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幕：纽约NEW YORK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纽约是一个很理想的工作地点，一座不夜城。自称为艺术家和笨蛋的人都在这里。这里有最好的也有最坏的东西，这里汇聚了各种思想，同时还有一种特殊的气氛不断促进着人们在快节奏中的工作热情。 　　 　　　　我选择建筑专业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艺术的热爱同时伴随着一种对数学和科学的巨大兴趣。而建筑正是这两种兴趣最有力的结合。这是许多女性难以涉足的领域中的一个，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女性在这一领域才刚开始崭露头角，但愿在21世纪能看到更多女性加入这个行业。应该说一个女性立足于社会的过程是十分不同于男性的。至于人们对性别差异的看法是否会得到改变，我自己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我确信目前还是存在区别的。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我对一个设计的形态构思是一种快速直觉的过程。这种直觉往往会成为我设计中最有力的部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这里的区别在于，有的人是先设计出雏形，然后一遍一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而我则是从开始就认准一个想法，并一直做下去。因为我相信最原初的灵感一定是最贴切的，修改它只会使它逐渐丢失原始的魅力。因此我始终忠于最初得到的灵感。 　　 　　　　在艺术与建筑之间 　　 　　　　我的作品总是介于艺术与建筑之间。我从不有意区分两者。然而，我所创造的每一个艺术或是建筑作品却又是不尽相同的。而且我发现每一件作品的创作过程都有着看似雷同的不同。 　　 　　　　对艺术来说，瞬间闪现的意念或灵思是整个作品的灵魂。我会尽量不使细节干涉主题或凌驾于主题之上。 　　 　　　　而对于建筑来说，你必须在实用功能和艺术追求之间小心地找到一个平衡点。虽然我的建筑中总是有一个主题——就像小说里的情节——贯穿着整个设计，但同时我也要密切注意每一个构成部分的美学表达。你必须解决从设计规划，机械装置的选择到所有硬件和组件的挑选等问题。还要使它们各得其所且相得益彰。正如每一篇小说虽然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但每一章节，每行句子甚至每个文字也都必须为主线服务。 　　 　　　　可有时你会很容易在建筑过程中忽视了这个潜在的主题；因为你把许多精力都投入到了细节的决策上。或者因为你太注重或太轻视主题的表达，就会使它过分突兀于一个建筑的实用功能；从而使居住者感到异常而单调。一座建筑的修建过程是耗费人工并强调细节的。对整个建筑过程应该有全面细致的设想，通过一个预先计划好的安排会把随意性和自发性减小到最低程度。可是想象一下为一幅画作设计一个蓝图，然后按预先设计好的方案完成它。这和依葫芦画瓢有什么区别呢？而建筑则需要紧密依照设计好的图纸和方案来搭建；任何改造和变更只能出现在设计的早期阶段——图纸和模型上。尽管在建筑过程中会留有更改余地，但我认为这已经不是修修改改的合适时机了。 　　 　　　　我发现在保持两种媒介的平衡的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假如我把建造一个建筑的过程应用到艺术创作中，将会扼杀了一件艺术品。 　　 　　　　所以我决不会去“设计”一件艺术品。 　　 　　　　在我的艺术作品中，许多细节是被做出来的。更有意思的是，它们的建造过程有时会类似于建筑。尽管如此，那些作品还是能够保持其灵感的表达。比如“Wave Field”来自一种对波浪的简单的影像概念，“Groundswell”只是把许多玻璃碎末撒到了地上，越战纪念碑的灵感则是由一种将地面切开的本能冲动导致的。 　　 　　　　一件艺术品的主题可以由我决定，它可以独立于外在的需求及功能而存在。一座建筑的需求和条件则是多重的。对我，艺术是特殊的自画像——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是谁，因此要比建筑来得个人化。事实上，一座建筑倒更像是它未来的使用者的自画像。 　　 　　　　然而有时在追求艺术与建筑的道路上，我觉得自己哪边都不属于。长久以来，艺术界总是把我看作建筑家而建筑界又把我当作艺术家。一位教授曾经告诉我，你应该在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而我担心的是这会导致我精神分裂，从而使我的作品也变得脱节而混乱。 　　 　　　　过去的十年里，正是在形成这样一个艺术与建筑的综合体的过程中，我创作了一些介于这两种媒质之间的作品。 　　 　　　　 　　 　　 　　 　　字幕：越战将士纪念日 1992年 　　 　　　　VETERAN’S DAY 1992 　　 　　　　（同期）主持人：作为一座纪念碑，有关它的无数文章和评论是近十年来任何其它纪念碑所不及的。它成为了纪念碑设计的国际化标准。十年来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它的设计者能够同我们一起参加纪念仪式。今天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她当时只有21岁，一位耶鲁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参加了国内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纪念碑设计竞赛。她创造了一个时空，一个生者与死者相聚的的时空。能够邀请到她是我们的荣幸。女士们先生们，越战将士纪念碑的设计者，林璎。 　　 　　　　林璎：谢谢。我真的没有做什么准备，对演讲之类的事情也不太在行。多数时候我都是让我的作品去说话，然而我的确很想回到这里来参加十周年纪念活动。能够帮助这么多的人对我来说有非同寻常的含义。也许我是它的作者，但我希望你们知道，它是为你们而存在的，是为每一个带着情感而来的人存在的。是你们赋予了它生命，我想感谢你们所有人为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谢谢你们。（林与满怀感激的参观者的接触，流泪，拥抱） 　　 　　　　老师：她总是想要创造，就像一片锋利的刀刃，义无反顾的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着。这也是为什么她总是能够创造出那么令人感动而好奇却又貌不惊人的完美作品的原因。她的每一件作品都充满了那种浑然天成的感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总是一个人决定，一个人完成，没有任何事能够阻挡的了她。想象一下在调查过程中抵制住所有反对声浪所需要的勇气，而她当时只有21岁，却能承受住这一切，这种非凡的品格...她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勇气的世界。 　　 　　　　今年43岁的林璎1959年10月5日出身在美国俄亥俄州雅典城，是家里两个孩子 　　 　　　　中的老二，上有一位哥哥。她来自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家庭。哥哥是一位才气纵横的诗人。 　　 　　　　其母是文学教授，外祖父是一位医生。父亲是声名卓著的制陶艺术家，也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艺术院院长。父母1940年移民到了美国。 　　 　　　　林璎的父亲认为，她遗传了姑姑林徽音的蓬勃野心和独立自主的个性，其建筑方面的才华，亦来自这位姑姑。他曾说：“林家的女人，每一位都个性倔犟、果敢独断，才华洋溢而心想事成。 　　 　　　　（书侧面用：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园，父母，全家的照片，小学照片） 　　 　　　　林璎：关于我在俄亥俄州的成长过程，其实是比较特殊的。虽然作为那里唯一的非白人居民，我们的生活并没受到什么影响, 但我的父母还是喜欢过一种远离尘嚣的生活。因此，我们几乎是在一种四口之家的单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都是大学教师，我母亲是一位英文教授，所以我从小就接触到相当学术化的环境。我父母亲都来自中国，40年代中后期移民至美国。我父亲读的是制陶专业，后来成了俄州大学艺术系的主任，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去他学校玩。我觉得我从父母那里学到很多，他们批判的眼光对我们的成长产生了许多影响。后来到年龄上学了，我非常喜欢学校的生活，也很爱学习。真是那种每天回家就做作业，然后看电视的小孩。 　　 　　　　林璎觉得自己虽然生长在一个几乎遗忘了中国传统的环境里，但她却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自己作品中混合着的东西方文化中含蓄内敛的遗迹。她视自己的作品为两种文化共同的声音，它们深深地依存于她的华裔本质。 　　 　　　　林璎：父母从不直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总是让我们自己选择。为了使自己没有强加的嫌疑而是通过呈现事实使我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说的东西我虽然有时侯不理解，但却传达着一种静默的教导的微妙空间，并且确认亚洲文化带给我的影响。这种影响力造就了一些具有实验主义色彩和教育意义的作品；它们是通往一种自我意识的途径，这种途径被母亲描述为道教中的“道”。而“道”正是一种反闻闻自性和自我觉醒的过程。这些就是我在成长过程中得到的反思。 　　 　　　　这种东方的审美意识同样也通过我的许多设计在形式被表达出来。然而，对我影响最大的，我想，莫过于家庭所带给我的一个安定和清怡的环境。似乎总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力量推动着你去做一些事……从来都没有这种概念，觉得人应该为了金钱才去努力奋斗。我们虽然从小就被鼓励要取得好的成绩，但并非出于任何利益的目的。相反，这种想法会被认为是很错误的。你之所以做某件事是因为它对你来说很重要，既使它无法使你变得富有。因此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一种注重创造力的思想的感染。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作为子女，你会在不经意间继承着父母的言传身教，假如你非常尊敬和爱戴你的父母，你会把他们当作一种榜样。 　　 　　　　我的童年是在一片林子的环抱中渡过的。那是我真正怀念的一种隐谧与美景。我们家的后院是一大片山林，或者说是由几片林子组成的一大片山林。那些地面在每个山脊之间起起伏伏，是孩子们的天堂，其中有一个山脊，我们叫它“巫师的后山”。 　　 　　　　从学生时代起，我对东方建筑的兴致就远胜于对欧洲建筑，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法国的对称式花园或那些经典的建筑语言的好奇。我曾经非常惊讶于自己与中国建筑之间的微妙联系。直到在一次与家人回中国福建的经历中看到了父亲度过童年的老房子，我发现简单的庭院，精雕细琢的木头，可随意撷取的湖畔小景环绕着整个院子。显然，在这座房子和祖父收藏的中国字画中间成长起来的父亲也深受着他们的影响。父亲的那些作品已经说明了一切。 　　 　　　　从小到大，我总是被父亲制作的各种艺术品和家具摆设包围着，从我吃饭用的瓷质盘碗到桌椅屏风。而且正如他从小受到熏陶的情况一样，我也深受着他的影响。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的哥哥现在是一位诗人，而我则介于建筑和艺术之间。 　　 　　　　我父母从事的都是艺术；父亲是陶艺家，母亲是诗人，两人都选择了艺术教育事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开始一个新项目时总喜欢从研究和学习入手的原因。 　　 　　　　无论是对美国的航空工程、飞行历史、民权运动还是慈善事业的研究，每一个作品都成了我探知一个新领域的途径。也许我不会成为专家，但每当我潜心于某个项目时，便会完全沉浸在那个地方的历史或它的文化氛围之中。 　　 　　　　虽然我越来越意识到两种文化在自己作品中的融会，却也时常能感到一种游离于任何一边的情愫。这种孤立与幽远同样在影响着我的创作。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些作品，特别是一些比较情绪化的作品是另一个人创造的。那个人总是在远远地注视着我。 　　 　　　　我一直都知道对于父母来说我们生活的地方并不是家，而他们真正的家——中国，却已经成为了过去。他们很少谈及过去，而且总是与现实生活保持着一定的疏离。 　　 　　　　几年前我问妈妈，为什么她从不提及她的过去，她说，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问过她。 　　 　　　　我不认为这是她的错，的确我也从未想起过问她。因为那些已经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使他们从此被隔离，不仅仅从物理距离上，也是从文化和情感上——他们曾经是那个政治动荡下的中国的一部分，而那个时代已不可逆转了。 　　 　　　　这使童年的我形成了一种意识，那就是时间是属于现在的，是俄亥俄州，是我眼前的这个四口之家——父亲，母亲还有哥哥。我从没见过我的祖父母、叔伯或是姑姨。我也从不问别人的家庭、父母、他们的过去和历史。 　　 　　　　我想，父亲最早一次跟我提及家族中的历史是在我21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华盛顿，他当时提到他的姐姐林徽因，我的姑姑，一个建筑家。 　　 　　　　我被她的那些故事所深深吸引。她和她的丈夫梁思成一起参与设计了天安门广场并整理了许多中国古代建筑的文献史料。当她来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就读建筑系时，学校因为她是女生而拒绝接收，于是她只能先在教职组中呆了一年。 　　 　　　　父亲尊敬他的这位姐姐。我想正是出于这种钦慕才使他一直希望有一个女儿。 　　 　　　　因为我的母亲，我的姑姑——当然还有一直起到很好的衔接作用的父亲，我从没觉得自己和哥哥之间有什么性别上的差异。 　　 　　　　回首我的童年，那是一段非常与世隔绝的时光。多数时间我都喜欢呆在家里专注于学习，干自己的事情，或者索性一动不动地坐在院子里训练我的小兔子、小松鼠、花栗鼠和浣熊。小动物们在房子里玩耍的时候，我则专心于制作各种流苏花边、蜡模铸银等等。 每天放学以后去父亲的陶艺工作室或他所在大学的艺术学院成了我生活中最熟悉的部分。这也使我在某种程度上与俄亥俄直至整个世界所发生着的一切形成了隔离。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对我来说似乎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事。 　　 　　　　也许是出于厌倦，也许我更愿意把这当作是一种自我回归的方式。如今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容易和伙伴们一起相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从来没想过。 　　 　　　　对自己的华裔血统我一直抱着天真的态度。 　　 　　　　在我赢得越战纪念碑的设计竞赛之前，我从来都认为人的种族不是个问题。记得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问：“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越战发生在亚洲而你正好是个亚裔？”我当时觉得这完全是个种族主义的问题而且和我的设计毫不相关。在后六个月中，那些越战退伍军人竭力控制着局面，直到华盛顿邮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一座献给亚洲战争的亚洲纪念碑”的文章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我们要有麻烦了。无论那位记者对纪念碑的“禅”或“道”的背景说得多么言之有理，它也始终不是一件亚洲化的作品。据我看来，那位记者更感兴趣的是佛教而不是我的设计。终于，我还是忍不住想从一起工作的那些退伍军人那里知道他们真实的想法，然而他们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那个时候，我终于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人们不能接受一个“亚洲人”设计了这座纪念碑的事实。 　　 　　　　我觉得自己第一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 　　 　　　　有时一个陌生人，比如一个出租车司机会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而我常常会本能地在心里想：“看，又来了。”或者说：“从俄亥俄州来。”然后那个人会说：“不不不，我是问你究竟从哪里来？”……我的确不喜欢总被看作是“外来的”——不是属于这里的，不是美国的，那又能是哪里的呢？于是很自然的，我会为了这个问题和对方争执起来，坚持自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就这点来说，这些争执只会使我越来越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血统。现在，出于避免冲突的经验，我会说：“我从俄亥俄州来，不过我母亲来自上海，我父亲来自北京”。 　　 　　　　这样，提问者就感到比较满足了。 　　 　　　　可是这个无心的问题却透露了一种真实的态度。它使我真切地认识到对一些人来说，我的确不应该“来自这里”，不应该是“美国人”。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被视为他族的经历不断的影响着我世界观的形成，成为一种远远的观察，一个旁观者。 　　 　　　　直到父亲去世以后我才开始意识到他对我事业的影响之巨大。他对美的敏感充满了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从我们使用的家具到喝水吃饭用的陶罐；从我们修建房子的地点——离群索居的树林深处，虽然身在城市，却又与之隔离，总是离不开自然的环抱——直至他使用的那些和土地一样颜色的粗陶彩釉。 　　 　　　　然而最普通的事实往往最容易被忽视。当我凝视着逝去的父亲时，我发现一件事，是他那双手。他有一双精巧而美丽的手，而他给了我一双同样的手。这双手带给他用黏土工作的技巧，他可以用它们拉出一个个像他的手臂一样修长的陶罐。或许我永远也无法知道为什么他作为一个制陶人会带给我事业如此深刻的影响，因为我从未成功地做出过一个象样的陶罐；不管我如何努力，都无法控制好那个粘土做的球。 　　 　　　　每天放学，弟弟和我都会去父亲的工作室。不知有多少个小时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父亲揉捏着那些黏土，捶砸它，拉拽它，然后用钢丝切割它们；黏土在他手里好像液体和塑料一样顺从。他总是随意地拉出一个形状，然后轻轻一碰就恰到好处地结束或开始了一个造形。 　　 　　　　没有想到我在耶鲁大学的教授会觉得用橡皮泥做一个建筑并把它漆成闪亮的黑色是一种古怪的行为。又或者越战纪念碑的最初形态正是来自饭桌上的土豆泥……谁知道呢。我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橡皮泥开始的，而橡皮泥正是一种用油来保持柔软的黏土。它就像土壤一样；一股塑造土地的激情似乎永远挥之不去，它就在我的心里，是我全部作品的生命。 　　 　　　　【脸谱】 　　 　　　　林璎，祖籍福建省闽侯县，1959年10月5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雅典城。她的家族堪称书香门第，林璎的曾祖父林孝恂，是光绪己丑科（1889年）进士，历任浙江海宁、石门、仁和各州县。他资助青年赴日留学的学生，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林璎的祖父林长民曾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善诗文、工书法，回国后与同学刘崇佑创办福州私立法政学堂，并任校长。林璎的父亲林桓精于陶瓷，曾任美国俄亥俄美术学院任院长。母亲是一位诗人，曾任俄亥俄大学亚洲和英语文学教授。中国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林璎的姑父和姑母。脍炙人口的《与妻书》作者林觉民，亦是该家族中人。 　　 　　　　林璎小时候就展现出数学和艺术方面的天赋。她中学时期就是班上的尖子生。毕业后，即被耶鲁大学录取，成为该校建筑学院学生，1981年获学士学位，1986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林璎被耶鲁大学授予美术荣誉博士学位。 　　 　　　　在耶鲁大学上学时，教授们告诉林璎，你要么到建筑学院学建筑，要么到艺术学院学雕塑，但不能两者都学。林璎后来承认，她是建筑学院正式学生，但经常偷跑到艺术学院听雕塑课。由于同时受两个领域的训练，这无疑为林璎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她说：“雕塑是诗，而建筑是散文。” 　　 　　　　在耶鲁大学建筑学院读书的时候，林璎就喜欢到附近的“林阴墓园”去走走，观看那里形形色色的墓碑和雕刻。她说：“那儿有一个渡船船长的墓，墓碑上刻着一条渡船，线条简单又优美，我就喜欢简单而不复杂的东西。”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林璎曾到欧洲考察，走访了许多墓园，她觉得墓园设计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所以在四年级的时候将坟墓建筑列为自己的选修课。 　　 　　　　今天，由林璎设计的作品遍布美国各地，有在耶鲁大学的“妇女桌”、在田纳西州克林顿区的儿童保护基金会礼堂、纽约的非洲艺术博物馆、纽约大学的亚太美国人中心和为洛克菲勒基金设计的艺术品等。其中最出名的要数她的成名作“越南战争纪念碑”的设计。那时她才21岁，上大学三年级。一天，林璎在系里的告示牌上看到了征集越南战争纪念碑的通告，立刻跃跃欲试，不久就和同学一起开车到华盛顿做实地考察。她研究了各个领域艺术和文化，了解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纪念物是如何纪念死者。她还阅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关于战士的杂志。两个星期以后，她做出了模型。林璎的老师将她的设计评为B，却仍然鼓励林璎将设计寄走。 　　 　　　　她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国人”与“五十位美国未来的领袖”。1999年，美国《亚裔杂志》（Ａ．Ｍagazine）评选出过去十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百名亚裔人士，入选的华裔人士包括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崔琦与朱棣文，华盛顿州长骆家辉。爱滋病防治研究专家何大一等。林璎也名列其中。 　　 　　　　2002年5月30日，在获知自己当选耶鲁大学校董后，林璎说：“我的父母亲移民来到这个国家时一无所有，但作为教育家，他们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我知道，如果我的父亲在世，他一定会同我的母亲一样为我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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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9/30 23:3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