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艰难还乡 　　父亲在想尽一切办法，还清了银行的贷款以后，全家老小的生活已经陷于绝境。尽管如此，他私人办报的决心，并没有完全放弃。当时，最让他揪心和被动的是这样大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如何首先离开重庆。使他尽快摆脱，无法做任何事情的困境和局面。于是，他写信将这种情况，如实告诉了当时在沙市担任行政区专员的好朋友、黄埔军校同期同学的杨世英。杨得知这一情况，便马上复信，诚恳地欢迎全家老小，先到沙市住在他的家里，再想下一步的办法。这样，父亲便再去找任显群帮忙，不久，联运处有一条运货的小木船要路过沙市。如是便由母亲带着全家老小乘上这支小木船，终于离开了这倒霉的重庆。经过这次重大打击和挫折，平素身体十分健壮、从不见生病的父亲，这个期间，在重庆害了一场大病，住进了医院。幸亏他有个姓刘的学生，在这个医院当医生，医治得力和母亲的日夜守护，在我们离开重庆时，得已基本痊愈。 　　我们上了这支小木船，船上装有许多货物，一家人挤在很窄的船舱一角，舱内、舱外的面积都很小。7弟、8弟、9弟，都要用布带子栓着，不能让他们乱动，以防掉到江里去。而且，坐小木船晕船的那种味道，比起晕车来，还要难受好多倍！当时，长江正是枯水季节，沿途险滩不断，尽管船老板经验丰富，也免不了经常遇到，急流撞礁和搁浅的危险与困难。我看到：每过一个急滩、险滩，船老板都要烧香拜佛，小孩子不能哭叫，大人也不能说话。每逢这种时候，我们一家老小，就只好听天由命地，看着船老板和船工，像练武功一样，拿着很长的、带铁尖、铁钩的撑竿，左右顶推、忙前忙后，直到险情过去，倒悬着的心才缓过来。记得还有一处，名叫“朝我来”的江段，水流非常急，全凭船工的一根竹竿，东点西点，左摆右摆地顺势离险而过。万一不慎碰到礁石上，一船人就将粉身碎骨！一路之上，我们也多次看到过别人翻船的惨状。枯水季节的川江，木船搁浅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遇到这种情况，祖父就带着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下船帮助船老板在水里推、拉，把搁浅的船，推或拉到深水中去。遇到回流或逆风，还必须要靠拉纤，祖父就带着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与船工一起，沿着江边的山崖栈道和江滩，随和着船工的号子声，爬着身子，背着纤绳，一步一步用力地向前拉动。木船在我们的拉力下，也沿着岸边，艰难地、缓慢前进。拉纤的时候，如果是遇到下两，不能打两伞，也没有雨衣，每人就光着头，或分一片船工的菱衣，连滚带爬，任凭风、雨、泥淋冲刷。否则，就真的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的时候，遇到风雨大了，小木船就只好找个合适避风的弯道或岸边停下来，有时，这样一停就是好几天。当然，也有遇到天气晴好，江面宽阔，同时又遇到顺风的时候，我们的木船，本来走的就是顺水，这时再扬起风帆，船就像离铉的箭一样，又快又飘又平稳。这个时候，当然是我们最高兴、最快乐的时候。每到这个时候，我们会坐在船头和舱内，沐浴着清风和阳光，尽情地唱我们会唱的抗日歌曲、唱我们学到的各种角色的京剧，不晕船、也不呕吐了。 　　1946年的春节前，一家老小到达沙市，便住进了杨伯伯的家里。杨世英伯伯是湖北浠水人，小时候家境贫困，发奋读书，是父亲最好的同学之一。那个时候，他就经常到我家去，祖父母都很喜欢他，关系很亲密。他的夫人和母亲一样，也姓胡，名叫胡时英，因此我们叫她姨妈。我们在沙市的时候，他家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小名叫弗弗（杨弗），比我小几岁，与我们如同亲生兄妹，整天在一起玩。在我的印象中，杨世英伯伯满腹经纶，官居沙市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却和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布衣布鞋，一点也没有做官的架式，真正是一个十分廉洁，而又有学问的好清官。到沙市时，我家已贫困不堪，连穿的衣服也在重庆的地摊上卖光了，他们对我们仍如亲生子女，关怀备至。然而，最让我不可理喻和难以接受的是：一个这样清正廉洁，真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解放时因不满蒋介石的腐败，拒绝赴台，热情迎接解放，并热情为人民政府工作的人。在解放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却仍然将他逮捕，说他是潜伏特务，并判以死刑！在杨伯伯被捕后，父亲为此曾以自己的人头担保，并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他根本不是潜伏的反革命份子，结果没有任何作用。此时，胡时英姨妈的腹内还怀着第二个女儿。从此，便带着两个女儿，在一所小学，忍辱负重，任教数十年，直到1979年父亲平反以后，在家人的申诉和父亲的极力证明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才对杨案进行复查，结果发了一纸无罪、错判、错杀的文书。 　　1957年以前，我们两家还互有照顾。以后，父亲也被划为“右派”，开除工作，株连全家。但尽管如此，在思想感情上，却始终没有把我们两家分开。直到1979年以后，吴、杨两家才又恢复联系。大概是在1989年的一天下午6点多钟，姨妈带着杨弗、杨芸从武汉回老家孝感杨店胡家村，为葬在孝感的杨伯伯扫墓（这时我才知道姨妈是孝感人，杨伯伯的墓地在孝感）。到孝感市内时，因时间已晚，没有了去杨店的班车。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想起了我，竟还记得我1949年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在孝感的银行。便试着向就近的一家工商银行打听，得知我就是孝感市工商银行的办公室主任。几十年音讯不通，我突然接到杨弗的电话，往事便如潮地涌上心头。我放下电话，马上找了辆自行车，骑上就跑向她们那里。在半路上，正好遇到一辆工商银行出差回来的小汽车，我便将自行车锁在街边上，拦下了这两小车，来到了她们的面前，并护送着他们，当晚回到了杨店胡家村老家。因第二天早上我要赶着上斑，没有同她们一起去扫墓，很感遗憾。自此以后，姨妈每次来孝感，都喜欢在我家里小住，我亦视同母亲在世，尽心尽孝。杨弗从小因受殊连，无法完成学业，拜在一个老中医名下当学徒，结果成为了一名不错的中医，以后，遇到机会举家移居加拿大。那里的华人听说了她的不幸身世，帮助她开了一家诊所，姨妈晚年也享到了晚福，真应了善有善报、得道多助的天意。 　　父亲将全家老小安置在沙市之后，一个人独自留在重庆。虽然遭此沉重打击，害了一场大病，但并没有被击倒。他认为抗战结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对私人办报的计划仍然没有放弃。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抗日战争刚刚结束，阵亡将士尸骨未寒，老百姓都还嗷嗷待哺，内战就又大规模地，全面展开。这个时候，跌了一个很短时间的重庆的物价，又迅速全面猛涨，一日数翻、数十翻。虽然，当时薛岳、王耀武都已来到重庆，得知父亲的情况以后，各给父亲送去了50万元。但由于迅速贬值，这些钱拿到手之后，几天之内就已经起不了任何作用。直到这时，父亲在重庆私人办报的计划已全部落空。当时，父亲在重庆的关系很多，想找个事做是不成问题的，但除了参加内战的事情之外，实在没有他自己甘心情愿干的事情。只好决定先去沙市，将一家老小送回武汉再说。由于当时通讯迟缓，等父亲到了沙市时，母亲带着一家老小已经起程了。 　　我们从沙市回到武汉时，是1946年的夏天。也是因为没有钱，乘坐的是一艘运兵的军舰（登陆艇）。当时，从敌后返程的难民特别多，交通工具远远不能满足，政府为了遣散难民，也想尽了一切办法。这艘军舰的两边甲板上，都被回武汉或通过武汉中转的，全国各地回家的难民，人挤人地，挤得水泄不通了！我们一家老小，挤坐在这些难民中间，周围的汗气、臭气冲天，大人、小孩的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疥疮，痒得人恨不能跳进长江去洗个干净、痛快。在船上的那些天，挤得人动也不能动，吃、只有吃干粮，大、小便，只能用东西先接着，然后抛入江中。尽管是人挨人的挤坐在一起，但毕竟是抗战胜利了！可以回老家了！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好，互相间照顾、方便、关怀，十分友好。纯朴善良，多年来受苦受难的中国老百姓，都认为当时的这种苦、这种挤，是因为国家穷，人太多有困难，都感到这只是暂时的。大家都一心向往着：日本投降了，从此以后，再不会有战乱了，可以天下太平，安居乐业了！怀着这种心境，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舰船终于停靠在了汉口的武汉关码头。下船时，我们一群孩子，心潮澎湃地走在跳板上，第一眼就看见，一群投降后的日本鬼子，站在江滩的江水中擦洗油桶。满腔怒火，立刻涌上全身，我们边走、边吼、边骂！一到岸上，捡起卵石、砖头就朝他们扔！朝着他们打！水花四溅，卵石打在铁桶上，叮当作响，这些昔日的野兽们，连头也不敢抬一下。所有下船的人，真是恨死他们了，怎么也出不尽胸中满腔的恶气！ 　　回到武汉，已是1946年的初夏。第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个孩子，不分男女，都推了光头，换去了全部衣、物。因为父亲一直还没有找到工作，为了节省开支，便由母亲和祖父母，带着我们10个孩子，先回到了我们的故乡云梦县西门外的吴家台子村。这是我们第一次回到自己的故乡。经过日寇8年的蹂躏，故乡已经破败不堪，但乡亲之情，仍如鱼水交融，我们每个孩子都非常高兴。1947年，我们是在乡村老家过的春节，乡亲们放鞭炮、舞龙灯、划采莲船、跳蚌壳精、下马脚请神仙下凡等等。热闹喜庆的习俗，都使我们感到无比地新奇和亲切，至今仍有很深的回忆。在老家农村住了不到半年，为了不荒废我们的学业，春节过后，全家人便离开了吴家台子，搬到云梦城内，借住在祖母娘家的亲戚家中。 　　 　　19沉重负担 　　由于正好遇上几个月之内，重庆物价狂跌狂涨的猛烈波动，为归还银行的借款，父亲多年来的积蓄，顷刻之间已荡然无存。多年来，依靠自已的积蓄私人办报的梦想，也彻底破产。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的许多朋友，不是接受大员，就是富贵还乡，都有原来的组织关系。而而此刻的他，因为所有的组织关系，都已经完全脱离，一时之间竟然变成了一个社会上的无业者。一家人此时回返武汉老家，在经济上可以说比逃难出来时，还要困难得多。从此以后，一直到武汉解放，这些年的时间里，父亲就基本上就处于，失业和半失业，依靠朋友接济，或为养家糊口而东奔西走找工作的状态。 　　日本投降后，第一任湖北省主席是湖南澧陵人王东原(保定军校毕业生，1942年任国民党政府国防研究院主任，1944年任湖北省主席兼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父亲因多年在湖南军界、报界工作，从不认识此人。1946年初，独自由重庆回到武汉后，在湖北已无任何组织关系，什么工作也派不上。原来在湖北武汉的一些最要好的朋友，由于他们一直没有脱离各自的组织关系，都以接收大员的身份，先期回到武汉。如杨锦昱任武昌市政处长，后为武昌市长；艾毓英任省参议会参议员；袁雍任汉口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邓超平任武汉行营参谋处长。只有父亲处在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朋友们介绍给他去做的一些事，不是解决不了他的家庭经济重担，就是他所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因此，一时的家庭生活很困难，经常要朋友们接济。 　　当时，湖北省政府的机关报《新湖北日报》，由省政府委任熊东皋（湖北松滋人，湖北的中统头子，时任应城石膏公司董事长）为社长，经杨锦昱介绍与父亲相识。此人从未办过报纸，知道父亲是著名报人，因此，诚恳邀请父亲出任他的副社长，并说，他只是卦个空名，报社实际工作完全由父亲负责，有什么问题，就去应城与他商量解决。当时，父亲也想，先找一个自己愿意干的工作，而且介绍人都是些多年好朋友的关系，也就答应了下来，于1946年的二月份到任。以后，便多次去应城石膏公司，与熊商量省府经费、人事安排等问题；分别邀请原来随父亲办过报的一些人，如黄宣烈任总编辑；余开先任资料室主任；李继先任编辑主任；叔父吴忠良任编辑等等。不久，大伯伯吴忠华一家人回武汉后，姑父徐霞村担任过报社主笔；云梦祖母张家的表姑父吴立三、表兄张连保；母亲胡家的二舅父等，都先后在这个报社工作过。 　　过了不到一年，1946年末湖北省政府改组，万耀煌接任湖北省主席后，熊东皋辞职，吴大宇接任《新湖北日报》社长。吴大宇原任国民党省党部书记，湖北省的cc头子。1933年至1938年，曾与父亲在武汉相识，知道父亲在新闻界很有名气，再三再四地不让父亲离开报社。他也说只卦个空名，因为父亲不认识万耀煌，有他卦名，一些问题好解决些。碍于朋友关系，父亲也只好继续留任。此时，黄埔军校在汉口召开同学会。会上，父亲又碰见了胡琏。当时，胡是第18集团军军长，军部就驻在武昌。彼此在湖南分别以后，多年不见，十分亲切。胡见父亲当时的衣着像个贫苦老百姓，当天便一定要拖父亲上他的汽车，亲自到西服店给订做了一套西服，说是在社会应酬上好一些。以后，他们就经常见面，相谈十分投机，感情也日益深厚。 　　父亲在《新湖北日报》工作定下来以后，住在云梦的母亲，便将最小的十妹，托给祖母娘家的一个侄媳哺养。自己带着大姐、二姐（因为她们要上中学）和九弟，前往武汉照顾父亲。祖父母则留在云梦，照顾其余在云梦上小学的孩子。这个时期，从我开始到6妹，都在云梦城关完全小学，也叫曲阳镇小学读过书，我插班五年级，毕业以后，升至云梦县立初中。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父亲工作极不稳定，一会在武汉，一会在徐州，一会在南京。武汉周边，因为打仗，社会上也极不安定。我在云梦初中，没有读完一年级，就随家庭搬迁武昌，插班至武昌昙华林省立初级中学一年级下学期。又因经常闹学潮，低年级不能正常上课，便与5弟一起，又转学到当时父亲的一个熟人开办的、武昌私立育杰中学二年级上学期（五弟读一年级）。这个期间，因父母亲都不在武汉，留下大姐、2姐、4妹、我和5弟等几个读中学的孩子在武昌读书，常常因为我们的学杂费、生活费供应不及时，被学校停课或停伙。有时，实在没有办法，我便带着5弟走上街头，向好心的过路人讨几个零钱，买烤苕充饥。初中二年级没有读完，我又随祖父母，带着5弟、6妹返云梦初中读书。这样来来去去的，直到1949年的7月，武汉刚解放不久。一方面是出于当时的热情，更是出于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于是大、二姐，4妹，在武汉参干、参军；我为照顾祖父母和小弟弟、妹妹们，同他们一起返回云梦，并在云梦参加了工作。 　　我的童年、少年，正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乱时期，很少有安定的环境，而且，家里的经济情况也极不稳定、经常十分困难。所以，在我应该读书的时期，没有条件好好上学；青年时期正好工作的时候，又因为极左路线，不能让我好好工作，真可说是空怀志向，无以奈何！而更可悲的是，这种来自人为的社会的灾难，在我这一代人的身上，还不能结束。我的子女也因我的原因，不能有正常的、平等升学的待遇。虽然，最后平了反，但岁月一去不回头，他（她）们也错过了读书的年龄，不可能有相应的文化层次，自然就更谈不上有相应层次的工作。影响了我这一代，还不能不又遗患于下一代，实在是可悲至极！ 　　回想起来，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政府的既定方针就是打内战，他把这场战争，作为了压倒一切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两手空空，又背着十分沉重的家庭负担，想要超脱其外，从事自己所追求的事业，不介入这场战争，那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其结果便必然导致了解放战争的这几年，我们家里的经济生活情况，要比起抗日时期，还要困难得多。这期间，尽管父母十分重视我们这一群孩子读书上学的问题，但事实上，不受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20重返军界 　　1946年7月，薛岳被任命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原第九战区政治部彭副主任，担任绥靖公署政务处长。薛、彭两人，知道父亲一直没有稳定、如意的工作，便立即发电报，邀父亲马上去徐州，就任他们的政务处副处长。接到这个电报时，适逢母亲正要生产11弟（名厚勇、勇子）而且，又正在生病，身体十分虚弱。由于初回武汉不久，一切都是人在人情在，父亲担心他突然一走，后果难以预料。因此，只好留在母亲身边，直到顺利产下11弟，母子平安以后，他才辞去了《新湖北日报社》副社长的职务，于1946年8月下旬去到徐州。由于几个月未见父亲到任，徐州绥靖公署留给他的职务已另委任了别人。于是，薛岳便委任父亲为徐州绥靖公署的少将参议。这个职务，实际上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完全是薛岳为照顾他拿一份薪资。父亲向来对这场内战不积极，因此，这份闲职对他来说也正好，既能逍遥自由一些，又有一份比报社丰厚得多的薪资、用来养家糊口。 　　当时，内战还在东北境内的地区进行。父亲到任不久，胡琏也到了徐州，他的第18集团军已改番号为整编第11师，胡改任师长。此时，山东省政府改组，王耀武出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这时，徐州绥靖公署政务处的彭处长，知道父亲与王十分要好，希望通过父亲的关系，面见王耀武，调他到山东去工作。经薛岳同意，父亲便与彭一起从徐州经南京，乘飞机到达济南。父亲因在徐州没有什么具体工作，便在济南逗留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又应邀从济南到青岛，会见时任海军政治部主任的黄埔同学陶涤亚。然后再从青岛坐海军的舰船，经上海返徐州。此行历时一个多月，还给薛岳带了许多山东烟台的苹果。 　　父亲到山东济南，已是1947年的3月，天气还很冷，又没有电暖气设备。一天，王耀武邀约父亲和彭主任，三人一同去洗澡。在一个宾馆楼上，烧的是一大盆木炭，洗的过程中，父亲还说过：这火烧得太旺，我们不要多呆，早点走。王说：他也有点头晕，快点走。他们洗完后一同出来，刚刚走到楼梯口时，父亲就觉得支持不住，一步也不能再走了，对王刚说完“我不行了”一句话，便在楼梯口晕了过去，以后便没有了知觉。王赶紧叫卫兵打电话军医处，派来医生急救，一个小时以后才慢慢苏醒过来！然后，他们一同坐车到了王的司令部办公室，父亲想单独地与王谈一次话，王便安排了当天的一个下午时间，结果等了父亲半天，直到晚上，他才完全清醒。王提议出去走一走，两人便步入一个花园，边走边谈，无话不说。谈到当时的形势时，父亲对王讲，与共产党打仗，绝不会有前途！王当然不同意父亲的说法，而父亲则坚持说：共产党为什么越打越多？这样硬打下去，决无好结果。当时，国民党因为占领了延安，各地报纸正在大事鼓吹，对此，父亲则认为，这一仗完全是以优势打劣势，胜了也是败了，完全没有什么可吹的。劝王应该有所警惕！王说：我们是知心朋友，今天讲的这些话，对我讲可以，你切切不要对别人讲。当时，山东省政府正开会，要讨论一个施政工作计划，应王耀武的要求，父亲便按自己的意见，替王写了一份计划，主张以民生主义作为根本，治理山东。这个计划讨论通过以后，会议上发表了徐州的彭主任，就任鲁西南办事处主任。于是，彭决定回去向薛岳辞职，并建议将政务处长一职，移交给父亲。这样，他们两人便告辞王耀武，一同回到徐州。 　　这个期间，解放战争进展十分神速，国民党军队发动的重点进攻，处处遭到解放军的严重打击。关外战事节节失利，关内主力被深深陷在华北和陕北两个战场上。联结山东和陕北的晋、冀、鲁、豫战场的部队，在豫北、晋南解放军的攻势下，退守黄河一线，形成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状态，战略纵深十分空虚。刘、邓大军得以顺利横跨黄河天险，逐鹿中原，直接向国民党的纵深、大别山区域挺进。并迅速实施了战略展开，建立了中原大片解放区和根据地。华东陈、粟大军，也发动了对陇海路的攻击战，薛岳的部队连遭重创。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各个城市的反蒋、反美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逾演逾烈。国民党政府，由于军费开支巨大，已经陷于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物价一日数涨，通货恶性膨胀，法币改为银元券、银元券改为金元券，弄得民不聊生，各界群众无不怨声载道。当时，我就亲眼见到，一麻袋纸币还买不到几十斤米的真实情景。此时的薛岳，因连连吃了败仗，战局也发生重大转变，蒋介石决定撤消徐州绥靖公署，将它归并到当时设在郑州的，由顾祝同担任陆军总司令的陆军总部，将薛岳卦了起来，没有安排他的职务。 　　父亲与彭处长，一同从济南回到徐州时，薛岳正在闹着情绪，要求对他的部属，每人发三个月的饷金，全部解散。薛岳见到父亲发牢骚说：我为蒋介石这样工作，也落得这样的结果，你们又能怎么样呢？他劝父亲和其他部属们统统都回老家去，什么也不要做了。虽然这时还有消息说，薛岳可能会当后勤总司令，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也不便多问。拿了三个月的饷金后，便打电话向胡琏告辞，说自己打算离开徐州后，将去南京另找工作。胡琏接到父亲的电话以后，邀他先去他那里谈谈再走，于是父亲便去到了胡琏的部队里。当时的父亲，一直都还在想办报纸，考虑当年在武汉期间，胡琏曾有过办报的意向。因此，便向胡提出了，以第11整编师的名义，办一张随军报纸的计划。时任副军长的高魁元，系黄埔军校四期同学，抗日时期，曾因打了败仗，撤去师长职务，被关在第九战区军法处，是胡琏将他保出来的。当胡同他商量这个问题时，高认为当前战事紧急，经费又紧张，不宜动作太大，表示不同意。他认为父亲这个人，要发挥其能力，完全可以另作安排、更适合他做的工作。如是，他们商量以后对父亲说：部队流动性大，看报纸很困难，要父亲编一个《阵中汇编》，即把当时各类报纸的有关新闻摘要汇编在一起，供各级指挥员用。父亲认为，反正当时也没有别的什么他愿做的事在等着他，同时，基于与胡琏之间的朋友关系，也不便推却。便说：你们要我办，我就给你们办吧。这样，胡琏当时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他的军需处长：“聘请吴参议为本师同上校参议，每月送100万元”。另外对父亲说：他在南京的牯岭路18号有一幢他私人的房子，去到南京以后，就可住在那里。 　　此时，7弟在武汉因病无钱医治，年仅7岁去逝，母亲正在悲痛之中。父亲离开徐州胡琏的司令部，到达南京以后。便将母亲、八弟、九弟和祖母娘家的一个侄孙张小连，一同接到南京。给张顶替张开甫的名额担任勤务兵，从此就改名张开甫。在南京的牯岭路18号，办起了《阵中汇编》。南京是当时的首都，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各方面的消息都比较灵通。完全用当天各种报纸上的现成材料，不要花什么脑筋，编好就交给整编11师在南京的办事处加印，送师部发行。这个《汇编》大约办了半年，胡琏的部队从京浦线，调到平汉线的信阳至武汉一线。父亲便带着随行家眷，跟随整编十一师南京办事处转移，又回到了武汉。在武昌安顿好家眷以后，便再去胡琏的司令部，还是商量办报的事情。由于《阵中汇编》，一方面时间拖得太长，同时邮寄也不即时。胡琏的意见，还是办一个比四开再小一些的军内报纸，不要日报那样的规格。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便随军先到河南省的驻马店，再到南阳、业县，又回到平汉线上，随着司令部来回频繁运动。这时的平汉铁路，已被解放军切断，从河南不能直接到武汉，为了购买办报的器材，父亲与胡琏的军需处长一起，从河南坐飞机，取道南京，回到武汉。不久，因胡琏的父亲在武汉去逝，胡也请假赶回了武昌，父亲便留在武汉，帮着他办理完了丧事。 　　这时，已是1948年的10月。当得知济南已经解放，王耀武被解放军生俘以后，胡琏对父亲说：王当了一省的主席，又当了一个方面军的司令官，为什么没有死？难道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吗？他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使父亲一时竟不知怎么回答。胡又说：可能是他临要死的时候，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而死呢？他回答不出来，所以没有死。父亲听后，深感像王耀武这样与蒋介石十分亲密的人，尚且如此。可见蒋介石已经众叛亲离，实在不可救药了。同时，也联想到胡琏此时的心情，可能也是十分复杂和十分矛盾的。由于解放战事的急剧变化，办报的事，也就至此而止。胡琏在汉办完父丧以后，因国民党政府国防部要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军情紧急，便赶往南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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