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武汉地下工作的片断回忆 　　 　　1948年12月间，我的弟弟吴忠良（任汉口《新湖北日报》编辑）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傅平民同志一道去天、京、潜解放区，会见江汉二地委城工部长邱肱良同志和天、京、潜县委城工部长林涯萍同志。当时他怀着好奇和向往心情，在那里作了半个月的考察访问，受到了邱、林两位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和殷切帮助：他们引导他参观解放区的一些新事物，阅读解放区的一些新书刊，对他讲述革命形势和革命理论，极力从各方面启发和提高他的认识和觉悟，使他十分感动，从而有了参加革命的要求。经过一番考察研究后，两位部长批准了他的要求，让他按规定交了自传，填了表，成了城工部的工作人员，并决定派他立即返回武汉，进行地下活动。在他准备离开解放区的前一天晚上，邱、林两同志又同他进行了长谈再次向他交待政策和任务。由于他在写自传材料时，曾把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关系等等，也同时作了详尽介绍，邱、林两同志最后对他指示说：“你到武汉后，最先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家庭兄弟关系，动员你的哥哥下决心留下来，利用他的身份和他在武汉的一些上层关系，为迎接武汉解放作出贡献，也为他自己创造光明的前途”。 　　 　　忠良回来以后，就把他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详尽地对我说了，特别强调了领导同志对我的善意劝告，反复劝说我不要怀疑他们的诚意，更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当时我正排徊于去留难决的十字路口。这首先是由于我长期受着国民党反动派造谣宣传的蒙蔽，对共产党误解疑惧很深，更茫然于共产党的统战政策，误认为命运已注定，别无其它选择。因此，在武汉临近解放的时候，我本能地产生的第一种想法，就是跟着国民党反动派逃往台湾；但另一方面，也由于我长期置身于反动阵营，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集团的祸国殃民和腐败无能，有一些切身了解和痛苦感受，现在要跟着他们逃亡，又觉于心不甘，再加上我有一大群尚未成年的儿女，要靠我抚养，要走就得全部带走。我觉得自己这辈子走错了路，已后悔莫及，现又眼睁睁把儿女往末路上带，实在于心不安，而把他们丢下来，只顾自己逃命，则又儿女情长，实在难以割舍。这些复杂的思想矛盾，不断在我脑海中，循怀起伏，时而想马上就走，时而又想冒险留下，一直拿不定主意。当时我的很多老朋友已都先后走了，他们临走时，同声劝我同走，说共产党来了，决不会让我们活下去，甚至还有人特地给我送来安家费和路费，从台湾派人来接我走，说是为了我一家大小的安全。我对明友们的这些“好意”，都十分感谢，但也还是解决不了我的思想问题。但是，听了吴忠良谈了他在解放区的见闻，觉得共产党并不那样可怕，特别是从他的口中，听到了邱、林两部长对我关心召唤的声音，正像是有人从落水中有力地拉了我一把，更使我分外感动，开始有了反省过去，正视现实的勇气，自觉到只有迅速弃暗投明，立功自赎，才是唯一生路，否则就有仓皇逃命和同归于尽的悲惨下场。形势逼人，已不容徘徊观望，必须当机立断，当时我就是被这种形势逼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在下定留下不走的决心后，曾经给一位身居高位的先期黄埔同学（也就是特意派人送钱来接我去台湾的那位同学）写了信讲了我的认识和心情。考虑到当时我自己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职位（我原任湖北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时因为准备走，已辞了职；后在做通杨锦昱工作后，他为了便利和掩护我的工作，用向晏勋甫市长推荐，任我为市府设计委员），想在反逃亡、反搬迁、反破坏等方面做些工作来迎接武汉的解放。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只有利用旧日的私人关系在当权者中寻找突破点，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来进行。恰好当时在汉口市政府担任秘书长，实际掌握着市府行政大权的杨锦昱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同我有十多年的深厚友情，因此就很自然地把他作为我的首要工作对象。有次在他家闲谈，我故意说起一段往事，触到了他的心头隐痛，他顿时牢骚大发，破口大骂，使我们谈得很投杌。我趁此声言我是不愿跟着逃命了。他居然对我表示了同情，并关心地问我，今后的安全问题，有无把握？我觉得他对我的态度，始终都是非常关心和非常友好的，就最后老实告诉他，我已同共产党城工部门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糸，得到了他们的切实保证，并说如果你能同我一样，下决心弃暗投明，也能同样地得到保证。说到这里，他低下头来，默不做声，看样子并不怎样反对我的这种决心和行动。接着我就理直气壮地谈起我们现在都应该弃暗投明的大道理。他对我的话无可反驳，只得连连点头，表示可以考虑和我走同样的路，问题只在于我所取得的地下联系是否切实可靠？这是我当时对他进行政策攻心所取得的初步突破。 　　 　　为了切实对他负责，也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我决定亲目冒险到解放区去一趟，面向邱、林两部长报告前一段工作所取得的突破，请示后一段应如何具体进行，更主要的是要探问一下，我对杨锦昱所作的政策保证是否有效？我请傅平民同志为我作向导，要他把我引到那里去，他答应了。于是我们就在一天早上动了身，但不料走到新沟过河时，已有白崇禧的河防部队封锁了渡口。一队荷枪实弹，气势汹汹的哨兵，把我们拦阻在河这边，不让过去。我这次企图冒险去到解放区，没有成功，但工作总还得要做，心上悬着的问题总还要解决。我赶着写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要吴忠良、傅平民两人迅速设法送交邱、林两部长。没过几天，他们就给我带回两位部长的指示。他们在指示中，对我已经取得的突破表示满意，鼓励我紧紧抓住这个突破口，把我们的“三反”工作（即反逃亡、反搬迁、反破坏的工作）迅速有效地开展下去，尽可能扩大战果。我对此感到很兴奋，当即找到杨锦昱，向他作了传达，他也同样很兴奋，答应尽力而为，争取能在“三反”方面，做出较大成绩，把武汉公私产业和机关人员档案等等都保存得较为完整，为迎接解放作贡献。我问他是否能把晏勋甫市长争取过来，以利于把整个市府系统，掌握得更加切实。他说他同晏的私交，并不太深，不便于随便谈这些，不如暂时还全听他的，只是用些合理合法的手段，暗中把他拖住，到了必要时再向他摊牌，那就万无一失了。我不知道他的这些话，是出自真诚，还是有意存观望，但我深知他是个胆子很小和个人利害打算很精的人（而我正是真对他的这种性格在对他进行攻心），就在这方面听他自便，不再多说，只要他能把工作进展的情况，随时告诉我，以便我转报邱、林两部长。他曾以所谓守土有责和安定人心为名，着实“将”了晏市长“一军”，要他当着市府员工明确表态，以身作则。接着，就利用他的秘书长地位，经过一系列的上下布置，层层动员，已把晏市长名正言顺地拖住了，下面的人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安定，看来“三反”工作，还是有些把握。但有一天，他又神色不安地对我说，白崇禧对晏市长当面下了命令，要市府紧急疏散，特别嘱咐，要尽可能把武汉的一些重要机器设备，折迁到桂林，决不容留下来好了共产党。显而易见，他是在为他最后做“广西王”，准备力量。晏市长对向崇禧，一向都是奉命唯谨的，现在奉了面喻，自然更是手忙脚乱，日夜催办。他作为秘书长，正是首当其冲，不办不行。他问我怎么对付？我说：你不办固然不行，但缓办总还可以。你是秘书长，一切疏散计划和行动，都要由你来布置，你就来个阳奉阴违，他急你不急，把时间拖下来，再座观以后变化。他想不出别的好主意，就只好接受我的这个意见。如编制疏散预算，他在审定时，可以审得额外认真仔细，当然也可以故意刁难。迫使财政部门，不得不再三改编，迟迟定不下来。不久，白崇禧自己也要往南逃命了，他下令把向南开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粤汉铁路的车皮，全部置于“剿总”的直接控制之下，为他赶运南撤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一些待运的民间物资，都被挤了下来。汉口市政府的疏散计划，也就自然搁浅。这使白崇禧掠夺武汉物资的梦想，归于破灭，也使我们所进行的这场“三反”合法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然而，事情也并不都这样一帆风顺，恰如人意的。白崇禧被迫放弃武汉，不战而逃，使武汉人民能免于受到一场毁灭性的巷战浩劫，当然是一件值得我们庆幸的大好事，但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新困难和问题，那就是在他的主力部队撤退后，从前线败溃下来的一些散兵游勇，成了无缰的野马，到处乱窜，抢劫民间财物，形同土匪，使人民叫苦连天。五月初的一天，杨锦昱特地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商谈这个问题。他对此感到束手无策，十分焦急，问我是否可以同邱、林两位部长通过气，请他们采取紧急措施，火速派遣一支有力的先遣队伍，化装进入市区，帮他应付这段真空时间；并说他可以设法掩护这支先遣队进入市区，保证他们的安全。我对他的要求，无法做出使他满意的答复，但又不能表现出我对此毫无作为，便说：现在向他们求援，恐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还是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向题为好。我提议把警察局长李经世找来，共同商量。李经世是杨锦昱的崇阳同乡，也是黄埔四期的同学，一向关系很好。李同我也是十多年的老朋友，这时，他也通过另一条地下工作线的策动，同我们站到了一起。所以，商量起来，也就更加方便。当时，我因李是握有警察实力的警察局长，又因他性格豪爽，遇事要比杨果断得多，故主张找他商量。杨锦昱同意后，同他通了电话，不多久，他就来了。我向他首先传答了刚才杨的谈话，并问他对手里的警察是否都掌握得住。他说他对全市警察是都掌握得住的。但又说他们都是徒手，要他们镇压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保障社会秩序不受破坏，就没有力量，还说他也正为这个问题发愁。现任警察总队长胡武，是个非常骄横跋扈的军人，不大听他指挥。最近，听说白崇禧前不久曾召见过胡武，当面答应把警察总队编成师，并提拔他当师长。他是决定要带着警察总队，跟白崇禧一道开跑了。李经世一口气地诉苦不停，杨锦昱也就只是睁开一双大眼睛，望着他发呆。最后，急切地说：“万一实在拉不过来，就请晏市长下道命令，硬把维持治安秩序的责任，交给警察总队，行不行？”李经世连连摇头，表示无能为力。接着他又转过头来，望着我说：“忠亚兄和胡武是同期同学，听说你们的关系也还很不错，现在是己临到最后的紧急关头了，死马也要当做活马医，一切能够用上的力量，都要尽量用上，不知你是否可以去找他，作一次最后的劝说和试探？”原来胡武在1927年大革命时代，曾和我在武汉军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六期同学，关系确是不错，就在最近这段时间里，我们也还时常玩到了一起。又因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我也怕他口头不稳，误了大事，所以每次见面，都只是同他谈些闲话。直到那天，我才从李经世口中，听到他还是一个顽固份子，也才知道他还竟是我们要做好“三反”工作，必须要争取的关键人物，不由得在思想上跟着紧张起来。当时，我暗自责怪自己，没有事先做好胡武的工作，如今事到临头，被李经世当面将了一军，不免深感被动和悔恨。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这任务对我来说，更是责无旁贷。虽然，对完成任务，我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但也只得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今晚就去找胡武试探。他们对我的这种态度，都感到非常满意，并同声预祝我马到成功。 　　 　　那天晚上，我在走访胡武的途中，一路盘算，拿定了开门见山，速战速决的主意，成与不成，都要在这次谈话中做出决定。见到了胡武，我只匆匆说了几句话，就紧张严肃地问他，对关系生死存亡的去留问题，现在怎样打算。他把白崇禧找他谈话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对我讲了，最后，表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是个军人，自然是只有按照白崇禧的命令行动了。意思是说他只有跟着白崇禧开跑，并趁机捞个师长当当了，言下也似乎还颇有几分得意的神情，看来他是己经上了白崇禧的钩了。我不等他得意完，就又劈头一句问他：“你真以为白崇禧是在好意提拔你吗？”他见我这样发问似乎感到有些意外和突然，一时竟不好怎样回答，我见他沉吟下来，就又接着说：“依我看来，你和白崇禧并没有什历史关系，他现在忽然要提拔你当师长，绝不会是什么好意，而是他临死要找个垫背的，想拉你当炮灰。就是你心甘情愿，拿性命去换个师长当，又能当得上几天？”他的满怀得意，被我的这盆冷水一泼，顿时消失干净，禁不住垂下头来，不胜感慨地说：“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到。我也明知道以后，凶多吉少。但，如不服从调遣，得罪了白，他马上就会拿我开刀。现在，我是只有横下一条心，跟着他拖下去，别无其他道路可走。这是命运为我做出的宣判，我就是想摆脱也不行！”说到最后，声音都显得有些发抖了。我赶着安慰他不要这样悲观，并进一步指出，他还是有光明大道可走的，问题只在于他是否能有当机立断，从此改道的勇气。他当然懂得了我的来意，急切地向我问道：“你我是情同兄弟的老同学，你有什么好路可走，就请快对我明说，免得我为此苦闷！”我觉得他有些诚意，就向他暴露了我当时的，地下工作人员身份，和我当时所正在进行的“三反”工作。希望他现在悬崖勒马，赶快回过头来，同我们一起，走弃暗投明之路。他显得很受感动，当即连声对我的这种关心表示感谢，并再次申明，他原先决定要追随白崇禧到底，并不是甘心情愿，而是出于迫不得已；又说最近他的顶头上司李经世也曾对他现身说法，总怕受骗上当，所以，也就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辜负了他们的好意。现在对我这个老同学，是自觉完全信任得过的，今晚就一言为定，全听我的。望我代向李经世把过去的事情解释一下，以便今后共事；又说：“白崇禧今天亲自下令把警察总队拨归剿总参谋处直接指挥，并已由参谋处派了联络参谋，位到我这里，监视我的撤退行动。所以，他们在撤走之前，我还只能接受剿总的命令，不能听从市警察局的指挥。”希望我把他的处境转告李经世，请他不要有所误会。最后，表示他对今后的唯一愿望和要求，就是要使警察总队的两千多官兵，都能有条出路。我对这些都一一答应，要他完全放心，只要他和他的警察总队，能够在这方面立了功，以后就自然一定会能受到立功受奖的待遇。这时候，我们两人的心情，已都完全平静。一直谈到深夜两点，我才满意告辞，由他亲自驾着车，把我送了回去。第二天大早，李经世就赶来问我的消息，我把昨晚同胡武谈话的情况和结果，详尽地对他说了，他十分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我也就有了完成任务的把握了！” 　　 　　到了5月15日清早，胡武气呼呼地赶来对我说：“昨天剿总派来两只小火轮，由那个联络参谋拿着命令，亲自督促我率队上船，开往沙市，我只好遵令上船，升火待发，等到那个联络参谋放心地走了，我才又撤下船来，上船下船忙了一整天。现在，我已有了完全的行动自由了。以后怎样行动？得要由你替我出主意！”我当即赶忙同他一道去找李经世，这时，李经世已在岳飞街他的办公室，等着我们。一见面，他就拉着胡武说：“你昨天上船、下船的情况，我已得到报告了，你干得很好、很机智，把他们全都骗过了，那个联络参谋临走时，还在洋洋得意地对我威胁说：‘你的武装警察已全部撤走，你再不走，就要当俘虏了’我对你早就有了把握，心里一点也不慌，而是连夜作好了我们自己的部署。现在你来了，我们就一起来商量一下我的这个部署计划。”说着就拿出一份汉口的地图，摊在桌上，他们两人就一同坐下来，把岳飞街的办公室作他们的临时指挥所，一起研究和下达他的防务命令，把警察总队的武装力量，大部份都分布到一些重要单位，如水电厂、电信局等等，加强对它们的保护。因为那时我们已经得到消息，知道剿总在最后撤退时，已经留下了一些爆破队，准备对上述这些单位和江面船只等交通工具进行爆炸破坏，所以我们不得不用武装力量来加强保护。对于江面船只，胡武得意地说：“他们给我派的那两条小火轮，不控制在我手里，现在正好让我用得上。”他当即派了一小队武装警察，押着这两条船，往返巡弋，劝说并监督停泊在沿江码头的一些船只，都暂时开往金口一带，躲避爆破队的炸沉暴行。把这些布置防务的命令下达完毕后，李经世还同胡武一起坐上车子，对各交通要道及重点保护单位的防务一一作了检查。回来时，笑着对我说：“现在你是可以回去安心睡觉了！” 　　 　　第二天上午，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就在万众欢呼声中，安然地整队走进了市区，宣告了武汉三镇的和平解放。全体市民也就都在不知不觉中，安全度过了这一天一夜的真空阶段，经历了这番、天翻地覆的变化，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我们也都大大舒了一口气，好像是从肩头放下了一付重担。以后，就是军管会开始接收。市府整个系统的物资档案等等，都完好无缺地回归到人民手中。胡武也把警察总队的人员、枪支全部造册上交。由军管会接管人员，给他发了收据并当场表扬他起义有功。李经世亲到点交现场监交，也同样受到了表扬。 　　 　　回忆这段工作，我切身体会到了党的统战政策的大威力。后来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我和李经世、胡武等都先后受到了一些错误的处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和统战政策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全面恢复。根据党中央拨乱反正的精神和布置，有关我们的冤、假、错案，都一一得到了彻底平反。我在“四人帮”横行的空前“浩劫”中，有幸地活了出来，现时正享受着离休干部的优厚待遇。李、胡二人虽都已不在人世，但也给他们恢复了起义人员的名誉，他们的家属也都随之得到了适当的照顾。死者已矣，但生者却能由此得到极大的安慰，对下一代人的工作，更必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正义必胜，邪恶势力必败！这就是我经历了国民党的统治和“四人帮”的迫害，所得出的最后结论。（1992年修改完成，录于1992年9月《云梦文史资料》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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