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林徽因——发现与重估 　　 　　　　刚刚过去的6月10日，是被胡适称为“中国一代才女”的林徽因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再过一年，这位现代文学史上闻名遐迩的女诗人、新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辞世整整半个世纪。所幸的是，她的名字不但没有为岁月的尘埃掩盖，反面随着时间更加熠熠生辉，而且，过去的她被附会扭曲的形象也逐渐眉目清晰起来。 　　 　　　　在她的百年诞辰之际，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两本新书，一本是《建筑学家林徽因》，一本是梁思成遗孀林洙女士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都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林徽因。 　　 　　　　过去一段时间里，林徽因这个名字是与现代文学史上那个风流倜傥的浪漫诗人徐志摩联系在一起的，她是两桩罗曼蒂克的三角恋的女主角。特别是周迅主演的那个《人间四月天》的电视剧，在掀起“林徽因热”的同时，也把这种扭曲的形象推向了极致。她几乎只作为一个卿卿我我的小女生的形象呈现在现代人的面前。而真实的林徽因当然并非如此简单。曾经，她被人称道艳羡的是她的美貌，她的才情，她的气质，她的教养，她的学识，还有，她的爱情……现在，在古文化保护议题再度被社会广泛关注的时候，她与建筑大师梁思成一起，以一个建筑学家和古代文物保护学者的身份被凸显出来。而在人们热烈地讨论起她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独特气质的时候，她更是作为“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兼具中国传统道德修养和西方自由主义素质的新知识女性的代表受到尊敬。当自由主义的精神逝去以后，积聚在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光芒穿透历史的雾障，在现代人的心中投下神秘而富于诱惑的投影。时代可以生产成批的珠光宝气、魅影四射的歌星、影星，但却已经不可能再造具有同样气质的“林徽因”了。这是令人怅惘的事情，也是人们提及林徽因不能不油然而生昔人已去的惋惜之情的原因吧。 　　 　　　　这是一个发现和重估的时代，太多的人，太多的事，等待着我们去重新发现和估价。林徽因也是其中之一。 　　 　　　　一丁 　　 　　　　 　　 　　 　　 　　在林徽因诞辰100周年之际，梁思成先生遗孀林洙女士所著《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适时推出，书中以女性特有叙述角度和方式，回顾了林洙女士40年来所目睹的梁思成个人和家庭的各种遭遇，忠实记录了她与梁思成相识、相知、相恋并一同走过的苦难岁月的过程。其中也以较大的篇幅描述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共同的生活。 　　 　　　　我的注意力被书架上的一张老照片吸引住了，那是林徽因和她父亲的合影。看上去林先生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啊！我终于见到了这位美人。我不想用细长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双眼皮，长睫毛，高鼻梁，含笑的嘴，瓜子脸……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她。不能，在我可怜的词汇中找不出可以形容她的字眼，她给人的是一种完整的美感：是她的神，而不全是貌，是她那双凝神的眼睛里深深蕴藏着的美。当我正在注视这张照片时，只听卧室的门“嗒”地一声开了。我回转身来，见到林先生略带咳嗽、微笑着走进来……我定睛看着她。天哪！我再也没有见过比她更瘦的人了。这是和那张照片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她那双深深陷入眼窝中的眼睛，放射着奇异的光彩，一下子就能把对方抓住。 　　 　　　　——摘自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梁思成遗孀林洙笔下的林徽因： 　　 　　　　我见过的最美丽最有气质的女人 　　 　　　　作者专访 　　 　　　　新京报记者　甘丹 　　 　　　　记者：什么原因让您开始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这一本书？ 　　 　　　　林洙：梁思成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一生的岁月》来纪念他，没想到取得了非常大的反响。所以作家出版社就约我写一本关于梁思成的传记，但是我谢绝了。因为在这之前，我没有写过任何东西，我怕自己写不好。更重要的是，要写梁思成就不能不写到建筑学，但是我却没有专业的建筑学知识，对他的学术也没有研究。后来他们又要求我写生活上的梁思成，我准备了三年写了一个《大匠的困惑》。在学习了他的学术问题之后，又写了《建筑师梁思成》，这是一本牵涉到较多学术问题的书，一般人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困难。因此我就想写一本通俗一些的，写给一般的没有学习过建筑学的人看的书。由于我最近又搜集到一些他们的趣事，而写梁思成也决然不能离开林徽因，所以最后就形成了《梁思成、林徽因与我》这样一本书。 　　 　　　　记者：我感觉到这本书的写作立场非常客观，您在写书的时候是持这样一种态度吗？ 　　 　　　　林洙：过去很多书在谈到林徽因的时候，总是过于渲染她和徐志摩的事情，我非常不喜欢这样。即便是年轻的时候，有一些情感上的波澜，那也不能成为林徽因生活中的重心，也不是真实的她。所以，我想展现给大家的是一个更真实的林徽因，以前很多关于她的文章都掩盖了她身上真正的闪光点和高尚的东西。 　　 　　　　而对于梁思成，我在写他的时候，就要尽量避免站在妻子的角度去叙述，那样才能够做到趋于真实。 　　 　　　　记者：您心目中真实的林徽因是怎样的？ 　　 　　　　林洙：对她的印象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而且我觉得我也非常幸运，因为我见过林徽因，并且有一定的接触，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机会？我能实实在在地去体会她，体会她的才华，她高尚的品德以及那非凡的风度。可以说，她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最有气质的女人。她有很好的口才，语言表达极其丰富，她对艺术有着很高的领悟力。而且，她在处理感情上是很高尚的，这一点是我很想传达给大家的一种看法。 　　 　　　　记者：即便是你认识林徽因时，她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她仍然那么出色吗？ 　　 　　　　林洙：尽管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病得很严重，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了她的风度和精神。生病的时候她会有一点暴躁，脾气不太好。但是只要讲到学术问题，或者是她的朋友来了，她就会显得很有精神，把病痛都抛开了。 　　 　　　　记者：林徽因似乎是一个不能缺少朋友的人，朋友对她意味着什么？ 　　 　　　　林洙：她的朋友很多，她走到哪里都能交到朋友，她和梁思成的朋友，许多都是一生的至交。在他们家里，常常会有类似西方的“Tea　Time”活动，这就是朋友聚会的一个好时间。林徽因即使在身体被病魔折磨得疼痛难忍的时候，她一见到朋友，就能恢复活力，就能开始愉快地谈笑。他们朋友之间常常谈论很多的话题，无论什么话题林徽因总是能参与其中。我每次去听他们谈话，就总是能从她那里听到很多有趣、有意思的东西，增长一些见闻。梁思成曾经说过，像英国牛津、剑桥这样的学校之所以能产生很多科学家，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这种非正式的聚会方式。在聚会上一些不是很成熟的想法就可以拿出来和大家讨论，这样就很容易找到问题的本质。林徽因就是这样一个不能缺少朋友，也能交到许多朋友并且能让朋友和她在一起感觉到快乐的人，她很有魅力。 　　 　　　　记者：除了给读者一个更为真实的林徽因和梁思成，还想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一些什么东西呢？ 　　 　　　　林洙：一种对于幸福的体验吧。我在婚姻上是有过失败经历的，我觉得以前的丈夫不是真正地了解我，因此觉得不快乐、不幸福。后来，我和梁思成结婚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我们年纪差得很多，有的人认为我们的地位悬殊很大，在学术上的成就也是天壤之别，因此他们就说我是想借靠梁思成的名气地位。但是，我自己知道不是这样的，我也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结婚后没多久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梁思成几乎是一无所有了，可我依然对他有很深厚的感情，我们俩依然能够互相扶持，那时我是感到非常幸福的。我想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幸福，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很快乐就行，不必在乎别的东西。 　　 　　　　记者：那林徽因和梁思成对于幸福是否也是这样看待的呢？ 　　 　　　　林洙：他们对幸福都是一种很宽容的态度。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梁思成一直是知道的。她知道梁思成很爱她，她觉得这样也很幸福。而金岳霖也说，他知道梁思成很爱林徽因，他说他不会去伤害一个真正爱林的人。他们对待婚姻都有一种很高尚的态度，我觉得现在对待婚姻、爱情有这种态度的人太少了。 　　 　　　　记者：我曾看到有人回忆说，林徽因在“文化大革命”前去世，对她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她进入到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她一定会活得非常痛苦。你怎样看待这种说法？ 　　 　　　　林洙：实际上，可以说她的个性比较独立和自我，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她也许不太容易处理好一些关系。她是一个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不会妥协的人。我想即使是要她为自己坚信的观念献出自己的生命她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同时她又是很率直的，敢于说真话。依这样的性格，她肯定不能接受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大屋顶”这样的事情。 　　 　　　　林洙：建筑学家梁思成遗孀。由于和林徽因是同乡，在清华初识林徽因和梁思成。1962年，和梁思成结婚。梁思成去世后，编撰《梁思成文集》，著有《大匠的困惑》、《建筑师梁思成》等书。 　　 　　　　他们眼中的林徽因：真实比想象更风华 　　 　　　　秋刀鱼 　　 　　　　林徽因身后，她的俗世声名虽经历了大落与大起，但在亲友的回忆中，她的形象却从来不曾被淡忘。她留给他们无穷尽的追念，当这些点点滴滴连成一片，缀出的真实倒比臆测的情节更为传奇。 　　 　　　　林徽因的美丽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三十年代金岳霖曾题“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对联赠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冰心提起林徽因，开口就说：“她很美丽，很有才气”，比较林徽因和陆小曼时，更以为林徽因“俏”、陆小曼不俏。与林徽因一起长大的堂姐堂妹，几乎都能细致入微地描绘她当年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谈是如何地令她们倾倒。(陈钟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札记》)在众多的赞誉中，颇值回味的是张幼仪对林徽因的评价，当她知道徐志摩所爱何人时，曾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张邦梅：《小脚与西服》)简单的一句话道尽张幼仪的半生辛酸，却也无意中点破林徽因之所以为人所一并赞赏的真正原因。容貌之美并不足以长驻，林徽因的美丽，用文洁若的话来说，是“天生丽质和超人的才智与后天良好高深的教育相得益彰”。正因为如此，当青春逝去，人也老去，人们眼中的林徽因依然充满了美感。文洁若对此就深有感受。1948年清华学生剧团在大礼堂用英语出演《守望莱茵河》时，文洁若见到了已经44岁的林徽因，文洁若描述当时的情景说：“一会儿，林徽因出现了，坐在头排中间，和她一道进来的还有梁思成和金岳霖。开演前，梁从诫过来了，为了避免挡住后面观众的视线，他单膝跪在妈妈面前，低声和妈妈说话。林徽因伸出一只纤柔的手，亲热地抚摸着爱子的头。林徽因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美感”。文洁若因而感慨说：“没想到已生了两个孩子，年过四十的林徽因，尚能如此打动同性的我。”(文洁若：《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文洁若所感慨的，正是林徽因一生修炼的美丽，也是经得起岁月推敲的真正的美丽。 　　 　　　　与林徽因的美丽相辅相成的，自然是她过人的才气。文洁若为林徽因的美而惊叹之余，毫不掩饰对她才华的钦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出现过像达·芬奇那样的多面手。他既是大画家，又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林徽因则是在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她在建筑学方面的成绩，无疑是主要的，然而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同上)卞之琳慨言：“她天生是诗人气质、酷爱戏剧，也专门学过舞台设计，却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实际却是他灵感的源泉。”(卞之琳：《窗子内外——忆林徽因》)沈从文眼里的林徽因是“绝顶聪明的小姐”，晚一代的萧离则称林徽因是“聪慧绝伦的艺术家”。费慰梅认为，林徽因“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金岳霖则干脆用“极赞欲何词”一语作为对林徽因的评价。(陈宇：《金岳霖忆林徽因》)对林徽因才艺的赞赏，到这里，也到了极点。 　　 　　　　林徽因为人热情坦诚，又争强好胜。她的生前好友钱端升在她离世多年以后，犹自念及“要几辈子感谢林徽因”。这里还有一段因缘。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是林徽因的亲戚，他们的结合在当年就是林徽因做的大媒。据金岳霖回忆，钱端升和陈公蕙在商议结婚时突然发生矛盾，陈公蕙负气离平赴津。钱端升请求梁思成开汽车追。于是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钱端升四人开车一路追往天津。陈、钱和好如初，遂一同到上海去结婚。(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这一段往事，他们一直记在心里。而作为知之甚深的好友，他们对林徽因的欣赏还不仅在于此。西南联大迁校昆明时，钱端升夫妇与林徽因、梁思成在郊区龙泉村搭屋居住。陈公蕙说：“林徽因性格极为好强，什么都要争第一。她用煤油箱做成书架，用废物制成窗帘，破屋也要摆设得比别人好。其实我早就佩服她了。”(陈钟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札记》)文学评论家李健吾提起林徽因也说她“绝顶聪明，又是一副炽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李健吾曾听林徽因亲口讲起这样一件得意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注，应为《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林徽因，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林徽因当时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京，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林徽因性格上的这种争强好胜其实是源于内心深处的自傲与自负。林徽因的堂弟林宣曾就此讲过这样一件事。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后来她发现有个男作家叫林微音。“徽音”与“微音”字形读音都相近，林徽因担心日后两人作品会相混，就起了改名之心。她征询林宣意见，听林宣说有个朋友的女儿叫“筠因”，林徽因拍案叫好，从此改“音”为“因”。据林宣回忆，林徽因说：“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为林微音的，只怕日后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陈宇：《一路解读徐志摩》)一句话语出惊人，足可见林徽因的十足傲气。 　　 　　　　林宣讲起林徽因，还讲到她“喜欢热闹，喜欢被人称羡”，这一点也可以从林徽因在文学沙龙上的高谈阔论得到印证。费正清晚年回忆林徽因就曾说，“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然而，也恰恰就是这样的林徽因，既耐得住学术的清冷和寂寞，又受得了生活的艰辛和贫困。沙龙上作为中心人物被爱慕者如众星捧月般包围的是她，穷乡僻壤、荒寺古庙中不顾重病、不惮艰辛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的也是她；早年以名门出身经历繁华，被众人称羡的是她，战争期间繁华落尽困居李庄，亲自提了瓶子上街头打油买醋的还是她；青年时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真谛，英文好得令费慰梅赞叹的是她，中年时一贫如洗、疾病缠身仍执意要留在祖国的又是她。这样的林徽因，在朋友间引起的，又是另外一种评说，李健吾抗战期间闻听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李健吾：《林徽因》)卞之琳充满感情地说：“……现在由内外关系、中外关系我总联想到林徽因，尽管是海外的过来人，总以中土为她的归宿，为之服务，也许可以说是中国人特有的优良品质，不过林是表现这种品质的佼佼者，特别高洁者，本身就富有诗意的人才。”(卞之琳：《窗子内外——忆林徽因》)亲眼见到林徽因、梁思成以“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而继续致力于学术事业的费正清则这样郑重写道：“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而正是后者使他们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我牺牲，坚定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费正清：《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 　　 　　　　这样的林徽因，也许才是最可纪念并且最应该为后世所记住的。 　　 　　《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林洙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原文2004-6-17 13:40:00 发表于51TECH论坛 » 凝固的音乐 » 经典建筑 »  浏览：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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