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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家族纪念__顺境逆境家风不变 为官为囚丹心永留
吴氏家族纪念

《梦泽世纪老人吴忠亚》26潜伏分子 27反右运动 28右派分子

吴厚礼

  26潜伏分子
  1955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全国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中,统一开始了以审查干部历史为目的的“审干”运动。本来,父亲在解放初及中原大学学习期间,早已将自己的全部历史问题,向组织上作过了完全彻底地交待。组织上也曾明确地做过“历史清楚,既往不咎”的结论。正因为如此,当年学习结束以后,中南区民政部才有可能继续任命他在一个更重要的涉外岗位上工作。然而此时,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的那种“进京赶考”的状态,已经过去,统一战线已经在很多地方成为虚设,甚至成了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极“左”思潮和路线,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武汉市民政局从运动一开始,便全面推倒了过去的历史结论,暗地里已将父亲定为了国民党派遣的潜伏特务。在这次运动中,为了防止“意外”、有利“审查”, 他们一面宣布父亲停职、反省,将他禁锢在机关内的一个房间里,长达八个月之久,不允许与家人和外部联系;一面组织“外调”专班,分赴全国各地,调查收集他的所谓“罪证”。从我们复印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尽管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找遍了全国各地,也没有发现任何新的问题。出于极“左”思维的本性,外调结束以后,他们不愿、也不可能实事求是的做出结论。一面恢复他的工作,一面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九日,以“吴刘联合专案组”的名义,写出了:“《嫌疑潜伏分子吴忠亚的有关材料及进行意见》,建议公安局继续侦察”!
  基于我前面已经说过的目的。现在,我就不厌其烦地,将武汉市民政局这份“报告”,全文照抄如后(这份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嫌疑潜伏分子吴忠亚的有关材料及进行意见》。落款是:武汉市民政局“吴刘联合专案组”1956年3月9日):
  “吴忠亚、男、现年四十六岁,湖北省云梦县人,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家庭成份官僚地主,本人成份伪高级政工人员,现任武汉市民政局教养科副科长。
  吴于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在武昌伪中央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及一九三三年八月间在武昌省高两次加入国民党,前次集体加入,因离校脱离关系,第二次由伪湖北省党部书记长、伪武昌市市长杨绵昱介绍加入,并领有特字党证。又于一九三三年七月由杨绵昱介绍加入以匪陈立夫为首领的c c组织,即“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同盟会”的湖北省干事会,并任教育界干事会干事,主编该特务组织的刊物“中兴周刊”,设立“中兴书店”,并为匪c c系所拥有之反动刊物,如李彦常主编的奋斗周刊,陶尧阶主编的正中周刊,杨锦昱主编的江汉思潮,艾毓英创办的大同日报等写反动文章。并曾与杨锦昱、黄宝实、陶尧阶等进行反动的所谓青年运动。将各公私立大、中学校大部学生都纳入“青运”组织。以培养反动骨干,如中统特务夏学周、周仕珊、周文学、王学杰、杨世英等均系其培养。一九三八年吴在宜昌曾与中统特务廖仁鹏,军统特务阮齐等九人结拜为兄弟,调和湖北区域中统军统之间的矛盾。三九年二月在宜昌伪动员委员会时,又参加c c分子杨锦昱、艾毓英、黄宝实、廖廓及复兴社分子徐会之、阮齐、杨啸伊、曹旭等组织的政治小集团。吴又系战犯王世杰最忠实的信徒、追随其政学系。
  吴的历史据其交待,曾历任伪湖北省教育厅督学、匪第九战区政治部中校秘书、伪长沙阵中日报、沅陵国民日报社长、伪新湖北日报副社长、武汉日报主笔、伪湖北省政府设计委员等职。在其历史上一贯宣传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政权,反对共产党,破坏共产党。例如四一年皖南事变连续发表反共言论,污蔑新四军,破坏所谓“国家军令政令的统一”。四七年又受战犯薛岳的指示,起草劝告解放军战士投降的传单,向鲁南、苏北等地解放区散发。四八年代伪湖北省主席张笃伦写双十节论文在各报发表,题目是“发扬辛亥首义精神,完成戡乱建国任务”。主要内容是号召湖北人民反共防共,保卫家乡,来配合蒋贼阻止我解放大军南下。由于他的活动和蒋政权的命运血肉相关,故其社会关系均系最反动的高级人物,主要有下列数人:(关于吴的历史问题,我们在工作中未作系统查证,只是结合外来调查人员的情况及参考吴自己交待与有关资料所写)
  1, 王世杰,曾任武汉大学校长,伪教育部长,伪外交部长等职,现逃台湾,系吴在武大时老师和校长,曾支持吴破坏学生运动,吴追随其政学系多年。
  2, 杨锦昱伪湖北省党部书记长,武昌市长,武汉市秘书长,湖北c c组织的最高负责人之一。吴参加反动组织大部由其介绍,与吴关系深切,解放后以策反工作为名,和吴同赴四川,逃往香港。
  3, 薛岳,国民党粤系军阀的首领,曾任伪九战区司令长官,伪湖南、广东省主席,伪总统府参军长等职,是吴的最大靠山。吴曾经其委任沅陵国民日报社长,少将参议,武汉解放前夕,吴曾到穗和其两次会见,现逃台湾。
  4, 胡琏,陈诚的嫡系,蒋介石的亲信学生,曾任匪十八军军长,兵团司令等职。吴曾任过他的政工处长、替胡大肆吹嘘,解放前夕吴曾拟投胡逃亡,胡深表欢迎,并给吴500元的银元做路费。胡现仍在金门岛坚持反动立场。
  5, 陈希平,曾任伪湖北省保安副司令,伪军师、军长等职,与吴是同乡,抗战胜利后,经常在经济上接济吴,五0年吴即是借策反其起义为名,前往重庆,现逃台湾。
  6, 左申周,(泽淦)军统上层骨干,曾任伪国防部二厅三处处长,办公室主任等职,与吴同乡同学关系,亦是吴的执友,解放前夕与吴密谈后离开二厅,后与吴同飞香港,潜来武汉,不久即被我逮捕枪决。
  7, 杨世英,曾任鄂省第四专员兼保安司令,伪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军警联合稽查处处长等职。罪大恶极,解放后仍私藏枪枝,图谋不轨,四九年八月被我逮捕后,吴曾以生命作保,保释杨世英,杨被镇压后吴对其家属仍百般照顾。
  8, 刘华煌,军统分子,曾任伪国防部财务处收支处上校科长等职。系吴至友,互相依赖,解放前后与吴来往极为可疑。
  9, 戴经鸿,左申周的忠实助手,与吴同乡,在港时与吴一起工作,对吴非常了解,回汉后联系非常可疑,吴曾代其数次介绍工作,五一年曾被我逮捕后又释放。
  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后,吴看蒋政权即将灭亡,故慌忙写信与匪胡琏(当时在淅江成立兵团)联系,想依附胡逃亡,胡当即回信表示欢迎,并赠500银元路费。但吴又改变主意接受伪武汉日报聘请,约于四八年十一月赴穗办报。在穗并与匪薛岳两次会见,薛匪对吴的指示是:“你回武汉也可以,你是摇笔杆的,没有什么关系,在武汉能呆下去就呆,不能呆下去你再来,工作是有的”。吴在穗又与左申周进行了密谈,密谈情况据查左申周口供其中“当时坚决把密秘商完了,由吴回武汉设法寻觅关系,我则尽速脱离匪部(指国防部二厅)”。吴在穗住刘华煌家,据刘交待吴此时曾赴港活动,约于四九年二、三月间回汉,通过其弟吴忠良(现在长江水委会工会工作)与我江汉军区城工部地下利用关系傅平民(现在市劳动局工作)接上关系,并通过傅又与我城工部发生直接联系。吴被我利用后又即赴穗与左泽淦、刘华煌联系,并向左说我已和共产党接上关系。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吴藉去四川策反伪一一八军军长陈希平起义为名,赴恩施、万县一带,结果策反工作未完成,即赴渝与左泽淦(此时左已按约离开伪国防部二厅,在渝候吴,吴在到达恩施时,左即己从伪西南长官公署处得到吴要到渝的消息)刘华煌(这时刘也活动调至重庆财务署工作)碰头,结果是伪一一八军更顽抗抵抗解放军的进展,阻滞了解放军的进展速度,而使蒋介石,阎锡山从容逃亡。吴在渝不但未做任何工作,却整日坐着伪一一八军驻渝办事处及伪西南长官公署特务头子徐远举之汽车,到处赴宴聚会,最后又同左申周同赴香港,到港后吴又带了左之自传回武汉,将左介绍与我发生工作关系。由于当时处在解放战争高潮,故大胆利用,但他们除供给我们一般社情外,丝毫未做出有价值的工作。吴左在港整日喝酒打牌,和一些国民党高级特务鬼鬼崇崇,吴在港并向伪昆明稽查处长军统特务阮更生借款建筑住宅,接其妻赴港居住。但当时吴所领津贴每月仅港币2000元。从阮更生与吴忠亚的谈话中,更清楚的能看出,他们干的是什么勾当,阮对吴说:“你干的是共产党的工作,咱干的是国民党的工作,咱们互不侵犯”,并问“郑先生(郑介民)来了没有”。
  一九五0年吴、左先后被我清洗,左阴谋潜回武汉,随着戴义生,诸致中也从渝返汉,左返汉后不久即被我逮捕枪决。吴回汉后仍和左不断暗中联系,左被捕后吴到处打听消息,设法保释,未能实现。此时刘华煌也已由渝来汉,戴经鸿也由港返汉,他们之间联系更是密切,吴曾数次与戴介绍工作,刘妻工作亦系吴介绍。从肃反中的材料更显露出他们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例如四九年十二月,吴在港时刘曾在渝发电报与吴联系,此事五二年即有人枞举,但刘一直隐瞒不交待,在证据确实的面前尚欲谎言搪塞。戴经鸿则在五五年八月间尚去吴家,请示如何交待。在运动中又发现了吴与另一潜伏特务杨世英的问题,杨被捕后吴曾以生命担保杨为好人,杨被枪决后,吴对其家属又百般安慰照顾。肃反运动中从杨世英潜伏集团中一漏网分子胡时敏(现在湖北省粮油出口公司工作)的坦白中,才发现吴原来和杨的潜伏也有牵连。
  根据以上情况:
  从他的历史上来看,我们怀疑他不仅参加了中统,而且参加军统的可能性极大,因为根据他的活动范围来看,他本来是个中统,那么只可能在中统范围内活动,在军统范围内,即无法施展其威力,因尽人皆知,中军统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但吴不然,他不但和中统分子有很深的关系,且和军统中的高级分子,也有深切的关系,且又曾调解过湖北地区中,中、军统之间的关系。再也有人通过吴了解其他人的复兴社问题,据对方交待,吴曾在伪湖北省教育厅任督学时,担任复兴社小组长,在押死刑缓期执行犯廖廓的口供亦称吴曾参加复兴社。又据戴经鸿,刘华煌交待,吴曾在胡琏匪部任过政工处长。
  从他的解放前后的活动来看,很清楚的看出,他是别有用心混入我革命阵营的,只要翻开他的历史一看,即可完全驳倒其所谓“对蒋政权不满,而在革命高潮时倒向革命”的谎言。当然这在我们没有掌握活动情况时或许会受其欺骗,但他的这些阴谋活动被发觉后,就是他最狡猾也抵赖不过去。他和薛岳和左申周两人的谈话及用生命担保杨世英和到处设法保释左申周事即完全暴露了他是打纯革命旗帜潜伏在革命阵营内部最阴险的敌人。左申周敢以在被我清洗后,仍然潜来武汉及刘华煌从重庆潜来武汉,更充分暴露了他的阴谋。
  他的这些活动,早已引起我公安部门的注意。前中南公安部已将吴作为嫌疑潜伏分子掌握。在肃反中也经过了调查,所到地区有本市、重庆、广州、北京。所调查的对象,有和他解放前、后接触过的人,及四九年至五0年在武汉、广州、香港掌握过他的我党的负责人。从前一种人中,得到了很多怀疑线索,从我党同志的介绍中,也更证实了吴的狡猾。如解放前后的活动情况,这些同志全不知道,而替我工作时,表面上又极热情。因此,有些同志对他印象尚好。但工作毫无成绩,这一点也一致引起怀疑,由此说明吴的手挽是极高明与狡猾的。
  从调查中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多怀疑根据,但并未取得确实证据。加之怀疑和他同案的戴经鸿、刘华煌也极顽抗。其它可查证之线索又极缺少。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认为目前专案的斗争形式,已不能达到破获全案的目的,移交公安部门侦察则较有利。经请示省财粮贸战线和市政法战线同意,故整理此材料呈案,并附有关材料二十七件共一二六页,请转市政法战线交民政局存案。此呈
  省财粮贸战线
   吴刘联合专案组 五六年三月九日”
  
  根据这份《有关材料和进行意见》,当时,武汉市民政局的所谓“五人小组”,由局长袁文签署盖章的《吴忠亚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出了:1、逮捕法办;2、开除;3、调离,三条意见。结果,由于实在没有发现新的、隐瞒的问题,没有能够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批准。一场长达八个月的闹剧,才只好结束,而且,只有仍然让他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
  这个时期,由于一家之主的父亲突然遭到八个月的禁闭,解放以来,好好的一家老小,整天地提心吊胆,担心受吓,如同遇到了塌天横祸,日夜不得安宁。我们的母亲,因为生养孩子多,身体本来就很虚弱,由于剧烈的、长期的精神折磨,而不得不于一九五六年,就因病提前退休。我当时一个人在云梦工作,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本来都放在武汉,由姥姥、祖母照看,此时,也不得不经常接回云梦。
  在这次审干运动中,尽管父亲遭到冤屈和折磨,给家里的生活,也造成了巨大影响。由于仍然还是恢复了他原来的职级和工作。因此,运动结束以后,天真而诚实的他,也进一步地坚信了,组织上对他的隔离审查,只不过是要作进一步的考察,这是对他和对革命工作负责任的表现!因而,他在思想和言行上,对于这次审干运动的本身,并没有任何怨言和抵触,一直是心存理解,甚至是感激的。此后,他在对待他自已的工作上,也正如他在后来的文字所呈述的那样,除了有些自卑,不大胆以外,有的只是感激和自责。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所相信和追随的中国共产党,在对他经过了七个多月的调查之后,竟仍然是:明里恢复了他的工作,而暗地里却正在建议开除和逮捕他!
  
  
  27反右运动
  1955年的审干运动,尽管存在扩大化的问题,已经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影响。但毕竟只是以极少畋的干部为对象,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来说,影响还不是非常之大。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吸取经验,总结教训,留下的后遗症是严重的。党的各级组织中,己经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贪污腐化等现象。1957年,国家经济建设即将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为了克服这些现象,党中央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向全国各地发出指示,决定以此为反对的中心内容,在全党进行一次党内的整风运动。并通过各种形式,反复动员,要求社会各界、各个民主党派、知名人士、知识分子,都能以国是为重,开诚布公,用“三大”(大鸣,大放,写大字报)的方法,向党的各级组织提出意见,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并且提出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八个字,为党这次整风和今后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开始时,由于人们已经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还存在各种顾虑,不敢完全相信党的诚意,大胆地提出意见。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各地、各界,响应不很积极,也还鸣、放不起来。出于过份地盲目自信,也可能是出于真心诚意。这时,在党中央的统一布署下,党的各级负责人,纷纷运用各种宣传、与论工具,千动员、万保证。表示:一定虚心接受各种意见;保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保证对于提意见的人,决不“带帽子、打棍子”等等、等等……。在人们、尤其是那些与共产党并肩奋斗多年的知名人士、知识份子,各民主党派的头头、专家等,终于信以为真以后。对共产党充满了期望,本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本着真心实意地,帮助执政的共产党纠正缺点错误的态度。开始了由浅入深,由小心、到大胆地,大鸣、大放、大字报,提起了意见……。
  时间,仅仅隔了不到两个月。正当人们提得正上劲的时候,本着“阶级斗争”的理念和思维;出于对“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判断,毛泽东坐不住了!自信心也动摇了!突然感到情况不妙了!为了“确保政权不失”,便再次祭起“运动群众”、“阶级斗争”法宝!再施“高压”和“极左”的政策!于是,突然在一夜之间,党的最高层改变了初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把明明是地道的阴谋,硬要说成是阳谋!布署了一套所谓“阳谋”的方针政策。随之,便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为题的社论为开始,吓人听闻地指责和宣布:提意见的人,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然后,全国各地,各机关、各学校、各人民团体,各级组织、各个部门,都迅速而统一地,把基本上尚未开始的“党的整风运动”,立刻变成了暴风骤雨地、反对右派分子进攻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一时间,全国各大报纸、各种宣传工具,都步调一致地改换了面孔,向“右派分子”开始了统一的、全面的、猛烈的反攻!顷刻之间,从北京到各地、从中央到基层,大批知识分子、知名人物、干部学生,便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向党进攻的“右派份子”、“极右分子”等阶级敌人!
  当时,我在云梦县人民银行担任副行长(因没有正职行长、实际上我负全责),立刻被指定为那个单位的“反右领导小组”主要成员。由于对这突于其来的转变,思想不敏感;也由于,实在不忍心将一些工作能力很强的同志,无辜地划为右派份子。立刻便被上级认为是立场不稳,思想右倾,领导不力。不到几天,便因此而撤销了我的副行长职务,还被内定为所谓“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极右份子”,不久就调出了银行部门!
  这场斗争,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各级党的领导,达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几乎把所有不同政见者;把所有有能力、有主见、有个性一点的知识分子,如同“焚书坑儒”一样,一扫而光!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极“左”情绪的普遍泛滥,为随后几年中出现的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大办人民公社”、“大砍资本主义尾巴”、“大放卫星”等等一系列的“一平二调”瞎指挥,埋下祸根;为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更大错误,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由此而带给国家、人民的苦难,为子孙后代造成的深远影响,更是无法计算!
  由于父亲作为审干对象,刚刚过去。他既存在着忏悔的心态,也存在着严重的自卑心理。从整风运动一开始,他就十分地谨慎、小心。对党更是提不出、也不敢提什么意见。因此,在武汉市民政局的鸣、放过程中,他一直是沉默寡言,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意见。然而,根据当时的政策,像父亲这种从国民党阵营里过来的上层、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十分特殊的因素,无论表现如何,被划定为“右派分子”,是铁定无改的。何况在武汉市民政局,这样一个由文化程度不高的、靠“打土豪分田地”参加革命的、农民出身的“土八路”当“第一把手”的单位。更是“秀才遇见了兵,有理说不清”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从国民党来的、像父亲这样大的人物,从阶级的成见出发,他们是难以容忍像父亲这样的人。因此,父亲在那里,也就铁定地要成为一个“特大的右派分子”。
  
  28右派分子
  我们在武汉市民政局复印的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中共武汉市民政局党组,盖有局长袁文私章,洋洋万言的《关于右派分子吴忠亚的政治结论》中,就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这份材料,比起前一份材料来,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前一份几乎完全是无中生有地“扣帽子”、“打棍子”,空洞无物,无中生有,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最后,连写这份报告的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从调查中,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多怀疑根据,但并未取得确实证据。加之怀疑和他同案的戴经鸿、刘华煌也极顽抗。其它可查证之线索又极缺少”…。所以,只好以“欲加之罪”,以“移交公安部门侦察则较有利”上交。在反右运动中,这份《关于右派分子吴忠亚的政治结论》则不然。尽管也是“欲加之罪”“无限上纲”,但从内容上看,它的可贵、可喜之处,是它不厌其细、不厌其烦地,应有尽有的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这就可以在几十年后,让读者,让现代人和将来的人,都可以极为具体、极为真实地了解到,父亲是怎样被划为“特大的右派分子”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我父亲这一缩影,观察到所谓“反右派分子的斗争”,这个政治运动的全豹。从而,可以最真实、最具体地了解到,当时反右斗争的全过程。这比从我嘴巴里讲出来的,当然是要生动、可信得多。
  为此,我也不吝篇幅,仍将它的全文,照抄如下,以资共赏:
  “中共武汉市民政局党组《关于右派分子吴忠亚的政治结论》:
  吴忠亚男四十七岁,湖北云梦人,文化程度大学,家庭出身官僚,本人成份高级旧职员,现任市民政局教养科副科长。
  一,经历:
  1917年----1926年在云梦私塾及汉口圣保罗中学读书
  1926年12月----1927年6月武昌军事政治学校学生
  1927年11月----1928年12月湖北工矿局任办事员
  1929年3月-----1930年1月伪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任办事员
  1930年----1933年武汉大学学生
  1933年----1936年武昌高级中学任教员
  1936年----1937年伪湖北省教育厅任督学
  1937年----1938年伪第九战区政治部任秘书
  1938年----1939年伪长沙阵中日报任社长
  1939年----1944年伪湖南沅陵国民日报任社长
  1946年3月---1946年9月伪汉口新湖北日报任副社长
  1946年10月—1947年2月伪徐州绥靖公署任参议
  1947年3月-----1948年2月伪整编十一师师部任参议
  1948年9月-----1948年11月伪湖北省政府任设计委员
  1948年12月---1949年5月江汉军区城工部“地下工作”
  1949年6月-----1949年12月华中局社会部“派敌区工作”
  1950年1月-----1950年8月华南分局南通部“香港”
  1950年10月----1954年10月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政局
  1954年11月----现在武汉市民政局副科长
  吴曾在 年参加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同盟 组织。并隐瞒以下主要历史及反动职务:
  1、曾在伪十八军胡琏部内任过政工处长(代经鸿枞举)。
  2、在郑州薛岳的“剿总司令部”内任过少将参议(军衔未交待)。
  3、“一二九”学运时吴曾得到反动头子王世杰的支持任学生会总务干事(实际是破坏学运)。
  4、政变后通过陈希平的关系任汉口市党部总务助理干事,后及负责正理学生会。兼武汉市学生筹备委员会的委员,还负责c c的中兴周刊,中兴书店。
  5、1948年经大反动头子张历生介绍在华中剿总当政务委员,吴自称未去,也曾追逐过王世杰的政学系。
  6,在武大读书时,参加过“复兴社”他是c c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具体领导过省师高的学校c c组织。
  7、1938年与中统特务廖仁鹏军统特务阮齐等九人结拜兄弟组织小集团,调合湖北的中统与军统之间的矛盾。
  8、吴于1949年2月经傅平民介绍参加我“地下工作”(实际是利用并非正式参加),以上历史尚未结论。
  
  二,本人表现:
  吴忠亚一贯表现沉默寡言,不接近群众,处处阴险园滑世故,存在着浓厚的旧意识,旧思想作风。背着严重的历史包袱。经常说:“我是个旧人员”等话。所接触的人不多,但这些人在政治历史方面都有些问题。吴在镇反时准备镇压的,后因诸多问题未办。在工作上拖拖拉拉,推一下就动一下,不主动想办法,推托责任。如在防汛后处理救济遗留物资时,有一批树皮存放在武昌大成路湖北建设银行后院内,银行催促将此物资早作处理,如不处理就要登报,吴忠亚听到此消息后,即说“登报才好”。同时在防汛将要结束时,灾民们尚末恢复元气,政府发放了大批救济款,照顾他们生活,帮助灾民恢复生产。而吴忠亚确否认党和政府对灾民的这些照顾。并在他写工作报告中说:“救济工作搞得很糟”。工作中有还表现主观臆断,不经领导私作主张,不能很好贯彻领导意图。经常迟到早退,当科里同志向他请示工作时,而吴忠亚哼哼哈哈,半天说明不了问题。另在防汛斗争中,吴贪生怕死,曾将他全家人搬到在原中南民政局办公室内避灾。在各种政治学习中表现消沉,不愿参加,既是参加也不发言,不经领导允许擅自不到。在肃反运动中拒绝改造,消极抵抗。当领导命其停职反省时,不但不认真枞查和交待问题,竟枳极写小说,并唉声叹气的对同志们说:“死不死,活不活,真叫人难过,还不如去劳动教养好。要我反省,又要我工作,真是左右为难”并说:“行将就火”等话。因之在思想上对肃反长期不满,消极怠工,直到整风运动的开始,吴忠亚趁此机会大肆向党进攻。
  三,本人在鸣放中的态度和言论行动:
  当本局尚未开始鸣放前,有一天吴忠亚对管家杰同志(群众、知识分子)说:“整风对民政局对领导是不能起作用的,整风是改变不了民政局的不民主空气的”。又一天对管家杰同志说:“华中师范学院这次整风有热闹看,肃反搞得糟得很,把一些20多岁的青年学生也拉来斗,以致逼死了人”。(见证明材料第1、3页)
  在本局开始鸣放前几天,本局有一个肃反对象李天泽将由原籍公安机关释放回局时,吴忠亚在教养科对管家杰同志说:“李天泽也要放出来了,原来罪恶是假的。”并十分感慨的补充说:“你看,唉-----”。(按经查证李天泽系恶霸地主,有血债,后宽大处理释放。见证明材料1、4页)
  本局鸣放未开始前,吴忠亚有一天看到报纸上程千帆恶意攻击“红色专家”提法的文章时,背后与管家杰同志说:“有红色专家那不是还有白色专家吗?”(见证明材料第1页)并且背后与管家杰同志十分自得的说:“王任重同志作报告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有些党员还是特殊坏材料制成的”(按系断章取义的歪曲诬蔑,见证明材料第1页)
  吴忠亚在5月10日看到长江日报上武大右派分子程千帆关于“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难道群众是普通材料制成的吗?”的谬论后,拿着报纸,在教养科洋洋得意的对教养科的同志们说:“这话问得有道理”。并且把程千帆的谬论推荐给邓绍高同志看(邓系群众、知识分子)(见证明材料4、6页)
  于本局鸣放前几天,吴忠亚下到本局所属采石场了解工作情况,该厂领导人对工作问题向他汇报,他发愁似的对邹水善同志(采石厂付厂长、党员)说:局长多,又不统一,工作很难搞(按系挑拨造谣)。(见证明材料第7页)
  本局教养科干部金建光同志(群众)有一天因公去青山遇到王汉贤(按原在局所属收容所任所长,肃反对象,去年调至其他机关工作),回来金与吴说了。吴忠亚惋惜地说:“民政局对王汉贤这种人就是用不好,王汉贤放到收容所糟蹋了”。(见证明材料第9页)
  本局于六月十一日一开始鸣放,吴忠亚在这天下午整风小组会上始终未发一言,表现“沉默”,观察“风向”,坐在会场的一角假装打盹。会上李佐贤(右派分子)发表了对党攻击的谬论。在次(十二)日下午整凤小组会上,吴忠亚开始作“试探性”发言,从工作上提意见说:“游民是内部问题或属于专政对象,中央不明确。彭真认为是专政对象,内务部认为是内部问题。只要解决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办法是自愿的,但忽略了游民的特点。游民改造方案提游民改造,而又不许提游民,改造也不定时,内务部自相矛盾”并且发表他的见解说:“管教工作不只在于成立反省室,而在于政策问题。有的游民拿刀杀人,我们也无法”。吴忠亚接着建议“我想今后的只有二个(1)贯沏自愿,走留听便,在社会上犯法,由司法部门负责;(2)强制改造与公安部门配合,用枪杆强迫干,这样才能解决矛盾”(按游民改造性质过去规定不够具体,自国务院颁布“劳动教养条例”后己解决)。吴忠亚在给工作提意见的掩护下,接着又提出主张说:“民政局还应该让己调走的同志回来,鸣一鸣、放一放。如黎局长、王汉贤、徐洪涛等人,他们提意见会客观些”(黎系民主人士,王、徐系群众,王是肃反对象)(又按这个小组会上发言情况很热烈发言人占50)(以上见吴忠亚鸣放前后言行材料第一页)于这天小组会散会人们将要离开会场时,吴忠亚笑着向大家说“整风评不评积极分子呀?(见证明材料第10页)”
  六月十二日后,袁局长作了深入呜放的动员报告,在全局掀起了鸣放高潮。群众对领导作风方面的缺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魏辉太(右派分子)写大字报乘机对党进行攻击,吴忠亚这时认为“是给自己壮了胆”。
  六月十三日吴忠亚陪同刘平副局长及吴一农主任因公去本局所属一教养院,坐下以后,这时吴忠亚略有所思地向吴主任说:“唉!----唉!-----民政局为什么鸣不起来,我看主要是群众还有顾虑”,吴一农主任问他,依你看群众还有什么顾虑呢?吴忠亚接着说:“主要是怕报复,根据现在领导上公开打击报复的情形是不会有的,但打击报复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在提拔上,入党入团问题上,和调动工作等等。如陈四元,袁局长对他不该一成不变的看法,总认为他是最反共的--- ---”。(按经查证系造谣诬蔑,是企图乘吴一农同志初调本局工作,对情况尚不熟悉,有意进行试探并挑拨中伤)(见证明材料第13页)
  六月十五日在整风小组会上,接着管家杰同志关于干部提拔问题的发言以后,吴忠亚这时说:邢云春54年在救灾办公室工作时,我任组长,他是组员,大家对他有很大的意见,同志们对他的鉴定无法作下去,可是鉴定刚作完,就被提拔为副科长(按邢是共产党员经查证是在防汛以前就决定提拔的,同时在防汛中工作积极,鉴定也是优点多于缺点)所以近两年来,我对提拔干部就不愿多提意见。因此我认为民政局提拔干部交群众讨论是假的,是骗人的。李克栋亦如此(按李是共产党员)。我建议将原来人事提拔档案查一查,研究一下,是何原因?向群众说清楚。此外还说何科长,我两年来很少见他上班,说病了吧?但我看他在家里精神很好,经常打牌看电影。不上班照样提拔,但在局里辛辛苦苦工作的人,却得不到提拔,真是“是非不分,黑白不分”(按系扩大歪曲事实)(见证明材料第页)又说喻幼贤、何阶平等人贪污一二百元都受到刑事处分,但王吉友贪污达六百元为什么不送法院?二等科员放鸭子不搞丢了,因为王是党员真是“是非赏罚不明”“宗派主义有问题。”(按经查证王系工作失职,受到降职降级处分)对鸣放他提出意见说:“为什么鸣放不起来?袁局长在会上说的两种原因外,我认为群众不敢放,还怕报复,我认为就是不报复,成见是有的”接着他举例说:“如对程四元,解放时程才15岁(青年团员),在学校读书与班上老师和同学闹意见,公开成立了失意青年社已受到团内处分,后来上告到中央,才恢复了团藉,领导上最伤他脑筋的是:在他第一次思想枞查上写着我几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有很大的进步,但在后面的括弧中注明不是在民政局党支部领导,肃反中整了他一顿,上告到市委才未予处分,被调到采石厂工作,在那里表现得很好,准备调他到少年教养院工作。前几天袁局长到采石厂去时,在会上陈四元开始对肃反问题提了一点意见,袁局长回来时在船上对刘平局长说:这小家伙最反动,不同意调少年教养院。后来邹厂长还愿意将他留下来工作。邹说陈很好,就是意见提坏了。袁局长在一次局务会议上说陈四元最反对共产党,我认为不能这样看他过去还是小孩,目前党应对他做些工作。”(按经查证与事实有出入见证明材料第页)在这次小组会上,吴在结束他的发言时提出五点建议,说:“(1)党员同志不要光坐着听,也要鸣,也要放。如果有三大主义,党员更清楚,希望杨科长(整风小组组长党员)谈谈,启发大家”(吴的这一主张当时得到会上一部分人随声附和)这时吴则进一步把矛头指向领导说:(2)群众水平低,希望领导上现身说法来启示大家:(3)群众怕提了意见不解决问题,领导上应作些表示,过去很多问题无影无踪。55年节约运动中,群众提了意见就未解决。如刘影波同志提到袁局长到上海去参观时,把何科长(按袁长爱人)也带去了,路费不应报销,后来袁局长找市长批准报销了。后来此问题就没有答复(按系歪曲见证明材料第11页)。然而一些单身汉在办公室内开灯看书也不行(按邓绍白同志原先对夜晚不准单独在办公室内开灯看书不满)强调节约。(4)中央指示要边整边改,内务部有一个副科长补助错了80元,退出来了(按系捏造)。听我女儿说华中师范学院,补助错了已退了出来,提拔错了的己降了下来。希我局也采取这样的办法,这样比讲大道理要好得多(见证明材料第3页)。(5)下面单位最近也在放,希望将民政局的鸣、放总结一下,能解释的解释下,再召开一次大会,可能劲头要大些”。除此以外并在这次小组会中间休息时,又笑着问大家,“每次运动都评积极分子,这次运动评不评积极分子呀!”(按据吴忠亚在反右中暴露对当时全局鸣放情况感不过瘾,曾想把这种情况写信给市委,但又考虑到怕对自己不利,不敢写,所以就没写)。(按见证明材料第10页,以上见吴中亚鸣放前后言行材料第1、2、3页)
  就在15日这天小组会,中间休息时吴忠亚背后与邓绍商同志说:“领导不好,坑害一生”小组会后邓绍商同志问他,觉得今天的会开得怎么样时,吴不满的说:“大家提的意见转湾抹角,不痛不痒”。(按这天小组会上发言情况很热烈,尖锐)(见证明材料6页)
  六月十六日吴中亚乘社会科钱光春同志(群众)去教养科倒开水喝的机会同钱说:“领导对人有成见,是一辈子都不能翻身,是不容易提拔的”。(见证明材料第12页)
  又在这个时间的一天早晨馕笑嘻嘻的走进教养科对赵雪柯同志(群众)说:“这次整风广西省长、省委书记,县长都撤了职”。赵问他“报纸上尚未登出来,你怎样知道的”,吴忠亚证实说:“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按广西省党、政、负责同志撤职事系因自然灾害饿死人,不是因整风。见证明材料第14页)
  六月十九日整风小组会上(因报纸上已登出北京武汉等地右派消息)吴忠亚这时的态度“沉默”了一些,但在有人提出一教养院医生邵鼎南、李哲民评定工资不满的问题时,他便接在别人话后发言说:“袁局长对李、邵问题这样迁就是为什么呢?如果光给自己看看病那就太不上算了”。(按经查证系诬蔑歪曲)当又有人提出,把生产自救工作交给财务科主管不满时,吴又接在别人话后发言说:“把生产自救交财务科,并未经局务会讨论,不知谁决定的,生产仍应归社会科和教养科来管,财务科管不了,在业务上也有矛盾,增加了不少麻烦”(按经查证是事实已解决)(以上见吴忠亚鸣放前后言行材料第7、3页)
  此后在六月廿二日小组鸣放会上吴则销声匿迹,未发一言。
  四,在反右中的态度与对错误的讨论
  七月三日本局转入反右斗争,在这天下午批判章、罗等右派言论的小组会上,吴忠亚做贼心虚地,也在别人发言批判以后,以左的恣态发言说:“右派分子这些人的发言,是不足奇怪的。因他们一种人是大资产阶级,一种是官僚政客,实际上是反革命残馀。从毛主席报告中看,他们这些人就不属于人民,------”但又赶紧为自己辩解说:“至于他们的这些提法,在我思想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有人说党今天没有成绩,我说成绩是主要的------”。自这次小组会批判以后,吴开始表现不安。
  七月十一日本局召开全局反右辩论大会,这时有人揭发并批判了另一右派分子李佐贤的右派言行。虽然在这次会上未把他的右派面貌撕开,但他的心情却不安并强作镇静,装模作样的以什么“亲身感受”,也混在群众的中间,对左佐贤的右派言行发言说:“(1)民政局肃反搞得很好,我自己列为肃反斗争对象,是没有错误的,我基本上没意见,只是时间拖得太长。(2)党外人士在民政局,我体会是有职有权的。”吴在自己的发言时,企图逃避群众的视线,故说:“从这两种情况看,李佐贤的发言是不符事实的,至于李佐贤说:我肃反受委曲,这没有引起我的共鸣,我与他联系很少------。”最后他还要李佐贤“很好枞查”。
  在七月十二,十七日两天的反右辩论会上,即有人揭发吴忠亚的右派言行,吴在这两次会上表示沉默,始终未发言。会后并有人贴大字报质问和批判他的右派言论。吴则采取不理的态度,但心情却十分沉重。
  在七月二十七日反右辩论会上,群众问他为什么对大字报的质问拒不作答,吴说:“我无什么,答复什么呢?”态度十分嚣张,并且大声吼斥群众,“你们就是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承认有反党言行”,企图以此狰狞面目吓唬群众。
  九月六日反右辩论会上,群众进一步对吴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但吴自认为其在鸣放中,放的不多和语句片断,认为不易捉住其尾巴,态度仍然十分顽强。在被迫作交待时,矢口否定他有反党言行,积起全场愤慨。当有人提出,他每日低头进出,心思重重的。他竟反扑说:“提我低头进出,试问低头走路也不对吗?你们说头应该怎样个摆法?”还威胁群众“要以理服人,不要扣帽子”等等。这日会后,有人劝他应该赶快彻底交待,混是混不过去的。吴竟说:“我没有什么,怎样交待”。
  九月七月继续批判他的右派言论,但吴忠亚把群众的说理斗争,认为可欺,并且看到会气氛,自知“闯”不过去就改变为承认鸣放中有些言论是误的,在这次会上又作了第三次交待,对承认的事实说是“当时只是由于认识不清,动机上还是善意的”如他说:“我提出整风评不评积极分子,是在自己对整风信心不大,情绪消极情况下提出的,但我确实希望别人能够积极起来帮助党整风”。并且又重复了六日会上的“丑表功”说“自己是个什么“革命家庭”子女很多是党团员与党有血肉关系,这那能反党呢?”还想以所谓“革命家庭”来吓人和封闭住群众的口。
  九月十三日反右辩论会上吴被迫又作了第四次交待,在答复群众的揭发中,支吾不清,泛泛的说“自己工作有缺点”“对未提拔有不满情绪”还说:“自己消极悲观,想回家靠儿女”对主要问题却避而不谈,说是“别的记不清,大家提提看”等等。(按吴自反右斗争他的右派言行被揭发以来,他每次到会总是闭着眼睛,既不作笔记亦不细心听,一味顽抗,因此激起全体同志气愤)致建议要他开始作记录,从这时起,他才开始拿起纸笔来。
  在这之后的九月十四、十八、二十、二十一、廿五、廿七、廿八日七次反右辩论会上,他又作了七次交待,但态度都不老实,只说轻的和公开说的,不交待主要的和背后说的。承认了一部分事实但却又却不交待动机、目的。对于“自己住民用公房租金过高不满,在中南民政部时老婆也去参加聚餐,等小事则喋喋不休”对于“载入“八大”文件成绩讲得多,缺点不具体、太笼统,是歌功颂德的东西”。以及“整风对民政局领导是不能起作用的,民政局不民主空气,是无法改变的,等等”重要问题,有的只承认问题的一部分,但又深恐接触思想深处。只说:“对文件精神领会不够”或说“那是诬蔑”。在涉及到问题本质时则说:“立场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
  在这几次反右辩论会上,由于他的谬论已被群众批驳得体无完肤,陷于理屈词穷,故态度上表面上看来已不再像开始时那样嚣张了。但却仍然耍滑抵赖。
  十月初对吴忠亚的说理斗争,转入小组批判和对证事实。十月六日吴忠亚写了第一次书面枞查,对公开散布和背后散布(限于证据多的部份)的一些反动言论,承认下来。承认自己是站在反动立场。鸣放中的言行“不利于党的领导,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显然地不是香花而是毒草”立场是“站在了右边”但由于这种枞查交代是在事实面前迫不得已,所以他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是“在整风鸣放中,是犯了利用鸣放机会对领导进行攻击的严重错误”,把他的错误缩小到只是“不该攻击领导而己”,显然这是在耍花招,玩弄文字,企图蒙混过关。
  以后在十一月八日,吴忠亚又作了第二次书面交待,这次承认了较多事实,对承认的事实部分,有些交待了动机,态度稍有进步。但仍无悔改诚意,甚至对于不承认(群众揭发方面)的部分,在枞查中仍然在耍花招,说由于时间过久,我实在不能完全记忆起来。对于这些材料,我愿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用作我枞查自己和警惕自己的参考。
  总的说来,右派分子吴忠亚在反右斗争中的态度是极其嚣张恶劣的,使尽了右派分子所贯用的“闯”“混”“滑”装糊涂抵赖等一切-------手段。对自己一系列的反动言行,交待极不彻底,并且缺乏应有的认识和悔改诚意,在思想上仍然不愿低头认罪。
  五,群众的反映
  (一),平时的反映
  吴忠亚是一个名利薰心,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教养科共五个同志全体反映)。
  吴忠亚参加革命队伍中来是投机,是想高官厚爵,所以对自己的职级一直不满,常发牢骚(本局60余人的一致反映)
   吴忠亚非常园滑世故,说话看时间地点,总是阴一句阳一句,头尾不接,突如
  其来,使人难以啄磨,阴险得很(本局60余人的一致反映)。
  吴忠亚是“逢人笑哈哈,心中暗藏刀”(本局档案室共七人全体同志反映)。
  (二),鸣放中的反映
  当吴忠亚在整风小组会上第二次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后,被群众觉察到有同志反映说:“要注意吴忠亚不是帮助党整风,不是香花、是毒草(整风小组共14人有6人反映)。
  有人反映说:社会科、教养科小组鸣放得不激烈,光谈工作,没有提到人。如吴忠亚等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为此并贴出大字报。(反映者另小组一人,系右派分子)。
  有人在鸣放会上说:吴忠亚在民政局工作像小媳妇(另一小组提,通过反右己认识到他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并受到群众的一致批判)。
  有一人在鸣放小组会上说:民政局宗派主义比较严重,对党外人士排挤------如教养科吴科长(吴忠亚),没有人听他的,得不到支持(发言人系右派分子)。
  (三),反右斗争中的反映
   全局60余人一致反映,吴忠亚的态度非常嚣张和恶劣,令人愤恨,是我民政局揭发出来三个右派分子中最阴险,最狡猾的一个,老奸巨滑的老狐狸。
  在反右辫论大会上有三个同志建议,对吴忠亚这样一个抗拒到底的右派分子,不要老是说理,要快作结论采取组织处理。
  群众对吴忠亚的抵赖的态度具非常气愤的,查吴作第二次交待时,本属在市委召开烈军属评模会议的工作人员---朱万烈同志(民革成员)头一天就问同志们打听说:明天是吴忠亚交待吗?我一定要请假回来好好的听听,以便好好的驳斥这个老奸巨猾的右派分子。
  群众对吴忠亚的几次检讨,是非常不满意的。全局60余人一致反映说:吴忠亚在他的检讨中说:放出的毒草是认识不清,无什么动机。我们认为吴忠亚是大学毕业生,有较多的社会经验。在国民党时期,长期的任高职,日常在工作上说话、批文稿是斟字酌句,现在谈所放出的谬论无思想基础,连小孩子也骗不过去。
  对其问题的根源及其本质,全局60余人一致反映:吴忠亚在国民党时期,曾任过少将高参、反动报社主编、社长等反动要职,一贯与党和人民为敌,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文化特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时未能逃掉,投机到革命队伍中来仍想高官厚爵,未能得逞。加上肃反运动中受到群众的斗争,为此更加深了他对党、对新社会的仇视。因此在借帮党风的机会,大肆向党进攻。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右派分子。
  六, 综合分析
  (一)主要错误
  --------人们对其处理的反映------(注:此处复印中,漏印了半页,尽管很可惜。不过,还不太要紧。好在不是前面的“事实部分”,只是后面的归纳,即“无限上纲”的前半部分)-----罚不明。
  (3)攻击领导,挑拨党群关系
  他说:“对党员宽大,对非党员严格”、“领导不好坑害一生”、“领导对人有成见,是一辈子不能翻身,是不容易提拔的”。他又说:“有红色专家,那不是还有白色专家吗?”他在报纸上看到右派分子程千帆“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难道群众是普通材料制成的吗?”的谬论后,他说:“这句话问得有道理”。
   (4)诽谤党的重要文件,抹煞成绩,诬蔑党的整风运动,抹煞党的重大成就。“八大文件成绩讲得多,缺点不具体,太笼统,是歌功颂德的东西”。诬蔑整风运动他说:“整风对民政局的领导是不起作用的,整风是改变不了民政局的不民主空气的”。他又说:“为什么鸣不起来,我看主要是群众还有顾虑,主要是怕报服”但“打击报服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在提拔上、入党入团问题上和调动工作等等”。
  (二)错误根源
  吴忠亚出身于反动的官僚家庭,历任伪国民党报社社长,副社长及军事机关高参等要职,一直帮助反动派与人民为敌。在1949年革命大风暴中,在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影响下,怀着资产阶级升官发财的个人欲望,披着革命的外衣,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由于历史上长期为国民党帮凶,压迫剥削人民和过贯了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这样就使他在内心里从根本上潜伏着对劳动人民极其深刻的阶级仇恨。但因他一开始在我们的国家政权中,就当上了中级领导(副科长),故在一定时间里,他的资产阶级“向上爬”遭到了破灭,其阴暗的一面又形复燃,对党的不满则加深,经常以“未得到提拔”发牢骚泄愤,以至在肃反运动中,又因政治问题禁足反省七个月,则由对党不满的加深,进而为极其强烈的仇恨。当时即以“行将救火”“死不死”“活不活”其类活句,表达了他对于新的社会制度的反对。到了审干阶段,他的反动立场,更明显的呈现出来。他曾以生命担保一个已被捕的反革命分子“没有问题。” 肃反后,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不知洗心革面,立功续罪。相反竟将人民对他的宽大成仇。这说明他根深蒂固的反动立场。由于他平时不好好学习,不接受改造,以致一直未能改变过来。在工作中认为“一不反革命,二不犯错误,三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消极对待党的事业,”吴忠亚经过八年来党的教育,并没有丝毫改变自己的反动立场,以致一有机会便爆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具体行动。因此,他的反动言行是由他的反动立场决定了的。
  (三)结论
  吴忠亚出身于反动官僚家庭,在解放以前,曾历任伪国民党反革命军政要职,长期从事反革命文化破坏活动,cc骨干分子,反动思想根深蒂固。参加革命后,拒绝思想改造,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期间,他以帮助党整风为名,疯狂向党进攻,攻击党领导的肃反运动和攻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攻击党员干部和党的干部政策,挑拨党与群众的关系;攻击党的‘八大’文件,抹煞党的重大成绩;诬蔑党的整风运动等。他这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是他坚持反动官僚资产阶级立场的本质暴露。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吴忠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公职。
  
  中共民政局党组(袁文印)1958年4月1日。”
  
  为了完整地说明反右运动的全过程,真实、全面地、呈现当时的情况。我忍着泪水,同时也将在这次运动的后期,作为走过场,要父亲写的《申述意见》,也照抄如后。
  从父亲写的申述意见(对我宣示了报告书的第六部份(综合分析)---)中,可以看到,武汉市民政局党组的这份所谓《关于右派分子吴忠亚的政治结论》材料,因为尽是一些上纲上线、污陷不实之词,自知理由并不充分,连自己也拿不出手!因此,并没有让父亲全部过目。当年,在运动中这种无中生有,强制、高压的现象,也是现代的人们,难以相信和理解的。他们可能会理直气壮地怒吼:“这种全属污陷的“黑东西”,又不让本人过目,怎么就能对一个人作出处分的决定呢”?“天理何在!人性何在?!人权何在?!民主何在?!真是岂有此理”!他们也可能反过来发问:“难道当事人就不可以拍案而起,提出驳斥和抗议吗”?我要告诉现代人们的是:当时对待所谓的阶级敌人的普遍情况,就是这样。千真万确,确确实实,真正是这样的。当时,什么都搞“群众运动”,实际上都是“运动群众”。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煽动”不明真像的,一边倒的群众来压制你个人。在这种态势下,想辩解、想反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大量的、天真而善良的当事人都一样,父亲也是为了他自己的清白,更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真的相信了当时那种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所谓“允许个人申诉”的那一套“看似允许个人申诉”的过场!对他自己认为最为要害、最为严重,最必须要加以澄清和解释的问题,抱着“信任与希望”,给整风领导小组,也写了这份书面的申述意见。目的是诚心诚意地,请求那些“非人”们(国学泰斗季羡林老先生,在他的《牛棚杂忆》自序中,所发的感慨那样:“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我这里所谓‘非人’,决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给予一线生路。我也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亲身经历过的、听的、见的太多了!其实,“非人”是没有理智的,因此,这是根本没有任何作用的。
  为了便于阅读时参照,我在《申述意见》每一条的后面,加了括弧,将相对应的中共武汉市民政局党组“政治结论”的相关内容,照抄在括弧内:
  
  “整风领导小组:
  吴主任对我宣示了报告书的第六部份(综合分析),我有如下的意见:
  一,关于(一)主要错误中所列举的事实部份:
  1,李天泽的这段话,我实在没有说。因为,我同李天泽向无来往,当时也并不知道李天泽放出来的这件事。李天泽被派到第二教养院工作,人事科没有告诉我。从来也没有人告诉我关于李天泽的消息。(政治结论写道:在本局开始鸣放前几天,本局有一个肃反对象李天泽将由原籍公安机关释放回局时,吴忠亚在教养科对管家杰等同志说:“李天泽也要放出来了,原来罪恶是假的”并十分感慨的补充说:“你看,唉!”按:经查证李天泽系恶霸地主,有血债,后宽大处理释放。)
  2,对王汉贤用不好的话,我没说过。(政治结论写道:本局教养科干部金建光同志,有一天因公去青山,遇到王汉贤‘肃反对象,去年调离民政局’回来与吴说了,吴忠亚惋惜地说:民政局对王汉贤这种人就是用不好,王汉贤放到收容所糟踏了。)
  3,“领导不好坑害一生”的这句话,我实在没说过。(政治结论写道:吴忠亚背后与邓绍商同志说:领导不好,坑害一生。)
  4,学习八大文件时我曾说过:“文件中对有错误和有缺点的人,没有具体提出来批评,觉得没有苏共政治报告生动”的话。并没有说成绩讲得多,更绝对没有说“是歌功颂德的东西”。我在任何时期都没有说过抹煞党的成绩的话。
  二,关于错误根源部份
  1,报告中说:“到了审干阶段,他的反动立场,更明显的呈现出来,他曾以性命担保一个已被逮捕的反革命份子没有问题”。在审干阶段中,我没有为任何人担保,更没有以性命来担保一个已被逮捕的反革命份子没有问题。四九年武汉解放初期,有一个反革命份子杨世英被捕了,他的爱人(名胡时英,现在武汉三元里小学当教员)来找我,说杨的被捕是有人告他与敌人(蒋介石反革命集团)还有勾结,托我打听一下消息。当时我在中南公安部王革非同志(科长)领导下工作,就把这情况向王科长反映,并说:“如杨的被捕是因为别的原因我不了解,如有人告他还与敌人有勾结,我可为他担保”王科长后来答复我说:“我们没有把他当现行特务看待,叫他爱人不要担心”,并叫我写了一份关于杨的材料。从此以后我就再没关心这件事。五二年我在中大学习写思想总结时,我在总结中自己检查这件事,批判了我当时这样做是敌我立场模糊,是犯了立场上的错误。报告中所指的不知是否这件事。我在中大的学习思想总结,在我的档案材料中,可以查对。
  2,报告中说“肃反后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不知洗心革面,立功赎罪,相反竟将人民对他的宽大成仇……”。我觉得我在肃反后,对党的宽大政策和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有认识的。而且,也是衷心感激的。具体表现在,我在肃反后,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叫过屈、或发过牢骚。儿童教养院老师谢平放,肃反后思想不通,我还现身说法地,帮助她打通思想。当时,有乔玄德科长和张宝海科长两同志在场。这可具体说明,我在肃反后的心情,和我对我自己在肃反中,被审查的态度,而绝没有“宽大成仇”。至于我对工作的态度,肃反后我在思想上有些自卑,在工作上有些不敢大胆,只想小心做到不犯错误,和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但绝对没有看着工作不做,以致形成“消极对抗党的事业。
  以上意见,请提供领导审查参考,我恳切要求领导对我的结论,再作一次考虑。
  吴忠亚4月3日”
  
  对上述所谓《政治结论》和父亲的申述,勿需我再说什么。父亲一生正大光明的历史,与《政治结论》中的污陷不实之词,相互对比,真相自然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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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13/2/19 15:46:59
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12/4/4 16:16:47
常本义文选评论(评论于2009/3/14 22: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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