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安家万县 　　父亲赶到松滋以后，因他要随军参加抗战，分析当时战事前景，认为把家安在松滋，万一松滋沦陷，他与家里失去联络，就会留下很多不好解决的问题，不是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如是，他支身先去宜昌后，经过充分考察，觉得还是入川稳妥。于是，一方面给母亲发电报，决定入川的办法；一方面托一个当时在军邮处工作的武大同学，设法在四川的万县城内，替我们家里租好居住的房子。这样，一家人便由母亲带着，坐船离开了松滋。当时，逃难入川的人非常多，我们一家非老即小，走一步都是很困难的。好不容易到了沙市，由于找不到继续前行的车船，只好先借住在父亲的朋友陶尧阶家中，然后再想办法。当时，逃难的人非常之多，开往宜昌的轮船，在经过沙市码头时，因怕难民一拥而上，根本不敢靠岸，只好停泊在江心。在沙市买到船票，要上轮船的人，必须先坐小木船，摆渡到江心中，停靠在轮船边上。然后，经过验票，再才能上轮船。船到宜昌后，父亲在码头上，接到了我们。从宜昌顺长江水路入川，江面突然变窄，水流很急，险滩也很多，大轮船都不能通过。一家老小，只好再由宜昌，改乘开往重庆的木船，逆水行舟，中途到达万县时下船。记得，在这条木船上，我们与逃难到重庆去的，唱京剧的厉家斑，如历慧良、历慧敏、历慧英等同行，他们当时也是小孩子。一路上，我们看到他们玩枪弄棒，并与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教我们唱京剧，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兄弟姊妹，从此，就爱上了京剧。 　　我们在万县县城，刚住下不久，就遇到日本飞机日夜连续地、不断的轰炸。几乎每天都要扶老携幼跑警报（敌机来前拉响气笛，分预备警报、紧急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不同的声音。居民闻声，便找地方（如城郊野外，城内防空洞等）躲避。警报解除，就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而活了下来。警报解除以后，经常可以看到被炸死、炸伤的人。有时，树枝、电线上，都挂有被炸弹炸飞的衣片、残肢，真是惨不忍睹。这样过了不久，父母听说杨锦昱的一家人，也到了万县，住在离县城十多里路的一个叫做天生城的山寨上。这个山寨，位于一个独立的小山峰上，山下四面都是平地，只有一条小路盘旋而上，直入云霄。路的两边都是参天大树，人在路上走，在房子里住，天上根本看不见，飞机也不会去。寨子里有寨主、还有寨规，只有前寨门、后寨门两个出入的地方。这是一个历来在兵荒马乱时，前往避乱的好地方，相对县城来说，是要安全得多。于是，父亲便与母亲一起，坐滑竿上到天生城里，找到了杨伯伯一家，全家老小也就搬到了天生城。原在武昌时，两家人住在一起，想不到逃难至此，竟又住到了一起。不久，吴禄贞的长女，我们的大伯伯（大姑妈）与他的丈夫徐元度（徐霞村）带着他们的独生女儿，我的表妹怀珠（徐小玉，满口北京话）也到了万县，父母亲也把他们接上了天生城。当时，母亲已是怀身大肚，不久，便平安生下了六妹（厚悌）。家里、家外的人，都说她的命大，从武汉逃难出来，一路上，经历了千辛万苦，受尽了从未有过的惊吓，她没有死在腹中，仍能平安降生，真可说是奇迹！便给她取了一个乳名，叫做“天子”，意喻在天生城出生和像是天给了她的这条命。 　　把家安顿好了以后，没有等六妹出世，父亲就被朋友们的来电，催到重庆去了。这个时期，即1939年的1月至7月，湖北省在宜昌成立了一个湖北抗战动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撤退到宜昌以后，改组成立的。由湖北省代主席严重任主任委员，艾毓英任秘书长，杨锦昱任训练组长，廖廓（湖北黄梅人）任宣传组长，父亲仍任宣传组秘书。实际负责人，仍为艾毓英，杨锦昱等人。在武汉沦陷之前，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省党部的人曾经是是一派，黄埔军校出身的人是另一派。两派之间，经常是互相牵制，互相斗争得很为激烈。武汉准备撤退成立委员会时，这两股力量开始合作，互相有些来往，并在一起有些活动，互相的斗争也缓和了一些。这些人在武汉撤退中，一部份去了恩施，一部份相聚到宜昌，然后到了重庆。在重庆的，省党部方面的人有徐会之、吴大宇、艾毓英、杨锦昱和父亲等；黄埔方面的人有丁炳权、阮其、杨世英等。都是当时湖北和武汉党、政、军界，有代表性的人物。经常聚在一起，商谈合作和湖北的事情，逐渐形成了一个类似湖北籍的帮派组织。他们一致商议决定，以湖北代主席严重为中心，以宜昌为根据地，把湖北的所有人（包括已去恩施的）都集中在一起，形成湖北的动员中心，在宜昌组成湖北的一道抗日防线。这个意见决定之后，便一致推选艾毓英为代表，专程到恩施去面见严重，提出这项建议。其余的人，先到宜昌等候消息。然而，当时以严重为首的湖北省政府，选择了避而远之，逃往深山老林，消极躲避的道路。重庆这帮人的意见，没有为严重所采纳。消息返回以后，这一帮人再停留宜昌，已毫无意义，如是便决定散伙。 　　此时，蒋介石的侍从室通过1936年改组，规模逐步扩大，为了实现其个人独裁，集中了一大批国民党简任以上的党政人员。由钱大钧、林蔚、贺耀祖、商震等，先后担任侍从室主任，下面设处，处以下设组。尽都是秘书人员，相当于清政府时代的军机处。直接掌握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况，其人员都见官大一级。宜昌散伙之后，杨锦昱便去了重庆侍从室；艾毓英从恩施返回后，又去了恩施；其他人有的本来就有自己的部队，没有部队的也有各自的组织关系。因此，就各人到各人的地方去了。 　　当时的父亲，凭着自已各方面的关系，无论是去重庆，还是去恩施，找一个苟且偷安的工作照顾家庭，养家糊口，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但他的思想比较激进，认为正值国难当头，眼看山河破碎，自己出身于先烈、忠良后代，又是一个受过高等军事、文化教育的知识份子，早就怀有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虽然，当时已有很重的家庭包袱和家庭责任，但他早已尽可能地作好了万全的安置和自己上前线的准备。在大家决定散伙的情况下，他便毅然给在万县的祖父、母及母亲发出电报，表明自己的抗战决心，支身奔赴湖南长沙前线。这时，胡越已从宜昌先到了长沙，仍然担任第九战区政治部主任，父亲在九战区的组织关系，也还保留在胡越那里。当时，像他这样一介书生，决定去抗日的第一线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这种选择，在他的一些朋友中，很多都是不曾想到的。 　　当时国、共的合作，使抗日战争开始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由于两个战场相互配合，同时作战，牵制了敌人的进攻。武汉弃守以后，日寇利用中国的国内战争，可以“渔人得利”、长驱直入的时代，就已经过去。抗日战争，从此也开始逐渐进入相持阶段。 　　11长沙会战 　　武汉弃守以后，湖南成为了正面战争第一线。国共中央将坚守陪都重庆大门的任务，放在了湖南战场。从而使湖南，成为抗日战略和相持的重中之重。为了准备指挥湖南作战，1938年，早在武汉会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就决定在武汉成立了第九战区，所属的部队，都是蒋介石最精锐的嫡系。刚成立时，陈诚兼司令长官，薛岳作为副司令长官，实际负责全面指挥。父亲抵达长沙时，全军上下，非常忙碌紧张，正在准备迎接长沙的第一次会战（1939.9.14.-10.10.）。在大敌当前的非常形势下，任何事情自然不容计较，父亲仍旧担任所谓同中校秘书，立即投入了忘我的战备之中。当时九战区政治部设在衡阳，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政治部上下文书和与长官部的联络。几乎每天都要在敌机的轰炸、俯冲和枪林弹雨中，来往于衡阳、长沙之间，各部队之间。此时，薛岳已正式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全权指挥这次战役。这次会战中，日寇利用陆地交通线和长江通向洞庭湖和湘江水道，集结了六个师团、海军陆战队和大批舰艇，合计约18万精兵。中国军队，坚决采取断其后路，三面夹击，予以围歼的战术，激战26天，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日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回原地。 　　这个期间，因为欧战暴发，长沙地方邀请胡越，给他们作了一次有关抗战形势的讲演。胡请父亲帮忙，事前为他准备讲稿，事后又为他整理了一篇很有水准的文章，刊载于当地的报纸上。出于个人利益，他一方面，一向欣赏父亲的学识水平和工作能力，一方吕又心存不安。多次表示，希望父亲与他精诚合作；但同时，又对父亲的工作处处设卡。长沙第一次会战结束后的不久，胡越在长沙因病去逝。去逝前，父亲多次听别人说，胡在背后经常流露，不能让吴的地位与他接近的心态。所以，尽管他与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以及上层领导的关系都很接近，但到死也没有让父亲有机会去接近有关领导人。当时的九战区政治部，还有一个彭国栋副主任，也是少将。陈诚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时，他的秘书长是张励生，这个彭副主任就是由张励生直接派往第九战区的，与张有很密切的关系。彭副主任也很看重父亲的学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对胡压制人才的作风一向也很不满意，曾为此，给张励生写信，向他介绍和推荐父亲，张回信同意父亲到他那里去。因此，此前父亲曾与他商量过，两人一起离开第九战区政治部，跳出胡越的控制。结果，因为胡越病逝，调来接任的政治部主任（郑炳庚，浙江人，黄埔一期学生），对政治部的原有人员，一个人也不让动。此人任人唯贤，极爱人才，苦苦地做工作挽留，不愿意彭与父亲离走，这样，便只好留了下来。 　　当时，每个战区的长官司令部，都办有一张随军报纸，九战区的报纸名叫《阵中日报》，因为质量不高，成为政治部的一个心病。父亲心想，既然不让他离开九战区，就决定一个人到那里去施展一下。这种想法，在当时、尤其是身在政治部机关工作的人，一般是不会有的；更不会自愿、主动提出到报社去工作的；尤其是这种战地报纸，就更是没有人敢去和愿意去。这是因为：第一，它要在战地采访和发行，经常是置身在战斗的第一线，工作、生活条件，都非常苦；第二，它是宣传与论的要害部门，也是敌人打击、破坏，轰炸、摧毁的重点部位，十分危险！然而，对于这些，父亲早已有了思想准备，在政治部的工作中，他与郑、彭都在一个房间，一张品字形的办公桌上办公。如是，在一次讨论这个报社问题的时候，父亲便提出：如果实在没有人，就让他去。郑、彭两人，当然都很高兴、也都很放心。当即就上报长官部，获得了批准，决定委任为《阵中日报》总编辑兼代理社长。 父亲到职以后，处处以身作则，励精图治，很快就使这张报纸的编、版、印质量，全面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在这之前，因为胡越的领导作风问题，政治部曾有很多人提出要走。胡越病逝以后，已提任为司令长官的薛岳，曾专门就这件事指示过彭副主任，要他注意留下有能力的人才。谈话中，彭曾向薛岳介绍过父亲的情况，使薛岳对父亲已有了一些印象。这之后，在一次开战区检讨会时，父亲因坐在第一排担任记录，薛又亲自见到了父亲，对他记录和整理的材料，十分满意。报纸改变了面貌后，又多次在有关会议上，提出过表扬。有一天，薛看到当天《阵中日报》的第四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父亲于武汉沦陷前在武昌写的一篇，以《中国抗战之历史教训》为题的长篇评论文章，极为欣赏和认同，对父亲的好感与认识也更深。 　　一次，父亲去长官部办事，在机要秘书那里，问长官在不在？并表示自己想见见他。如是，秘书便要了父亲的一张名片，派勤务兵进去送给长官，看有没有时间，愿不愿意接见这位青年人，薛岳看到名片后，当时就决定要见，如是，父亲便壮着胆子，走进了薛岳的办公室。薛岳当时约40岁左右，已是一个文武全才，十分有名的高级将领。他的办公室，陈设非常朴实简单，就一张很大的办公桌。父亲立正敬礼后，薛岳让他坐在他的对面，把《阵中日报》的情况，向他如实作了一番汇报。他听得很认真，也很高兴，多次以和蔼和平等的态度，询问情况和交换意见。并深情地表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们年青的一代，锻炼和培养起来。薛的办公桌上是光光的，什么东西也没有，谈话结束时，父亲看到他打开抽屉，拿出砚盘和纸笔，当即写了一张手谕：“发阵中日报吴社长伍仟”。签上自己的名字后，对父亲说：你办事业需要钱，这笔钱给你拿去办报。在这次谈话中，薛岳还关心地问到，父亲的家眷在那里？当知道还在万县时，便表示可以接到长沙来，临走时还告诉父亲，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去找他。 　　父亲得到薛岳的接见和手谕，受到很大鼓舞，心里也十分激动。他没有马上到长官司令部财务处去领钱，而是先去到政治部，告诉了郑、彭二位主任，并将薛岳的手谕给他们看。两人也非常高兴，都说：这是长官对父亲的特别好感。薛岳的毛笔字，刚劲有神，写得很好，父亲自己的毛笔，也写得很好，联系起他指挥三军的能力、平易待人的作风，拿着他的手谕，使父亲爱不释手，从而，对薛长官更是敬佩。这以后，父亲与薛岳就多次见面，每次薛都要问及家眷的事，连父亲都被问得不好意思，感到为这种私人的事，不愿意麻烦他。 　　12家人重聚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由于日寇遭到惨重失败，从1939年10月，至1941年9月，长沙出现了一段敌我相持局面。此时，《阵中日报》已由衡阳迁到了长沙，父亲工作比较稳定，有了家庭团聚的基本条件。如是，他便决定将一家老小，由四川万县的天生城接到长沙。当时，叔父吴忠良在江津县第一中山中学工作，家里只有祖父母、母亲和最大也不满10岁的、向梯形一般的我们7个孩子。大姐、二姐、我，已先后在天生城上小学，最小的7弟还只有8个月。接到爸爸的信件后，全家人团聚心切，喜出望外，便决定起程前往长沙。当时，家里有一个名叫李茂松的云梦同乡，他原在四叔祖父部下做事，因逃难，也到了四川万县，被收留在我们家里，是家里唯一的一个青年男子。母亲由于没有经验，也不知道战乱时期，外面的那种混乱情况，指靠着有他这个青年男子，带着两个老人、7个小孩，便贸然离开了天生城。一家人扶老携幼，混杂在逃难的人群中间，上有敌机轰炸扫射，下有土匪路霸抢劫，历尽千辛万苦，走了十多天，才好不容易走到一个名叫曹家畈的地方。这段艰难的路程，仍然还是在湖北省内，在我们要走的全程中，还没有走到一小半，而手里就已经没有了盘缠。这个时候才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交通又不方便，安全毫无保障，老的老，小的小，无论如何，再也不能继续这样往前走了！幸好这个时候，在曹家畈驻军里有一个营长，名叫曾繁志，是云梦人，曾经与祖父及父亲都很熟识。母亲便去找他，向他借钱，并请他设法，派人护送一下。曾繁志虽然很热情和关心，但他说：钱还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管辖的防区不同，没有护照，他不能派人护送。这样，一家老小路上极不安全，仅靠李茂松一人护送，是根本不行的。他也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便决定就在他的辖区内，在曹家畈先找一间房子，让老小暂住下来。由李茂松带着仅8个月的7弟，护送母亲经城陵矶、岳阳先到长沙，见到父亲后再想办法。 　　母亲到了长沙，父亲得知老小都还卡在半路上。报社、政治部的同事和领导，也都非常关心和着急。如是，便由第九战区政治部出面，开出了护照，派了一个班的士兵，由姓余和姓吴的两位班长带领，由李茂松引路到曹家畈，将一家老小接到长沙。这一路上，我还隐约记得，有时，在草丛中翻山越岭，靠坐滑杆和步行旱路；有时走水路，要坐小木划子；有时还要走弯路，绕过正在交战的危险地区；有时还要与士匪交火，赶走武装土匪；一路上都还不时听得到，远、近处的枪炮声。经过了10多天的时间，好不容易地、才在一个半夜，与这个班的战士一起，坐着几支小木划子，算是有惊无险地，将一家老小平安接到了长沙。那天晚上，天正下着小雨，起着风，当在风雨远处，看见长沙城的江岸上闪烁的电灯时，我们都兴奋得欢喜若狂。这时，父母亲已在长沙的北门《阵中日报》社附近，一个叫做“六堆子”的地方，租好了房子。当我们被人领到家时，父母亲都不在家，只看到一个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我们不知疲劳，也不顾身上满是泥水，马上就高兴地玩了起来。那天晚上，父母亲去接我们，因中途错过，没有接到。他们回到家里时，天已快亮了，一家人在战乱中能够平安重聚，那种兴奋的情景，至今的印象都极为深刻！从此，这一个班的士兵，也与我们交上了朋友，成为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和常客，那个余班长以后很多年，一直在父亲的部门里工作。 　　到长沙后不久，大姐、二姐、我和四妹，又开始在长沙上小学。并给7弟请了一位姓郑的奶妈，我们兄弟姐妹都一直叫她妈妈（武汉人叫母亲为姆妈），8弟出生以后，这个妈妈又接着带8弟。以后，直到抗日胜利，我们离开沅陵前，这个妈妈和她的丈夫、儿子都一直跟随在我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在长沙的那段生活，正值抗日前线，艰苦朴素，令人难忘。现在回想起来，在那种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家老、小上十口，能够一个不缺地再次重聚，实在是太不容易。父母亲的忠心、孝心、爱心，真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永远值得我们敬仰、报答！ 　　1941年1月，德国法西斯与苏联之间的战争暴发，苏联要分兵对付德国，减轻了对日本的威胁。日本原来驻扎在我国东北边境，用于防备苏联进攻的关东军，便可安心对中国腹部南侵。经过一翻精心准备，1941年9月6日，日军再次向长沙发起了第二次侵犯（史称湖南第二次大会战，或长沙第二次会战）。为了躲避战争，长沙城的居民基本撤出，报社迁至衡阳。我们家在长沙住了不到一年，便又与报社的家眷一起，也迁到了衡阳暂住。这时，薛岳已正式被任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在第九战区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由于各部队全体将士精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人人奋勇当先，积极开展破坏道路，空室清野，保证后勤运输，全力支援前线。仍然基本上运用第一次会战以退为进的战术，当敌人追至离长沙仅20公里，便掉入我军既设的袋形阵地，遭到我各路人马围攻，使敌人再次遭受重创。日寇由于害怕后路被我军切断，不敢继续恋战，再次于10日11日丢兵弃甲，退回原地。整个战役，历时仅一个月零几天。 　　由于这次会战，虽在总体上，中国军队取得了最后胜利，但有的局部，也遭遇过重大损失。为此，战役一结束，蒋介石就亲飞南岳，召开军事会议。追究（主要是第26、37、10军和王耀武的74军）的责任，处罚了一批将领，并将王耀武的74军58师师长廖龄奇就地枪决。廖是父亲黄埔军校同学，也是父亲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家住长沙时，他经常到我家来，我们叫他廖伯伯。他也很喜欢我们这一群孩子，经常带着我们出去玩，买回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给我们。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曾痛哭流涕。当时，我已经有7岁，从未见父亲这样大哭过。因此，对这件事的印象很深，几十年后问起父亲，他给我讲起了这段很少为人所知的故事： 　　廖龄奇是黄埔第四期学生，文化素质很高，作战也十分精明、勇敢。父亲进武汉黄埔军校时，他是前期留校的见习排长，在军校时，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就很要好，以后与父亲十分要好的朋友，国民党抗日名将王耀武，就是通过他在长沙时介绍给父亲认识的。王耀武当时是第九战区的主力，74军军长。廖是王所辖的三个师中的58师师长，是王的得力战将。父亲在长沙《阵中日报》时，蒋介石在长沙对岸的岳麓山上，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廖因参加在那里的受训，此时也住在长沙。两人多年不见，正好这时碰见了，彼此都十分高兴。由于他当时独自一人在长沙，每个星期天都到我们家里去，带着我们这一群孩子到处玩。那时，父亲还准备在长沙开一个书店，曾对廖谈过此事，要他帮助筹措一点资本。父亲总共只想筹到1万多元钱，廖当即爽快答应说，等他回部队后只需他一个人，就可以给父亲拿来，不需再找旁人。岳麓山军官训练团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长沙第二次会战。军长王耀武发电报，要他参加会战时，他的部队还在湖南和江西相搭界的一个很偏辟的地方。在长沙受训前，因为他的夫人已经去逝，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子。接到王耀武给他参战的电报时，正是他受训结束后前往江西赣南边界的一个地方，与新婚妻子结婚的当天晚上。军令如山，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告别了新婚妻子，赶回部队。当他到达部队的驻地时，他的副师长已奉令带领部队开跋，他是在快要到目的地时，才赶上部队的。蒋介石的命令是，要他的部队赶到那里布防，结果，由于未能按时到达，这个地方已被日军抡先占领，正守株待兔。等到他的部队接近这个地方，尚未来得及展开时，就与日军强大的火力遭遇。因为毫无防备，顿时使整个部队溃败，他带领着一部份残部突围脱险，跑到了他的家乡（湖南的一个县），收容溃散的部队，等待副师长与他会合。等到集合整理好部队，再次投入战斗时，日军已经撤退，第二次长沙会战已告结束。他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原来就认识他，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时，蒋点名要他去参加，他也毫无顾忌地就去了。会议期间，蒋把他叫去，问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如实地报告了当时的情况。说他的部队到达时，该阵地已被敌人先占领，仗无法打，只好带部队准备回乡打游击。蒋骂了他一顿，叫他滚出去，再没有理他，接着继续看自己的文件去了。他准备退出去，蒋介石也以为，廖龄奇已被他骂走了。不料，廖走出房间几步，又回转头来喊报告，蒋一看，又是他。廖说：报告校长，我想请你派我去陆大学习，蒋说：叫你带兵你不去。又骂了几句，便叫卫兵把他带走，关了起来。到了开完军事会议，蒋总结讲话时，讲得来了火气，点名说58师师长廖龄奇战败脱逃，应该枪决！当时，全场为之震动。散会以后，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都走了，蒋坐飞机回南京前，只剩下蒋介石和薛岳两个人散步，后面跟着一个警卫团团长。散步中，蒋对身后的那个团长说：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办，随即，从衣袋里搜出一张纸条，上写“58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枪决。蒋中正，某月某时”。交给这个团长去办时说：我就在这个土坡上，等你回信。这个团长立即去提廖龄奇，廖问：到那里去？团长说：去长沙。随即，就将廖带上了汽车，一路上警卫团长问了廖被扣的情况。当车开到了一个平地上时，团长要他下来，廖感不妙，便问：为什么？团长就把蒋介石写的条子给他看，并说：校长要我马上执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廖说：蒋的这个作法不对，我是一个师长，有罪应经军法受审，这样糊里糊头执行不对。他们两人边走边说，团长说他也是没有办法。廖就给刚结婚一夜的妻子写了一个纸条：“甫一死，不悲伤，改嫁可也”。走了几步，廖对团长说：就在这个地方，请你下手。团长即对着他的后脑开了一枪，便立即前去向蒋复命。蒋问：他（廖）说了什么没有？团长如实向蒋报告，蒋只对团长说：你留下，好好给他办后事，便走了。父亲还对我说：这些情况，是他以后有机会见到了那个警卫团长，都是他亲口对他讲的。 　　当时，湖南全省有三家大的报纸，一是第九战区办的《阵中日报》；一是湖南省政府办的《国民日报》；再一个是一家私人办的民间报纸。因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赵恒惕担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的参议长。长沙第二次会战以后，他在参议会上有一个讲话，派人送来报社发表，内容是讲湖南的粮食问题，应该说，还是支持湖南抗战的。正好，那天《阵中日报》的稿件多了，父亲就压了一下。结果，其它两份报纸，当天都见报了，唯独《阵中日报》没有登。薛岳一看另外的两份报纸就火了，说赵恒惕是个什么东西，看不起湖南抗战力量。当时就把《国民日报》的社长、主编给撤职了。父亲知道以后，去见薛岳，薛岳说起这事，仍是大发脾气。对父亲说：别人都可以讲话，赵恒惕（赵曾是地方军阀，1923年前后，镇压湖南地区农民运动，破坏农会。同年8月，一度被谭延恺逐出湖南，1926年，为唐生智所逐后，又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是个老反革命，怎么能够随便讲话，那有他这样说话的资格！要父亲写一篇评论文章，反拨他的这个讲话。父亲写好后，派人送去给他看。 薛看后，即在上面作了批示，大意是：此篇论文写得很好，可以送各报发表。除报纸外，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发表。还有一次，长官部的通讯社要发一篇关于抗战前途问题的特约稿，父亲写好后送给薛岳看，薛非常同意父亲的意见，兴致勃勃地与父亲谈了几个小时。随即又写了一张“发阵中日报伍千元”的手谕。从这两件事，说明薛岳当时一方面是，很痛恨那些旧军阀，个性武断、独裁。一方面也说明他对宣传、与论工作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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