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纪念一代才女林徽因百年诞辰 　　 　　生辰：1904年6月10日 　 民族：汉 　　 　　祭日：1955年4月1日 　　籍贯：福建闽候 　　 　　 　　职业：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 　　 　　原名徽音，福建省闽侯人。 　　 　　l904年6月10日生于杭州，1955年4月1日病逝于北京。 　　1916年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 　　1920年4-9月随父林长民赴欧洲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同年人伦敦圣玛利女校学习。 　　1921年回国复人培华女中读书。 　　1923年参加新月社活动。 　　1924年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同年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设计。 　　1928年3月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去欧洲考察建筑，同年8月回国，并回福州探亲。在福州期间，曾为乌石山第一中学演讲《建筑与文学》，为仓前山英华中学演讲《园林建筑艺术》。1929年出任东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讲授《雕塑史》和专业英语。是年，张学良出奖金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中奖。 　　1930年因患肺病到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疗养。 　　1931年应聘到北京中国营造学社任参校。 　　 　　从1931年到1946年在中国营造学社期间，参加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足迹遍及北京、河北、山西、浙江、河南、山东、陕西等地。 　　 　　1946年后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讲授《中国建筑史》课并为研究生开设《住宅概说》等专题课。1949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工作， 　　1951年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设计纹饰和浮雕图案， 　　1951年调查研究景泰蓝生产工艺并设计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景泰蓝新图案，还亲自参与测试。 　　 　　1950年兼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工程师。 　　1953年当选中国建筑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建筑学报》编委、中国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 　　 　　参与设计的工程有北京大学地质馆、灰楼学生宿舍。云南大学学生宿舍、清华大学教师住宅。中南海怀仁堂装修工程等。 　　 　　 　　她发表的有关建筑的论文主要有《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与梁思成合著)、《清式营造则例》第一章绪论、《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署名林徽因、梁思成)、《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的鉴别问题》(署名林徽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辽、宋部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梁思成、莫宗江合著)。 　　 　　 　　她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清原》、《一天》、《激昂》、《昼梦》、《瞑想》等诗篇几十首；话剧《梅真同他们》；短篇小说《窘》。《九十九度中》等；散文《窗子以外》、《一片阳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林徽因诗集》(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联合编辑出版了《林徽因》(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之一)。 　　 　　林徽因的故事 东方网——文汇报 “太太客厅”逸事 　　 　　 　　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住在北京东城总布胡同时，她家的客厅名为“太太客厅”。当时，一批文坛名流巨子，包括朱光潜、梁宗岱、金岳霖等，常聚集在这里，一杯清茶，些微点心，谈文学，说艺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在“太太客厅”里，林徽因一直是最活跃的人物，读诗，辩论，她的双眸因为这样的精神会餐而闪闪发光。朋友是林徽因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优秀也是因为有他们的欣赏和激励。 　　作家萧乾就是在“太太客厅”里认识林徽因的。那是在1930年，萧乾正与美国的安澜一同编辑期刊《中国简报》，经他的老师杨振声的介绍，萧乾访问了沈从文。在这次见面后，他即以《当今中国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为题，写了一篇专访刊登在《中国简报》上。1933年秋天，萧乾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蚕》寄给沈从文，请他指教。当时沈从文正在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在萧乾的稿子上作一些修改后发表了，这使萧乾得益匪浅。萧乾的这篇手稿现陈列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那天，还是燕京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萧乾穿了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与沈从文一起来到“太太客厅”。萧乾早就听说林徽因的肺病很厉害，想象中她应是一脸病容；谁知当他看到林徽因时，不禁呆了。只见她穿了一套骑马装，显得美丽动人，像个运动员。原来她时常和朋友到外国人办的俱乐部去骑马。林徽因对萧乾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这话给了萧乾很大的鼓励。沈从文是常常到林徽因家去的，他从小在湘西长大，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活底子。林徽因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因为那里有着很离奇的情节，很特别的人物，都是她闻所未闻的。沈从文碰到一些事，也会跑到林徽因家去寻求安慰。有一天，沈从文差不多是哭着赶到林徽因家，说他的妻子张兆和到苏州娘家去了，他每天都给妻子写信，但得不到理解。林徽因觉得这就是生活，生活就应有喜怒哀乐。林徽因在她的客厅里认识了沈从文和萧乾，但这对师生在她去世后竟相互反目，这是她万万想不到的。 　　 　　1932年，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结识了美国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他们两家恰巧住在同一条胡同里，费正清说：“中国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费正清夫妇一起到梁家去，见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太太客厅”朗诵中国的古典诗词，那种抑扬顿挫、有板有眼的腔调，直听得客人入了迷。而且，他们还能将中国的诗词和英国诗人济慈、丁尼生或者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的作品进行比较。费正清曾和他们谈起哈佛广场、纽约的艺术家及展品、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剑桥大学巴格斯校园。由于费慰梅有修复拓片的爱好，因此与林徽因夫妇更有共同的语言了。 　　 　　 　　考察发现唐代建筑 　　梁思成撰写的《清式营造则例》于1932年3月脱稿后，直到1934年才由中国营造学社出版。林徽因除为这本书写《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的数次增删修改，以及照片的摄制及选择等，都花去了她大量的精力。梁思成在序言里写道：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林徽因是一位古建筑学家，但她将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在这门科学上造诣很深。那时梁思成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所以后来梁思成常常对人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林徽因“点”上去的。 　　 　　1935年初，南京政府决定对山东曲阜的孔庙进行修缮和养护。梁思成到曲阜勘察孔庙，并作修葺计划。就在这时，林徽因的肺结核又复发了。医院的大夫要求她卧床休息三年，林徽因只答应休息六个月。每天，林徽因除了睡觉外，就进行写作。2月，她的诗《忆》被选入杨晋豪编的《中国文艺年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6月1日，她的诗《吊玮德》发表在《文艺月刊》第7卷第6期上。她的小说《钟绿》、《吉公》，诗《城楼上》，散文《纪念徐志摩去世四周年》等，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另外她还写了诗《灵感》，生前没有发表，后收入1985年出版的《林徽因诗集》。1936年5月，林徽因觉得自己已经康复，便和梁思成到达洛阳，会同刘敦桢和陈明达等，一起考察龙门石窟。接着又去考察了位于洛南市南郊的关羽墓，并到开封考察了宋代的繁塔，去泰安考察了泰山脚下的岱庙——这是历代帝王祭祀的地方。 　　 　　日本人曾经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的木构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人们只能到日本奈良去。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相信，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肯定会有唐代的木构建筑存在。他们到图书馆去翻阅了很多材料，结果有重大的发现。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写的《敦煌石窟图录》里，有两张唐代壁画的研究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两张壁画描述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标明了每座寺的名字。梁思成又在北平图书馆见到一本《清凉山(山西五台山)志》，里面有佛光寺的记载。梁思成和林徽因估计这个地方由于交通不便，进香的人也不多，比较有利于古建筑的保存。他们决定去碰碰运气。 　　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一起乘火车到太原。之后坐汽车，到了半路改骑驮骡，往五台山进军。在险峻的山路上迂回前进，有时连牲口也不肯向前，他们只好拉着毛驴步行。这样走了两天，才到达位于五台县城东北60华里的佛光寺。只见那里的唐代木构、泥塑、石刻、壁画、墨迹，以及寺内外的魏(或齐)唐墓塔、石雕，荟萃一处，相互依衬。这是我国历史文物中的瑰宝。 　　梁思成在《寻找古建筑》一文中，详细地描述了他们在佛光寺的一些情况。他说，他们第二天就开始了仔细的调查。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细看过，无论是单个或总体，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当他们爬进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时，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使用双“主椽”(借用现代屋顶架的术语)，其做法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这个“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这使他无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他们戴着厚厚的口罩掩盖口鼻，在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 　　在大厅里工作的第三天，林徽因在一根梁的根部下面注意到有中国墨的很淡的字迹。这个发现对大家的影响犹如电击一般，没有比实际写在庙的梁上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欢喜的东西了。当大家忙着想办法在佛像群中搭脚手架以便清洗梁柱和就近审视题字时，她把头尽量往后仰，从各个不同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经过一番努力，林徽因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稀可辨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而在外面台阶前的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他们回北平后，林徽因见到朱自清和萧乾，还兴致勃勃地向他们描述考察时的情景。林徽因和同伴们发现的佛光寺大殿，是当时国内已知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 　　林徽因与林洙 　　1948年秋天，林徽因家里来了一位叫林洙的姑娘。她身材不高，鹅蛋形的脸上，长着端正的五官。1955年林徽因去世，林洙于1962年嫁给了梁思成。 　　 　　林洙1948年中学毕业后，随男友程应铨来到清华大学。程应铨在建筑系任教，林洙想进先修班学习。经程应铨介绍，林洙慕名去拜访林徽因。她一进门，就听到里面传出一阵猛烈的咳嗽声。林徽因问林洙考大学的事，林洙说自己没能考上，觉得数学、化学、语文还可以，最难的是英语。林徽因一听笑了，说：“你和我们家的孩子相反，他们都怕数学，你为什么怕英语？”她告诉林洙，英语并不可怕，接着林徽因就谈起了北京的历史，并谈到了颐和园。她说：“颐和园前山太俗气了，颐和园的精华在后山。沈从文现在正住在谐趣园，你可以去找他，请他做向导。” 　　 　　由于清华大学不办先修班，林洙只得自己进行复习，有时还去听梁思成讲的西方建筑史和其他几个教授的课。林徽因知道这些情况后，决定自己来教林洙的英语，规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课。林徽因上课很严厉，这使林洙进步很快。林徽因的身体越来越差，冬天到了，房里得有暖气，因此梁思成每天给林徽因烧暖气。那是很累的活，要往大炉子里添煤，要倒炉渣，还要掌握好温度，梁思成不敢把这活交给别人去干。另外，他每天定时给林徽因打针，有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梁思成都会。为了让林徽因坐得舒服一些，梁思成给她放了各种各样的靠垫和垫圈。林洙看到这些，心想，他真是个好丈夫呵！ 　　 　　林洙的第一次婚姻是林徽因替她操办的。当时林洙收到父母从香港辗转寄来的信，让她和程应铨尽快完婚。为准备婚事，林洙准备卖掉自己的首饰。这事不知怎么让林徽因知道了，就对她说：“营造学社有一笔用来赞助青年学生的专款，你可以先用这笔钱，以后再还。”说着就把存折给了林洙。第二天，林洙到银行里去取钱时，发现上面写着梁思成的名字。以后林洙每次要还钱时，林徽因总是把话题岔开。此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林洙才搞清楚，林徽因给她钱的时候，营造学社早就停办了，这其实就是林徽因自己的钱啊！ 　　 　　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进入京郊清华园，进逼北平城。一天深夜，老朋友张奚若带着两位军人来到林徽因的家，原来他们是解放军十三兵团政治部联络处负责人。来人开门见山地说：“梁教授，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梁思成和林徽因感动万分。梁思成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北平军事地图上，而且拿出了带领学生们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把它们一并交给了解放军干部，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讲解。后来，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在西柏坡，挂在了毛泽东指挥所的墙壁上。 　　解放后，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与梁思成等一起参加了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那时，文工团经常到大学里去演出。林洙从来没有接触过那些表现农民的秧歌剧，觉得很新鲜，就讲给林徽因听。林徽因很感兴趣，有一次清华大学里演出大型秧歌剧《血泪仇》，林徽因得知后，执意要去。林洙只得为她留一个位子，但林徽因从家里出来只走了几步路，就咳嗽喘息不止，只好回家躺下。 　　 　　50年代初，北京市委领导决定大批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人们都记得梁思成曾为此作了痛苦的抗争，其实林徽因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到1954年，林徽因已经病得很重，她仍然拖着颤巍巍的身子去找当时的市委领导辩论。她充满感情地对他们说：“你们拆的是具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历史证明，她说的都是对的。 　　 　　 　　林徽因是1955年4月1日病逝的，年仅51岁。(陈怡摘编) 　　 　　摘自《骄傲的女神林徽因》丁言昭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月 　　 　　林徽因是20世纪中国建筑界的才女。 走进徽因的客厅 光明日报 　　 　　30年代以来，林徽因在诗坛和建筑界双负盛名。她的才貌双全和爱情传奇又随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而家喻户晓。学者亲友对该剧远离史实的非议更引发海内外读者探究的兴趣。 　　 　　 　　《窗子内外忆徽因》是国内第一部多人回忆林徽因的专集，收著名作家、建筑家及亲友学生文章近三十篇，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她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等超凡脱俗的亲密友谊和她对事业的献身精神。 　　 　　 　　不约而同，几乎到过林家的人都特别赞赏她那著名的“客厅”。 　　 　　这位女主人的茶会对当年的文学青年萧乾“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为保留住这样健康的生动，刘小沁在《中国文艺家》2000年第6期上，特意将不同专业、不同年龄、不同国籍、不同时间对“客厅”的忆叙类聚成篇引读者“走进徽因的客厅”。 你会发觉，当“真实”并非特意为不真实而记录时，往事不言自明了。 　　 　　 　　下文是从中摘录的部分内容。 　　 　　 　　人物的广泛性 　　 　　 　　在抗战前10年中，每星期六下午在金先生家有茶会。在抗战前，金先生一直住在北京城里，其中有六七年他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一小院里。这座房子有前后两院。前院住的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夫人一家。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六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习惯。他在每星期六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朋友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做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时也还有他在心血来潮时特约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仁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我记得，在我作为常客的一两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 　　 　　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会上遇见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WalterB.Cannon)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家常客的)女儿慰梅(Wilma)和女婿费正清(JohnK.Fairbonk)陪同来访的。此外，他的座上客还有当时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上遇见几位当时戏剧界的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 　　(陈岱孙《回忆金岳霖先生》) 　　 　　 　　不是闲言碎语 　　 　　 　　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文艺》上发了我的小说《蚕》以后，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即费慰梅，编者注)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 　　 　　 　　聚会的中心人物 　　 　　 　　在我们刚到北京的那段时间，徽因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时，经常把我们也带去。我们受到老金的欢迎，其他人在讲故事时当然是用中文谈话、耳语和哄笑，也容忍了我们这对“老外”在场。当次年费正清成为清华的教师，而我们的中文也流利一些时，我们就不再是外人了。 　　 　　星期六下午，老金家的聚会时常挪到一家中国餐馆碰面。有一天晚上特别值得回忆，那一次，徽因在餐桌上给朋友们讲了一则异乎寻常的故事。在梁家客厅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中，老是有些事情发生，尤其是那忠心耿耿的女佣陈妈经常要出出进进，把一些麻烦事告诉徽因，要她拿主意。每一件麻烦事，不论是发生在家里还是在隔壁人家，都要徽因去想办法。 　　 　　徽因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陈妈有一天惊慌地跑进来说，梁家高围墙西沿住的那位邻居，屋顶上裂开了一个大洞。她说那里的房客穷得修不起房顶，求徽因向房东说项。像平时一样，徽因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亲自去调查这件事。她同房东一说，发现房客住三间房，每月只付50个铜板(合十美分)的房租。房东说，现任房客的祖先在两百年前的乾隆年间就租下这房子，每月付固定的租金。由于是同一户家庭一直住在那里，按中国的法律，房东是不能提高房租的。徽因生动而详细地叙述，最后以徽因捐给房东一笔修缮屋顶的款项，而结束了这个故事。我们又笑又鼓掌。“你向我们讲明了过去的北京仍旧赫然存在，徽因真有你的！” 　　 　　徽因的客厅坐北朝南，白花花的阳光照进来，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拥满了人，而上门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佣人外，还有各门亲戚穿进穿出，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会遇见一些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因仰慕徽因的作品而来，并因为着迷徽因个人的魅力，流连忘返。(译注：林徽因的才气过人，徐志摩曾说她是“中国的曼殊斐儿”。) 　　 　　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 　　 　　天才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思念他。我时常想，我们之间用流利的英语谈着各种题材、充满激情的话，可能就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生动对话的回音。我想，她永远忘不了他，当她还是个小女孩，在伦敦徐志摩为她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 　　哲学家金岳霖，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实际上是梁家后来加入的一分子，就住在隔壁一间小屋子里。梁氏夫妇的客厅有一扇小门，穿过“老金的小院子”到他的屋子，而他常常穿过这扇门，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搅和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 　　 　　这群人是老金在大学里的亲密同事，其中包括两位政治学家。张奚若，一个讲原则、直率而给人印象深刻的人；钱端升，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事务很感兴趣。陈岱孙，高个子、高贵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各自在其领域峥嵘头角：哈佛出身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李济，带领中央研究院小组在安阳发掘殷墟；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是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这些人如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逻辑学家老金，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者。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他们有些人的妻子也会出席，参与热烈的谈话。 　　 　　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 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 　　 　　 　　梁家的茶会 　　 　　 　　由于清华的先修班停办了，因此林徽因决定亲自辅导我英语，并规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课。我又高兴，又担心，因为有这么一位好老师来辅导我真是求之不得。同时我又看出她十分严厉，对不满意的事会直率地提出批评，而且语言锋利，我担心以后免不了会挨批评。 　　 　　每次上完课林先生都邀我一同喝茶，那时常到梁家来喝茶的有金岳霖先生，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和陈岱孙先生也常同来。其他多是清华、北大的教授，还有建筑系的几位年轻教师也是常客。金岳霖先生每天风雨无阻总是在三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先生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他们常常在诵读的过程中夹着议论。 　　 　　梁家每天四点半开始喝茶，林先生自然是茶会的中心，梁先生说话不多，他总是注意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语言简洁，生动诙谐。 　　 　　林先生则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语言生动活泼。她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她曾学朱畅中先生向学生自我介绍说：“我(éo)知唱中(朱畅中)。”引起哄堂大笑。有一次她向陈岱孙先生介绍我说：“这个姑娘老家福州，来自上海，我一直弄不清她是福州姑娘，还是上海小姐。”接着她学着昆明话说，“严来特使银南人口罗(原来她是云南人口罗)。”逗得我们都笑了。她是那么渊博，不论谈论什么都有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独特的见解。 一天林先生谈起苗族的服装艺术，从苗族的挑花图案，又谈到建筑的装饰花纹，她介绍我国古代盛行的卷草花纹的产生、流传；指出中国的卷草花纹来源于印度，而印度来源于亚历山大东征。她又指着沙发上的那几块挑花土布说，这是她用高价向一位苗族姑娘买来的。那原来是要做在嫁衣上的一对袖头和裤脚。她忽然眼睛一亮，指着靠在沙发上的梁公说：“你看思成，他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裤脚上。”我不禁噗哧一笑。 　　 　　这时梁公也和我们谈起他在川滇调查时的趣闻。他说在云南楚雄时，曾被作为上宾请去吃喜酒。看到新房门上贴着一副绝妙的对联。上联是：“握手互行平等礼”，下联是：“齐心同唱自由歌”。然后他又拖长了声音笑着说：“横批是：‘爱——的——精——诚’。”客人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他自己也笑着说： 　　“真叫人哭笑不得。” 　　 　　记得在梁家的茶会上，林徽因有一天和客人们谈起天府之国的文化。林徽因说梁思成在调查古建筑的旅途上，沿途收集四川的民间谚语，已记录了厚厚的一本。梁思成说，在旅途中很少听到抬滑竿的轿夫们用普通的语言对话，他们几乎都是出口成章。两人抬滑竿，后面的人看不见路，所以前后两人要很好地配合。比如，要是路上有一堆牛粪或马粪，前面的人就会说“天上鸢子飞”，后面的人立刻回答“地上牛屎堆”，于是小心地避开牛粪。西南山区的道路很多是用石板铺筑的，时间久了，石板活动了，不小心会踩滑摔跤，或把石缝中的泥浆溅到身上，这时前面的人就会高唱“活摇活”，后面的人立刻应声答道“踩中莫踩角(jǒu)”，诸如此类的对话不胜枚举。有时高兴了前后你一句我一句地唱起山歌，词汇丰富语言优美。梁思成说：“别看轿夫们生活贫苦，但却不乏幽默感，他们决不放过任何开心的机会。要是遇上一个姑娘他们就会开各种玩笑，姑娘若有点麻子，前面的就说‘左(右)边有枝花’，后面的立刻接上‘有点麻子才巴家’。” 林徽因接上来说：“要是碰上个厉害姑娘，马上就会回嘴说‘就是你的妈’。”大家都笑了。林徽因又说：“四川的谚语和民谣真是美呀！只要略加整理就能成为很好的诗歌与民谣，可以把它编一本《滑竿曲》。”可惜生命之神没有给林徽因时间去完成这个有意义的工作。我也始终没有见到这个笔记本。 　　 　　我和建筑系的老师们往往在梁家听了满肚子的趣闻和各种精辟的见解与议论之后，在回家的归途上，对梁、林两位先生的博学与乐观精神万分感慨。我从没有听到过他们为病痛或生活上的烦恼而诉苦。 　　 　　他们的老朋友费正清曾这样来形容林徽因：“她是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的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在围绕着她转。” 　　(林洙《大匠的困惑》) 　　 　　 　　有一个“小圈子” 　　 　　 　　我(梁思成)和费正清初次相识大约在1933年。一天我和徽因到洋人办的北京美术俱乐部去看画展，认识了画家费慰梅和她的丈夫费正清。 　　 　　当时，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研究生，正在准备以“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史”之类的课题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来中国收集资料。费慰梅是哈佛女校美术系毕业的画家。因为我曾在哈佛攻读研究生，我们算是前后校友，谈得很投机。那时他们住在东城羊宜宾胡同，离我们住的北总布胡同很近。因此过往很密。当时北大、清华等校的少数教授，有一个“小圈子”，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吃吃茶点，闲谈一阵，再吃顿晚饭。常来参加这聚会的有周培源夫妇、张奚若夫妇、陶孟和夫妇、钱端升夫妇、陈岱孙、金岳霖、叶公超、常书鸿等人。费正清夫妇也常参加我们的这个小PARTY。费正清常常把他在海外档案中查到的那些清朝官员的笑话念给我们听，张奚若是研究政治的，所以他与费正清两人往往坐下来一谈就是半个小时。 　　(林洙《大匠的困惑》) 　　 　　 　　家庭生活中的文化情趣 　　 　　 　　在先生那朴素而高雅的书房里，经常可以听到梁林对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从中国古建明间较次间面阔是好传统还是不好；西班牙阿尔汗伯拉离宫建筑的评价到新建苏联展览馆设计的得失等，无不涉及。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都有很充足精深的论据。我在旁静听，极受教益。也常有某一雕饰在敦煌某窟或云岗某窟、某一诗句出于何人之作等的争论而评比记忆力，等到查出正确结论，都一笑而罢。这些都使我感到多么像李清照和赵明诚家庭生活中的文化情趣。 　　 　　林先生体质很差，需少进多餐。她还保持下午四时进茶点的英国习惯。每到这时，大家放下工作，政治、经济、哲学、音乐以至地方风俗无所不谈。这时二师总是鼓励我也参加讨论，发表看法。这是每天受益最多的三十分钟。 　　(关肇邺《忆梁先生对我的教诲》)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山西的考察 作者：人马7812 　　 　　尽管在华北进行了广泛的搜索，梁思成关于发现一座一直保存到20世纪的唐代木结构寺庙的梦想却始终未能实现。他现在明白了，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那也一定是在某个远离尘世的地方，只有在那种地方，它才能够逃开那种毁坏建筑物的人为的和天然的恶劣影响的威胁。 北京西边的多山的山西省，思成已在它的北部进行过一些考察，是他可能进行搜寻的一个目标。当他听说费正清和我正准备在山西中部度过1934年的夏天并希望他和徽因到那里去看我们时，他就能够在不必担心会离开他的基本目标的情况下接受我们的邀请。 他们在8月到来，我们已在靠近汾州（现汾阳）一条淙淙流过的小溪峪道河畔一座古老的石头磨坊中安顿下来。我们的好朋友亚瑟·哈默博士，把他们多年来家居的一座磨坊借给我们在那个夏天使用。他是一个很受尊敬的教会学者和历史学家，刚刚被国会图书馆任命为东方部主任。那座磨坊是简陋的单层房屋，围着一个悦人的方形天井。过去在山溪旁有许多座这样的小磨坊，但汾州使用现代机器的磨面工业的发展使他们大部分都歇了业，其中也包括我们那座。当地卖的一种面条，说明有些磨坊仍然在运行，这种面条是很好吃的，可差不多总是掺有磨盘上下来的砂子。 那从附近的山上一泻而下的溪流经过的山谷长满了杨树。那斑驳的树荫、汨汨的流水和磨坊的厚石墙在华北炎热的夏天也能保证住在里边的人享受到凉爽。外国传教士们发现了这个地方并在峡谷上端给他们自己造了一个小小的避暑地。在那里他们从华北各地来举行一次夏日度假聚会，然后再回到他们分散而且常常是孤独的住所去。 我们从北京带来了中文课本和作业，字典和其他书籍，一盒盒的“方块字”，一叠叠的图画纸、颜料以及根据特别安排带来的一位向导，他过去是北京政府的一位小官吏，能够在我丈夫研究清代文献中充当助手。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城里人，在乡村里过得很不舒服。他嘲笑当地人，把他们的方言看成是“鸟叫”。他在白天里忠于他的职守，最大的希望只是能够熬到落日时得到一大杯汾州烈性酒。他是试用的（对我们来说），可又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傍晚喝酒以后就把审案子和其他旧时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我们对他的话很相信，这些话都是用中文讲的。梁氏夫妇的到来大大地活跃了他的生活，然而他们长途跋涉到这里来终究不是为了取悦于他。当我们四个人很快开始投入建筑方面的考察时，他高兴地回北京去了。 我们都特别喜欢当地的主要民居——那些在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黄土地是中国北部许多地方的特有景观，它是由不知多少世纪中从戈壁沙漠刮过来的尘埃形成的。那同样的粒子紧紧地粘合在一起，成为考古发掘中易于加工的介质，它的最大优点是，当被切割或铲去一块时，它会形成直上直下的断面，而不是滑下来成为斜坡。我们的峡谷壁就是陡峭的黄土悬崖上面挖成的圆筒拱顶的房间，甚至是几个这样的房间组成的房屋，还用砖砌了边。这些就组成了我们的村庄，农民们从这里面出来上到顶层去播种他们的庄稼。 这峡谷两边的悬崖都是由山上泻下来的激流切割出来的，顶上是平的，这使我想起新墨西哥州北部的方山。这里的地形很像通向洛斯·阿拉莫斯的入口，上面是耶美兹山，极目向峡谷下面望去，越过平原远处就是圣·克里斯托山脉。 峡谷的生活中有不少简单而又聪明的小噱头。小孩子们把拴着的家庭羊群从一块放牧地赶到另一块去。那奔腾的溪流对他们不是障碍。山羊和孩子在用两三根木头精巧地井排搭成并厚厚地盖上一层草泥的桥上跨越。至于大人，侍弄土地、割草、收获全是体力活。美国的家庭种植者应当向他们学一点中国的先进技术。当他们右手拿着小小的弯镰刀俯向一行行庄稼除草时，左手拿着一根一尺长的棍子支撑着全身重量，其结果是工作进展了，腰酸背痛减轻了。 徽因是《汇刊》关于这次野外考察的报告的起草者。就像每一个初到峡谷的人一样，她首先谈到的是在这个干旱地区令人惊奇的流水的存在。当然会有关于它的神话了，“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为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注1.）” 我们在北京和思成在一起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但在峪道河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我们四个人每天三顿饭都在一起吃，头一天我们就发现他爱吃有辣椒的菜。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在饭桌上可是才华横溢的。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是欢闹声喧。饭后他就专心致志地研究当地的建筑，找寻古建筑物，或者翻阅他带来的历史地理书籍来进行准备。他拟制了一个考察计划，准备从在我们北边大约90英里的省城太原沿汾水南下直到赵城，一共搜索8个县。 我们四个人很高兴地徒步或骑毛驴考察了附近的寺庙，远一些的地方我们就租传教土的汽车去。费正清和我很快就熟悉了丈量等较简单的工作，而思成则拍照和做记录，徽因从寺庙的石刻上抄录重要的碑文。 因在她文章的开头谈到一些附近的寺庙并指出了一个有趣的新发现。她说龙天庙有一条南北向的长轴，以门楼为其南端。这种格局各个寺庙都差不多。但我们在走过门楼里的圆拱后回头望去，就看见在拱顶之上有一个露天戏台向里朝向天井。徽因写道： “山西中部南部我们所见的庙宇多附属戏楼。在平面布置上设有向外伸出的舞台。楼下部实心基坛，上部三面墙壁，一面开敞，向着正殿，即为戏台。台正中有山柱一列，预备挂上帷幕可分前后台。楼左阙门，有石级十余可上下。在龙天庙里，这座戏楼正堵截山门入口处成一大照壁。（注2.）” 中国歌剧的表演团体走遍了乡村给村民们演出。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它使得那些歌剧到处流传并引人喜爱。寺庙中面向里边有围墙的天井的戏台为表演者和观众都提供了合适的空间。 思成认为我们在附近的考察是对我们有用的训练，但他又急于去追寻更大的目标。就在一年多一点点以前，汾水下游离我们大约70英里赵城附近的广胜寺发现了宋版藏经（一种现存的最早的出版物），使这个寺院在学术界大大出了名。如果出版物是宋代的，那么寺院本身也很可能是宋代的。这真是够激动人心的。 那距离看来就不足挂齿了。我们打算租一辆车，当天就赶到那里。我们在偏僻的峡谷里所不知道的是，工人们已经开始工作来缩短南去的路程。山西军阀阎锡山正在准备抗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军北上征服山西的军事入侵。为了打破这种威胁，阎锡山狡诈地从德国购买了整套的窄轨铁路系统，包括铁轨和火车，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从南边来的军队的唯一通道是汾水东岸的公路。阎锡山决定用他的本省军队在公路路基上铺铁轨，以此来对付蒋介石。这个计策谋划的是阻止标准轨距的车辆进入并同时阻断汽车通行。 那终于传过来的告警消息，未能稍稍减弱我们前往赵城的决心。我们确曾从传教士那里租来了一辆汽车，还有一个快乐的美国司机，我们把帆布床、被褥、罐头食品、建工用具和个人的行李都装了上去，但是滂沱的夏雨已把黄土路变成了烂泥塘。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才走了10英里，还没有到河边。于是我们只好卸了车，祝那位司机回程一路平安。附近有一座我们前几天在一次无忧无虑的建筑考察中照过相的寺庙，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部搬到那儿去，在天井的走廊里露天支起了帆布床，那寺院的围墙就替我们档开了外边好奇的观众。他们很快就发现对面大门上的矮墙是一个理想的观察我们的有利地形，但那时我们已经累得没法去管它了。 第二天我们租了两辆驴车，雇渡船过了河，算是向介休前进了15英里。傍晚时候我们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阎锡山的窄轨铁路。那真是一副可怕的景象。那生了锈的有轨电车大小的铁轨，就安在公路上边用泥随便铺成的铁路路堤上。由于公路路基本身就没有经过夯实或碾平，铁轨高高低低东倒西歪不成样子。一个工人也看不见。这个路段显然被认为是完成了的，我们要赶上正在进行的铁路建设，那就还得再往南去。这里的铁路紧挨着河边修筑，迫使我们那敞篷的土造驴车，四个轮子上也就是四块木板那么宽，只好从铁轨后边沟里一条狭窄的通道穿行。 我们在一所很好的旅店投宿，考察了这座城市。寺庙很令人失望，但街道和房屋却给我们从意大利中部城市移植过来的印象。狭窄的街道上排满了带有雉堞的高墙，而巨大的拱门则是十字路口。我们通过敞开的门道可以窥见一些两层的居住庭院，但是没有时间和机会去仔细研究它们。后来我们听说这些深宅大院曾是19世纪山西家庭钱庄的老窝，它们把汇票卖给那些想在中国的各地之间转移资金的官员们。这就避免了在重兵保卫下运送银锭的麻烦并使新的金融阶级得以兴起。 第二天我们终于在灵石遇上正在干活的铁路工人。现在我们的困难更大了，因为在我们的需要方面又遇上阎锡山部队的竞争。能够带我们再往南边去的有轮工具只有人力车了，它们窄到足可以通过当地的小道，而拉车的人又能应付临时发生的事故。一切都被征用去搞铁路建设了，但一个聪明的旅馆老板用出奇的低价给我们找来了3辆。我们把行李都装上就徒步上路了。我们需要一个过夜歇脚的地方，我们住过的那座寺院已住满工人、士兵，而当地的旅馆又糟透了。我们只好再向前走，等再走了8英里到了常家庄时，天已黑下来，我们也累极了。我们已无法再走。村里住房的高墙头对我们来说现在已不具吸引力，而是充满敌意。 在绝望中我们把一座门楼当成了公用的避难所，把我们的行李搬上去占地方。谁知这里早有兵士们住着，他们很恼火，大吵大嚷起来。最后来了一名少校，他答应在一所私人住宅中给我们一间屋，来换取我们腾空他的房子。我们接受了。那一晚我们就睡在以前在外边羡慕过的高围墙的宅第中一间精致的楼上房间里。它的窗户朝北开向一座内花园，它的门朝南通向一座阳台，俯视着天井里的雕梁画栋。这很可能是阎锡山从一家富有的山西银行家族征用来给他的官员住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急于继续往南赶。但是少校又来了。他显然为思成那绅士般的行为和显赫的家世所打动，坚持要陪我们游览一下城镇。离别时双方的一些礼仪又使我们进一步延迟，我们直到半晌才得以脱身。给铁路建设者们运送给养的卡车把路上的土坑变成了无底的泥浆洞，而为铁路的弯道进行的爆炸又用石头和垃圾堵塞了我们的通路。一辆人力车损坏了一只轮子。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下进展当然很慢了。拉车的人每两个小时就停下来休息和吃东西。到天黑的时候我们还在离霍州（霍县）7英里的地方。 人力车夫们知道，正如我们即将发现的，在黑暗中走这崎岖的道路，要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他们就不肯再往前走了。由于没有希望找到一个像样的地方投宿，我们就买通车夫们继续往前走，并且雇了一个小孩打着灯笼领路，我们自己则踩着泥泞走完全程。奇迹发生了：我们晚上11点走到城门的时候它居然还开着。在城里一个鸦片烟馆里我们找到一个能够把我们带到中国内地传教站的男人，到了那里我们大声敲门和报名。一个仁慈的中国基督教老女信徒给我们开了大门。她端来了许多碗面汤使我们一时精神大振，然后我们就躺在帆布床里累得动不了劲儿了。 接待我们的传教士是特里基夫妇，一对和蔼可亲的英国夫妇，带着六个小孩子过日子。友好的欢迎和环境的清洁整齐使我们十分欣慰。天继续下了一些雨，我们就在他们那里呆了两天，当然食宿是付钱的。我们在泥泞中跋涉了30英里之后，这当然是很好的休整了，那专注而又不屈不侥的思成，在雨中又考察了霍州城并发现了一些美丽和重要的寺庙，有些还是元代的，后来他指给我们看了。那些最有意思的当然都被士兵们占住着，要调查是不可能的。 特里基夫妇用他们的祝福欢送我们去赵城，并建议在那里到另一个传教士罗姆克小姐那里住一宿。雨已停了，原野在阳光中格外碧绿和美丽。我们的目标即将达到，情绪特别高涨。到那时我们都成了久经考验的步行者了——也包括思成，尽管他年轻时的一次意外事故已使他瘸了腿。 即使为了给这种差劲的铁路提供合适的路基，这段公路也必须大大加高。在附近的山头上负责挖土的工人士兵把黄土装进筐里。其他士兵则负责运土，用扁担一头一筐，穿过来倒在公路上。然后又循环往复。这两个相关的工序有几百人参加。这是一个难忘的景象，它使人想起就是这样的一行行的人没有机器的帮助，用肌肉的力量筑起万里长城和到处都有的城墙和村墙以及像大运河那样的其它工程伟绩。 那老是满怀希望的思成，又从当地报上读到赵城城里有一座唐代的庙宇。这天傍晚我们进了城门就直奔那儿。不对了。他的希望破灭了。那是一座晚得多的建筑，而且没多大意思。我们于是离开那里到中国内地传教站去找那孤独的女传教士——年老的罗姆克小姐。尽管我们是不速之客，她还是给了我们热烈的欢迎和饭前的热水澡。她被一些单纯的农家妇女包围着，她们是她从不公正待遇、死亡线上或饥饿中救出来的。从她们的脸上表达出来的对她的爱是很明显的，然而她即使是在讲述她们的故事时，也没有一点炫耀自己的意思。她那发亮的脸表达了对做出这一切奇迹的上帝的挚爱。 我们距我们最后的目的地——霍山山脉南端的上下广胜寺的所在地还有15英里。这就意味着要离开河道，把士兵们甩在后边。这真是那天早上的一个悦人的变化。天气继续晴好，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能看见远山顶上广胜寺的宝塔，它鼓舞着我们前进。直到我们差不多在山脚下撞上它的时候，我们才在落日的余晖中看见了下寺。它的光彩、漂亮的设计以及众多的斗拱说明它是建筑学上的瑰宝，就好像是对我们这一番辛苦的奖赏。 这时候我们真是累极了。僧侣们鼓舞了我们的情绪，他们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吃饭，并让我们在任何我们喜欢的地方支帆布床。梁氏夫妇选择了大殿里边，他们这样就能睡在大佛的庇荫下，一眼就能研究顶上的建筑物。我们则情愿睡在小钟楼护栏里的露天平台上，这样抬头就能望见灿烂的星空。 在早上灿烂的阳光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风水方法已给这座美丽的古庙选了一个多么合适的地点。在北面后山，山坡挡住了凛冽的寒风。在山下，就在大门外，地下的泉水喷出来，汇成一涨清澈的水池。 水的神灵是龙，每发现一处这样的清泉，附近必有龙王。人们会想到近处一定有他的神龛。是的，和下寺并排，俯视着水池的是龙王庙。这是一处名副其实的出色景观。它比通常的龙王庙大得多，有两层屋檐，建在一处高平台上，由下层的檐子下延续的游廊围绕着。里面，龙王（他多半像王，不怎么像龙）端坐在王位上，但我们的注意力却被周围墙上的壁画所吸引。它们不是表现通常的宗教内容，却画出一些世俗的主题。其中一幅画的是演戏的景象。它显示出着了装的演员，脸上以传统的办法着了色，也就是后来中国歌剧中常用的脸谱。它的注文中指明的日期相当于元代的1326年，也就是中国戏剧最后成形的时候。它的研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1933年在广胜寺发现罕有的公元1149年的佛经使得梁氏夫妇希望庙宇本身也许建造于当时或相近的年代，他们根据自己的检验还是得出结论，两座寺院都是建于14世纪，或元未明初。一种独特的建筑特色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首先是在下寺。徽因是这样描述它的：“前殿五间，殿顶悬山造……前殿除当心间南面外，只有柱头铺作，而没有补间铺作。斗拱……与梁头相交，……在平面上，……用极大的内额，由内平柱直跨至山柱上，……可以说是一根极大的昂。（注3.）”思成对于设计了这种支撑屋顶的梁架结构的14世纪“建筑师”十分欣赏，说他在别处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有机地使用木结构。 爬上通向上寺的陡坡，我们就到达了一处极好的风景点，从霍山山脉南端就能看见。往庙里去我们要经过两座大门洞。出了第二座门我们就来到了天井当中的高塔。这种古怪的放置法是唐代佛教建筑所特有的。后世的建筑一般在这种天井当中有两座塔，在寺庙的中轴线两边各有一座。当梁氏夫妇了解到广胜寺原建于唐代，后毁于1303年地震，1319年重建，因此可能模仿了某些原始建筑的设计时，他们并不会感到奇怪。他们对我们指出他们曾在下寺中欣赏过的同样的有创造性的桁梁结构。我们大家都十分欣赏那在各个大厅都占主导的美丽的佛教雕刻艺术。 那八角的宝塔有十三层高，全部由彩色琉璃瓦覆盖，在太阳光下烨烨发光。当我们察看那植根在底层的大佛时，那内部盘旋而上的阶梯的最初几级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决定上去，而决想不到这将成为多么惊心动魄的一次冒险。阶梯很暗，砖级窄而浅，坡又很陡。唯一的亮光是来自每一层在厚厚的外墙上开的一个朝向太阳。大约有三英尺高和两英尺宽的一个小口子。我们排成单行摸索着向上爬。当我们走完第一段阶梯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没有歇脚的平台。当你的头撞上一块板子时你才知道已经走完了一段阶梯。你只好在那里转过身来并跨过悬空的缺口到另一段阶梯的头上。在这种危险的活动中，你要稳定自己的身体，就得挪开墙上这儿那儿的一块砖头，找一个扶手。这一切听起来真够吓人的，可是这个建筑是如此精确，当我们往上爬去时我们很快就学会怎样跨过缺口，从哪里能找到扶手。隔这么一会儿我们还能够用手和膝头爬出去从那墙上的小口子观赏这高处的奇景。我们没有弄清到底是谁在何时设计了大佛的内部，据记载，唯一和宝塔有关的日期是，明代的1515年塔身覆盖了琉璃瓦。 当我们下到下寺去和僧人们告别并取走我们的行李时，我们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大殿的四壁新近进行了粉刷。我们充分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使人难堪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说，1927年僧人们把大殿两边墙上的壁画卖给了一个文物商人来维修寺院建筑。看见我们不高兴了，他们又辩解说当时寺院的房子已经记坏得这么厉害，要是不修房子，壁画反正也得损失掉。这是不是一种要建筑学家们安心，说保存建筑物就是出卖壁画的正确动机的狡猾计谋？我们以前就知道，美国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多伦多的一家展出了一些来自山西庙宇的壁画，大家都知道是从日本文物贩子山中手里买来的。这些僧人拿艺术珍宝换取金钱仅仅是为了保存建筑物吗？ 回到峪道河的路程又用去了几天的时间，但比起往南去的那一次，就不那么艰苦了。我们有了时间和机会来讨论这一点和其它大家共有的经验。我们要记住的建筑瑰宝是那些寺庙，除此以外还有在常家庄那一晚住过的有带雉堞的高墙的两层楼房，那是一件意外的礼物。我们都很珍惜在那豪华的住宅里面住上几个钟头并考察在山西当地可能是唯一的建筑的机会。 至于这次考察本身以及我们一路上同外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大家的反应就不同了。费正清和我很高兴和传教士们的交往，他们远离家乡，可是在那并不广泛受欢迎的人群中仍然显得孤芳自赏。对我们来说，这是了解传教士家中生活的短暂时光。思成却不这样看，他为在自己的国家里靠外国人获得清洁和整齐而感到丧气。他的民族自豪感多次受到不合他的准则的行为的伤害，诸如那可笑的铁路路基和阎锡山士兵们铺轨的情景，那怒气冲冲的人力车夫，宣称他们必须每三个小时中有一个小时停下来吃饭，那些把中国的艺术珍品——寺院壁画撕下来卖给外国的僧人，很可能是为了私人的利益。徽因就像她历来的那样，对于周围事物是极端敏感的。当她休息好了的时候，她对于美丽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报以极端的喜悦。但是当她累了或由于某种原因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可能是非常难对付的。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好受，可是她在这种时候就会大声咒骂起来，这对于从小就受到父母教育要“为了别人做一个好运动员”的我来说刺激可就大了。我开始怀疑。她面对现实而大声抗议；而我，作为一个“好运动员”却静静地、消极地等待它的过去，到底谁对？可能两个都对，可能两个都不对。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两种出自完全不同教养的人。哥{ 考察旅行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体力上的精疲力竭。特别是对于徽因本来就很坏的健康和思成的瘸腿。我和费正清很快就恢复了，但对他们两人的长期影响如何就很难说了。当我们在汾州分手的时候，他们还要在回家的路上考察太原附近另一所漂亮的寺院晋祠。 在一两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会回到北京并像从前那样又住到邻近粱家的住宅里去。这一个星期我们朝夕相处喜怒与共，孕育了长年的亲密友谊。 注1. 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281页。——译者注 注2. 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309页。——译者注 注3. 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327页。——译者注 （摘自《梁思成与林徽因》第十二章） 林徽因与徐志摩 在近现代文学史上，“林徽因”这三个字似乎因“徐志摩”这三个字而存在，而响亮。我是因为读徐志摩而认识林徽因，然后再因林徽因而认识梁思成的，相信很大部分读者也跟我一样。这样说来，梁思成的头上也就笼罩着某种悲剧色彩，让我产生些许同情。（事实上，作为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是1949年后中国建筑学的奠基人，当代最著名的建筑系——清华大学建筑系就是由梁思成创办的。但因为他不搞文学，他的名字少为人知，这跟李四光不如钱锺书有名是一样的道理。） 徐志摩也出身望族，按现在的说法是资本家家庭。他父亲徐申如是浙江硖山镇巨富，经营银行，是有名的银行家。按照父亲的意愿，徐志摩应该子传父业，因此，到西方留学时，他读的是经济系。但不久他就觉得经济学与他无缘，他经常与文学家交往，渐渐荒疏了经济学，不久即辍学到欧美各国游历。在伦敦，听说著名的书法家兼诗人林长民来了，即上门求教，不意竟因此邂逅林徽因，当即坠入爱河，且为后世文学史研究者们提供了更多一个研究课题。 与林徽因相见之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二十四岁的他与林徽因相比大了八岁，是大哥哥辈的人物了。当时，他的妻子张幼仪与孩子都来了伦敦。在徐志摩发动多次猛烈攻势之后，林徽因看似牢固的防线最后决了堤，她是这样对他说的：我不是个感情随意的女子，你必须在我与张幼仪之间作出抉择。浪漫的徐志摩即回家告诉张幼仪，准备离婚。张幼仪虽然感到太突然，但仍理智地对待这件事，随即带着孩子往德国留学去了。（徐申如听说儿子如此对待妻子，气愤之下宣布断绝父子关系，并停止供粮，且将银行业务及财产交由张幼仪主管。此后这位徐家大公子就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了。张幼仪的大哥叫张君劢，是民国初政坛风云人物，二哥张嘉敖则是当时政府中央银行总裁）林徽因就这样当了第三者，这一插足后果比较严重。事实上，徐志摩也做了第三者，因为林徽因当时也已经许配了梁思成。很有意思的是，作为父亲的林长民竟然也同意女儿与徐志摩之间的爱情，浑忘了自己已经把掌上明珠许配了梁家大公子。 然而，林、徐好景不长，因为不久后林长民游欧时间结束，她只得随父亲归国，等徐志摩赶回国时，林徽因已与梁思成订婚了。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学生，在老师面前，除了克制自己外，还能做什么呢？但在遇到陆小曼之前徐一直怀念着林，且总是梁、林家里的常客。 梁、林到美国留学后经常有矛盾，激烈的时候，林就给国内的徐志摩写信，因为这样，徐志摩对林一直心存幻想。梁、林学成归国后任教于东北大学，后因林身体欠佳，曾在北京西山养病一段时间，梁未在身边。这一时期，徐经常去西山看望林。因为这样一段经历，后世研究者总以为徐、林之间的关系已经越过雷池了，然而谁也拿不出证据来。因此，徐、林的感情到底到了哪一步，至今恐怕是个悬案。不久，徐在北京的舞会上认识了有夫之妇陆小曼，徐再次插足并与陆结婚。徐婚后并不幸福，甚至很不幸福，又常向朋友倾诉，对象主要是胡适、林徽因和凌叔华等，直到1931年遇难身忘。林在1931年和1934年分别写过两篇纪念徐的文章，真情流露。 应该说，徐志摩对林徽因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徐志摩，林徽因是不会搞文学的。还在伦敦刚相识之时，徐就经常写诗给林看，林的儿子梁从诫在《林徽因文集》中说到，林徽因曾对子女们亲口讲过，徐写过很多诗送给林，最有名的是《偶然》，但是，我们现在看《偶然》这首诗，怎么都不像是写给林的，因为徐对林的存在从来没有这么洒脱过。当然，如果没有徐的影响，林在建筑方面的成就也许要大得多，她兴趣大广，无论在哪方面都未能留下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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