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中，诸葛亮是声名响叮当的人物，人们不仅把他作为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给予高度评价，而且注重他的思想、品德、意志、作风和智慧，把他作为传统文化素质具象化的典范，寄托了无限的崇敬。诸葛亮能够成为一位千古传颂、有口皆碑的人物，这是不容易的。 　　 　　诸葛亮出生在东汉末年的乱世时代，随着东汉的瓦解，名教、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墨家的思想又活跃了起来。这种局面，为诸葛亮青少年时代博学诸子典籍，广泛吸取各家文化，提供了条件。 　　 　　东汉末年，全国到处一片荒废残破，而荆州一地却是例外，「自中平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三国志‧刘表传》）诸葛亮就是在这个时候（兴平元年，一九四年）跟随叔父玄来到荆州首府襄阳，投靠刘表。这时的襄阳，人才济济，教育事业尤其是私学兴盛，学术风气浓厚，思想开放，经世致用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大趋势。这样的学习环境，不仅使诸葛亮能够广泛地师从有造诣的名士，而且使他能够密切联系实际、观察时事，形成独到的、深邃的见解，成为「识时务」的俊杰，以至在他日后出山时，就能够拿出〈隆中对〉这样的千古奇策。 　　 　　总览诸葛亮的言论著述和政治实践，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思想中儒家思想占主要部分。他毕生为统一中国而奋斗不已的行动，正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实践。他以儒家的忠信仁义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后出师表》说得很明白：「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讨贼，才弱敌强也；然不讨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他明知必败，仍要坚持；在这里，道德是第一位，成败利钝则是次要的。当李严劝诸葛亮宜受九锡时，他回答说：「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三国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对于义利的取舍，他是舍利取义的。 　　 　　诸葛亮思想中儒家思想占主要部分，但这并不是说他排斥其它各家思想。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他的心目中不存在学派的界限，而是吸取各家之长、摈弃其短。他不单纯地讲求儒家的「礼治」、「德治」，而是与法家的法治相结合，形成自己的法治思想。入川之初，法正曾用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刑法宽简而使「秦人知德」的事例，劝诸葛亮「缓刑弛禁」。诸葛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给他讲了一番只有恩威并举才能治理国家的道理：「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三国志‧诸葛亮传》）将历史经验与现实结合，把辨证法生动地运用到立法上，体现了诸葛亮的法治思想。这种法治思想不同于汉代的「外儒内法」，不同于不教而诛的酷法，也不同于先秦法家不限制帝王作为而只责之于臣民的「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法；其特色是：用法无私，执法必严，「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善无微而不赏，恶无　而不贬。」（同上）；量刑要看认罪态度，「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同上）反对不教而诛，「科」与「教」相辅而行；执法人要以身作则，取信于人。正因为如此，蜀国才出现了「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同上）的局面。 　　 　　诸葛亮在隆中时，每自比管仲、乐毅。我们从诸葛亮的言行中，随处可以看到他受管仲和《管子》影响的印记。他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无学以广才，非无志以成学。」这一段名言实际上是直接从《管子‧心术》篇吸取而来的。他的务农殖谷，「本末并重」，工商并举，发展盐铁、蜀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交通，兴修水利等经济思想和一系列经济政策，也都从管子的著作和政治实践中找到了渊源。 　　（上） 　　 　　 　　孔子说：「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儒家认为德、才、功三者中，立德是首要的。中国传统道德的本位是孝亲，所谓「百善孝为先」；孝亲又推及为忠君，「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诸葛亮之成为楷模，正在于他以彻底奉献的精神忠于「兴复汉室」。刘备死后，他「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而君臣无猜，人无疑议。诸葛亮把这个「忠」发挥到极致。 　　 　　诸葛亮以天下为己任，胸怀治国安民的大志，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坚强地负起责任，一身担当军国重任，始终竞竞业业、竭忠尽智，不怕失败，矢志不渝。他的一生表现了面对现实积极进取的态度，和沉着勇敢、刚健有为的精神。 　　 　　诸葛亮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洞察国家社会之形势，针对国计民生症结之所在，提出兴利除弊的方案。在如何治蜀的问题上，诸葛亮准确地看出了「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弊病，驳斥了「缓刑弛禁」的观点，采用了严刑重典，恩威并济的方针，一扫刘璋时期「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使蜀汉风化肃然，政治清明。诸葛亮深知后主刘禅生性暗弱，易受小人包围的弱点，在《出师表》中提出规谏，力求不使其毛病发展到危害社稷的程度。 　　 　　　诸葛亮知人善任，注重选拔贤才，培养人才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同上）诸葛亮是史家所称的「治世之良才」，是百姓心目中实行清明政治的栋梁。 　　 　　应当指出，诸葛亮治理蜀汉虽然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但蜀汉毕竟是偏安一隅的小国，诸葛亮一生奋斗的「兴复汉室」的统一大业，也以悲剧告终，但他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远远超过了许多对推动历史前进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分析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必须注意到中华传统文化中德性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德性文化强调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诸葛亮受到后人敬仰，正是由于他道德质量的高尚和人格的伟大。 　　 　　诸葛亮一生谦虚谨慎，十分重视「斟酌损益，进尽忠言」，以「裨补缺漏，有所广益」。他事事处处表现出来的「引咎责躬」的精神和虚心纳谏的作风，在蜀汉大臣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贤愚竟心，　忘其身」，为国家效力。宋代王安石在〈诸葛武侯〉诗中，对他的这种作风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作了十分精当的评价：「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明代方孝孺说诸葛亮的虚心作风「秦汉以下为相者皆不及也」。诸葛亮清心寡欲，为官清廉，死后家内外都没有多余的财产。他遗命把自己葬于定军山下，殡仪从简，依山造墓，能容下棺材就行。 　　 　　其实诸葛亮一生历经坎坷，荆州之失、夷陵之败、刘备之死、南中之乱、北伐失败等等，这些打击都没有动摇他的决心，反而使他更加矢志不渝，勇往直前。 　　 　　在诸葛亮死后，百姓更加怀念他，「百姓巷祭，戎夷野祀」，纪念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增无减，西晋永兴年间，镇南将军刘弘到襄阳隆中，瞻仰诸葛亮故宅，命太傅掾李兴写《诸葛丞相故宅谒表》，对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和崇高人格赞扬，说他德高于管仲、乐毅、周公。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罢官回襄阳后，「触目悲感，略无欢情」，每每「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呤」。他又在〈诸葛武侯宅铭〉中，极力推崇诸葛亮是「堂堂伟匠」，说他的信义是老百姓的典范，他的道德是士大夫的表率。抗金名将宗泽临终时含恨长咏杜甫咏诸葛亮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而卒。《宋史‧岳飞传》说岳飞北伐时，「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门之风」。抗元英雄文天祥在被元兵俘获而北上燕京途中，作诗道：「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怀孔明〉诗）。我们可以说，宗泽、岳飞、文天祥等英雄都是从诸葛亮的精神中，汲取了鼓舞的力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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