已经按原定计划离开了沅陵，搭乘川湘联运处破旧的木炭货车，正向着重庆艰难地行进。一路之上，木炭车三步一熄火，五步一抛锚，像蜗牛一样爬行着。这一路之上的苦难，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抗战时期，由于汽油匮乏，民间的汽车，都改用木炭燃烧，以蒸气作为动力。每辆像现在见到的那种货车，车箱的前方侧面，都装有一个很高很大的、以木炭为燃料的铁炉。行车时，司机们天不亮就要起床升火，让木炭在炉子中燃烧。车箱里面，一半是货物、乘客，一半还要装木炭，以备随时添加。为了防止落雨淋湿木炭，每辆车的车厢上面，都要用几层篾垫，做成一个弓形的顶棚。车一开动，炭灰和炭烟，更是呛得人透不过气来，人坐在里面，全被木炭灰染黑。我们一家老小，挤在里面，根本无法伸展。下车时，每个人都成了黑人，就剩两只有点白色的眼睛，真是哭笑不得！再加上，由于都是拼凑起来的旧车，每天都要坏好几次，一修就是半天、一天。经常是不分白天黑夜，停、坏、露宿在荒郊野岭。如果遇到什么零件坏了，而车上又无备件时，我们就要在荒野吃住多天，等候司机到外地去购买配件回来装修。那时的公路，全是沙土石路面，行进起来特别颠簸。大人为了怕孩子们不安全，不仅要用麻绳做的网子，将车棚的后面网住，还要将我们的身子，用带子捆绑在车上。晕车呕吐，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尤其是在经过一个叫做“白马山”的地方，在翻越山顶的时候，从半山腰起，路上都是终年积雪，车轮套上铁练，还经常打滑、熄火。遇到上坡，车子上不去，车上的所有人，都还要下来，帮助推车或者跟着车子步行；有时因为上山，要减轻车上的重量，我们就要下来，步行半天甚至一整天。车子上去了，停下来等人，等人全上了车，又再继续前进，往往这样一天要搞好多次。从沅陵到重庆，我们走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真比什么都难受。 　　1945年的11月，一家老小终于平安地到了重庆。因为没有钱，父亲为我们在重庆市郊的四维新村，靠公路旁边，租了一间十分简陋的平房。也由于经济困难，我们都不能上学，轮流帮着大人，在住房前面的公路边摆地摊。完全靠拍卖从沅陵带来的书籍和衣物，吃了上顿愁下顿，生活十分艰苦。当时，我只10来岁，只知道玩，还不大懂得大人的艰难。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印象中，我们最恨的是那些贪官污吏。听别人说，当时蒋、宋、孔、陈是最有钱的“四大家族”，整天里是花天酒地；孔祥熙家有个孔二小姐，吃喝玩乐不说，更使我们不能想像的是，她竟还要用牛奶洗澡！我们家住的四维新村的房子，因为在公路旁边，是蒋介石从郊区别墅到重庆市内的必经之路。每逢蒋要路过，公路的两边沿途，每隔2—3丈远，就站有一个宪兵守卫。沿途的行人、车子都要停下，住户都不准出来，而且，还要关上大门。我们那时，听说蒋介石的轿车是黑色的，号码是2828号。因此，每逄路上宪兵一站岗，我们就挤在大门的里面，从门逢里看2828号车开过，每次过去，都是前护后拥。有时是十几辆小车，前后开路和断路的，都是装满荷枪实弹的卫兵卡车的车队，真像如临大敌一样紧张。当时我就觉得，蒋介石在前线打不赢日本人，在后方还这样抖威风。因为不得人心，时时刻刻怕别人行刺，才要一出门就戒严。我们在重庆看到的，还有美国兵手里图拿着酒瓶，开着吉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样子。大人总是嘱咐我们，不能到公路边上去玩，他们的车子是不会让人的。大人们还告诉我们，只要一见到他们的车，就要赶快躲开。我就亲眼见过，他们看见路边走路的青年女子，就顺势将她们拉、抱上车，狂笑狂叫，扬长而去的情形！还记得，当时的所谓救济总署，是将美国人当垃圾丢掉的、不要的一些旧衣服、破皮鞋、过期的食品等运到中国来，发给中国的平民老百姓当宝贝。我们当时就分到过，吃、穿过这些东西。 　　在重庆的几个月里，所有亲眼见到的，这些不平和穷困、屈辱的现象，联系平时在家里听到父母亲鼓动抗日、反对内战的言论，看到、听到父亲抨击时弊的文章、社论，在我少年时代的思想里，都打下了很深、很深地烙印。我常常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用心读书，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消灭那些贪官污吏，赶走那些不把中国人当人的美国佬。总之，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日盼夜盼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美好憧憬，件件都显现出巨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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