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中兴周刊》 　　父亲进入武汉大学之前，由于家里工薪收入一直不高，生活上本来就不很宽裕。他进入武大以后，祖父的工作不稳定，主要靠母亲担任小学教员，每月70-80元的薪资收入过日子。以后几年中，又先后添加了大姐厚仁（生于1930年）和二姐厚义（生于1932年、后改名吴洁），生活更为紧张。因此，他读书的费用，全部要依靠他自己的稿费收入、和如中华大学同学杨锦昱、军校同学傅光海等的接济。当时，这些人都已参加工作，而且是省党部委员，副总干事等，职位、薪资都较高的负责人员。同时，因为父亲在学校，也是高材生和活动份子，经常为他们或利用他们的政治地位，进一些言，或做一些社会工作，以便得到他们的资助。 　　1932年，父亲即将进入武大的四年级，为了创造收入和避免毕业以后临时就业困难，他利用朋友们的资助，在学校内办起了一个同仁刊物，取名《中兴周刊》，自己担任主编，面向社会公开发行。之所以下这个决心，除了上面所说的经济生活原因以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的武大校长王世杰，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时，与北大著名教授王新拱、周鲠生等人，在北京办了一个《现代评论》杂志。在全国影响很大，对湖北思想界的影响也很大，父亲当时在思想上深受其影响；二是，当年北京《时代评论》的原套人马，此时已转到武大（王世杰此时已去教育部就任部长，而父亲又是周鲠生的得意门生），他们对父亲创办这个周刊，都极为支持和鼓励。湖北的《中兴周刊》于1932年创刊，影响逐步扩大，发行量也逐步增加，父亲越来越全身心地投入，杂志也越办越好。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国民党为了一心对付共产党，曾开展过一次全国性的，规模很大的清党运动。对所有国民党员，都要逐个重新审查、登记，以消除国共合作时期的影响。父亲在武汉黄埔军校时，虽曾举行过集体参加国民党的仪式，因未履行这次登记，早已失去党员资格。此时，父亲已是武大政治系即将毕业的学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为了将来工作的发展上，都产生了重新加入国民党的要求。于是，经时任湖北省党部委员扬锦昱的介绍，便再次加入了国民党，并领了党证。由于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的关系，不久，在朋友们的影响下，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同盟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在湖北的负责人为：黄宝实、艾育英、杨锦昱、陶荛阶、张导民、刘鸣皋、王绍佐等七人。父亲同这些人经常接触，与他们的私人关系也都很密切。因此，在校期间就与他们一起，参加了发动和组织湖北省的青年界干事会；教育界干事会等工作。发展了部份学校的青年学生，其中：与父亲从此结为亲密朋友的，如中华大学的熊梦、颜悉达；省高的周文化、干子良；省二中的罗光国、杨祥杰；省三中的喻伯良；省师的谈瀛、郑清钛等，并同他们共同办过一份内部刊物，后因经费困难而停刊。 　　1933年，父亲在武汉大学毕业。这时，他所办的《中兴周刊》，发行量已越来越大，而且，全部由省党部负责包销，他只管编印，省去了很多事务性的繁琐。因此，他决定就以此作为毕业后的主要职业。当时，武汉社会比较稳定，相对物价水平也较低，他每月除有可观的稿费收入外，还有100元的固定工薪收入，住房费用还可以公费报销，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正好，这时教育部有条新规定，担任小学教员，必须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母亲没有上过师范，光有高中毕业证不行，而这时，家里也无需再要她勉强工作，便让她辞去了教员职务。从此，直至武汉解放，她都没有再做社会工作。祖父这个时候，也无须再到外面去找工作了。如是，就将家从汉口搬到武昌长街，与杨锦昱为邻。后来，又迁至武昌黄土坡，与艾毓英同住在一栋二层楼房里，艾住楼上，我家住楼下，全家人的生活费用都由父亲一人负担。 　　武大毕业后的第一个暑假，父亲曾接到过在南京工作的老师周鲠生的电报，介绍他去南京工作。当时，由于打内战，“毕业就是失业”，大学毕业后的学生，都很难找到工作。周老师主动给他发出邀请，这是很受老师器重的表现，因此，父亲也很感动。由于既不愿放弃自己正在专心经营的事业，又不好让老师失望、生气。只好安排好自己的事情，立即亲自去南京，面谢老师，并说明自己的想法。他到南京前，那里的朋友、同学，都知道他去南京任职的消息，为他庆幸。那时，汪精卫任中央行政院长，彭学沛任行政院秘书长。周鲠生就是向彭推荐父亲到中央农村复兴委员会就任专员工作。见到周先生以后，当他知道父亲已有了自己满意的《什志》工作，也表示满意和支持，并嘱咐父亲说，既然彭先生这样器重，你还是应该去看看他，当面说明情况，并表示谢意。父亲按照老师的意见，便专程去看望了彭先生。同时，也到教育部去看望了老校长、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他们对父亲的选择都极为支持。 　　王世杰就任中央教育部长以后，父亲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年青学生，在与他的联系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情：一是，当时的湖北教育界，宗派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如来自省师、北大、北高师出身的人，都自成体系。分别把持着各个不同的中、小学校。比如在某个学校中，省师出身的校长调走，就只能由省师出身的人去接替。因此，当时只有教育界最安定。父亲对这种不论人才，只讲宗派的现象十分反感。如是，就在《中兴周刊》上写了文章，猛烈地披露和抨击。不久，便接到中央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亲笔信。信的开头给了一些鼓励，接着就针对父亲的这篇文章，提出对地方的一些问题，可以发表意见，但不要搞得过于声严色厉，其效果反而不好。王身为中央的教育部长，一般学生写的信，都是连看也不一定都看的，更不要说给他亲笔写信。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对《中兴周刊》，王不仅每期都在看，而且如此关心。父亲便当即复信，表示接受意见，并感谢他对刊物的关心。二是，父亲每次去南京，都必定要去看望一下老校长，每次也都受到很热情的接待。一次父亲去看他后，刚刚返回旅社，王的生活秘书（他的侄儿），便来电话说：王部长下午要约见他，父亲感到奇怪，如是下午再去。他到教育部后，秘书告诉他，王部长因事刚走。走前交待，教育部决定，直接支持《中兴周刊》300元经费。父亲喜出望外，便随即去办理了领取手续。事后，所有的武大同学都认为，这是很少见的校长特别的偏爱与照顾。 　　另一次是，父亲去南京时，经常住在三叔祖父吴禄贞的长子、吴忠黄的一个朋友傅养生家里。吴忠黄因是革命先烈的遗孤，已被公费派往美国读书。因两年中仍未考入一个学校，教育部已经决定停止其公费。傅知道父亲与王部长的关系，要父亲去给吴忠黄说说情。父亲去见王的时候，提及此事时，王说：绶卿先生的后人，我们本应照顾，但两年还进不了一个学校，拿着国家的钱太不像话。父亲说：这种情况，本应停发，可不可以再给他一年的机会，如过期不能入校，再作处理。王当时便同意了，并要父亲去信忠黄。此后，忠黄伯父进了美国的一所学校，教育部也每年都继续供给他经费。 　　父亲初次踏入社会是大革命失败，从军校出来以后的1926年，在湖北省工矿局做录士、当出纳员，在税局当职员，在训练部当总务科员等。第二次踏入社会，已是在武汉大学毕业后的1933年，文化、社会层次都明显地提高了许多。因为大学毕业前，《中兴周刊》的发行已有一定规模。毕业后，他除了继续主编《中兴周刊》外，并与朋友黄宝实、艾毓英共同发起，在扩大发行《中兴周刊》的基础上，又在武昌开办了一个“中兴书店”。实行股份制经营，一股东都是教育界的朋友，艾毓英任董事长，父亲任经理。还应邀先后兼任湖北省立高中公民教员；湖北省教育厅特种师资培训班讲师和湖北省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兴书店”顾请毛辉庭为店员，同时，以书店为依托，还办了一个“中兴读书会”。开展一些读书，研讨，邀请名流演说、讲座等活动。这个书店和读书会，当时在武汉的青年学生中，也很有影响。直到1936年的上半年，由于抗日时局开始变化，经营出现亏损，书店、读书会才停办。《中兴周刊》从1932年创办，到1936年末，另有了工作才移交给别人(现武大图书馆仍有完整的收藏)。 　　这一时期，武汉的社会秩序和父亲的收入，都比较稳定。因为，前面出生了两个姐姐，家里人都希望再生一个男孩，正好这个时候我出生了，一家人都疼爱有加。父亲在当时的青年、学生界，思想、理论界都十分活跃。同时，由于阅历丰富，同学、朋友往来频繁，参加的社会活动也很多。如1934年1月，张学良自欧洲回国后，就任设在武汉的鄂豫皖剿共司令部副司令（蒋介石兼任司令）。在一些会议场合，父亲作为武汉的青年学生界代表，张学良也同样作为被邀请的代表，常常可以见面。张平易近人，很喜欢与青年人接触，彼此交谈甚欢。1935年，张改任西北剿共副司令，离开了武汉，1936年“西安事变”被囚，父亲与他就再未见面。这个时期，父亲还面见过陈诚，那是父亲在中华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一个青年教员名叫胡越。不久，胡便去到陈诚的部队当了秘书，与陈的关系很密切，陈出钱送他去美国读书，回国后，继续在陈诚的手下工作。这时，胡越随同陈诚的部队，再次来到武昌，由于与父亲已有多年不见，再次重逢，来往很密切。陈诚当时的兼职很多，经常是飞来飞去，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当时，武昌有一所启黄中学，校长姓方，曾在湖北建设厅当过厅长，与陈诚同过学。一次陈诚路过武汉时，他为了扩大学校的社会声誉，便邀请陈诚到启黄中学去作一次讲演。胡越这个人，从来不愿意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陈诚，怕被陈看中，而超越他自己。他完全知道，当时的父亲，只是一门心思热衷《中兴周刊》，根本就不会去考虑要与谁拉关系，找出路。因此，他一反常态，利用这个机会，把父亲约去启黄中学，介绍给了陈诚。其目的，无非是想在父亲面前，显露一下他自己，而父亲也只是因为不便推辞，仅仅是去见见面而已，以后也没有刻意地再去找过陈诚。此时，《中兴周刊》越办越好，中兴书店和中兴读书会，本着“中兴国家”的宗旨，也办得十分红火。在青年学生中，影响也越来越大。据说这段时间，也是我们家里生活环境最好的一个时期，可惜那时我的年纪太小，一点点记忆也没有。 　　8省府督学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消极抗日，独裁专制。全国各地、各界，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势不可挡。终于，导致了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这前后，武汉物价不断波动，学潮不断，社会日益动乱不安。由于学校难以正常上课，读书会不得不停办，书店也出现亏损不得不停业，《中兴周刊》的发行也每况逾下。这时，家里已有了五个孩子：我1934.3月出生；四妹厚智1935.6月出生；五弟厚孝1936.11月出生，由于父亲的收入在减少，经济负担一天天在加重，家里的生活便开始出现困难。 　　1936年底，湖北省政府改组，派张群任湖北省主席。中央教育部直接调周天放，任湖北省教育厅长。周是东北人，在国外留过学，在东北担任过省教育厅长。派他来湖北之前，中央教育部王世杰部长知道父亲的景况，一方面向他详细介绍了父亲的情况，推荐父亲担任教育厅督学（父亲与周虽不认识，但中央教育部长的亲自推荐，他是不能不予重视的）；另一方面发电报要父亲速去南京见他。父亲接电到南京后，王便告诉他，已向周天放举荐到省教育厅任督学的事，叫父亲一定不要放弃了这次机会。然后，约定几天后，再去教育部见他，给父亲写封介绍信。几天后，父亲应约再次去见王，正好那天上午，汪精卫从国外回上海，王已离开南京去了上海。父亲正感到不好办的时候，王的侄儿（生活秘书）来上班，说部长走前对他已有交待，叫父亲不要离开南京，一定要等他回来，并说，周天放也要来教育部。这说明王对这件事，是十分重视的。过了两天，父亲接到通知，周也去了教育部，当着王的面，见到了父亲。周十分客气，告诉父亲，他过几天就去湖北，会直接去找父亲联系。这时，报纸上已公布湖北省政府改组的消息。当时的督学，是枞察、监督学校的政府行政官员，省教育厅的督学对象，主要是全省范围内的中学。原在这个位置上，设有四人。就出身而言，一个是北大的；一个是中央大学的；两个是武高的，他们都是教育界的老资格。周天放当时不到40岁，年纪虽不大，但可以看出，是个很会做官（圆滑）的人。来湖北就他一个人，除了只换了一个秘书和一个总务科长以外，没有一到任就采取大换班的办法。离开中央教育部，到武汉见到父亲以后，他便改变了原来的承诺，对父亲说，部长有过交待，打算派你担任一个股长（父亲家庭经济负担重，股长与督学月薪相差很多倍），父亲当即表示不同意。当时，担任督学的条件，必须是大学本科毕业，并有几年教龄。父亲是武大本科毕业，在几个学校兼课多年，两个条件都是符合的。由于教育部长亲口举荐，而周又没有什么特别理由，相持了一个多星期，还是发表了父亲督学职务。接到委任状以后，父亲便将已经办了三年的《中兴周刊》，移交给了别人，去教育厅到职。 　　凭着在湖北多年来的人事和工作关系，父亲在督学任上，各个方面都得心应手，非常顺利，很快得到周的另眼相看和各个方面的好评。在这期间，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父亲还经历过这样两件事情： 　　一件是在他就任督学后不久发生的。他接任督学的那个前任，是出身于中山大学的那个人。离职后不久，他的一个姓张的同学，去到教育厅见周厅长，气势很凶，质问周厅长为什么要免去他同学的督学职务。在会客室拍桌打椅，与周争吵起来，声音很大，使教育厅的各个办公室，无法正常工作。事后，为了挽回这件事的影响，教育厅向法院，以妨碍公务罪，对这个人提出了起诉。父亲被指定为当事人，代表法人周厅长，出席法庭辫论。这场官司，先后打了三个月，结果，给了那个姓张的处份，教育厅以胜诉告终。事后，父亲听省政府一位同事说，当时，以扰乱社会治安，直接扭送警察局就行了，大可不必经过法院。这说明周天放及父亲这些读书人，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突发吵闹的事，也没有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和应对的经验。 　　另一件是发生在1937年末。此时，南京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国民大会，湖北各界竞选参加国大的代表。父亲由于在武汉多年，参加过青年学生运动，经营过中兴书店，中央及省、市党部，政、学、商界，都有很多社会关系。在各方面的朋友推举下，他既没有拉选票，更没有花一分钱，就很顺利地被当迭为湖北省的18名国大代表之一。后来，由于全国各地争代表的名额十分激烈，中央选举委员会临时改变了选举办法，将湖北的18个名额，减少为14名。由于需要淘汰4个名额，一时为争当这个代表，有花钱买通的，有游说拉票的，竞争得相当激烈。父亲对这件事，本来就不很在意，更不愿为此去游说竞争，表示自愿放弃。后来，经过湖北省选举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协调，由襄樊的一个代表出资1000元，买去不被淘汰的资格。就这样，父亲第一轮当选，不仅未花一文钱，第二轮反而意外地收入了1000元。当时的1000元，是一笔很不小的数目。也就在这时，抗日战事已经很紧张，武汉居民已开始向西南大后方撤退。于是，这笔意外的收入，正好解决了我家的一家老小10口人，撤离武汉所需的一大笔费用。 　　 　　 　　9武汉会战 　　 　　武汉，是中国内地特大的中心城市，水、陆、空，四通八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侵略者，早就认为，只要占领武汉，就可控制中原，乃至支配全国。因此，他们倾其全力，一定要攻取武汉，妄想达到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而作城下之盟。当时，中央国民政府，已经决定迁都四川重庆，其间，大部份中央机关、中央人物，都云集在武汉，使武汉实际上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中心。这时，为了抵抗民族大敌，国、共两党空前合作，共同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号召“一切的奋斗，要以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为目标”，双方都宣布，一定要团结一致，誓死保卫大武汉。这就使当时的武汉会战，成为中、日双方，在战略上的一场大决战。 　　当沪松战事激烈的时候，湖北就宣布了进入非常时期。省教育厅受命，停发出国留学生的公派费用，把这笔钱，作为湖北省非常时期，宣传委员会的活动经费。周厅长是省非常委员会的委员，父亲被派任为宣传委员会的秘书。负责拨出宣传经费，招考宣传工作队员，展开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工作。由于日寇进攻猛烈，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在战事发展到武汉外围时，不少单位开始纷纷撤退，湖北省政府决定迁到恩施。教育厅每人发相当三个月薪资的遣散费，决定凡愿意去恩施的自己去，不愿去的自己另谋生路。在这大敌当前之际，父亲没有丝毫偷安的想法。他毅然决定重返军界，安排家小先撤离武汉，自己坚持战斗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 　　父亲在教育厅代替周厅长打官司的时候，结识了武汉一个很有名的律师。他有一个侄儿，名叫雷鸣泽，也是因为时局不稳，家庭经济困难，没有正规地上过学校。在上海失学、失业后，回到武汉，一面读书，一面工作。因为和父亲是同龄人，经历又相接近，两人交往十分密切，雷经常到我们家里来玩，祖父、祖母也都很喜欢他。雷是湖北松滋人，在我家决定撤离武汉后，他鉴于我家老小上十口，走动一下实在不容易。因此，在商量谈到如果武汉沦陷，家里怎么安排时，雷建议先到他的家乡松滋县去。他说那里是大山区，日本鬼子不一定攻得进去，全家人也基本上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为了慎重，父亲当时便利用到沙市出差的机会，先到松滋县去看一看，一来考察一下那里将来安全状况，二来熟习一下撤离路线。那段时间，武汉已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有一天，还没有等到父亲出差回来，雷鸣泽就突然来到我家，说是时局已经非常紧张，武汉失守就是近两天的事！由于武汉撤离的人非常多，如果再等到父亲回来，恐怕要走也走不了了！他说：他马上要去松滋，正好护送老小。如是，不由分说，一定要母亲带着全家老小，马上随他离开武汉，决不能再坐等父亲回来。祖父、祖母和母亲，也不了解外面的真实情况，于是，就在这样的仓促之中，身怀六妹的母亲，领着全家老小，带着简单的衣物，只好在忙乱之中，随着雷鸣泽坐上离开武汉的轮船，去了松滋。 　　武汉大会战开始以后，武汉市的各个方面都已动员起来，一般的机关事业部门，都已先后撤走，市内实行军事管制。为了统一指挥，当时，在省政府之上，成立了一个有各党派人士参加的，第九战区抗战动员委员会。司令长官陈诚兼任动员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主席严重任副主任（委员有潘梓年、史良等），它是武汉地区战时的最高权力机关。原省、市，党、政、军，包括国共两党，民主人士，很多人都在这个组织里面。父亲的好朋友艾毓英兼任秘书处长，杨锦昱兼任组织处长，胡越兼任政治处长。这个委员会的中心任务，就是分系统层层把武汉全体居民组织起来，成立宣传、救护、担架、运输、医疗、通讯等战时工作队，并进行各种军事技能训练。这时的父亲，兼任这个委员会宣传处秘书。 　　父亲出差绕道松滋赶回武汉后，母亲已随雷鸣泽，带着全家老小，离开了武汉，正好与父亲在路途错过。这时，既然家眷已走，教育厅也发了遣散费，父亲便按事先已定好的打算，离开湖北省教育厅和动员委员会，直接去到第九战区政治部找到主任胡越。当时，陈诚兼任国民党军总政治部主任；武汉市卫戍总司令，胡越也兼武汉卫戍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胡越是父亲多年的朋友，非常了解父亲的能力，对父亲一直是十分器重。当时，胡是陈诚部队的少将，父亲是省府教育厅的督学，论关系两人是老朋友，论级别两人都差不多。由于在长官面前，心存怕超过他自己的心态，只愿意给父亲发表中校军衔，为此，两人曾交涉了半天。最后，由于胡越提出许多客观原因，坚持他的意见，而父亲看到大敌当前，也不想过于为此计较，只提出不愿挂中校的军衔，为此便安排到训练处任同中校秘书。这时，胡越、艾毓英、杨锦昱和父亲的家眷都已送走了。四个单身人留在武汉，为了工作和生活的方便，便一同从武昌搬到汉口，在艾毓英的一个已经撤退了的同乡家里住宿。这家人很富有，住在汉口法租界首善里内，房子是全封闭的，四个人都住在前面的一个走廊里，白天各人忙各人的工作，晚上就经常相约到一个当时租界内才有的、有歌舞音乐的夜花园。四个人过去都是多年的老朋友，现在又是没有了家庭的拖累的四个单身汉，整天自由自在，无所不谈。大约一个月以后，时局一天紧张一天，10月初开始动员全面撤退，在武汉沦陷前的10天，各部门已十分混乱。于是，四个人决定分别撤退，相约都到四川重庆见面重聚。 　　这样，父亲决定，和当时留在他身边工作的鲁家大姑妈的丈夫桂允中，同时撤离。正好此时，这栋房子主人的儿子、媳妇也要到四川去，父亲就托他们买好船票，给已在松滋的母亲发了动身电报后，便带着桂允中和云梦的一个亲戚，姓左的女学生，三个人搭乘民生轮船公司的“江新”轮去宜昌。当母亲接到父亲离汉的电报时，同时见到，当天的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江新”轮在离开武汉后，中途被日本飞机炸沉的消息。一时只觉天晕地暗的母亲，带着已经懂事的大姐、二姐，便无数次往返松滋电报局，船码头。到处打听这条船的有关消息，瞒着祖父母，哭了一整天，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结果，是因为报纸的消息有误，被炸沉的是一艘后叫“小江新”的客轮。父亲看到报纸，也怕家里人担心，他一到沙市，便立即再次给母亲发去电报。因为母亲曾多次到电报局询问“江新”轮的事，引起电报局工作人员的十分同情和关心。因此，这份电报一到，电报局的工作人员就赶紧派专人送到了家。这时，全家人才放下心来，转悲为喜。不过几天，父亲便来到了松滋，一家人在松滋得到团聚，自是十分庆幸。 　　几天以后（1938年10月24日下午），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放弃武汉。当晚蒋介石飞离武汉，10月25日武汉陷落敌手。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武汉外围安徵的安庆起，至武汉弃守为止，大小战斗数百次。战场沿长江南北两岸，在武汉外围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蒋介石坐镇武汉亲自指挥，陈诚的第九战区和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部队，联合作战。此次战役，中国军队几乎全部出动，苏联航空自愿队也参加了战斗，双方投入的兵力之多、战线之长、时间之久、规模之大、牺牲之惨烈，都是抗日战争中，任何战役都不能比拟的。据有关统计：中国部队伤亡40多万人，日军伤亡20余万人，老百姓死伤、流离无计其数。这次大战之后，日寇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原定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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